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间收藏第一人”，张伯驹的许多藏品都是绝无仅有的瑰宝。其中最珍贵的有两件：一件是中国传世最古名家书法作品——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另一件是山水题材的里程碑作品——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两件藏品都得之不易。
　　《平复帖》是西晋时陆机问候友人疾病的一封信札，历代都视为瑰宝，清末流入恭亲王奕?之孙溥儒手中。张伯驹很早就托人去找溥儒，两次询问是否能转让。溥儒都回：“如转让，须20万大洋。”这天价吓退了张伯驹。
　　1937年，溥儒生母项太夫人病逝。事母至孝的溥儒想为母亲大办丧事，急需用钱，于是决定变卖《平复帖》。张伯驹请了友人傅增湘做中间人，最终以4万现大洋成交。
　　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是袁世凯的姻亲，曾主管盐政，1915年创办过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父亲去世后，张伯驹死活不愿接班，最终在母亲的逼迫下才当了个挂名董事。说起来，他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只不过再大的金山也搁不住动辄花数万元买一幅书画作品的用度。1946年，北平古董商人马霁川搜罗了一批珍品，其中就有展子虔的《游春图》。张伯驹前往购买，马霁川张口就要800两黄金。这价格，别说张伯驹了，连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都回话说无力收购。张伯驹害怕画被卖给洋人，一方面在古玩圈子里到处传话——此画乃国宝，万万不能出境；一方面委托圈内人出面与马霁川继续洽谈。马霁川怕事情耽搁下去对自己不利，几经磋商之后，答应以220两黄金的价格转让。
　　张伯驹又开心，又犯愁。他这些年可没少买书画，不久前刚以110两黄金的价格买下范仲淹唯一的传世手迹《道服赞》，现在去哪儿弄那么多金条？他思前想后，决定将寓居多年的豪宅（李莲英旧宅）卖掉，最终卖了2.1万美元，换成金条。妻子潘素又变卖首饰，最终凑出170两黄金。马霁川答应让他先拿走画，后面补齐尾款。
　　其实，别说豪宅，为了国宝，张伯驹连命都敢给。他曾在上个世纪40年代被人绑架过，绑匪要求他用100根金条赎身。被囚期间，有人接洽张伯驹的夫人潘素，提出要买所藏字画，张伯驹则托中间人传话：“绝不能卖字画！”
　　1956年，张伯驹把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蔡襄的《自书诗册》、黄庭坚的《诸上座帖》等八件顶级作品捐给了故宫。这都是他用真金白银倾家荡产买回来的。战乱时期，他怕日伪，怕小偷，怕劫匪，把这些国宝缝在被子里，好不容易才护住。到了和平年代，他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赏玩，却毫不留恋地都捐了。如今，很多人都不知道，北京故宮博物院里的顶级书画近一半是张伯驹所捐。
　　政府想奖励他20万元，他和妻子分文不取，最后只收下一张文化部长茅盾签名的褒奖令。他说：“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跟过眼云烟一样，这些东西不一定要永远保留在我这里，我可以捐出来，使这些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
　　1957年，张伯驹被打为右派。1961年，经陈毅介绍，张伯驹、潘素夫妇被下放吉林。张伯驹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潘素任吉林省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讲师。到长春后，张伯驹感怀知遇之恩，将自己所剩的数十件书画收藏品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其中就有国宝级的《百花图》。他说：“我终生与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都会好些。”但这样一件被他视为最后的精神慰藉的作品也被他舍弃了。时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长的宋振庭说：“张先生一下子使我们博物馆成了富翁。”
　　章伯钧曾问张伯驹：“为什么你捐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在政治上居然没有起作用？”张伯驹的回答是：“你是个懂政治的人，你都成了右派，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被划成右派就不足为奇了。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但对我来说，并不怎么要紧。我是散淡之人，用我，我这样；不用我，我也这样。”
　　在被划为右派后，他曾坦率地跟陈毅说：“太出乎意料了，我毕竟不能无动于衷。不过我也曾想过，自己鉴定古画都错过，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其胸怀宽广如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