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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世界经济,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后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形势和趋势,是经济理论界研究分析的热点课题。
2009年,我国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推出保增长的一揽子计划,对于遏制经济下滑、防止通货紧缩、提振市场信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显现,我国经济运行已出现积极变化,总体形势企稳向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作用巨大,但在实施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财政收入下降较多,财政政策持续扩张难度加大;银行贷款快速飙升,社会公众的通胀预期有所抬头。
形势稍好,尤须谨慎。经济出现向好势头,并不意味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内生增长动力尚待加强。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这些马车可能“快跑”,也可能“歇脚”:稳定出口的政策措施成效初显,但世界经济衰退尚未见底,外需严重萎缩的局面仍将持续,外贸形势仍然不容乐观;投资需求增速加快,但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的效果不明显,民间投资增长动力不足;消费需求稳定增长,但就业形势严峻、农民增收困难等因素,可能制约居民未来的消费支出和消费升级,央行最新调查就显示,47%的城镇居民在安排支出时选择“更多地储蓄”,升至历史最高,仅有15.1%的城镇居民选择“更多地消费”,降至历史最低。由此可见,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国经济,既有上行的动力,也有下行的风险,只有坚定不移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才能不断巩固和发展好形势,真正迎来全面复苏。如果“见好就收”、轻率地改变那些实践证明对应对危机有效、对保增长有利的宏观经济政策,“关键期”很可能演变为“反复期”,甚至可能不进则退。
当然,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等于拘泥死守、一成不变,而应根据形势变化,及时发现和解决苗头性问题,不断丰富和完善政策。未来一段时间,应当在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前提下,进一步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加大对消费、民生、企业技改等领域的投资力度,有效带动民间投资增长。同时,应当在坚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前提下,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中小企业、“三农”等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防范潜在的金融风险。
针对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形势,简单谈谈以下几点思路:
1.金融资本、虚拟经济不能脱离产业资本、实体经济,摆正两者关系至关重要
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金融资本、虚拟经济对产业资本、实体经济的相对独立性越来越强,甚至高居产业资本和实体经济之上。但是,金融资本、虚拟经济不能完全脱离产业资本、实体经济,否则就会带来灾难。在经济平稳时期,金融衍生产品是一种动力,一旦逆转,就会反向运动。
我国经济发展中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金融化的影响日趋显现。应吸取当前经济危机的教训,摆正金融资本、虚拟经济与产业资本、实体经济关系,使金融业服从、服务于物质生产和流通的需要,不能脱离实体经济的需要去发展金融业。必须警惕金融业不顾实体经济的需要,为了追逐自身利润而恣意妄为;对有可能形成泡沫的行业要适当加以限制;审慎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对国际金融创新产品尤其要慎重对待;将发展经济的注意力放在实体经济上,努力发展实体经济。
2.过多依赖外资、外需的发展模式风险较大
一国如果过分依赖外国资本、外国市场,不仅易于受制他国,而且无法获得长期稳定发展。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东亚、拉美发生金融风暴,韩国、泰国、阿根廷等主要依赖外资、外需的国家损失惨重,经济发展遭受严重挫折。中东欧国家前些年发展迅速,但目前却陷于困境。它们借了1.6万亿至1.7万亿美元的外债,其中4000亿今年到期,只得求助于IMF和欧盟。亚非拉不少国家均因出口受阻和外债飙升而承受巨大压力。
对我国来说,由于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严密的金融“防火墙”,且外债规模与我国偿付能力相适应,外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有限。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目前已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此外,统计表明,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一路飚升,目前已达较高水平。这说明,我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很高,一旦外需减少,我国势必受到巨大冲击。事实上,欧美国民近年减少消费,商人减少投资,国家减少进口,市场急速萎缩,已在短时间内对我国出口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因此,应适时对自身的发展模式进行调整,在继续着力发展外需的同时,努力扩大内需。
3.大力发展高科技,推动产业升级,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根本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陷入停滞,日本积极发展高科技,全力推动产业升级:大力调整原材料型产业,重点扶持大型制造业企业,着力推进集约化经营;对无力适应新形势的纺织业、有色金属业等,采取转产或向海外迁移的对策;对装配加工产业则采取大力扶植政策,以技术尖端行业为核心,以低能耗、高效益、高科技为方向,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二战以来,美国在多次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中都居于中心,虽然都受到严重打击,但总能在国内外实行种种调控,重新巩固地位。这固然与美国强大的军事优势有关,但也与美国高科技化实体经济有重要关系。
对于当前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西方国家希望我国专注发展低端产业、劳动密集产业,自己紧紧把住高科技产业,始终保持技术优势;我国出口劳动密集产品,他们出口高科术产品,形成“国际分工”,并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发展高科技和产业升级不仅是应对当前危机的必然之举,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措施。科学技术不是自然发生的,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全面进步的今天,政府应发挥重要的主导作用。在具体的运营、产业化上,企业是主体,但重大的科技发明创新,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至于产业升级,应该缺什么补什么。技术研发、军工、装备制造是我国的弱项,应重点发展。这不仅是高技术、高附加值、高产出的经济策略,也是一国由弱变强必须要实施的国家战略。
