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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一词，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后被法国人发扬光大。从15世纪到19世纪，沙龙一直是西欧上层社会文化生活最集中的场所。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也有了这种客厅式的经典沙龙，最著名的是北京的“太太的客厅”， 这个客厅的主人就是梁思成的太太林徽因。到了八十年代，一些城市出现了很多文化沙龙，成为了知识分子心灵交流、精神栖息的群居地，可惜九十年代，沙龙一度衰微，直至今天，沙龙文化又开始复苏。目前在上海，出现了各种类型、不同规模的沙龙，以及性质类同于沙龙的堂会、雅集、茶会等。它们是否能延续沙龙文化的价值？在新的时代，它们又滋生出怎样新的意义呢？
克勒门，聚集文化的气场，自由生长新的力量
9月25日下午，上海国际贵都大饭店二楼的剧院变身为克勒门文化沙龙，迎来了它的朋友们。到前台签到后，我拿到了沪上资深媒体人、画家林明杰特意绘制，由雅昌以复制画的技术来印刷制作的精美请柬，上面还有一个编号，说明是限量版的。克勒门文化沙龙采用的是邀请制的方式，每次活动邀请100位左右的来宾。
会场里，奶白色桌布铺好的各个茶桌上已经摆放着精致诱人的西点。国际贵都大饭店总经理嵇东明本应该在办公室坐镇，却在沙龙现场忙前忙后，指挥着工作人员。而著名音乐家陈钢和他美丽的太太正在热情地招呼克勒门的朋友们。两年前，陈钢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克勒门”的创立者，掌门人。
两点整，在优美的音乐声中，阎华着一身淡雅的绿色连衣裙走上舞台开始主持，这位上海艺术人文频道的当家主持人，走出荧屏变身克勒门沙龙女主人后，显得更亲和热情。
此次沙龙的主题是“蔡元培——未竟的梦”，首先上台的是蔡元培曾侄孙、同济大学教授、蔡元培研究者蔡建国，他讲述了蔡元培先生的美育理念。接着，林明杰上台，风趣地自称用“三俗”的方式讲美育。最后压轴的是全国第一位专职美育老师王圣民，她也是全国唯一一位美育特级教师，讲述了美育的教学经历。
蔡建国、王圣民在台上自称有些紧张，也许之前他们从未想到，在当今这个浮躁的消费主义社会，还有一群人会专门精心设置一个下午茶时间让他们大谈“美育”，还有一批听众会津津有味地听他们讲述。事实上，自克勒门成立两年来，这样的惊喜总是不断。成为克勒门沙龙主角的，不仅有逝去的文化名人，如陈歌辛、程乃珊、陈逸飞等；有匆匆而过的文化名人，如白先勇、谭元元等；也有那些已经久未出山的老艺术家们，比如上影厂的动画界前辈；还有看似普通却极不平凡的老人，比如“90后”老人饶平如初学钢琴、在琴上奏出亡妻最爱的《魂断蓝桥》，全场动容。
在沙龙现场，没有级别的高低，艺术面前人人平等。而那些老艺术家，如秦怡、童自荣、刘广宁、曹雷、梁波罗等在这里也得到了特别的尊重，坐在了第一排的嘉宾位置。
配音艺术家曹雷曾在沙龙上朗诵过她写给英格丽·褒曼，同时也是写给自己的短诗，感动了来宾，同时作为听众时的曹雷也被沙龙上的其他主讲者感动着。在这场主题为美育的沙龙上，当王圣民说起自己的工资还不如学校里的清洁工时，曹雷带头鼓起了掌。“每次来克勒门就如同上一堂美育课、文化课。虽然我是做文艺工作的，但只熟悉自己的门类，克勒门这个沙龙让我接触到了整个大文化，在各方面受到熏陶，所以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每次都会来。”
配音艺术家童自荣自诩是“克勒门的朋友”，他由衷地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克勒门沙龙也在无形中传达一种思想，什么是美的，健康的，什么是值得我们欣赏的，这也让我们潜移默化地受到启发，感受到精神的净化。感谢克勒门如此精心的安排，给予我们这些过来之人以人生的回味；而对今天的年轻人呢，不要说启迪，这只是长者对后辈展现的心灵历程——岁月磨砺过的心灵，就像美玉，温润而坚强。”
说到“精心的安排”，此言不虚。“克勒门”的“三驾马车”陈钢、阎华和嵇东明为做“克勒门”花费了非常大的心力。初次邂逅这三位，林明杰感到惊讶，也很感动：“陈钢老师是大音乐家，平时很忙，邀约也很多，他却愿意把最多的时间花在‘克勒门’里，还把自己美丽的太太也拉进来义务帮忙。阎华这位电视主持人也有着一股执着劲儿，在电视台做节目都有团队协作，她却甘愿在‘克勒门’又做制片人，又做记者，又做现场编导，又做主持，还倒贴钱请摄制组录制。而贵都嵇总不仅为每次活动提供场地，还为不同主题的沙龙准备不同的英式下午茶点和精油，真正将每次下午茶打造成精致的‘五维感官’的盛宴，这真是群难得的不计功利的、很好玩的人。”受到感染，林明杰也加入了团队，每期无偿设计沙龙的请柬。
那么，“克勒门”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吸引了那么多人，还让一些艺术家甘愿当义工呢？
“两年前，我和白桦、程乃珊、陈逸鸣、王作欣等好友在马勒别墅经常小聚，喝喝茶，聊聊天，讲讲上海故事。当时在马勒别墅工作的嵇总，帮我们准备了很精致的茶宴。”陈钢回忆道。他很喜欢这样的氛围，这让他想起儿时，父亲的朋友经常来家里串门，像周璇、白光、龚秋霞等名人都是他家的常客。“家里只要来了客人，母亲就会亲自操刀，生起好几个煤炉准备丰盛的饭菜，前前后后地张罗。”那个年代，小型的文化沙龙是独特的文化交流方式。陈钢印象中，父亲和一些文化名流常去一家四姐妹咖啡厅。“沙龙是发展高雅文化很好的平台，艺术创作的很多灵感，就是聊出来的！而且就是要跨界，跨界才有碰撞。”陈钢说道。他为自己与朋友们的聚会取了一个名字“克勒门”。后来嵇东明到贵都赴任，他们也就一起来到贵都，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克勒门文化沙龙。沙龙地点选在酒店二层的贵都剧院，而在27楼，有个精心布置的“克勒门之家”，展现着“克勒门”活动嘉宾留下的精彩风姿。
“克勒门的发展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做这个沙龙，大家就是‘玩’，外围的朋友加入进来一起玩。”陈钢笑称，虽然说得轻松，但正如“克勒门”富有深意的名字一样，它注定有着一种使命。一直以来，人们对“老克勒”这个词争议颇多，陈钢希望摆脱狭义的、装模作样的、孤芳自赏的“克勒”印象，赋予“克勒”一种正能量的新意。陈钢看来，“克勒”曾经是上海的一个符号，或许它是class（阶层）、colour（色彩）和club（会所）的“混搭”。到了现代，他更倾向于把它解读成一种中西精英文化碰撞出的都会文化。“它是一种生活态度，这种态度对美的要求、对优雅的追求，适应于现代都市的发展规律；它是一种城市精神，这种精神具有敢为天下先和海纳百川的现代文明胸怀。我们关心这种适应现代文明的精致文化，因其正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文脉和精华。而今，‘老克勒’们虽已渐渐逝去与老去，但‘克勒精神’却被重新认知，以各种新的方式传承开发，结出新果。” 前些年，陈钢被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夫人请去领事馆馆邸，参加一个沙龙，沙龙的主题就是拯救上海文化，而且已经举办了很多年，这让陈钢很受刺激，外国人都那么重视，上海人自己呢？“现在我们上海很多的财富，正在丢失，急需抢救。而沙龙是精英文化的雅聚，不同的文化在这里可以自由地陈述、交流、碰撞和汇聚。沙龙也是城市文化的发动机，我们开动了这架发动机，就可能多开掘和发现一些海上宝藏和文化新苗。”
在做克勒门沙龙过程中，阎华也深切感受到了“克勒精神”。“那些八九十岁的老人来到现场，随便聊聊，就会发现他们有那么多的故事，特别真诚热情，特别感动你，跟他们对话，我听到的不仅仅是故事，而且是用半世人生换来的人生感悟，传递的是一种人格的魅力，能走近他们，触摸这座城市的文脉，是我的福分。我就觉得要更加认真，感到有一份责任，要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为了在短短2个小时内，更好地呈现主题，阎华会提前准备，与主讲嘉宾做好先期沟通。“从开始酝酿选题到采访，到最后的呈现，都是自己介入的，所以会特别用心，投入更多感情，没把它当成节目做，也没觉得自己在主持什么活动。我不会像做电视访谈那样，考虑节奏啊，机位啊，表情应该怎样，在克勒门我就觉得这些都是我的客人，我要考虑到来的每个人是否舒服，能否敞开心扉跟你讲。”阎华坦言自己在克勒门提升了主人翁精神，“更加顾及别人的感受，更加尊重那些有文化含量的老人，把自己放低，把身边的人抬高。”
追忆过去之门，也是开启未来之门
一次，阎华去采访电影明星王丹凤的先生柳和清，老先生80多岁了，采访结束后，执意送她到电梯口，“我说不用，他说，一定要，至少送你到电梯口，等关了门我才能走。我说没有关系的，他说，不行，这是规矩。我去采访郑苹如的侄子，约好上午 10点钟，他9点55分就已经下楼来等我了，怕我找不到车位。采访结束后，他执意要送我下楼，且还记得我爸爸在车里等着，给了我两瓶水。”这些小小的举动，却给阎华蛮大的触动，“这些都是他们的一种规矩，也是都市文明的一种习惯，一种教养，但是我们很多年轻人在这方面可能是缺失的。”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缺失的不仅是规矩。
2012年底，沙龙做旗袍的主题，要选一张画做请柬，阎华在林明杰的画室看到一张画好的画，是一个女人的裸体背影，有条粉鱼缠绕女人的腰际。这不是跟旗袍很像？可是阎华转念一想，又觉得这个不够含蓄，于是专门去请陈钢老师定夺。结果陈钢看了一眼就拍板决定，“这怎么不合适，非常合适。”并调侃阎华道：“你年纪轻轻，禁锢倒不少啊！”
