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萧寒从“风萧萧兮易水寒”中取“寒”字为自己改了名，但在良渚文化村见到的他却全无肃杀凛冽之气，而是如远处田野里的向日葵一般和煦。他淡淡笑着，向我们娓娓讲述自己与纪录片的故事。
　　作为纪录片导演的萧寒，拍过《丽江·拉夫斯基》，也拍过《喜马拉雅天梯》《我在故宫修文物》，从丽江的年轻人到喜马拉雅的登山向导，再到故宫中的文物修复师，他秉持着自己的喜好，通过拍摄小人物的生活展現生活细节。他说：“细微的状态中能呈现最打动人心的东西，而拍摄让我更能印证内心。”

记=本刊记者 朱诗琪 实习记者 殷 可

萧=萧 寒

《我在故宫修文物》印证我的内心

　　记：为什么会想到拍摄故宫中的文物修复师，创作《我在故宫修文物》系列纪录片？
　　萧：灵感来源于我的搭档——制片人雷建军老师，他是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参与过纪录片《故宫100》的拍摄。他在拍摄过程中认识了故宫文保科技部的修复师，然后和我讲了几个修复师的故事，很打动我。
　　但是故宫不是我们想拍就能拍的。2010年我有了想法，2011年上报了选题，真正开始拍摄已经是2015年。这是一件超级幸运的事，那时是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建院大庆需要一个纪录片，他们认为这个选题可以，就让我去拍了。应该说这是借由故宫建院90周年的契机，通过中央电视台、故宫和我们的三方合作，才得以完成的项目。有人说这次拍摄像命题作文，其实不是，因为这就是我想拍的内容，想要通过讲述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展现我们不了解的普通人的生活。
　　记：为什么会在拍了三集电视纪录片后又重新整理创作了一部纪录电影？从三集纪录片到电影，您对《我在故宫修文物》电影版做了哪些调整？
　　萧：我拍片子的初衷就是做电影，做能够在影院放映、大家可以沉浸在其中的片子。电视纪录片可以在手机、电视上看，也可以一边看，一边织毛衣或一边吃饭，但是看电影不行。用某种话说，就是我“比较事儿”——希望能用一种形式感帮助大家进入到场景中，这是我对电影院的一种情结。我认为纪录电影，就应该在这样的场所里看。为什么？因为纪录电影往往节奏慢，没有类型片那么大的戏剧冲突，它需要一个安静的氛围去感受。这也是我们真实的生活，你心里都煎熬得不行了，别人却看不出来。比如郭柯导演的《二十二》也是节奏非常慢的，但它又特别真实。那些慰安妇的经历对她们来说都是一个个冲击，不过她们在表象上却是波澜不惊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这样的。
　　《我在故宫修文物》电影中80%的素材都是原来的，我们主要补拍了空镜，比如片尾的猫粮、麻雀、蚂蚁等，这样更能烘托氛围。原来系列片中的很多旁白也没有了，目的就是让大家能感受到其中的意境。
　　记：拍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事吗？
　　萧：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每天就是拿着机器拍，一拍就是一整天。刚开始，拍摄对象会觉得别扭，但是十天后，他们也就习惯了。这部片子拍了一百多天，文物修复师上下班，我们也跟着上下班。他们在西三所的几个小院工作，我们也在那儿拍。西三所就是传说中的冷宫，是古时被皇上抛弃的妃子住的。故宫其他房子的瓦都是琉璃瓦，金碧辉煌，而西三所的是黑灰色的。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意象，挺符合修复师的形象——耐得住寂寞，在很清冷的环境中做事儿。
　　记：拍完这部片子后，您自身有发生什么改变吗？
　　萧：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只是更印证了内心的东西——但凡能打动你的，就一定是人性当中的东西。我希望我拍的人物会成为一面镜子，照到观众内心的某个地方，那个地方可能是不被注意的，甚至是被忘了的，但是能被某句话撩到然后记起的。拍纪录片是件幸运的事，可以看到很多人，感受很多东西。你能通过纪录片，感受人物的一生是怎样的，而且他们是真实地存在着的，在地球上跟你呼吸着一样的空气。
　　记：《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很让大家感动的就是修复师的工匠精神，对于“工匠精神”您怎么理解？
　　萧：“工匠精神”就是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片子中所有的轻描淡写都蕴含了师傅们几十年的付出，几十年的沉重之后换得一刻轻松。像武功高手，要苦练很多年，才能在人前潇洒自如地施展每一个招式。纪录片工作者也是手艺人，拍一个片子，有时要花五年甚至十年，这也是匠人精神。
　　对于“工匠精神”，中学生不需要刻意借鉴，但要思考我想要什么，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是一直需要去思考的。即使再困难，也要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真正喜欢的职业，真正爱的人。我特别希望大家的选择是兴趣驱动的，而不是被功利驱动的。不过这需要勇气，需要对抗世俗的习惯认知。