4.选择符合国情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有效抵御危机冲击并进而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
每一次经济增长周期都对应着某个或某几个产业的大发展。各种迹象表明,奥巴马时代的美国,可再生能源和低碳产业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当前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应根据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及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选择确定符合国情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就目前的情况看,扩大内需是推动经济稳步增长的动力,应大力发展那些能够促进内需的产业;作为一个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应积极发展能够带动全局的产业;化解就业矛盾势在必行,应积极发展那些能够解决劳动力就业的产业。总之,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选择有一定规律,就是要选择很重要但是目前却相对薄弱的产业。
5.经济危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危机,克服危机必须要调整社会关系
经济危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危机、贫富差异危机,它表现为生产过剩危机,实际是生产的异化、财富的异化。因此,制止经济危机,必须要调整社会关系。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推出的新政令社会结构升级,美国从此走上新的发展征程。罗斯福推出的新政包括: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对社会福利的支出显著增加;出台联邦失业救济法案,并用缩短工时的办法增加就业;恢复再分配税收体系,改变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趋势;发布《全国劳工关系法案》,赋予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这些政策的出台,改变了民众对未来的预期:从生存无望,到生存不再有过多压力,失业、养老、医疗保险都有政府和制度作铺垫,手中的储蓄也就马上变成了消费;另一方面,通过再分配税收体系和增强社会底层阶层博弈的能力,社会财富开始发生良性转移,社会结构从哑铃型向橄榄球型转变。美国通过政治与社会变革,顺利度过了经济大萧条,开始了新一轮经济增长。
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与罗斯福新政之前美国的情景也有相似之处: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没有完全建立,利益表达、博弈机制欠缺,个体的利益伸张没有充分的社会制度作保障。过去的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住了许多深层次的社会结构问题,如今危机来临,我们应迅速推进社会结构变革,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变民众预期。金融危机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事情,只有通过社会政治变革,政府为民众提供更多的保障,民众才会愿意消费,内需才能真正拉动起来,各项改革、发展事业才能延续。
(作者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会长,中国证监会前主席)
2009年,我国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推出保增长的一揽子计划,对于遏制经济下滑、防止通货紧缩、提振市场信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显现,我国经济运行已出现积极变化,总体形势企稳向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作用巨大,但在实施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财政收入下降较多,财政政策持续扩张难度加大;银行贷款快速飙升,社会公众的通胀预期有所抬头。
形势稍好,尤须谨慎。经济出现向好势头,并不意味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内生增长动力尚待加强。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这些马车可能“快跑”,也可能“歇脚”:稳定出口的政策措施成效初显,但世界经济衰退尚未见底,外需严重萎缩的局面仍将持续,外贸形势仍然不容乐观;投资需求增速加快,但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的效果不明显,民间投资增长动力不足;消费需求稳定增长,但就业形势严峻、农民增收困难等因素,可能制约居民未来的消费支出和消费升级,央行最新调查就显示,47%的城镇居民在安排支出时选择“更多地储蓄”,升至历史最高,仅有15.1%的城镇居民选择“更多地消费”,降至历史最低。由此可见,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国经济,既有上行的动力,也有下行的风险,只有坚定不移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才能不断巩固和发展好形势,真正迎来全面复苏。如果“见好就收”、轻率地改变那些实践证明对应对危机有效、对保增长有利的宏观经济政策,“关键期”很可能演变为“反复期”,甚至可能不进则退。
当然,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等于拘泥死守、一成不变,而应根据形势变化,及时发现和解决苗头性问题,不断丰富和完善政策。未来一段时间,应当在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前提下,进一步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加大对消费、民生、企业技改等领域的投资力度,有效带动民间投资增长。同时,应当在坚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前提下,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中小企业、“三农”等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防范潜在的金融风险。
针对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形势,简单谈谈以下几点思路:
1.金融资本、虚拟经济不能脱离产业资本、实体经济,摆正两者关系至关重要
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金融资本、虚拟经济对产业资本、实体经济的相对独立性越来越强,甚至高居产业资本和实体经济之上。但是,金融资本、虚拟经济不能完全脱离产业资本、实体经济,否则就会带来灾难。在经济平稳时期,金融衍生产品是一种动力,一旦逆转,就会反向运动。
