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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拿到山东省威海市检察院的起诉书，傅梅才确信，她的丈夫已死于一场骇人听闻的远洋渔船谋杀案。33名船员中，包括温斗在内的20名船员确认被其他人杀害，或被逼跳海，还有2名失踪者至今仍无音讯
虽然时间已过去三年多，但傅梅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丈夫温斗离开大连的家去山东石岛的那天是2010年10月5日。这一天他们的女儿出生仅55天，温斗临出门前抱着孩子长时间不舍得撒手。
妻子傅梅也不想让温斗跑这一趟，她觉得远洋打鱼收入不高不说，关键是离开的时间太长了。少则两年，多则更长，过着与世隔绝般的生活，本来就辛苦难熬，而且海上不着边际的还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再说孩子还那么小。
温斗临走时向傅梅保证，跑完这一趟就不跑了，毕竟出这一次海至少能赚9万。他还和妻子傅梅说，有了这些钱回来就可以改行做个稳定生意。
和温斗一起去石岛的还有他的堂兄温密。傅梅说，温氏兄弟这次的活是一个外号叫“小日本”的中介给介绍的。这个人是兄弟俩跑内海时在船上认识的。因为“小日本”每次都是电话和温斗联系，她既不知他长什么样，也不知他的真实名字。
“小日本”电话里告诉温斗，这一趟雇他们的是一家叫“鑫发”的大公司，在石岛有自己的码头，出航的也是一艘编号为“鲁荣渔2682号”的大船，4.5万只是全年保底收入，弄好了一趟下来十几万不成问题。
温斗上船后，远洋渔船鲁荣渔2682号并没有立即开拔，而是停在近海，一边进行准备和培训，一边等待船员办齐相关手续。之前，温斗的船员证也过期了，也是利用这段时间办完了年检。
2010年12月28日，傅梅接到了温斗从山东石岛打回来的一个电话，温斗在电话里兴奋地说，他已经和鑫发公司签了《船员聘用劳动合同》，还蛮正规的，说船一会就要出海了，让她放心。他还与妻子相约，等到来年8月11日女儿周岁生日那天他们再通电话。
上船
温斗登上的鲁荣渔2682号是石岛第一艘大洋鱿钓船，船长约四十米，主机功率为330千瓦，作业水域主要是西南太平洋、东南太平洋。他们此次远洋的目的就是前往东南太平洋的秘鲁、智利海域进行“鱿钓”作业，这是一次计划为期两年的航程。
船上共33名船员，和温斗一样，船员们在出海前都与鑫发公司签订了一份聘用合同。合同规定：出海到东南太平洋渔场进行“鱿钓”生产期间，保底收入为每年人民币45000元，合同期限为2年。合同还有一份附件，列有工资标准，包括月工资、年工资和提成标准。管理层的合同比普通船员多了一页，上面罗列着对应的岗位工资。
按照习俗，温斗和其他船员临行前在港口燃放了一挂鞭炮，祈求此行能风平浪静、平安归来。
温斗上船后，逐渐发现这33名船员的来源颇为纷杂，在人员构成上，一开始就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
管理层的成员都是船长李承权从其老家辽宁大连召集而来的，上船之前他找来了多年好友付义忠和王永波担任鲁荣渔2682号大副、二副，温斗被委派担任轮机长，其他管理人员还有大管轮王延龙、二管轮温密、伙食长夏琦勇等。
这其中很多是人托人，相互介绍而来，比如温斗与船员温密是叔伯兄弟，二副王永波是船员吴国志妻子的表兄。姜树涛、段志芳和崔勇也是二副王永波介绍上船的。来自大连的25岁船员王鹏也是受同时学驾驶汽车的“师兄”温斗邀约，抱着到外面闯一闯的念头，不顾父母的阻止第一次登上远洋渔船。
