内容提要 作为人类的一种特定发展方式和生活样式，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从生态系统的角度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相互影响、相互受影响”的世界观，并以此对人类对自然单向度索取的“不可持续”的模式提出了挑战，要求政策选择和制定的方法要把生态系统中的自然生态存在与人类行为的相互影响通过定性或者定量的方式进行评价，建构一种新的更为综合和协调的政策分析理论框架。
　　
　　一
　　我国政府在2005年提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想，这是一种对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关系的概括性描述。环境问题不仅仅是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因此，这种概括性描述内涵的首要一点就是，人类同生态环境的关系是什么样，人类中心主义的，还是把生态整体利益看作是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最高价值王诺：《“生态整体主义”辨》，《读书》2004年第2期。。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不同定位体决定了人们要如何生活的道德伦理观念，并且，这种关于如何生活的哲学和伦理学深刻地影响了制度的变迁、政策制定和政策选择，最终形成了人类特定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样式。
　　《光明日报》2004年4月30日刊登的《论生态文明》一文指出：“文明作为人类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样式，往往因其核心产业的不同而区分为不同的类型或阶段。……生态文明包含三个重要特征：较高的环保意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目前，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论生态文明》，《光明日报》2004年4月30日。这也就是说几十年来被盖以“生态主义”、“可持续发展”、“绿色思潮”等等头衔所进行的立法改革和政策变化，不仅仅是一种暂时的制度改变而是一种意味着文明进步和无法复归的制度变迁。
　　那么，要对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公共决策和政策分析理论进行研究，就应该从一种生态文明的视野以及相应的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入手。虽然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以及生物多样性、环境友好这样的原则已经成为当前西方发达或者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共识，并为制度和政策变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但从制度变迁更深层次的动因来看，只有从价值和文明这一层次才可能对局部的、发展不均匀、不完善的制度和政策做出整体性的解释，否则我们无法从现实制度之间的支离和抵牾之间找到完整的体系和解释框架。
　　生态文明是一种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样式。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类看作是万物的主人，而自然则是人类索取和服务的对象，因为其对人类的“有用”才具有存在的价值。而在生态文明的视野之下，人们不再把生态环境看作是一种受到统治和无限索取的对象，而是要作为保护和维持的对象。这时候，就需要一种合理性的道德理论解释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生态伦理学，也就是被奈斯（ArneNaess）称作为深生态学（deepecology）的“全景式”世界观。就对政策分析的意义而言，生态伦理学从生态系统的角度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相互影响、相互受影响”的观点，并以此对人类对自然单向度索取的“不可持续”模式提出了挑战，要求政策选择和制定的方法要把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存在与人类行为的相互影响通过定性或者定量的方式考虑进去，建构一种新的更为综合和协调的政策分析理论框架。
　　
　　二
　　
　　在生态文明的视野下，人们使用生态系统的观点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也就意味着人与自然都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无所谓谁更高级或者谁服务于谁。在这种世界观的驱动之下，公共决策也应该吸收生态系统的根本原则和主张，将人类利益和生态整体利益共同考虑。无论是从政治学理论的责任与义务出发，还是从公共经济学的需求与供给出发，政策分析都体现出了一种公共利益或者公共性，这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一种政策分析模式。那么当生态系统试图影响政策分析理论的时候，应该如何将这种生态利益纳入到政策分析当中，更为根本的是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框架来进行起码的比较分析，作为进一步政策改善的起点和框架工具呢？
　　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的公共政策分析学者达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