“为什么陈钢老师觉得很正常，年纪轻的阎华会觉得不合适呢，是因为我们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被非正常教育了。海派精神是敢为天下先的，年轻人反而更保守，这就是我们教育的误导。”林明杰说道。阎华在采访了不少老克勒后，也真切地感受到：“他们要比我开明、包容得多。其实当年的克勒们无异于今天的‘潮人’，他们是国际大都市里最灿烂、最洋气、最摩登的一群人。时代教育背景决定了人的眼界和胸襟，由此他们豁达、放松、荣辱不惊，而优雅的文化沙龙正需要这样的氛围。”
“我们在一起时也一直在商讨，克勒门应该做什么，不是一帮老人消极地在怀念过去，而是应该通过梳理过去，思考当时海派文化辉煌的原因，里面的精神实质，并用这种精神的力量去推动当下，推动未来。我觉得真正的克勒精神，是很真诚地对待人生，有一种宽容，有一种前卫。”林明杰说道。
“在克勒门舞台上，我们不做学术讨论，不做历史探究，只是通过往事、艺术把一种美呈现出来，通过那种美，我们可以看到精致、优雅、追求卓越的生活方式，亦可感知自由、开放、海纳百川的上海精神。”阎华指出。
怀着在追溯过去的步伐中寻找未来的想法，克勒门沙龙的主题演绎都是既实又虚，既有历史感又有现代感。比如他们做的旗袍主题，不单单只是怀念，“我们还在思考，除了旗袍，还有哪种时装设计师会有这么大的成就，把中国女性衬托得那么美，那么典雅，有东方味道，同时又那么性感时尚，而且让中国的服装风格能够在世界上得到认可？没有。那么为何在当时的时代产生了旗袍？”林明杰说道，“沙龙上，一个老华侨从海外拿来一件旗袍，用的是当时巴黎最好的面料，上面还罩了一层薄纱，还有蕾丝，剪裁上体现了中国女人的线条韵律，36个点都量得精致到位，那种对美的追求都是无微不至的。其实中国传统的旗袍不是这样的，为何后来到了上海这里，变得很现代很漂亮，很性感，因为上海自由啊，胸怀开放，可以把巴黎最时尚的东西拿过来，即便有人骂也没有关系，因为没有权力介入，创作很自由，这才是优秀的文化艺术能够诞生的最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做旗袍选题，不能搞狭隘的民族主义，要推行开放的民族精神。”
“克勒门”不仅重视老克勒，也关注“小克勒”。一次沙龙上他们请三位音乐界“小克勒”，出生于1980年代的青年音乐家宋思衡、黄蒙拉、薛颖佳为大家讲述自己的经历，并进行一场关于音乐的追述、思考和探讨。陈钢表示，这些“小克勒”身上体现了一种上海的腔调，克勒精神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其中的一位“小克勒”——旅法钢琴家宋思衡还参与了去年一场横向跨界于绘画与音乐之间的“克勒门之夜：蓝——音画音乐会”。音乐会上，宋思衡演奏钢琴名曲，法国画家吉拉尔德·艾科诺莫斯当场进行绘画创作，女高音歌唱家王作欣引吭高歌，电子音乐家B6作为嘉宾也同台参加演出。前不久，宋思衡和艾科诺莫斯再度合作演出。
“音画音乐会”也是克勒门沙龙跨界交融的成果。事实上，文化沙龙与贵都的合作，是更大层面的文化与商业的跨界。“我们经营的是酒店，做的是文化，打造的是记忆，卖的是感觉。”嵇东明说道。在这样的理念下，嵇东明给予了文化人更多的照顾与尊重，比如当时程乃珊化疗后，身体极度虚弱，冬天在家又很冷，为此贵都特地提供了客房，让她居住，给予无微不至的照料。贵都支持的克勒门也成为了贵都的品牌，很多文化名人及其亲朋好友慕名而来入住。在酒店行业一片下滑的大形势下，今年上半年，贵都经营利润上涨了40%。 每次沙龙结束后，克勒门都会通过博客、微博、微信等方式进行传播，把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阎华还推出了记录克勒门鲜为人知故事的书《克勒丽梦》。对于克勒门今后的发展，陈钢表示，一切顺其自然，其实文化就是自然孕育的过程。同时，他表示希望克勒门走出贵都。贵都依然是克勒门的大本营，但是克勒门也可以走进学校、图书馆等公共场合，并可提供内容定制服务。
“水墨星期三”：回归艺术本源
9月某日星期三上午10点，我来到哈密路上画家张培础的水墨缘工作室。这是一间由公寓房改成的工作室，客厅成了大画室，书柜里放满了书籍和画册，两面墙都被当成了画板，一面墙上还挂着张培础尚未完成的人物肖像画。画室里，几位画家在看罗步臻一早就拿来的最近写的书法，罗步臻是知名的国画画家，同时也写得一手好字。在靠近阳台处有一张桌子，几位年过七旬的画家围坐在周围，惋惜地谈起了前几日好友张桂铭过世的消息，相互提醒着要保重身体，接着他们又谈起了正举行的全国美展。
这里就是圈内颇有名气的“水墨星期三”沙龙。
“我们这个沙龙已经有9年了。”张培础说道。很多人会很讶异，“水墨星期三”怎会坚持了那么多年，但是对于丁荣魁、王劼音、张培础、奚阿兴、陈谷长、罗步臻、凌启宁这七位画家而言，根本谈不上“坚持”，就是每周期盼着一起喝茶、聊天、画画，一起愉快度过星期三，一晃居然有了9年。
2005年10月，丁荣魁、王劼音、凌启宁、奚阿兴原本每周在那里搞铜版画的半岛艺术中心要装修，一时没有地方去，就到张培础的水墨工作室玩，不料同学、好友相聚，相谈甚欢，意犹未尽，遂预定每逢周三一道来工作室啜茶、谈天、画水墨，原本打算的“过渡地”愣是变成了“根据地”，且半路出家画起了水墨画。
画家陈谷长是稍晚一点加入的，2006年上半年他夫人去世，心情低落，将近两个月没画画，老同学张培础就给他打电话，让他不要一直躲在家里，礼拜三到工作室白相相，散散心，就这样陈谷长也加入了进来。至于罗步臻是功底深厚的传统山水画家，却也喜欢探索，他很好奇“这些油画家、版画家是如何画水墨的。”这一探究竟，就“探”成了其中一员，最终形成了固定的七人画家群体，可谓水墨“七贤”。一次为办展，要取一个名字，于是就有了“水墨星期三”。
星期三沙龙在虹桥区哈密路上，地址较偏，大部分画家过来都要一个小时左右，但已过七旬的他们一到周三就齐齐到来，风雨无阻，节假不休，即便有要事，会请假明示。他们感慨着对我说，不来这里只能是一种情况，年纪太大了，走不动了。
为何这么一个没有任何名利价值的闲散沙龙会吸引一伙早已成名，见过很多世面的画家呢？
“我们都是老同学、老朋友，本就熟悉，又都志趣相投，在一起时可以无所顾忌地畅谈。”凌启宁说道。王劼音感慨：“我一直觉得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水墨是最适合自己的。油画画得太久了，已经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踏进水墨这个圈子，好像找到了归属感。在这里，我又重新找到了创作的激情，又有了创作的冲动，有了新的艺术追求。”奚阿兴则说：“到这里来最主要就是一个心态的调整。我们几个人心态都比较好，即使有时候心态不好，一到这里心态就好了。对养生好，对创作也好。”“我就是喜欢这里的气场，好像无形中，我们几个相互间在养气。所以我在家里和画室是不画水墨画的。在这里可以定定心心画几幅画。”丁荣魁表示。
七位画家中，张培础、陈谷长、罗步臻是三位正宗的国画家，每到星期三活动日，因为场地小，他们一般不画，主要负责“三陪”：陪画、陪观、陪聊，同时在与不同画种画家的交流中，汲取营养。罗步臻在家画得很勤，隔个十天半月就会拿一卷画来，于是一场小型的品画会就开始了，画家们就坐在画前无所顾忌地指手画脚、评头论足，觉得好就直言，觉得不好也毫不给情面，当然也会提出中肯建议。
“最让我感慨的是我们的‘水墨星期三’有种很好的氛围：轻松、平淡、真诚，让我受益匪浅。这也是我会经常带新作去请大家评头论足的原因所在。其实也常碰到与自己感觉相左的问题，但会引起我更多的思考，看到了自身思维上的局限和极端，渐渐地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和思维。”罗步臻说道。有一次，因张培础随口说了句“你这两张画不是你画里面最好的”，罗步臻当场把画撕了扔了。当然他是一点都不生气的，因为他们之间毫不忌讳地相互评论是常事，一起作画时，也常“现开销”，相互开开玩笑。
“换个环境，就没人来说你了，都在吹捧，或者说不痛不痒的话，没有人说真心话，但是我们这里说的都是心里话。”丁荣魁说。一旁，凌启宁接口道：“如果一个画家退步得很快，肯定是身边没有朋友。”奚阿兴则强调，“到我们这个年纪，如果关门不交流，艺术眼光会衰退得很快，自己觉得很好，别人一看一塌糊涂，所以我们在这里经常聚会聊天，也延续了艺术生命。”
每隔两年，水墨星期三沙龙会搞次展览，并不宣传，只是向好友们展示一下。在举办第三届展览时，他们别出心裁，在浦东一个叫“梦花源”的地方搞了一次“水墨星期三”雅集。前两天画家在那里画画，还带了裱画师傅当场裱。第三天请好友们来观看，很多上海著名画家、众多书画爱好者都闻讯赶来，没有开幕式，也没有剪彩，画家们的画作也是刚完成的，没有镜框，但大家都很有兴致，感受了“水墨星期三”带来的纯粹的艺术氛围。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周长江感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画属于传统的农耕文化。城市里的艺术活动一般都是单独进行的，每个人都在画室里画自己的画。而传统的中国画往往是一种‘沙龙’，当时的那些文人并不是职业画家，也不是以画为生，只是因为对书画的共同爱好聚到了一起，以诗会友，以画会友，饮酒品茗、吟诗作画。这就是一种传统的农耕文化。如今的艺术界比较讲究效益，功利性很强，而水墨星期三却不以功利为目的，似乎更接近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在上海美术界里也是比较少见的，我很钦佩。”
“沙龙越是纯粹，外界反而对你越关注，对你的信任度越大，这是自然而然的，我们的沙龙没有一点功利目的，这也是我们‘水墨星期三’能持续9年的原因吧。”张培础总结道。 “今天的艺术界已经更像一个江湖。市场经济让艺术家获得了该有的价值尊重，但把持不住又会走向反面。展览、传媒、资讯、资本进入的迅速发展，让人们之间的关系加速走入利益之链的世俗之中。本来和艺术毫无关系的‘炒作’、‘包装’、‘谋略’等等这样的词汇，出自艺术家口中时也不再遮遮掩掩、面露羞色，一切都变得堂而皇之。于是‘星期三’让这些40后老友、同窗找到一块可以远离这种喧嚣的净土。”张培成说。
“水墨星期三”不以功利为目的的心态与当今艺术圈追名逐利的环境形成了明显反差，但其实这才是正常的艺术生态。闻名遐迩的《兰亭序》的产生，也就是东晋时期，王羲之与文友谢安四十余人在兰亭雅集，由王羲之执笔作《兰亭序》，记叙了兰亭周围山水之秀美及与众诗友聚会时的愉悦心情。“昔文人雅士所求之境，今吾辈凡夫俗子亦效趋步。为君当如斯，为艺亦当如斯，美哉快也。”陈谷长如是说。
