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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仁恩是杭州萧山区新街镇新盛村一个经营小五金作坊的小老板，一直在锤鸣砧响的“锵锵”声中挣着微薄的铜板，到2001年，还差2年就满50岁的他几乎尽知了自己的“天命”——当然并不精彩。
但从这年开始，方仁恩开始演绎属于他的财富传奇，低矮简陋的作坊转眼间变成了气宇轩昂的现代化工厂，身家也从不是百万飙升到2000多万元。
勤奋、精明、长于捕捉商机，与大多数浙江商人一样，方仁恩有着良好的创富“基本面”。但是2005年6月8日，他见到记者时，执意要把这个财富传奇的起点归因于新街镇担保有限公司。
和大多数中国的个体商户、中小企业主二样，方仁恩一度饱受资金短缺之苦。在几次贷款碰壁之后，他认定外表富丽堂皇的银行只是一个嫌贫爱富的冷血动物。
新街镇担保公司的出现，让方仁恩觉得银行开始亲切起来。
不一样的担保
2001年，新街镇担保公司和萧山区的其他镇的类似担保公司几乎同时成立。与一般的担保公司不同，各镇担保公司实行“会员制、封闭型”运作——企业要想获得担保，就必须“入会”，出资5万到20万元不等，成为担保公司的股东。根据出资额，企业在向萧山农村合作银行申请贷款时，担保公司将提供最高5倍于出资额的担保。
除了5万元的最低出资额限定之外，企业是不是有发展后劲，在镇上“名声”如何，企业主是不是“不嫖不赌”，这些条件也左右着企业能不能人股担保公司。
2001年，方仁恩加入新街担保公司时颇有些戏剧性。当时他的企业注册资金只有8．5万元，根据相关规定，他只能㈩资注册资金的一半，达不到最低5万元的出资标准。因为他在镇上的口碑颇佳，在萧山农村合作银行的账户记录和纳税记录不错，镇政府特地网开一面，让他破格人会。
出了5万元之后，方仁恩可以向银行贷款25万元，但必须与担保公司签订25万元的反担保协议，他就以自己多年积蓄买的一辆本田小轿车作抵。反担保协议在加入时一次签订，平时贷款时不再签订，但会员企业增资后需要增加反担保金额。
方仁恩加入不久，就从萧山市农村合作银行借了一笔10万元的流动资金，所需时间不过几天。虽然方仁恩要付给担保公司1％的手续费，但贷款的成本并没有增加，因为对有担保的贷款，萧山农村合作银行给予20％的利率优惠。
如果不加入担保公司，诸如方仁恩的天恩金属制品公司这样的小企业很难得到贷款，往往只能走上借高利贷的险路。
解决了融资问题，再加上外部机遇惠顾，方仁恩的企业开始乘风而起。
从2001年开始，他开始给一些在萧山投资的台湾家具企业做配套。每年6月是订单旺季，每次缺钱买原材料时，方都找担保公司帮忙。
“以前是‘养鸡生蛋’，现在是‘借鸡生蛋’，得到的蛋当然就多了。”方仁恩说。2003年，他在村里的开发区买了一块32亩的土地，盖起了新厂房，2004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
从新街担保公司获益的当然不止天恩一家企业：2001年以前，33家会员企业没有一家销售额达到500万元，而今天，已有22家企业的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
从2002年开始，方仁恩逐年将自己在新街担保公司的股份增加到50万元，一方面，他可以获得更多的贷款，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担保公司的发展。
而担保公司的发展也的确“神速”：4年内3次增资扩股，会员从2001年的9家发展为现在的33家，注册资本金从88万元变为1080万元，为企业累计提供了441笔、2．08亿元的贷款担保，不仅没有发生一笔坏账，甚至没有一家企业申请过延期还款。