由于夹杂着乡情乡谊，管理层的关系还是相对稳固的，普通船员就不一样了。在石岛当地，因为远洋捕捞经常遇到台风、海盗、机器故障等危险，尽管收入可观，但是很多渔民并不愿意参加。远洋捕捞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地为内陆农民工所补充。
来自黑龙江龙江县的26岁的刘贵夺，就是通过中介招工来到鲁荣渔2682号船的。刘贵夺初中辍学后务农，后外出打工，干过销售员、建筑工人等工作，2000年左右当过船员，但仅有两天的出海经历。和刘贵夺一同上船的还有姜晓龙、黄金波，他们平时和刘贵夺走得最近。而因为老乡关系，其他来自东北地区的船员很自然和他们凑在一起，这样就在船上形成了“东北帮”。
除了刘贵夺为首的“东北帮”，同样由中介介绍上船的还有包德为首的“内蒙帮”，主要有双喜、戴福顺、包宝成、单国喜、邱荣华等几个人，他们平常在一起时常用蒙古语交流，其他人都听不懂。
剩下的另外一些船员分别来自山东、安徽、贵州等地。船员年龄最小的25岁，最大的49岁，他们身上有着诸多共性：小学、初中文化，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经济条件十分拮据，几乎都怀揣着一个海洋淘金梦。
例如温斗是为刚刚出生的孩子挣奶粉钱选择了再次出海；退伍回家几年的崔勇刚交了女朋友，想赚更多的钱；丁玉民离异后来石岛投奔妹妹，后决定到船上赚笔做小买卖的本钱，伙食长夏琦勇也有着类似的想法；邱荣华在老家搞过几次养殖，都以赔本告终；吴国志不顾腿疾，只想为儿子攒出买房的钱。
所有33名船员，除了船长、大副等管理层受过海员的职业训练，其他人均是被临时招募上船，没有远洋出海经历。
起疑
从石岛起锚，鲁荣渔2682号轮船在大海上航行了足足两个月，才赶到预定的作业海域。这是相安无事、其乐融融的两个月，对海洋的新鲜感让新上船的船员们保持着一种持续的热情，他们甚至慢慢克服了晕船。那个时候，三伙船员还能彼此聊到一起，等级和地域的差别还没来得及让大家产生隔阂。繁忙前的无所事事甚至让他们偶尔产生一丝遐想，刚大学毕业不久的马玉超还坚持写着航海日记。
随着“鱿钓”作业的开始，工作节奏开始变得紧张起来。撒钩、拉线，然后将钓上来的鱿鱼装箱冷冻。虽然他们的工作机械重复，又枯燥、辛苦，但开始几个月大家都乐呵呵的，因为他们人人都盼着腰包装得鼓鼓地回家。大部分船员都天真地以为自己出这一趟海至少能赚到9万。
但是有一天，船长李承权突然召集所有船员，向他们宣布了一件事：两年内，从事鱿钓的船员每人必须要钓满80吨鱿鱼，才能拿到合同上的工资。如果完不成钓鱼量，每月只能拿到保底的1000元。 船员此次出海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赚钱。刚开始干活的时候，船员们因为缺乏经验，注意力都在如何尽快掌握鱿钓技巧上，并没有去仔细计算各自的工作量。听船长李承权这么一说，船员们开始照着自己的产量算起各自的账来。
2011年1月至2月间，因为船一直在赶往东南太平洋渔场的途中，还没开始作业，也就意味着头两个月船员没有提成，普通船员每人每月只能拿到1000元的保底工资。从3月至5月这三个月的钓鱿产量看，产量最高的一名船员能拿2500元的提成，产量最低的一名船员则只能拿到420元，三个月平均下来每人每月也就提成1000多。
船员们又计算自己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能否完成生产指标，他们觉得，在南半球低温多雨的天气里，要想完成每人80吨的产量几乎不可能。因为开工的几个月里，船员的劳动强度已经接近了人的极限。
“从出海一直到2011年6月初，每天工作时间都很长，少则十四五个小时，多则十七八个小时，还有连续工作两宿不睡觉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疲倦，累坏了。”刘贵夺后来回忆说。