堂会，软化两代人文化对峙的实验活体
“堂会”这个沙龙名字源于陈黛曦的一句玩笑话，那时她还是上海大学影视艺术系的学生，最爱听葛颖教授的电影课，可惜课一结束，老师就没影了。一次陈黛曦开玩笑似的对葛老师说：“等我将来有钱了，一定花钱请您来我家唱堂会。”不料，偶尔的玩笑话十多年后居然成真了。2012年底，陈黛曦与朋友合开了一家咖啡馆，打算以活动聚集一些人气，陈黛曦立刻想到请葛颖教授来讲电影，他们还策划了“头讲”内容《色戒》，连续讲十讲。对此邀请，葛颖一开始是有所顾虑的，在大庭广众之下讲未删减版《色戒》合适吗？犹豫了一下后，葛颖表示愿意尝试。2013年6月，堂会推出，一炮而红。
“那时天已很热，人很多，咖啡馆里的空调几乎没有作用，人像在蒸笼里面，但是我发现来听的观众很感兴趣，讲了两讲我感觉越来越好玩，于是自然而然讲了下去，包括影片中那些火爆的场面，从电影构成语素上、导演拍摄意图等方面进行专业分析……”葛颖回忆道。
后来，因一些原因，堂会转移了阵地，去了别家咖啡馆，如今合作过的咖啡馆多达四五家。至今，堂会已经举办了近100期，基本每周一期，周五晚上7点半开始，有时会每周两期。
“我们的选题策划非常有时效性，包括最新上映的影片，葛颖老师会带领大家，边放映电影片段，边解析电影元素。每当临近威尼斯、戛纳、奥斯卡等重要电影节，我们也会做相关主题，比如我们做过关于奥斯卡电影节的沙龙，在奥斯卡获奖名单正式揭晓的前一星期，做了一项游戏，每个人投票预测奥斯卡设的各个奖项，包括最佳影片，最佳男女主角等。葛老师也当场做了预测，非常准。”陈黛曦说道。
虽然葛颖在学校上了多年的电影课，但他感觉在堂会讲电影跟上课非常不同，“上课有很强的教学目的，还有一些限制，要赶进度，不能太随意。堂会相对比较自由，听众是社会上已工作了的人，大部分是年轻人，也有一部分年纪比我大，一些话题不必去避讳，讲起来也比较放松，坦然一点，可以借影片谈一些关于生活的比较真切的体会。”
“我们私下都称葛老师讲的是‘文艺清口’，别看他平时看起来很严肃，其实讲起电影来非常的幽默有趣，沙龙现场经常是满堂笑声。”陈黛曦透露。虽说堂会主要是葛颖主讲，但是下面的听众可以随时站起来提问，发表自己的看法，场面非常活跃。
“堂会不同于讲座，讲座主讲人跟听者之间还是有距离感，不会事先事后有太多交流，但在堂会，讲了三个月之后，出现了一批蛮固定的听众，三四十个人，几乎每次都来，渐渐我也跟他们熟悉了，对他们每个人的性格都有所了解。这样堂会就变得很有意思，我在上面讲，下面的听众其实有分工，比如有人负责搞笑，会在某些节点上装傻，看到我好像不太往下深入，有可能是敏感，就要挑逗我一下，要我继续讲。我也知道，他的提问承担了大家的某种需求，就借此深一步往下讲，但是反过来也会嘲弄他一下。”葛颖笑说道，如今他越来越少地出去做讲座，越来越喜欢参与这种沙龙性质的活动，“这对我来说，完全打开新的体验，很好玩。”
还让葛颖感到有意思的是，每期堂会结束后，互动还在继续，堂会有5个微群，近500人会在微群里互动，发表各自的看法，提出希望下一讲讲什么。堂会组织者设置了不少系列，奥斯卡电影系列，点映系列，还有热映系列，世界十大最艰涩电影系列，女神系列（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片子）等，堂迷们可以在微群里投票，希望堂会先讲哪部电影。事实上，堂会也搭建了一个平台，让一群素不相识的电影爱好者聚集在一起。因为堂会，一位男会员和一位女会员结识，成为了好友，后来还成为了夫妻。在微信群里，有人会上传影片的网络链接，有几位志趣分外相投的堂迷还会自拉“小窗”，相约到外地旅游。
“这是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时代出现的新的沙龙现象，是19世纪的沙龙所没有的。”葛颖说。
堂会采用了会员制。会员卡500块一张，可以自由选择听十次堂会。“会员每次来听花费50元左右，还包含饮料费。我们主办方扣除咖啡馆场地费，人工费等等，基本没有利润。但为何愿意做下去，就是因为自己很喜欢。”陈黛曦说道。她计划拓展“堂会”的形式，比如办旗袍派对，讲《花样年华》的片子；还计划让堂会走出咖啡馆，办行走中的堂会，“我们可以跟旅游相结合，把讲座的现场搬到布拉格去，讲《布拉格之恋》的片子，看文艺院线片。”
每次堂会，葛颖几乎不拿报酬，就像陈黛曦说的，“如果葛老师计较这方面的话，堂会早就办不下去了。”那么堂堂大教授葛颖为何会愿意不计报酬地跑到咖啡馆里开讲，且坚持了一年多呢？不仅仅是因为“好玩有趣”，也不仅仅只是普及电影艺术，作为学者，他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回到研究上。
“现在网络一代的整个审美跟我们这代有很大的隔阂，他们用的词汇，你都不一定懂，两代人已经到语言上都无法沟通的地步，这个情况很严重。网络一代跟我们传统文化权力者的对峙感已经很强了，这已经反映到各方面，比如电影《小时代》，我们觉得一无是处，为何年轻人会觉得那么好。”葛颖坦言，自己以前也是很轻视年轻人的观点的，老是觉得年轻人这样是不对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但是现在葛颖转向了，开始走出书斋，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而让他发生改变的就是堂会，两年前他就开始思考两代人的文化代际问题，一直找不到切入的角度，通过一年堂会的体验，他发现堂会正是他研究课题的很好的实验活体。最近他正在写的一篇文章《二次元审美：袭向主流文化的互联网暗物质》就专门谈论了此话题。 “我们不得不承认，世界最终是属于年轻人的，文化还是要传承给下一代，如果我们造成一种文化对立的话，根本上来讲，是一种文化资源的损失。所以我呼吁，从领导层到专家群体要跟年轻一代进行点对点的交流，就是要直面，要到年轻人的场域，去咖啡馆。我们要调整角度，首先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进而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沟通。”葛颖说道。
咖啡馆一般只能容纳30-50人，几乎每次举办堂会，来的人都很多，当主讲一些特别热门的片子，如《教父》《广岛之恋》《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时，会人满为患。沙龙7点半开始，有人5点左右就来抢座，来得晚的人没有位置了，就坐地上、台阶上听。这也说明人们在这方面的需求是很大的，希望有人能用比较专业的眼光，帮助大家对影片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由此，葛颖号召学者，要走出书斋和课堂，走到现实、真实里面去，直接跟那些有消费话语权的年轻人对话。“接触沟通，永远是双向的，你在了解他们的同时，他们也在了解你。所以我觉得，点对点接触，直面，太重要了。”目前堂会主讲电影，葛颖希望还能出现各种艺术门类的类似堂会形式的沙龙，比如戏剧、文学、音乐、舞蹈等领域的学者或专业人员能参与进来，跟年轻人做点对点的交流，可以先讲有共鸣的部分，再慢慢引导。让葛颖高兴的是，现在很多听众愿意去看以前没参加堂会前可能根本不会去触碰的片子，而那些片子绝大部分都是葛颖觉得有意思的片子，“这也意味着我借助他们的语言，成功地把我的价值观传输给他们。”
“其实每代人都要把自己的文化权力交给下一代，但是交接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地区，有的历史时期，因为两个代表性文化有深刻的隔阂，所以在交接的过程中，出现你死我活争斗的局面，这会使这个社会付出极高的成本。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做工作，比如通过各种各样的沙龙活动软化这种对立，进而达成一种和解，最后让我们的文化权力的交接是很平稳的。”葛颖感慨道。
雅集：推倒横亘于艺术与大众间的石墙
朱屺瞻艺术馆以传承弘扬传统经典为办馆理念，同时形式上总是不断创新，譬如在举办“粉墨登场—中国戏曲水墨画名家名作展”时，同期举办戏曲艺术周活动，让一批原专业戏曲团队退休人员、白领戏曲爱好者进行演出，让广大观众在领略戏曲水墨名家精彩作品的同时，也能欣赏到京剧、越剧等各种戏曲的精彩演出。
“我一直希望呈现展览的时候，不仅仅只是静态的单纯的展示，还要有互动。戏曲中有很多中国故事，用水墨画表现也是传承了中国的文脉，同时我们也想与当下结合，比如请一些京剧、昆曲的名家、爱好者进行互动，形成有意思的氛围。艺术馆每次搞展览，我们都会相应举办一些沙龙活动，比如举办上海新水墨大展时，我们会策划很多活动，同时组织上海的水墨中青年中坚力量搞了个水墨沙龙，举办中青年的水墨沙龙展。”朱屺瞻艺术馆艺术总监陈九说道。同时作为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的主要创办人，他对当代艺术也比较关注，“多伦美术馆做过一些和当代艺术结合的展览，并配合沙龙雅集。当代艺术这个理念比较宽泛，所以美术馆作为开放型的平台，不仅仅邀请架上艺术家，还邀请搞新媒体的艺术家、搞器乐实验的艺术家到美术馆来参与活动，包括一些音乐活动，民间歌唱活动，比较生动，也很有意义。”
作为美术馆的管理人员，陈九一直在思考如何让美术馆更多地发挥公共平台的社会职能，文化建设的意义，同时陈九不忘自己的另一个身份——艺术家，切身从艺术家的身份考虑，希望政府、社会营造一种良好的文化生态，提供更多公共文化平台，来展示艺术成果。在两个身份的不断转换下，陈九一方面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发挥好美术馆的资源，另一方面也希望走出美术馆，到社会上去办展览，充分利用社会上的资源。“展览的地方可以放在茶室、会所，甚至饭店等不同的环境，而且结合着做一些沙龙活动。”
陈九在“半壁山房”会所做过一个“人生如戏”的扇面展，很多人包括外地的书画爱好者都赶来参加，在那里喝喝茶，聊聊天，看看画，一些年轻人还带着面具，搞一些戏曲活动。在知了茶堂，陈九策划过一个“景德镇‘碰瓷’展”，起因是他在参观景德镇的路上碰到几位艺术家，年龄各不同，都喜欢画瓷，陈九带上一个文学爱好者记录了他们烧瓷、画瓷的过程，并把这些瓷器带到上海，专门做了一个‘碰瓷’展览，由艺术家谈做瓷、画瓷的感受，做茶的人做茶道……既很原生态，又很民俗。