随着事业越来越精彩，方仁恩现在成了银行竞相追逐的“香饽饽”，萧山农村合作银行为了留住这个优质客户，去年主动给了他1000万元的授信贷款，而那些从前压根不理睬方仁恩的商业银行也纷纷抛来“媚眼”。
“我现在是两条腿走路，”方仁恩笑眯眯地说，“既从农村合作银行贷款，也从其他商业银行贷款。”他解释说，农村合作银行几年来帮助他起步，他不好意思一下子就去别的银行贷款，但从融资成本考虑，今后势必要往利率更低的商业银行走。
实际上，这正是新街镇担保公司的一个优越之处，企业做大之后，逐步脱离担保公司，保证了担保公司能持续瞄准中小企业。
用乡土对抗风险
给中小企业贷款，风险大、收益小，萧山农村合作银行哪里来的动力?而且，仔细琢磨，担保公司的制度也并非那么周全。比如，虽然担保公司与每家会员企业签订了反担保协议，并且规定会员之间互相担保，一家企业贷款出问题，其余企业共同承担风险，这固然增加了抗风险的能力，但反过来看，一家企业出了问题，可能殃及全部企业，增加发生不良贷款的可能性。
另外，企业在反担保协议中用不是很规范的抵押物往往也能得到贷款。这是对现有《担保法》的一种突破，但对担保公司和银行就意味着不小的风险。
“我们不担心风险。”萧山农村合作银行信贷部总经理戴建兴说。
他介绍，担保公司不论是在设立之初，还是在后来的增资扩股过程中，银行都始终参与，对企业的存款、老板的素质、家庭的情况、产业的前景都进行了事先调查，并且在这些过程中，银行还有一票否决权，银行不放心的企业，就不能加入担保公司。
由于贴近社区，萧山农村合作银行可以把信息不对称降到最低程度。比如，萧山农村合作银行新街分行的7个信贷员就每人分管两三个村。6月9日下午，负责新街镇新盛村的信贷员马崇恩陪同记者前往方仁恩的工厂时，边开车边介绍路边经过的企业情况，谁交了新生意伙伴，谁新买了飞机，谁家业务旺季到了等等，马崇恩都了如指掌。
贷款发放之后，会员企业每个月的报表都通过担保公司汇总给银行，使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信息十分透明。一家企业遇到了困难，其他企业也可以帮助。“33家企业都会去找关系，施加压力，有时在管理上点拨点拨。”萧山农村合作银行新街支行的副行长蒋鉴妙说。
乡里乡亲加政府支持，还有银行的监督，都使企业的老板特别注意维护自己的信誉。方仁恩说：“搞企业的人要面子，贷款到期了，拼死拼活都要将钱还给银行，不能丢人。”
担保公司为什么能在萧山区这么普遍地发展起来?直接原因是萧山区政府的推动。一直参与担保公司创建的萧山区发改局副局长陈继新，向记者讲述了担保公司的来龙去脉。
1999年时，萧山民营企业非常活跃，其中70％是中小企业，要进一步发展，都面临尖锐的融资难题。于是，萧山区开始考虑建立“民间为主、政府适当扶持”的信用担保公司。经过一番考察后，最终一种“封闭式、会员制、非赢利”的金融担保制度雏形浮出水面，后来又根据《担保法》的规定，加入反担保的环节，使整个制度更加完善。
有趣的是，中小企业刚开始时对此将信将疑，并不买账。比如在新街镇，当初只有8家企业愿意“试试看”，如今，要求人股的企业越来越多，甚至出现排队的现象。
萧山区政府为鼓励担保公司的发展，现在还采取了奖励措施，比如每个镇成立的担保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一旦超过80万元，就奖励10万元风险基金，超过500力元，就奖励30万元，超过1000万元，再奖励30万元。
陈继新总结萧山通过成立担保公司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的经验，认为之所以没有发生一笔坏账，主要原因在于：成功地将政府信誉和银行的市场行为捆绑在一起，封闭的会员制以及贴近乡土降低了信息不透明，以及严格的会员准人。