刘贵夺没有说假话。“鑫发公司”后来提供的生产产量纪录显示，2010年3月份开始鱿钓作业后，刘贵夺在当年3、4、5月的产量一直较高，分别为8284斤、5936斤和13586斤，三个月累加起来，他是船员中当仁不让的劳动冠军。但按船长李承权宣布的计算工钱的方法一算，刘贵夺其实挣不了多少钱。
刘贵夺算完账很生气，包德在一边嘲笑他：“你钓鱼拿的工钱恐怕连你上船以前在岸上赊的烟钱也赚不出来。”
赚不到钱带来的不安情绪就像瘟疫，在这艘远洋渔船上蔓延开来。船员们开始私下对着当初签订的合同逐条推敲，才发现当初签合同时说的保底45000元根本无法实现，公司一开始就在骗人，他们累死累活干到最后很可能拿不到钱。
劫船
高强度的工作依然一天天进行着，危机也渐渐逼近。
2011年6月，船员黄金波和岳鹏因病不能继续工作，李承权随即通知公司，停发了二人的工资。这件事情彻底激怒了犹疑不决的船员们。猜疑和不信任，将船员和管理层推向对立。而船长李承权的粗暴管理则激发了矛盾，“船上不许说话，不许抽烟，甚至因为一点点小事就辱骂殴打船员。”刘贵夺回忆说。
于是，在鲁荣渔2682号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带着不满情绪的新船员们以地域关系为纽带，开始了一场秘密的串谋。
据刘贵夺后来供述，是包德最先找到他，说“公司在骗我们，天天这么受罪，到头来可能是一场空，不如趁早联手劫持渔船回国和公司打官司。”但按姜晓龙的说法，劫船回国的事是刘贵夺先提出来的，刘曾先后找过他三趟，和他商量劫船的事。
“劫船”究竟由谁最先提出，至今已无法说清。因为后来在杀戮中葬身大海的包德，已永久性地失去了辩解和对质的权利。
“劫船”的提议在新船员之间悄悄传播酝酿，并开始得到大家的回应。王鹏说：“我会开船，没有船长我也可以。”马玉超则说他会计算油耗，他认为只要把船上的油加满，就能跑回中国。于是，以刘贵夺、包德为首的14名新船员决定，等船加满油后，就开始“行动”。
2011年6月17日白天，鲁荣渔2682按计划在智利海域给渔船补充燃油。
当晚23时，他们开始了“行动”。刘贵夺先指使黄金波、王鹏关闭了船上的通讯设备，又安排姜晓龙、刘成建等人则持刀把守舵楼门口、舷梯等位置。
刘贵夺本人则领着包德、双喜等7人持宰杀鱿鱼的生产用刀、铁棍及绳索闯入位于舵楼上的船长室，将李承权从床上拽起来，胁迫他利用卫星导航设定回国返航航线。李承权本能地拒绝，结果左大腿立刻被捅了一刀。在头部被击打造成短暂晕厥之后，李承权被一群人捆绑了起来。
李承权醒来后，刘贵夺又以炸船、杀人相威胁，李承权被迫在卫星导航上设定了回国航线。航线设定完成后，李承权被刘贵夺等人控制在船长室，24小时看守着。船暂时交到了王鹏手上，由他负责往回开。
被控制的李承权当时并不知道，舵楼外也正有事情发生。而正是这件事情，让劫船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彻底改变了船上所有人的命运。
杀戮
李承权被控制后，平素和他关系密切的伙食长夏琦勇听到动静，冲上舵楼打算救他。在舷梯处，夏琦勇被负责看守的姜晓龙拦了下来。姜晓龙回忆称：“夏琦勇不听我嚷嚷，硬往里挤，我手里拿着刀，本想吓唬吓唬他，没想到比划两下就扎进去了。”
夏琦勇被扎后，双手抓住刀刃，两人开始撕扯。一旁的刘成建帮着姜晓龙向外拽夏琦勇，姜晓龙趁机拿刀往夏琦勇胸口捅，捅了好几刀，把刀都捅弯了。闻讯赶来的温斗和吴国志大喊“别干傻事”。
但那时说什么都晚了，红了眼的刘贵夺看到这场面，上前在夏琦勇左腿和臀部各补了一刀，又喊刘成建拿铁棍击打夏琦勇，直到他不动了。
杀戮就这样开了头。姜晓龙等人将夏琦勇抛尸大海，刘贵夺让人把鱿鱼刀和救生衣统一保管。包德嫌黑色塑料柄的鱿鱼刀太软，又与刘贵夺等人拆下了原本为制冷设备支架的白槽钢，用船上的角磨机和砂轮，打磨出了9把更加锐利的尖刀。