“画家在上海生活，相对条件比较好，比较安逸，有些艺术家在绘画探索上比较成熟，有突破，但互相交流不多。我经常会在茶室、会所举办一些既有小型展览，又有小型演出的雅集活动，大家可以在这里喝茶，品画，听戏，自由地交谈，比较宽松，也吸引了一批艺术家，借此他们既保持了创作独立性，又丰富了业余时间。同时，我们的沙龙又都是开放型的，其他领域的人士，书画爱好者，包括一些企业家也都会参与，一些企业家会直接跟艺术家交流，收购一些典藏作品，这既有利于艺术家，又有利于赞助者。”陈九说道。
如今，很多展览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开幕时领导、嘉宾济济一堂，非常隆重，开幕式后展厅冷冷清清。同时一些体制内的展览，比较讲究级别，有官本位的风气，受人诟病。而走出美术馆的“展览加沙龙”模式，有助于艺术家间的交流，也有助于打破艺术与大众之间的隔阂，有助于艺术家在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觉得我们的社会越来越需要艺术氛围，通过审美和物质世界保持一定距离，用美的感觉去看世界，这样社会会越来越好。这方面，艺术家也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陈九说。
互联网时代新型的文化沙龙
作家朱伟在《作家笔记及其他》中写道：“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地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的时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样“压”着马路，从张承志家里走到李陀家里，在李陀家楼下买了西瓜，在路灯下边吃边聊，然后又沿着朝阳门外大街走到东四四条郑万隆家里的时代……”查建英感慨：“圈子文化在八十年代是很自然的事情。那时对大集体生活有一种反叛，但有趣的是，反叛的结果是结成一个个小集体——就是圈子，每个圈子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有过赫赫有名的“《读书》服务日”、赵越胜沙龙和双榆树青年公寓1657号沙龙，在上海也有过“现代文化Corner”等沙龙。在接受我采访时，作者陈村特地翻看了以前台历，查到了几条记录：“1985年3月9号去开‘现代文化Corner’筹建会议。”“3月23日，下午2点，在上戏东排练厅，现代文化角成立。”“5月18日14点风雷剧场仙乐茶座，文化角活动，蔡苑音乐讲座。”
剧作家宗福先是当时的组织者之一，他回忆道，现代文化角是由文学、戏剧、影视、美术、音乐、舞蹈等各界青年组成的自发性团体，是一个松散的文艺沙龙。“当时的想法就是各界横向地交流，同时在各种思潮涌现的环境下，青年人也要寻找一种自己的沟通方式。在现代文化角的互相交流中，我们确实得到一些启发。”
可惜到了九十年代，活跃的文化沙龙因各种原因解体。幸而，新世纪，沙龙文化又开始出现。
去年9月，青年钢琴家宋思衡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教学中他感到，对于学生来说，光听专业老师在课堂上上课是不够的，“现在处于互联网时代的学生，接受的碎片化东西太多，需要更多时间跟各行各业的人去接触，这样才能成为比较有想法的音乐家。”
宋思衡有个朋友叫冯页，业余学钢琴，曾获得第16届法国巴黎国际钢琴艺术家大赛冠军、俄罗斯圣彼得堡第二届国际钢琴艺术家大赛冠军，其演出遍及全球许多国家的重要音乐厅。“一个业余钢琴家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对我们来说，有些不可思议。”宋思衡感慨道，他也希望学生能从冯页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比如将来怎么走你的路，如何去做一个真正的自己。
为了让学生有更多学习的平台，也为了方便自己跟朋友们相聚，宋思衡和冯页一起搞了一个音乐沙龙：牛牛阿特沙龙，冯页外号叫牛牛，时间定在每个礼拜六晚上。在那里，他们会讨论很多专业上的问题，譬如花一个晚上研究肖邦的乐曲，把所有的版本拿出来比较，思考为何这些版本会这样写。他们会请做多媒体艺术的老师讲讲他的艺术理念，还会组织一些竞赛，让学生们听一段音乐让他们猜。一开始学生们是被宋老师“架着”来的，后来发现获益良多，且开始有自己的想法，独立思考的能力。
当然，宋思衡在这个沙龙里也获得不少启发。随着名气渐响，不仅上海的，其他城市的知名钢琴家也会过来玩，画家、作家、建筑家甚至企业家都闻名而来，在一起探讨艺术，人生。“我的多媒体音乐会的很多想法就是在这里产生的。比如最初我是看到一位画家朋友画画的用笔，跟我们音乐里面的线条、句法很像，就开始有了做音画音乐会的想法。做村上春树音乐会，是冯页给我的创意，他一直在看村上春树的书，所以我们关于村上春树聊了很久，于是有了做村上春树音乐会的想法。”在牛牛阿特沙龙，宋思衡还认识了一位来自苏州的酷爱古典音乐的房地产商，“他在苏州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我们打算以后去那里办一个大型的沙龙，我们沙龙里所有的人去他那边，聚会，办音乐会、大师班，甚至可以延伸办个音乐节。”
新的时代，互联网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时网络时代，也产生了新型的沙龙形式。
作家陈村主持的小众菜园被称为网上的文艺沙龙。小众菜园”于2004年9月9日在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旗下的99网上书城上线。很快“小众菜园”就引起了争议，因为版主陈村明确申明“本园谢绝申请，唯一的入园小径，是请园中的老菜农推荐，经批准后发放种菜执照。”有批评者质疑，网络是自由的，为何不让说话。陈村自有他的理由：“就是不让所有人说话，你必须告诉我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不知道是谁，如何交流？网络上从来不缺捣乱的人，要说话就要负责。”
“实名制”“必须是种菜的人”将没有诚意的看客隔离了出去，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封闭、比较纯粹的文化小圈子。小众菜园一直有几百个会员，不乏叶兆言、赵丽宏、方方、吴亮、孙甘露、韩东、孟庆德、黄昱宁、古清生这样的知名作家、批评家、诗人、译者等。
“网络的好处是，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集中在某个地方聊天，时间空间方面比较便利，而且在这些空间里，能保存下一些东西，以后还可以翻着看看，不像一些活动，散掉就没有了。”陈村说道。他介绍，小众菜园还经常组织一些线下的活动，包括参观一些画展，摄影展等，也会有人在网上发帖求助，大家一起帮忙。
小众菜园里“菜农”们偶尔也会吵架，陈村就立马做灭火员和调解员。小众菜园也会有一些质疑文章，比如质疑方舟子、李辉，陈村也欢迎方舟子、李辉来小众菜园进行理性的讨论。遗憾的是，2013年8月21日，小众菜园在传统的鬼节“阵亡”，旋即迁至弄堂论坛。
如果说，十年前，小众菜园这样的网络沙龙尚属时髦的话，那么今天微信平台的沙龙成为白领们的日常生活方式。
文化人丁理和老公陈立勤喜欢品茶，由此在虹桥茶城开了一个茶室——几何堂，不过两人的目的并非要卖茶挣钱，而是喜欢一种中国式的生活方式，因此几何堂也渐渐成为了一个文化雅集的场所。夫妻两人喜欢古琴，又恰巧碰到一个古琴功力深厚的小老师，就把老师请到几何堂教学，不料悦耳琴声吸引了不少茶城里的游客，于是，丁理和陈立勤就慷慨地把老师“贡献”出来，与有兴趣的人一起学琴，并形成了每周日下午的“古琴雅集”。几个月后，丁理遇到了一个“青年茶人计划”。“青年茶人计划”是由多名青年茶人发起的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倡导中国式生活”为宗旨的公益组织。由于理念的一致，丁理成为了“青年茶人计划”上海站的组织者之一。
“青年茶人计划”的发起人是位青年人，叫季烨。2011年，他在北京开了个占地不足两百平方米的茶馆——惠量小院，30块钱就可以在这里喝茶，参加古琴、插花、水墨画、篆刻等等各种活动，而且每天都有。也有人质疑，每次才30块钱，惠量靠什么赚钱？而且哪里来的那么多老师？季烨却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搞活动也可以零成本。曾辛辛苦苦地搞过高大上话剧却没什么反响的他，后来终于明白搞文化活动最重要的是：“在一起”，“茶会”重要的是“会”，爱好文化的、喜欢中国式生活的朋友在一起。2013年“青年茶人计划”举办茶会及各类文化活动1110场；2014年惠量发起“青年茶人计划”微信群系实践茶会O2O模式，目前已有微信群50个，首创联席茶会模式，打造了一个移动互联网文化社区。全国各地的茶人在微信上交流，同时也在线下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文化沙龙。
事实上，如今的上海有着各种不同类型的沙龙。“比较松散、低调的沙龙跟上海的艺术生态比较吻合，也符合上海这座城市的性格。”画家王劼音指出。
不过摄影家尔冬强认为，“上海严格意义上来讲，还没有形成沙龙氛围。不像国外有些城市，每天晚上都有各种沙龙活动，或在艺术家家里，或在咖啡馆。”
“很多开天辟地的大话题都在七十八年代沙龙里提出来，一句话出来，一场报告做下来，全社会立刻传开，新的行动开始，一个气象开始。”陈丹青回忆道，他很怀念八十年代的沙龙，文革过去了，很多沙龙雨后春笋般出来了，经济、政治、旅游等种种话题都会有一小群人或者一大群人在谈论。“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年轻的干部，先把这个气氛造起来，展开各种话题，制定政策的领导干部会很虚心很开心地去听。”