我国经济发展中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金融化的影响日趋显现。应吸取当前经济危机的教训,摆正金融资本、虚拟经济与产业资本、实体经济关系,使金融业服从、服务于物质生产和流通的需要,不能脱离实体经济的需要去发展金融业。必须警惕金融业不顾实体经济的需要,为了追逐自身利润而恣意妄为;对有可能形成泡沫的行业要适当加以限制;审慎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对国际金融创新产品尤其要慎重对待;将发展经济的注意力放在实体经济上,努力发展实体经济。
2.过多依赖外资、外需的发展模式风险较大
一国如果过分依赖外国资本、外国市场,不仅易于受制他国,而且无法获得长期稳定发展。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东亚、拉美发生金融风暴,韩国、泰国、阿根廷等主要依赖外资、外需的国家损失惨重,经济发展遭受严重挫折。中东欧国家前些年发展迅速,但目前却陷于困境。它们借了1.6万亿至1.7万亿美元的外债,其中4000亿今年到期,只得求助于IMF和欧盟。亚非拉不少国家均因出口受阻和外债飙升而承受巨大压力。
对我国来说,由于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严密的金融“防火墙”,且外债规模与我国偿付能力相适应,外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有限。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目前已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此外,统计表明,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一路飚升,目前已达较高水平。这说明,我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很高,一旦外需减少,我国势必受到巨大冲击。事实上,欧美国民近年减少消费,商人减少投资,国家减少进口,市场急速萎缩,已在短时间内对我国出口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因此,应适时对自身的发展模式进行调整,在继续着力发展外需的同时,努力扩大内需。
3.大力发展高科技,推动产业升级,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根本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陷入停滞,日本积极发展高科技,全力推动产业升级:大力调整原材料型产业,重点扶持大型制造业企业,着力推进集约化经营;对无力适应新形势的纺织业、有色金属业等,采取转产或向海外迁移的对策;对装配加工产业则采取大力扶植政策,以技术尖端行业为核心,以低能耗、高效益、高科技为方向,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二战以来,美国在多次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中都居于中心,虽然都受到严重打击,但总能在国内外实行种种调控,重新巩固地位。这固然与美国强大的军事优势有关,但也与美国高科技化实体经济有重要关系。
对于当前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西方国家希望我国专注发展低端产业、劳动密集产业,自己紧紧把住高科技产业,始终保持技术优势;我国出口劳动密集产品,他们出口高科术产品,形成“国际分工”,并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发展高科技和产业升级不仅是应对当前危机的必然之举,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措施。科学技术不是自然发生的,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全面进步的今天,政府应发挥重要的主导作用。在具体的运营、产业化上,企业是主体,但重大的科技发明创新,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至于产业升级,应该缺什么补什么。技术研发、军工、装备制造是我国的弱项,应重点发展。这不仅是高技术、高附加值、高产出的经济策略,也是一国由弱变强必须要实施的国家战略。
4.选择符合国情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有效抵御危机冲击并进而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
每一次经济增长周期都对应着某个或某几个产业的大发展。各种迹象表明,奥巴马时代的美国,可再生能源和低碳产业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当前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应根据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及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选择确定符合国情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就目前的情况看,扩大内需是推动经济稳步增长的动力,应大力发展那些能够促进内需的产业;作为一个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应积极发展能够带动全局的产业;化解就业矛盾势在必行,应积极发展那些能够解决劳动力就业的产业。总之,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选择有一定规律,就是要选择很重要但是目前却相对薄弱的产业。
5.经济危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危机,克服危机必须要调整社会关系
经济危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危机、贫富差异危机,它表现为生产过剩危机,实际是生产的异化、财富的异化。因此,制止经济危机,必须要调整社会关系。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推出的新政令社会结构升级,美国从此走上新的发展征程。罗斯福推出的新政包括: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对社会福利的支出显著增加;出台联邦失业救济法案,并用缩短工时的办法增加就业;恢复再分配税收体系,改变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趋势;发布《全国劳工关系法案》,赋予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这些政策的出台,改变了民众对未来的预期:从生存无望,到生存不再有过多压力,失业、养老、医疗保险都有政府和制度作铺垫,手中的储蓄也就马上变成了消费;另一方面,通过再分配税收体系和增强社会底层阶层博弈的能力,社会财富开始发生良性转移,社会结构从哑铃型向橄榄球型转变。美国通过政治与社会变革,顺利度过了经济大萧条,开始了新一轮经济增长。
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与罗斯福新政之前美国的情景也有相似之处: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没有完全建立,利益表达、博弈机制欠缺,个体的利益伸张没有充分的社会制度作保障。过去的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住了许多深层次的社会结构问题,如今危机来临,我们应迅速推进社会结构变革,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变民众预期。金融危机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事情,只有通过社会政治变革,政府为民众提供更多的保障,民众才会愿意消费,内需才能真正拉动起来,各项改革、发展事业才能延续。
(作者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会长,中国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