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记：从高中到大学，从山东济南到杭州，您在中国美术学院附中和大学校园里学了10年绘画。这是一种怎样的经历？
　　萧：我父亲是画画的，受他影响，我从小就喜欢画，而且觉得自己就应该学美术。最初我就读于美院附中，附中是从全国各地选拔学生的。各地学生都聚集在这，因此我比较早地过上了集体生活，有了更多的自由和尝试。我读书的时代没有互联网，但是附中和美院大学校园是在一起的，美院的各种场馆都对我们开放。图书馆就是一个巨大的宝藏，我能享受比同龄人多得多的信息，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体验。从一个相对闭塞的初中，突然来到这里，像是打开了一扇窗，有巨大的冲击力。
　　记：当时离家那么远，会想家吗？
　　萧：没有，那时哪里会想家啊，谁都想在中学时代摆脱家长的管束，可以和同龄人过自由自在的生活，我太兴奋了。我不能说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对很多东西还是有依赖感。现在也有中学生和我一样是离开家求学的，我对这些同学的建议是：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叛逆也好，别扭也好，这些不适应是成长的一个过程。出去不适应，其实待在父母身边也未必会适应，还是要自己多思考，逐渐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 　　记：后来您又为什么转行去拍纪录片了呢？
　　萧：后来觉得自己更喜欢影像的表达方式，所以去拍纪录片。我决定拍纪录片的时候已经快40岁了，不过之前也一直喜欢这个领域，也有创作和表达的冲动。所以，一切都是水到渠成。没开始做是因为没准备好，等有一天准备好了，就开始干。不过干得晚也有好处，我的生活阅历比20多岁时丰富多了，对转行有了更充足的准备。而学画的经历让我更具观察力和敏感性，画画和影像二者殊途同归，前者对后者很有帮助。
　　记：从离家赴美院就读到拍摄纪录片，您似乎一直都在做自己内心最喜欢的事情，要怎样才能像您一样，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向呢？
　　萧：要问自己的内心，自己到底喜不喜欢。我画画、拍纪录片，都是主动出击，自然而然的。但是，并不是说被动选择就不好。我拍《喜马拉雅天梯》时，里面有些孩子学登山向导就是被动的，但他们后来也很喜欢做这件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就需要用心感知。人生很多时候是蛮有趣的，你认为是不经意的，觉得是被推了一把的，结果可能发现这就是自己该来的地方。

我们与年轻人是相通的

　　记：近几年，您的纪录片在一个很受青少年欢迎的弹幕视频网站非常火爆，有非常多的年轻人观看并且自发向同伴“安利”这些片子。对此，您怎么看？
　　萧：我挺诧异的，一开始我不知道那个网站。我想着自己都没有授权给对方，还打算去维权。结果对方却说：“唉呀，你终于来了。”片子最初是up主（视频上传者）自发上传到网站的，我和网站对接后，他们官方开始以一种正式的方式推荐这些片子。
　　我听说过视频网站的弹幕文化，但從没看过，第一次接触就是看自己的片子。看了之后，我觉得这种形式其实是网友的一种二度创作，很好玩，自己也被这种东西感染。谁拍电影不是想影响年轻人呢？我的片子能影响到他们，这让我非常兴奋。他们能观看甚至推荐，而且完全是自发的行为，让我看到了纪录电影的希望。我相信，接下来会有更多的人愿意走进电影院去看纪录片，而这个势头可能会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这是一件特别棒的事。
　　记：您曾说“年轻人的理解力比想象中好”，为什么会这样认为？您怎样看待当下这些年轻观众？
　　萧：觉得“年轻人的理解力不行”是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年轻人玩的东西、喜欢的东西和我们不一样，比如追番，喜欢二次元。但是，他们会在弹幕上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们的“泪目”“跪了”其实就是一种感动，这种感动的点和我们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和年轻人是相通的，不应该低估他们的情感认知。他们会感动，也会传递这份感动。中学是人生非常关键的时期，是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时候。价值观很重要，每个作品都是在传递价值观，我也很想用我传递的价值观影响年轻人，给他们带去积极的影响，使年轻人对职业、人物情感有自己的认知、判断。
　　记：您能给中学生推荐一些适合他们看的纪录片吗？
　　萧：不太好推荐，虽然情感是相通的，但是年龄上我们还是有差距的，我无法完全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不过我自己喜欢一部叫 《永远》的作品，是拍法国巴黎的拉雪兹公墓的，这个片子很美，符合我对于纪录片的审美认知。我喜欢的基本上是关注小人物生活的片子——不喜欢那种特别惨烈、大开大合的冲击，而喜欢那种淡淡的，润物细无声的生活细节。在这种非常细微的状态呈现出最扣动心弦的东西。
　　记：修文物的基本功是耐心，您觉得拍纪录片的基本功是什么？对于自己拍视频、照片，甚至制作微电影的中学生朋友，您有什么建议呢？
　　萧：我无法提炼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走得更近，然后视角要平视，要贴近。另外，如果确定要拍一个选题，那这个故事必须打动我，让我想把它传递给观众，这是拍摄的驱动力。而在拍摄过程中，就要用细节去呈现真实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