尔冬强指出，总体来讲，民间办的沙龙会比较有活力，“政府文化管理部门要有适当的开放度，让它们自由成长。”同时尔冬强认为文化沙龙要更加开放，跨界交流。虽然他是摄影家，但是曾在自己的艺术中心搞过多年的歌剧沙龙。前年，他的艺术中心搬迁至新址前夕，他还组织了一场连续24小时的诗歌朗诵沙龙，只在微博上发了消息，全国各地的诗人都涌过来了。可见，城市需要诗意，同样也需要自由生长的文化沙龙。
克勒门，聚集文化的气场，自由生长新的力量
9月25日下午，上海国际贵都大饭店二楼的剧院变身为克勒门文化沙龙，迎来了它的朋友们。到前台签到后，我拿到了沪上资深媒体人、画家林明杰特意绘制，由雅昌以复制画的技术来印刷制作的精美请柬，上面还有一个编号，说明是限量版的。克勒门文化沙龙采用的是邀请制的方式，每次活动邀请100位左右的来宾。
会场里，奶白色桌布铺好的各个茶桌上已经摆放着精致诱人的西点。国际贵都大饭店总经理嵇东明本应该在办公室坐镇，却在沙龙现场忙前忙后，指挥着工作人员。而著名音乐家陈钢和他美丽的太太正在热情地招呼克勒门的朋友们。两年前，陈钢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克勒门”的创立者，掌门人。
两点整，在优美的音乐声中，阎华着一身淡雅的绿色连衣裙走上舞台开始主持，这位上海艺术人文频道的当家主持人，走出荧屏变身克勒门沙龙女主人后，显得更亲和热情。
此次沙龙的主题是“蔡元培——未竟的梦”，首先上台的是蔡元培曾侄孙、同济大学教授、蔡元培研究者蔡建国，他讲述了蔡元培先生的美育理念。接着，林明杰上台，风趣地自称用“三俗”的方式讲美育。最后压轴的是全国第一位专职美育老师王圣民，她也是全国唯一一位美育特级教师，讲述了美育的教学经历。
蔡建国、王圣民在台上自称有些紧张，也许之前他们从未想到，在当今这个浮躁的消费主义社会，还有一群人会专门精心设置一个下午茶时间让他们大谈“美育”，还有一批听众会津津有味地听他们讲述。事实上，自克勒门成立两年来，这样的惊喜总是不断。成为克勒门沙龙主角的，不仅有逝去的文化名人，如陈歌辛、程乃珊、陈逸飞等；有匆匆而过的文化名人，如白先勇、谭元元等；也有那些已经久未出山的老艺术家们，比如上影厂的动画界前辈；还有看似普通却极不平凡的老人，比如“90后”老人饶平如初学钢琴、在琴上奏出亡妻最爱的《魂断蓝桥》，全场动容。
在沙龙现场，没有级别的高低，艺术面前人人平等。而那些老艺术家，如秦怡、童自荣、刘广宁、曹雷、梁波罗等在这里也得到了特别的尊重，坐在了第一排的嘉宾位置。
配音艺术家曹雷曾在沙龙上朗诵过她写给英格丽·褒曼，同时也是写给自己的短诗，感动了来宾，同时作为听众时的曹雷也被沙龙上的其他主讲者感动着。在这场主题为美育的沙龙上，当王圣民说起自己的工资还不如学校里的清洁工时，曹雷带头鼓起了掌。“每次来克勒门就如同上一堂美育课、文化课。虽然我是做文艺工作的，但只熟悉自己的门类，克勒门这个沙龙让我接触到了整个大文化，在各方面受到熏陶，所以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每次都会来。”
配音艺术家童自荣自诩是“克勒门的朋友”，他由衷地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克勒门沙龙也在无形中传达一种思想，什么是美的，健康的，什么是值得我们欣赏的，这也让我们潜移默化地受到启发，感受到精神的净化。感谢克勒门如此精心的安排，给予我们这些过来之人以人生的回味；而对今天的年轻人呢，不要说启迪，这只是长者对后辈展现的心灵历程——岁月磨砺过的心灵，就像美玉，温润而坚强。”
说到“精心的安排”，此言不虚。“克勒门”的“三驾马车”陈钢、阎华和嵇东明为做“克勒门”花费了非常大的心力。初次邂逅这三位，林明杰感到惊讶，也很感动：“陈钢老师是大音乐家，平时很忙，邀约也很多，他却愿意把最多的时间花在‘克勒门’里，还把自己美丽的太太也拉进来义务帮忙。阎华这位电视主持人也有着一股执着劲儿，在电视台做节目都有团队协作，她却甘愿在‘克勒门’又做制片人，又做记者，又做现场编导，又做主持，还倒贴钱请摄制组录制。而贵都嵇总不仅为每次活动提供场地，还为不同主题的沙龙准备不同的英式下午茶点和精油，真正将每次下午茶打造成精致的‘五维感官’的盛宴，这真是群难得的不计功利的、很好玩的人。”受到感染，林明杰也加入了团队，每期无偿设计沙龙的请柬。
那么，“克勒门”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吸引了那么多人，还让一些艺术家甘愿当义工呢？
“两年前，我和白桦、程乃珊、陈逸鸣、王作欣等好友在马勒别墅经常小聚，喝喝茶，聊聊天，讲讲上海故事。当时在马勒别墅工作的嵇总，帮我们准备了很精致的茶宴。”陈钢回忆道。他很喜欢这样的氛围，这让他想起儿时，父亲的朋友经常来家里串门，像周璇、白光、龚秋霞等名人都是他家的常客。“家里只要来了客人，母亲就会亲自操刀，生起好几个煤炉准备丰盛的饭菜，前前后后地张罗。”那个年代，小型的文化沙龙是独特的文化交流方式。陈钢印象中，父亲和一些文化名流常去一家四姐妹咖啡厅。“沙龙是发展高雅文化很好的平台，艺术创作的很多灵感，就是聊出来的！而且就是要跨界，跨界才有碰撞。”陈钢说道。他为自己与朋友们的聚会取了一个名字“克勒门”。后来嵇东明到贵都赴任，他们也就一起来到贵都，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克勒门文化沙龙。沙龙地点选在酒店二层的贵都剧院，而在27楼，有个精心布置的“克勒门之家”，展现着“克勒门”活动嘉宾留下的精彩风姿。
“克勒门的发展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做这个沙龙，大家就是‘玩’，外围的朋友加入进来一起玩。”陈钢笑称，虽然说得轻松，但正如“克勒门”富有深意的名字一样，它注定有着一种使命。一直以来，人们对“老克勒”这个词争议颇多，陈钢希望摆脱狭义的、装模作样的、孤芳自赏的“克勒”印象，赋予“克勒”一种正能量的新意。陈钢看来，“克勒”曾经是上海的一个符号，或许它是class（阶层）、colour（色彩）和club（会所）的“混搭”。到了现代，他更倾向于把它解读成一种中西精英文化碰撞出的都会文化。“它是一种生活态度，这种态度对美的要求、对优雅的追求，适应于现代都市的发展规律；它是一种城市精神，这种精神具有敢为天下先和海纳百川的现代文明胸怀。我们关心这种适应现代文明的精致文化，因其正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文脉和精华。而今，‘老克勒’们虽已渐渐逝去与老去，但‘克勒精神’却被重新认知，以各种新的方式传承开发，结出新果。” 前些年，陈钢被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夫人请去领事馆馆邸，参加一个沙龙，沙龙的主题就是拯救上海文化，而且已经举办了很多年，这让陈钢很受刺激，外国人都那么重视，上海人自己呢？“现在我们上海很多的财富，正在丢失，急需抢救。而沙龙是精英文化的雅聚，不同的文化在这里可以自由地陈述、交流、碰撞和汇聚。沙龙也是城市文化的发动机，我们开动了这架发动机，就可能多开掘和发现一些海上宝藏和文化新苗。”
在做克勒门沙龙过程中，阎华也深切感受到了“克勒精神”。“那些八九十岁的老人来到现场，随便聊聊，就会发现他们有那么多的故事，特别真诚热情，特别感动你，跟他们对话，我听到的不仅仅是故事，而且是用半世人生换来的人生感悟，传递的是一种人格的魅力，能走近他们，触摸这座城市的文脉，是我的福分。我就觉得要更加认真，感到有一份责任，要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为了在短短2个小时内，更好地呈现主题，阎华会提前准备，与主讲嘉宾做好先期沟通。“从开始酝酿选题到采访，到最后的呈现，都是自己介入的，所以会特别用心，投入更多感情，没把它当成节目做，也没觉得自己在主持什么活动。我不会像做电视访谈那样，考虑节奏啊，机位啊，表情应该怎样，在克勒门我就觉得这些都是我的客人，我要考虑到来的每个人是否舒服，能否敞开心扉跟你讲。”阎华坦言自己在克勒门提升了主人翁精神，“更加顾及别人的感受，更加尊重那些有文化含量的老人，把自己放低，把身边的人抬高。”
追忆过去之门，也是开启未来之门
一次，阎华去采访电影明星王丹凤的先生柳和清，老先生80多岁了，采访结束后，执意送她到电梯口，“我说不用，他说，一定要，至少送你到电梯口，等关了门我才能走。我说没有关系的，他说，不行，这是规矩。我去采访郑苹如的侄子，约好上午 10点钟，他9点55分就已经下楼来等我了，怕我找不到车位。采访结束后，他执意要送我下楼，且还记得我爸爸在车里等着，给了我两瓶水。”这些小小的举动，却给阎华蛮大的触动，“这些都是他们的一种规矩，也是都市文明的一种习惯，一种教养，但是我们很多年轻人在这方面可能是缺失的。”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缺失的不仅是规矩。
2012年底，沙龙做旗袍的主题，要选一张画做请柬，阎华在林明杰的画室看到一张画好的画，是一个女人的裸体背影，有条粉鱼缠绕女人的腰际。这不是跟旗袍很像？可是阎华转念一想，又觉得这个不够含蓄，于是专门去请陈钢老师定夺。结果陈钢看了一眼就拍板决定，“这怎么不合适，非常合适。”并调侃阎华道：“你年纪轻轻，禁锢倒不少啊！”
“为什么陈钢老师觉得很正常，年纪轻的阎华会觉得不合适呢，是因为我们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被非正常教育了。海派精神是敢为天下先的，年轻人反而更保守，这就是我们教育的误导。”林明杰说道。阎华在采访了不少老克勒后，也真切地感受到：“他们要比我开明、包容得多。其实当年的克勒们无异于今天的‘潮人’，他们是国际大都市里最灿烂、最洋气、最摩登的一群人。时代教育背景决定了人的眼界和胸襟，由此他们豁达、放松、荣辱不惊，而优雅的文化沙龙正需要这样的氛围。”
“我们在一起时也一直在商讨，克勒门应该做什么，不是一帮老人消极地在怀念过去，而是应该通过梳理过去，思考当时海派文化辉煌的原因，里面的精神实质，并用这种精神的力量去推动当下，推动未来。我觉得真正的克勒精神，是很真诚地对待人生，有一种宽容，有一种前卫。”林明杰说道。