现在的模式当然并非尽善尽美。萧山区政府正在思考如何扩大担保贷款的覆盖范围，完善担保运作环节，寻找更多商业银行与担保公司合作。作为“媒人”，萧山区政府的最终目标是能够完全退出，让市场自己发挥作用。
但从这年开始，方仁恩开始演绎属于他的财富传奇，低矮简陋的作坊转眼间变成了气宇轩昂的现代化工厂，身家也从不是百万飙升到2000多万元。
勤奋、精明、长于捕捉商机，与大多数浙江商人一样，方仁恩有着良好的创富“基本面”。但是2005年6月8日，他见到记者时，执意要把这个财富传奇的起点归因于新街镇担保有限公司。
和大多数中国的个体商户、中小企业主二样，方仁恩一度饱受资金短缺之苦。在几次贷款碰壁之后，他认定外表富丽堂皇的银行只是一个嫌贫爱富的冷血动物。
新街镇担保公司的出现，让方仁恩觉得银行开始亲切起来。
不一样的担保
2001年，新街镇担保公司和萧山区的其他镇的类似担保公司几乎同时成立。与一般的担保公司不同，各镇担保公司实行“会员制、封闭型”运作——企业要想获得担保，就必须“入会”，出资5万到20万元不等，成为担保公司的股东。根据出资额，企业在向萧山农村合作银行申请贷款时，担保公司将提供最高5倍于出资额的担保。
除了5万元的最低出资额限定之外，企业是不是有发展后劲，在镇上“名声”如何，企业主是不是“不嫖不赌”，这些条件也左右着企业能不能人股担保公司。
2001年，方仁恩加入新街担保公司时颇有些戏剧性。当时他的企业注册资金只有8．5万元，根据相关规定，他只能㈩资注册资金的一半，达不到最低5万元的出资标准。因为他在镇上的口碑颇佳，在萧山农村合作银行的账户记录和纳税记录不错，镇政府特地网开一面，让他破格人会。
出了5万元之后，方仁恩可以向银行贷款25万元，但必须与担保公司签订25万元的反担保协议，他就以自己多年积蓄买的一辆本田小轿车作抵。反担保协议在加入时一次签订，平时贷款时不再签订，但会员企业增资后需要增加反担保金额。
方仁恩加入不久，就从萧山市农村合作银行借了一笔10万元的流动资金，所需时间不过几天。虽然方仁恩要付给担保公司1％的手续费，但贷款的成本并没有增加，因为对有担保的贷款，萧山农村合作银行给予20％的利率优惠。
如果不加入担保公司，诸如方仁恩的天恩金属制品公司这样的小企业很难得到贷款，往往只能走上借高利贷的险路。
解决了融资问题，再加上外部机遇惠顾，方仁恩的企业开始乘风而起。
从2001年开始，他开始给一些在萧山投资的台湾家具企业做配套。每年6月是订单旺季，每次缺钱买原材料时，方都找担保公司帮忙。
“以前是‘养鸡生蛋’，现在是‘借鸡生蛋’，得到的蛋当然就多了。”方仁恩说。2003年，他在村里的开发区买了一块32亩的土地，盖起了新厂房，2004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
从新街担保公司获益的当然不止天恩一家企业：2001年以前，33家会员企业没有一家销售额达到500万元，而今天，已有22家企业的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
从2002年开始，方仁恩逐年将自己在新街担保公司的股份增加到50万元，一方面，他可以获得更多的贷款，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担保公司的发展。
而担保公司的发展也的确“神速”：4年内3次增资扩股，会员从2001年的9家发展为现在的33家，注册资本金从88万元变为1080万元，为企业累计提供了441笔、2．08亿元的贷款担保，不仅没有发生一笔坏账，甚至没有一家企业申请过延期还款。
随着事业越来越精彩，方仁恩现在成了银行竞相追逐的“香饽饽”，萧山农村合作银行为了留住这个优质客户，去年主动给了他1000万元的授信贷款，而那些从前压根不理睬方仁恩的商业银行也纷纷抛来“媚眼”。
