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守正立心铸魂——读《柯岩文集》之文论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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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如水无声.著名作家、诗人柯岩于2011年12月离开了我们,一晃已经十年了.近来有幸读到2009年出版的十卷本《柯岩文集》,又看到了她那精美的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和剧本,脑海里浮现出她打起背包下基层、饱含深情著美文的战斗者风采,也重温了她的创作体会、诗文评论和序跋等理论性文章,发现她的文论虽都带着往昔时代的历史印记,在一些人眼中难免有“时过境迁”之感,但主要观点却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尤
其他文献
2020年春,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美国金融市场在短时间内四次触发股指熔断.随着一批老牌企业宣告破产,起初那些有关疫情结束后美国经济(包括金融市场)韧性的玫瑰色幻想被一一证伪.疫情造成如此巨大的冲击和破坏,根本原因在于停工停产、控制社交距离等措施加剧了人们对美国经济脆弱性的恐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企业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停工停产进一步恶化了其偿债能力及市场预期;美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也因疫情而承压不小,停工停产不仅会导致严重的就业危机,进一步恶化家庭债务情况,甚至可能酿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1
引言rn根据“柯岩作品系年”1可知,虽然早在1947年就发表过散文作品,但柯岩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式开始自己的文艺创作生涯的,且出手不凡,在早期即发表了不少优秀文艺作品,尤其是儿童诗.因此,在评价柯岩的文艺创作时,既有的研究成果往往从这时开始,予以整体观照.这样的研究不仅很有意义,而且非常必要,因为这能够让我们相对全面、清晰地看到这位一生辛劳的文艺家走过的道路及其取得的成绩.但毋庸讳言,这样的研究也有一个不足,那就是无法凸显柯岩创作的特色与本质,无法在文艺史上给她一个恰当的定位.
期刊
一rn在“两个三十年”相互生产的视野里,1十七年时期的工业题材、农村题材与“新时期”的改革文学之间构成了千丝万缕的历史回应和文学上的互文关系.如果说小生产者形象主要集中在农村题材,那么无产阶级形象无疑就是工业题材的专利,无论从人的角度还是生产方式的角度,无论是革命时代还是改革时代,后者都是(重新)想象“现代”的更为重要的载体.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所谓“改革文学”一般指的也正是城市工业题材.2正如新时期的农村题材所表现的去合作化/去集体化和包产到户的复兴是对前30年农业实践的回应一样,此时的工业题材对管理的
期刊
崔柯:2004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以下简称“马工程”)实施,教材建设是“马工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已有一些学科的教材陆续出版.今年8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出版,这本教材从立项、撰写到正式出版,历时12年.本期论坛,特邀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课题组首席专家、负责全书统稿工作的董学文教授,以及来自教学一线、科研机构、学术期刊的专家学者,围绕这本教材展开研讨.
期刊
尾崎秀树在战后日本开启了台湾文学研究的先声,他的“非国民”体验使其对于日本“十五年战争”历史的反思获得了一种跨越民族国家“内部”与“外部”的中介性视角.以殖民地文学为方法,尾崎秀树执着于探究文学所应承担的责任,“文学的立场”应作为连带日本及其殖民地的一种贯彻性立场,只有认识到文学对于殖民地意味着什么,才有可能理解日本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从而揭示日本的近代为何不可避免地走向败局.
柯岩是一位共和国的诗人和作家,影响了几代读者、几代人.她的许多作品流传广远,堪称经典.我本人最初接触柯岩作品,是作为一个中学生,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七七或七八年,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诗朗诵《周总理,你在哪里》.那时,诗朗诵,包括现场诗朗诵再通过电台转播,是诗歌传播、欣赏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我至今仍依稀记得当年通过收音机传来的诗歌朗诵现场万千观众群情沸腾的声浪和气氛.时代的共鸣,耐人寻味.
期刊
这是一个“重新定义工作”的时代.随着网络平台经济的来临,劳动形式与内容都发生了颠覆性变革.劳动法也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劳动者的多元化,使劳动关系无从归属;劳动时间的机动化,使工作时间无法丈量;经营场所的无界化,使劳动场所保护无处附着;社会保障的无主化,使劳动福利无地追寻.专车司机、外卖骑手、网店店主、走穴医生、家庭厨师、独立设计师等从业群体正是这些问题的亲历者.
《中国与中国人影像》和《晚清碎影:约翰·汤姆逊眼中的中国(1868-1872)》是19世纪西方旅华摄影师代表人物约翰·汤姆逊的重要选本.在双时轨的分析框架中,对选本经由不同的编排策略、图像甄选和叙述结构进行讨论,可呈现出它们如何承载19世纪英国语境与21世纪中国语境下不同的晚清想象.以选本为中心关注摄影的运用方式,不仅方便考察摄影作为一种视觉实践与文化环境、时代风貌、接受人群等外在元素的密切互动,也可揭示照片与历史真实、历史叙述、当代现实之间的错综关系,这将有助于我们重审影像的意义生产机制,从文化政治方面
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意味着在逐渐弱化部落、区域、宗教、族群等传统社会共同体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政治共同体.这要求国家具备有效的社会资源和动员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科层制组织、具有政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文化的一致性以及居民的国家认同.[1]20世纪初,在西方民族主义价值观的冲击下,奥斯曼帝国分裂成为多个政治实体,中东地区自此面临着上述民族国家建构的挑战.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穆斯林共同体(乌玛)的政治忠诚和团结失效后,中东国家的政治精英尝试用世俗化和民族化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及其社会动员取代传统伊斯兰的合法性.[2]
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其政治制度和安全体系的构建,帮助伊朗在动荡的中东地区实现了长期稳定:两伊战争期间抵御了外敌入侵,也顶住了美国数十年的全面压力和遏制,尤其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和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面对激烈的地缘战略竞争,伊朗影响力不断上升,成为中东最主要的地区强国之一,形成并主导了地区内多个国家和力量在内的联盟.伊朗政治制度和安全体系的构建,是其作为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大国的实力基础,也对我们理解中东地区战略格局乃至大国中东政策具有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