“在克勒门舞台上，我们不做学术讨论，不做历史探究，只是通过往事、艺术把一种美呈现出来，通过那种美，我们可以看到精致、优雅、追求卓越的生活方式，亦可感知自由、开放、海纳百川的上海精神。”阎华指出。
怀着在追溯过去的步伐中寻找未来的想法，克勒门沙龙的主题演绎都是既实又虚，既有历史感又有现代感。比如他们做的旗袍主题，不单单只是怀念，“我们还在思考，除了旗袍，还有哪种时装设计师会有这么大的成就，把中国女性衬托得那么美，那么典雅，有东方味道，同时又那么性感时尚，而且让中国的服装风格能够在世界上得到认可？没有。那么为何在当时的时代产生了旗袍？”林明杰说道，“沙龙上，一个老华侨从海外拿来一件旗袍，用的是当时巴黎最好的面料，上面还罩了一层薄纱，还有蕾丝，剪裁上体现了中国女人的线条韵律，36个点都量得精致到位，那种对美的追求都是无微不至的。其实中国传统的旗袍不是这样的，为何后来到了上海这里，变得很现代很漂亮，很性感，因为上海自由啊，胸怀开放，可以把巴黎最时尚的东西拿过来，即便有人骂也没有关系，因为没有权力介入，创作很自由，这才是优秀的文化艺术能够诞生的最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做旗袍选题，不能搞狭隘的民族主义，要推行开放的民族精神。”
“克勒门”不仅重视老克勒，也关注“小克勒”。一次沙龙上他们请三位音乐界“小克勒”，出生于1980年代的青年音乐家宋思衡、黄蒙拉、薛颖佳为大家讲述自己的经历，并进行一场关于音乐的追述、思考和探讨。陈钢表示，这些“小克勒”身上体现了一种上海的腔调，克勒精神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其中的一位“小克勒”——旅法钢琴家宋思衡还参与了去年一场横向跨界于绘画与音乐之间的“克勒门之夜：蓝——音画音乐会”。音乐会上，宋思衡演奏钢琴名曲，法国画家吉拉尔德·艾科诺莫斯当场进行绘画创作，女高音歌唱家王作欣引吭高歌，电子音乐家B6作为嘉宾也同台参加演出。前不久，宋思衡和艾科诺莫斯再度合作演出。
“音画音乐会”也是克勒门沙龙跨界交融的成果。事实上，文化沙龙与贵都的合作，是更大层面的文化与商业的跨界。“我们经营的是酒店，做的是文化，打造的是记忆，卖的是感觉。”嵇东明说道。在这样的理念下，嵇东明给予了文化人更多的照顾与尊重，比如当时程乃珊化疗后，身体极度虚弱，冬天在家又很冷，为此贵都特地提供了客房，让她居住，给予无微不至的照料。贵都支持的克勒门也成为了贵都的品牌，很多文化名人及其亲朋好友慕名而来入住。在酒店行业一片下滑的大形势下，今年上半年，贵都经营利润上涨了40%。 每次沙龙结束后，克勒门都会通过博客、微博、微信等方式进行传播，把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阎华还推出了记录克勒门鲜为人知故事的书《克勒丽梦》。对于克勒门今后的发展，陈钢表示，一切顺其自然，其实文化就是自然孕育的过程。同时，他表示希望克勒门走出贵都。贵都依然是克勒门的大本营，但是克勒门也可以走进学校、图书馆等公共场合，并可提供内容定制服务。
“水墨星期三”：回归艺术本源
9月某日星期三上午10点，我来到哈密路上画家张培础的水墨缘工作室。这是一间由公寓房改成的工作室，客厅成了大画室，书柜里放满了书籍和画册，两面墙都被当成了画板，一面墙上还挂着张培础尚未完成的人物肖像画。画室里，几位画家在看罗步臻一早就拿来的最近写的书法，罗步臻是知名的国画画家，同时也写得一手好字。在靠近阳台处有一张桌子，几位年过七旬的画家围坐在周围，惋惜地谈起了前几日好友张桂铭过世的消息，相互提醒着要保重身体，接着他们又谈起了正举行的全国美展。
这里就是圈内颇有名气的“水墨星期三”沙龙。
“我们这个沙龙已经有9年了。”张培础说道。很多人会很讶异，“水墨星期三”怎会坚持了那么多年，但是对于丁荣魁、王劼音、张培础、奚阿兴、陈谷长、罗步臻、凌启宁这七位画家而言，根本谈不上“坚持”，就是每周期盼着一起喝茶、聊天、画画，一起愉快度过星期三，一晃居然有了9年。
2005年10月，丁荣魁、王劼音、凌启宁、奚阿兴原本每周在那里搞铜版画的半岛艺术中心要装修，一时没有地方去，就到张培础的水墨工作室玩，不料同学、好友相聚，相谈甚欢，意犹未尽，遂预定每逢周三一道来工作室啜茶、谈天、画水墨，原本打算的“过渡地”愣是变成了“根据地”，且半路出家画起了水墨画。
画家陈谷长是稍晚一点加入的，2006年上半年他夫人去世，心情低落，将近两个月没画画，老同学张培础就给他打电话，让他不要一直躲在家里，礼拜三到工作室白相相，散散心，就这样陈谷长也加入了进来。至于罗步臻是功底深厚的传统山水画家，却也喜欢探索，他很好奇“这些油画家、版画家是如何画水墨的。”这一探究竟，就“探”成了其中一员，最终形成了固定的七人画家群体，可谓水墨“七贤”。一次为办展，要取一个名字，于是就有了“水墨星期三”。
星期三沙龙在虹桥区哈密路上，地址较偏，大部分画家过来都要一个小时左右，但已过七旬的他们一到周三就齐齐到来，风雨无阻，节假不休，即便有要事，会请假明示。他们感慨着对我说，不来这里只能是一种情况，年纪太大了，走不动了。
为何这么一个没有任何名利价值的闲散沙龙会吸引一伙早已成名，见过很多世面的画家呢？
“我们都是老同学、老朋友，本就熟悉，又都志趣相投，在一起时可以无所顾忌地畅谈。”凌启宁说道。王劼音感慨：“我一直觉得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水墨是最适合自己的。油画画得太久了，已经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踏进水墨这个圈子，好像找到了归属感。在这里，我又重新找到了创作的激情，又有了创作的冲动，有了新的艺术追求。”奚阿兴则说：“到这里来最主要就是一个心态的调整。我们几个人心态都比较好，即使有时候心态不好，一到这里心态就好了。对养生好，对创作也好。”“我就是喜欢这里的气场，好像无形中，我们几个相互间在养气。所以我在家里和画室是不画水墨画的。在这里可以定定心心画几幅画。”丁荣魁表示。
七位画家中，张培础、陈谷长、罗步臻是三位正宗的国画家，每到星期三活动日，因为场地小，他们一般不画，主要负责“三陪”：陪画、陪观、陪聊，同时在与不同画种画家的交流中，汲取营养。罗步臻在家画得很勤，隔个十天半月就会拿一卷画来，于是一场小型的品画会就开始了，画家们就坐在画前无所顾忌地指手画脚、评头论足，觉得好就直言，觉得不好也毫不给情面，当然也会提出中肯建议。
“最让我感慨的是我们的‘水墨星期三’有种很好的氛围：轻松、平淡、真诚，让我受益匪浅。这也是我会经常带新作去请大家评头论足的原因所在。其实也常碰到与自己感觉相左的问题，但会引起我更多的思考，看到了自身思维上的局限和极端，渐渐地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和思维。”罗步臻说道。有一次，因张培础随口说了句“你这两张画不是你画里面最好的”，罗步臻当场把画撕了扔了。当然他是一点都不生气的，因为他们之间毫不忌讳地相互评论是常事，一起作画时，也常“现开销”，相互开开玩笑。
“换个环境，就没人来说你了，都在吹捧，或者说不痛不痒的话，没有人说真心话，但是我们这里说的都是心里话。”丁荣魁说。一旁，凌启宁接口道：“如果一个画家退步得很快，肯定是身边没有朋友。”奚阿兴则强调，“到我们这个年纪，如果关门不交流，艺术眼光会衰退得很快，自己觉得很好，别人一看一塌糊涂，所以我们在这里经常聚会聊天，也延续了艺术生命。”
每隔两年，水墨星期三沙龙会搞次展览，并不宣传，只是向好友们展示一下。在举办第三届展览时，他们别出心裁，在浦东一个叫“梦花源”的地方搞了一次“水墨星期三”雅集。前两天画家在那里画画，还带了裱画师傅当场裱。第三天请好友们来观看，很多上海著名画家、众多书画爱好者都闻讯赶来，没有开幕式，也没有剪彩，画家们的画作也是刚完成的，没有镜框，但大家都很有兴致，感受了“水墨星期三”带来的纯粹的艺术氛围。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周长江感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画属于传统的农耕文化。城市里的艺术活动一般都是单独进行的，每个人都在画室里画自己的画。而传统的中国画往往是一种‘沙龙’，当时的那些文人并不是职业画家，也不是以画为生，只是因为对书画的共同爱好聚到了一起，以诗会友，以画会友，饮酒品茗、吟诗作画。这就是一种传统的农耕文化。如今的艺术界比较讲究效益，功利性很强，而水墨星期三却不以功利为目的，似乎更接近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在上海美术界里也是比较少见的，我很钦佩。”
“沙龙越是纯粹，外界反而对你越关注，对你的信任度越大，这是自然而然的，我们的沙龙没有一点功利目的，这也是我们‘水墨星期三’能持续9年的原因吧。”张培础总结道。 “今天的艺术界已经更像一个江湖。市场经济让艺术家获得了该有的价值尊重，但把持不住又会走向反面。展览、传媒、资讯、资本进入的迅速发展，让人们之间的关系加速走入利益之链的世俗之中。本来和艺术毫无关系的‘炒作’、‘包装’、‘谋略’等等这样的词汇，出自艺术家口中时也不再遮遮掩掩、面露羞色，一切都变得堂而皇之。于是‘星期三’让这些40后老友、同窗找到一块可以远离这种喧嚣的净土。”张培成说。
“水墨星期三”不以功利为目的的心态与当今艺术圈追名逐利的环境形成了明显反差，但其实这才是正常的艺术生态。闻名遐迩的《兰亭序》的产生，也就是东晋时期，王羲之与文友谢安四十余人在兰亭雅集，由王羲之执笔作《兰亭序》，记叙了兰亭周围山水之秀美及与众诗友聚会时的愉悦心情。“昔文人雅士所求之境，今吾辈凡夫俗子亦效趋步。为君当如斯，为艺亦当如斯，美哉快也。”陈谷长如是说。
堂会，软化两代人文化对峙的实验活体
“堂会”这个沙龙名字源于陈黛曦的一句玩笑话，那时她还是上海大学影视艺术系的学生，最爱听葛颖教授的电影课，可惜课一结束，老师就没影了。一次陈黛曦开玩笑似的对葛老师说：“等我将来有钱了，一定花钱请您来我家唱堂会。”不料，偶尔的玩笑话十多年后居然成真了。2012年底，陈黛曦与朋友合开了一家咖啡馆，打算以活动聚集一些人气，陈黛曦立刻想到请葛颖教授来讲电影，他们还策划了“头讲”内容《色戒》，连续讲十讲。对此邀请，葛颖一开始是有所顾虑的，在大庭广众之下讲未删减版《色戒》合适吗？犹豫了一下后，葛颖表示愿意尝试。2013年6月，堂会推出，一炮而红。