“我现在是两条腿走路，”方仁恩笑眯眯地说，“既从农村合作银行贷款，也从其他商业银行贷款。”他解释说，农村合作银行几年来帮助他起步，他不好意思一下子就去别的银行贷款，但从融资成本考虑，今后势必要往利率更低的商业银行走。
实际上，这正是新街镇担保公司的一个优越之处，企业做大之后，逐步脱离担保公司，保证了担保公司能持续瞄准中小企业。
用乡土对抗风险
给中小企业贷款，风险大、收益小，萧山农村合作银行哪里来的动力?而且，仔细琢磨，担保公司的制度也并非那么周全。比如，虽然担保公司与每家会员企业签订了反担保协议，并且规定会员之间互相担保，一家企业贷款出问题，其余企业共同承担风险，这固然增加了抗风险的能力，但反过来看，一家企业出了问题，可能殃及全部企业，增加发生不良贷款的可能性。
另外，企业在反担保协议中用不是很规范的抵押物往往也能得到贷款。这是对现有《担保法》的一种突破，但对担保公司和银行就意味着不小的风险。
“我们不担心风险。”萧山农村合作银行信贷部总经理戴建兴说。
他介绍，担保公司不论是在设立之初，还是在后来的增资扩股过程中，银行都始终参与，对企业的存款、老板的素质、家庭的情况、产业的前景都进行了事先调查，并且在这些过程中，银行还有一票否决权，银行不放心的企业，就不能加入担保公司。
由于贴近社区，萧山农村合作银行可以把信息不对称降到最低程度。比如，萧山农村合作银行新街分行的7个信贷员就每人分管两三个村。6月9日下午，负责新街镇新盛村的信贷员马崇恩陪同记者前往方仁恩的工厂时，边开车边介绍路边经过的企业情况，谁交了新生意伙伴，谁新买了飞机，谁家业务旺季到了等等，马崇恩都了如指掌。
贷款发放之后，会员企业每个月的报表都通过担保公司汇总给银行，使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信息十分透明。一家企业遇到了困难，其他企业也可以帮助。“33家企业都会去找关系，施加压力，有时在管理上点拨点拨。”萧山农村合作银行新街支行的副行长蒋鉴妙说。
乡里乡亲加政府支持，还有银行的监督，都使企业的老板特别注意维护自己的信誉。方仁恩说：“搞企业的人要面子，贷款到期了，拼死拼活都要将钱还给银行，不能丢人。”
担保公司为什么能在萧山区这么普遍地发展起来?直接原因是萧山区政府的推动。一直参与担保公司创建的萧山区发改局副局长陈继新，向记者讲述了担保公司的来龙去脉。
1999年时，萧山民营企业非常活跃，其中70％是中小企业，要进一步发展，都面临尖锐的融资难题。于是，萧山区开始考虑建立“民间为主、政府适当扶持”的信用担保公司。经过一番考察后，最终一种“封闭式、会员制、非赢利”的金融担保制度雏形浮出水面，后来又根据《担保法》的规定，加入反担保的环节，使整个制度更加完善。
有趣的是，中小企业刚开始时对此将信将疑，并不买账。比如在新街镇，当初只有8家企业愿意“试试看”，如今，要求人股的企业越来越多，甚至出现排队的现象。
萧山区政府为鼓励担保公司的发展，现在还采取了奖励措施，比如每个镇成立的担保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一旦超过80万元，就奖励10万元风险基金，超过500力元，就奖励30万元，超过1000万元，再奖励30万元。
陈继新总结萧山通过成立担保公司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的经验，认为之所以没有发生一笔坏账，主要原因在于：成功地将政府信誉和银行的市场行为捆绑在一起，封闭的会员制以及贴近乡土降低了信息不透明，以及严格的会员准人。
现在的模式当然并非尽善尽美。萧山区政府正在思考如何扩大担保贷款的覆盖范围，完善担保运作环节，寻找更多商业银行与担保公司合作。作为“媒人”，萧山区政府的最终目标是能够完全退出，让市场自己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