“那时天已很热，人很多，咖啡馆里的空调几乎没有作用，人像在蒸笼里面，但是我发现来听的观众很感兴趣，讲了两讲我感觉越来越好玩，于是自然而然讲了下去，包括影片中那些火爆的场面，从电影构成语素上、导演拍摄意图等方面进行专业分析……”葛颖回忆道。
后来，因一些原因，堂会转移了阵地，去了别家咖啡馆，如今合作过的咖啡馆多达四五家。至今，堂会已经举办了近100期，基本每周一期，周五晚上7点半开始，有时会每周两期。
“我们的选题策划非常有时效性，包括最新上映的影片，葛颖老师会带领大家，边放映电影片段，边解析电影元素。每当临近威尼斯、戛纳、奥斯卡等重要电影节，我们也会做相关主题，比如我们做过关于奥斯卡电影节的沙龙，在奥斯卡获奖名单正式揭晓的前一星期，做了一项游戏，每个人投票预测奥斯卡设的各个奖项，包括最佳影片，最佳男女主角等。葛老师也当场做了预测，非常准。”陈黛曦说道。
虽然葛颖在学校上了多年的电影课，但他感觉在堂会讲电影跟上课非常不同，“上课有很强的教学目的，还有一些限制，要赶进度，不能太随意。堂会相对比较自由，听众是社会上已工作了的人，大部分是年轻人，也有一部分年纪比我大，一些话题不必去避讳，讲起来也比较放松，坦然一点，可以借影片谈一些关于生活的比较真切的体会。”
“我们私下都称葛老师讲的是‘文艺清口’，别看他平时看起来很严肃，其实讲起电影来非常的幽默有趣，沙龙现场经常是满堂笑声。”陈黛曦透露。虽说堂会主要是葛颖主讲，但是下面的听众可以随时站起来提问，发表自己的看法，场面非常活跃。
“堂会不同于讲座，讲座主讲人跟听者之间还是有距离感，不会事先事后有太多交流，但在堂会，讲了三个月之后，出现了一批蛮固定的听众，三四十个人，几乎每次都来，渐渐我也跟他们熟悉了，对他们每个人的性格都有所了解。这样堂会就变得很有意思，我在上面讲，下面的听众其实有分工，比如有人负责搞笑，会在某些节点上装傻，看到我好像不太往下深入，有可能是敏感，就要挑逗我一下，要我继续讲。我也知道，他的提问承担了大家的某种需求，就借此深一步往下讲，但是反过来也会嘲弄他一下。”葛颖笑说道，如今他越来越少地出去做讲座，越来越喜欢参与这种沙龙性质的活动，“这对我来说，完全打开新的体验，很好玩。”
还让葛颖感到有意思的是，每期堂会结束后，互动还在继续，堂会有5个微群，近500人会在微群里互动，发表各自的看法，提出希望下一讲讲什么。堂会组织者设置了不少系列，奥斯卡电影系列，点映系列，还有热映系列，世界十大最艰涩电影系列，女神系列（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片子）等，堂迷们可以在微群里投票，希望堂会先讲哪部电影。事实上，堂会也搭建了一个平台，让一群素不相识的电影爱好者聚集在一起。因为堂会，一位男会员和一位女会员结识，成为了好友，后来还成为了夫妻。在微信群里，有人会上传影片的网络链接，有几位志趣分外相投的堂迷还会自拉“小窗”，相约到外地旅游。
“这是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时代出现的新的沙龙现象，是19世纪的沙龙所没有的。”葛颖说。
堂会采用了会员制。会员卡500块一张，可以自由选择听十次堂会。“会员每次来听花费50元左右，还包含饮料费。我们主办方扣除咖啡馆场地费，人工费等等，基本没有利润。但为何愿意做下去，就是因为自己很喜欢。”陈黛曦说道。她计划拓展“堂会”的形式，比如办旗袍派对，讲《花样年华》的片子；还计划让堂会走出咖啡馆，办行走中的堂会，“我们可以跟旅游相结合，把讲座的现场搬到布拉格去，讲《布拉格之恋》的片子，看文艺院线片。”
每次堂会，葛颖几乎不拿报酬，就像陈黛曦说的，“如果葛老师计较这方面的话，堂会早就办不下去了。”那么堂堂大教授葛颖为何会愿意不计报酬地跑到咖啡馆里开讲，且坚持了一年多呢？不仅仅是因为“好玩有趣”，也不仅仅只是普及电影艺术，作为学者，他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回到研究上。
“现在网络一代的整个审美跟我们这代有很大的隔阂，他们用的词汇，你都不一定懂，两代人已经到语言上都无法沟通的地步，这个情况很严重。网络一代跟我们传统文化权力者的对峙感已经很强了，这已经反映到各方面，比如电影《小时代》，我们觉得一无是处，为何年轻人会觉得那么好。”葛颖坦言，自己以前也是很轻视年轻人的观点的，老是觉得年轻人这样是不对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但是现在葛颖转向了，开始走出书斋，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而让他发生改变的就是堂会，两年前他就开始思考两代人的文化代际问题，一直找不到切入的角度，通过一年堂会的体验，他发现堂会正是他研究课题的很好的实验活体。最近他正在写的一篇文章《二次元审美：袭向主流文化的互联网暗物质》就专门谈论了此话题。 “我们不得不承认，世界最终是属于年轻人的，文化还是要传承给下一代，如果我们造成一种文化对立的话，根本上来讲，是一种文化资源的损失。所以我呼吁，从领导层到专家群体要跟年轻一代进行点对点的交流，就是要直面，要到年轻人的场域，去咖啡馆。我们要调整角度，首先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进而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沟通。”葛颖说道。
咖啡馆一般只能容纳30-50人，几乎每次举办堂会，来的人都很多，当主讲一些特别热门的片子，如《教父》《广岛之恋》《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时，会人满为患。沙龙7点半开始，有人5点左右就来抢座，来得晚的人没有位置了，就坐地上、台阶上听。这也说明人们在这方面的需求是很大的，希望有人能用比较专业的眼光，帮助大家对影片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由此，葛颖号召学者，要走出书斋和课堂，走到现实、真实里面去，直接跟那些有消费话语权的年轻人对话。“接触沟通，永远是双向的，你在了解他们的同时，他们也在了解你。所以我觉得，点对点接触，直面，太重要了。”目前堂会主讲电影，葛颖希望还能出现各种艺术门类的类似堂会形式的沙龙，比如戏剧、文学、音乐、舞蹈等领域的学者或专业人员能参与进来，跟年轻人做点对点的交流，可以先讲有共鸣的部分，再慢慢引导。让葛颖高兴的是，现在很多听众愿意去看以前没参加堂会前可能根本不会去触碰的片子，而那些片子绝大部分都是葛颖觉得有意思的片子，“这也意味着我借助他们的语言，成功地把我的价值观传输给他们。”
“其实每代人都要把自己的文化权力交给下一代，但是交接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地区，有的历史时期，因为两个代表性文化有深刻的隔阂，所以在交接的过程中，出现你死我活争斗的局面，这会使这个社会付出极高的成本。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做工作，比如通过各种各样的沙龙活动软化这种对立，进而达成一种和解，最后让我们的文化权力的交接是很平稳的。”葛颖感慨道。
雅集：推倒横亘于艺术与大众间的石墙
朱屺瞻艺术馆以传承弘扬传统经典为办馆理念，同时形式上总是不断创新，譬如在举办“粉墨登场—中国戏曲水墨画名家名作展”时，同期举办戏曲艺术周活动，让一批原专业戏曲团队退休人员、白领戏曲爱好者进行演出，让广大观众在领略戏曲水墨名家精彩作品的同时，也能欣赏到京剧、越剧等各种戏曲的精彩演出。
“我一直希望呈现展览的时候，不仅仅只是静态的单纯的展示，还要有互动。戏曲中有很多中国故事，用水墨画表现也是传承了中国的文脉，同时我们也想与当下结合，比如请一些京剧、昆曲的名家、爱好者进行互动，形成有意思的氛围。艺术馆每次搞展览，我们都会相应举办一些沙龙活动，比如举办上海新水墨大展时，我们会策划很多活动，同时组织上海的水墨中青年中坚力量搞了个水墨沙龙，举办中青年的水墨沙龙展。”朱屺瞻艺术馆艺术总监陈九说道。同时作为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的主要创办人，他对当代艺术也比较关注，“多伦美术馆做过一些和当代艺术结合的展览，并配合沙龙雅集。当代艺术这个理念比较宽泛，所以美术馆作为开放型的平台，不仅仅邀请架上艺术家，还邀请搞新媒体的艺术家、搞器乐实验的艺术家到美术馆来参与活动，包括一些音乐活动，民间歌唱活动，比较生动，也很有意义。”
作为美术馆的管理人员，陈九一直在思考如何让美术馆更多地发挥公共平台的社会职能，文化建设的意义，同时陈九不忘自己的另一个身份——艺术家，切身从艺术家的身份考虑，希望政府、社会营造一种良好的文化生态，提供更多公共文化平台，来展示艺术成果。在两个身份的不断转换下，陈九一方面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发挥好美术馆的资源，另一方面也希望走出美术馆，到社会上去办展览，充分利用社会上的资源。“展览的地方可以放在茶室、会所，甚至饭店等不同的环境，而且结合着做一些沙龙活动。”
陈九在“半壁山房”会所做过一个“人生如戏”的扇面展，很多人包括外地的书画爱好者都赶来参加，在那里喝喝茶，聊聊天，看看画，一些年轻人还带着面具，搞一些戏曲活动。在知了茶堂，陈九策划过一个“景德镇‘碰瓷’展”，起因是他在参观景德镇的路上碰到几位艺术家，年龄各不同，都喜欢画瓷，陈九带上一个文学爱好者记录了他们烧瓷、画瓷的过程，并把这些瓷器带到上海，专门做了一个‘碰瓷’展览，由艺术家谈做瓷、画瓷的感受，做茶的人做茶道……既很原生态，又很民俗。
“画家在上海生活，相对条件比较好，比较安逸，有些艺术家在绘画探索上比较成熟，有突破，但互相交流不多。我经常会在茶室、会所举办一些既有小型展览，又有小型演出的雅集活动，大家可以在这里喝茶，品画，听戏，自由地交谈，比较宽松，也吸引了一批艺术家，借此他们既保持了创作独立性，又丰富了业余时间。同时，我们的沙龙又都是开放型的，其他领域的人士，书画爱好者，包括一些企业家也都会参与，一些企业家会直接跟艺术家交流，收购一些典藏作品，这既有利于艺术家，又有利于赞助者。”陈九说道。
如今，很多展览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开幕时领导、嘉宾济济一堂，非常隆重，开幕式后展厅冷冷清清。同时一些体制内的展览，比较讲究级别，有官本位的风气，受人诟病。而走出美术馆的“展览加沙龙”模式，有助于艺术家间的交流，也有助于打破艺术与大众之间的隔阂，有助于艺术家在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觉得我们的社会越来越需要艺术氛围，通过审美和物质世界保持一定距离，用美的感觉去看世界，这样社会会越来越好。这方面，艺术家也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陈九说。
互联网时代新型的文化沙龙
作家朱伟在《作家笔记及其他》中写道：“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地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的时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样“压”着马路，从张承志家里走到李陀家里，在李陀家楼下买了西瓜，在路灯下边吃边聊，然后又沿着朝阳门外大街走到东四四条郑万隆家里的时代……”查建英感慨：“圈子文化在八十年代是很自然的事情。那时对大集体生活有一种反叛，但有趣的是，反叛的结果是结成一个个小集体——就是圈子，每个圈子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有过赫赫有名的“《读书》服务日”、赵越胜沙龙和双榆树青年公寓1657号沙龙，在上海也有过“现代文化Corner”等沙龙。在接受我采访时，作者陈村特地翻看了以前台历，查到了几条记录：“1985年3月9号去开‘现代文化Corner’筹建会议。”“3月23日，下午2点，在上戏东排练厅，现代文化角成立。”“5月18日14点风雷剧场仙乐茶座，文化角活动，蔡苑音乐讲座。”
剧作家宗福先是当时的组织者之一，他回忆道，现代文化角是由文学、戏剧、影视、美术、音乐、舞蹈等各界青年组成的自发性团体，是一个松散的文艺沙龙。“当时的想法就是各界横向地交流，同时在各种思潮涌现的环境下，青年人也要寻找一种自己的沟通方式。在现代文化角的互相交流中，我们确实得到一些启发。”
可惜到了九十年代，活跃的文化沙龙因各种原因解体。幸而，新世纪，沙龙文化又开始出现。
去年9月，青年钢琴家宋思衡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教学中他感到，对于学生来说，光听专业老师在课堂上上课是不够的，“现在处于互联网时代的学生，接受的碎片化东西太多，需要更多时间跟各行各业的人去接触，这样才能成为比较有想法的音乐家。”
宋思衡有个朋友叫冯页，业余学钢琴，曾获得第16届法国巴黎国际钢琴艺术家大赛冠军、俄罗斯圣彼得堡第二届国际钢琴艺术家大赛冠军，其演出遍及全球许多国家的重要音乐厅。“一个业余钢琴家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对我们来说，有些不可思议。”宋思衡感慨道，他也希望学生能从冯页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比如将来怎么走你的路，如何去做一个真正的自己。
为了让学生有更多学习的平台，也为了方便自己跟朋友们相聚，宋思衡和冯页一起搞了一个音乐沙龙：牛牛阿特沙龙，冯页外号叫牛牛，时间定在每个礼拜六晚上。在那里，他们会讨论很多专业上的问题，譬如花一个晚上研究肖邦的乐曲，把所有的版本拿出来比较，思考为何这些版本会这样写。他们会请做多媒体艺术的老师讲讲他的艺术理念，还会组织一些竞赛，让学生们听一段音乐让他们猜。一开始学生们是被宋老师“架着”来的，后来发现获益良多，且开始有自己的想法，独立思考的能力。
当然，宋思衡在这个沙龙里也获得不少启发。随着名气渐响，不仅上海的，其他城市的知名钢琴家也会过来玩，画家、作家、建筑家甚至企业家都闻名而来，在一起探讨艺术，人生。“我的多媒体音乐会的很多想法就是在这里产生的。比如最初我是看到一位画家朋友画画的用笔，跟我们音乐里面的线条、句法很像，就开始有了做音画音乐会的想法。做村上春树音乐会，是冯页给我的创意，他一直在看村上春树的书，所以我们关于村上春树聊了很久，于是有了做村上春树音乐会的想法。”在牛牛阿特沙龙，宋思衡还认识了一位来自苏州的酷爱古典音乐的房地产商，“他在苏州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我们打算以后去那里办一个大型的沙龙，我们沙龙里所有的人去他那边，聚会，办音乐会、大师班，甚至可以延伸办个音乐节。”
新的时代，互联网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时网络时代，也产生了新型的沙龙形式。
作家陈村主持的小众菜园被称为网上的文艺沙龙。小众菜园”于2004年9月9日在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旗下的99网上书城上线。很快“小众菜园”就引起了争议，因为版主陈村明确申明“本园谢绝申请，唯一的入园小径，是请园中的老菜农推荐，经批准后发放种菜执照。”有批评者质疑，网络是自由的，为何不让说话。陈村自有他的理由：“就是不让所有人说话，你必须告诉我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不知道是谁，如何交流？网络上从来不缺捣乱的人，要说话就要负责。”
“实名制”“必须是种菜的人”将没有诚意的看客隔离了出去，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封闭、比较纯粹的文化小圈子。小众菜园一直有几百个会员，不乏叶兆言、赵丽宏、方方、吴亮、孙甘露、韩东、孟庆德、黄昱宁、古清生这样的知名作家、批评家、诗人、译者等。
“网络的好处是，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集中在某个地方聊天，时间空间方面比较便利，而且在这些空间里，能保存下一些东西，以后还可以翻着看看，不像一些活动，散掉就没有了。”陈村说道。他介绍，小众菜园还经常组织一些线下的活动，包括参观一些画展，摄影展等，也会有人在网上发帖求助，大家一起帮忙。
小众菜园里“菜农”们偶尔也会吵架，陈村就立马做灭火员和调解员。小众菜园也会有一些质疑文章，比如质疑方舟子、李辉，陈村也欢迎方舟子、李辉来小众菜园进行理性的讨论。遗憾的是，2013年8月21日，小众菜园在传统的鬼节“阵亡”，旋即迁至弄堂论坛。
如果说，十年前，小众菜园这样的网络沙龙尚属时髦的话，那么今天微信平台的沙龙成为白领们的日常生活方式。
文化人丁理和老公陈立勤喜欢品茶，由此在虹桥茶城开了一个茶室——几何堂，不过两人的目的并非要卖茶挣钱，而是喜欢一种中国式的生活方式，因此几何堂也渐渐成为了一个文化雅集的场所。夫妻两人喜欢古琴，又恰巧碰到一个古琴功力深厚的小老师，就把老师请到几何堂教学，不料悦耳琴声吸引了不少茶城里的游客，于是，丁理和陈立勤就慷慨地把老师“贡献”出来，与有兴趣的人一起学琴，并形成了每周日下午的“古琴雅集”。几个月后，丁理遇到了一个“青年茶人计划”。“青年茶人计划”是由多名青年茶人发起的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倡导中国式生活”为宗旨的公益组织。由于理念的一致，丁理成为了“青年茶人计划”上海站的组织者之一。
“青年茶人计划”的发起人是位青年人，叫季烨。2011年，他在北京开了个占地不足两百平方米的茶馆——惠量小院，30块钱就可以在这里喝茶，参加古琴、插花、水墨画、篆刻等等各种活动，而且每天都有。也有人质疑，每次才30块钱，惠量靠什么赚钱？而且哪里来的那么多老师？季烨却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搞活动也可以零成本。曾辛辛苦苦地搞过高大上话剧却没什么反响的他，后来终于明白搞文化活动最重要的是：“在一起”，“茶会”重要的是“会”，爱好文化的、喜欢中国式生活的朋友在一起。2013年“青年茶人计划”举办茶会及各类文化活动1110场；2014年惠量发起“青年茶人计划”微信群系实践茶会O2O模式，目前已有微信群50个，首创联席茶会模式，打造了一个移动互联网文化社区。全国各地的茶人在微信上交流，同时也在线下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文化沙龙。
事实上，如今的上海有着各种不同类型的沙龙。“比较松散、低调的沙龙跟上海的艺术生态比较吻合，也符合上海这座城市的性格。”画家王劼音指出。
不过摄影家尔冬强认为，“上海严格意义上来讲，还没有形成沙龙氛围。不像国外有些城市，每天晚上都有各种沙龙活动，或在艺术家家里，或在咖啡馆。”
“很多开天辟地的大话题都在七十八年代沙龙里提出来，一句话出来，一场报告做下来，全社会立刻传开，新的行动开始，一个气象开始。”陈丹青回忆道，他很怀念八十年代的沙龙，文革过去了，很多沙龙雨后春笋般出来了，经济、政治、旅游等种种话题都会有一小群人或者一大群人在谈论。“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年轻的干部，先把这个气氛造起来，展开各种话题，制定政策的领导干部会很虚心很开心地去听。”
尔冬强指出，总体来讲，民间办的沙龙会比较有活力，“政府文化管理部门要有适当的开放度，让它们自由成长。”同时尔冬强认为文化沙龙要更加开放，跨界交流。虽然他是摄影家，但是曾在自己的艺术中心搞过多年的歌剧沙龙。前年，他的艺术中心搬迁至新址前夕，他还组织了一场连续24小时的诗歌朗诵沙龙，只在微博上发了消息，全国各地的诗人都涌过来了。可见，城市需要诗意，同样也需要自由生长的文化沙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