据姜晓龙供述，他们轮流持刀走岗，4人一班，“主要是看住二副为首的其他船员，不让他们和船长联系，还要防止他们放救生筏逃跑”。
清洗
鲁荣渔2682号上配有大小两种燃油机，为了保证燃油支撑渔船可以顺利回国，刘贵夺一直让轮机长温斗用省油的小燃油机工作，可当船进入夏威夷以西海域后，刘贵夺发觉渔船动力下降、油耗上升。温斗解释称，小燃油机坏了，只能用大燃油机。
这让精神一直高度紧张的刘贵夺感到不安，他不止一次看到二副王永波和温斗、温密等几个大连籍船员私下“秘密说话”。刘贵夺和包德一商量，决定来一场清洗，除掉后患。
杀心既起，刘贵夺开始找黄金波、姜晓龙、刘成建、冯兴艳等人商量，这些人都表示听他的。 7月20日晚，黄金波把温斗从房间里叫了出来，姜晓龙、刘成建则趁机向正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的温密下了杀手，由双喜、戴福顺将温密尸体抛至海中。温斗上了舵楼后，被埋伏在楼梯处的包德捅死。随后，刘贵夺带着黄金波等人将与管理层关系好的船员岳朋、刘刚、姜树涛和二副王永波依次用乱刀刺杀或逼迫跳海。为了麻痹其他船员，他们杀人时甚至播放着音乐。
那一晚，消失的还有大学生马玉超。他亲眼目睹了这场杀戮，吓得哆嗦。与马玉超关系较好的段志芳回忆，他是半夜失踪的，第二天起床后，“发现他的铺上已经没人了”。船上的人“找了三圈”后未果，干脆也把他放在枕头下的日记，和那几套沾血的被褥一起，丢入了大海。
策划挟持管理层返航的那一天，刘贵夺就已经有了向船员家属勒索钱财的念头。他心中清楚，干了这些事，回国是不可能了，可以弄一笔钱偷渡去日本。
7月21日凌晨，陈国军、薄福军、吴国志三人被依次叫到甲板上，刘贵夺向他们索要银行卡、密码和家庭住址。不过，无论他们给了或没给，接下来的命运都是被逼跳进了大海。
7月23日，刘贵夺逼迫剩下的船员们以得阑尾炎、干活受伤需要治疗为由，用卫星电话向家里索要钱财，然后打到他一个韩姓朋友的银行卡里。那些拿不出钱的，都被扔到了海里。
短短两天之内，又有9人被杀害。船员数量减掉三分之一，管理层基本被刘贵夺与包德带领的“东北帮”和“内蒙帮”联合清洗殆尽。
内讧
从劫船那一刻开始，船员之间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怀疑与猜忌、告密与出卖。
有一天，黄金波跟刘贵夺说，有个很严重的事要告诉他。刘贵夺问，是不是包德要干掉他，黄金波点了点头。
刘贵夺早就感觉到了包德对他不服气，包德不止一次在众人面前嘲笑他，还经常不听他的指挥。他决定先下手为强，除掉“内蒙帮”。于是，刘贵夺把所有活着的船员名字写在纸上，在包德、双喜、戴福顺、包宝成4人名字下面做了标记，让姜晓龙和刘成建注意这几个人。
刘贵夺又对船长李承权说，剩下的人想要活命，必须都要“沾点血”。还刺激李承权，告诉他他最好的兄弟王永波就是包德杀的。保命的恐惧加上报复的念头，让李承权最终同意跟随刘贵夺。一直没有参与杀人的大连船员崔勇、段志芳，也主动找到姜晓龙，希望姜晓龙可以跟刘贵夺说情，让他们入伙。
于是，对“内蒙帮”的杀戮，成为了李承权等“新人”的“投名状”。对包德的突袭是在7月24日晚上，刘贵夺找借口先将双喜、戴福顺的刀收了上来，来到包德所在的房间，他让姜晓龙把守着门口，以让李承权“沾血”杀害崔勇为由骗包德将自己的刀交给李承权。李承权等人随即向包德的腹部、后背捅了数刀。不想杀人的崔勇见包德被捅伤，赶紧将沾在手上的鲜血胡乱抹在脸上，大声喊：“我沾血了！我沾血了！”包德挣扎着往外冲，又被等在后面的黄金波捅中一刀，绝望之中选择了跳海。
剩下三个来自内蒙古的船员见势不妙，已经顾不得穿上裤子、拖鞋，慌乱中纷纷跳海。被视为与内蒙船员们走得近的邱荣华、单国喜也在乱刀阵中选择了跳海。就这样，“内蒙帮”在一夜之间覆灭了。
包德一伙被清除后，为了防止新的危机，当天晚上，刘贵夺将所有的刀具收上来统一保管。
但危机并未就此止步。7月25日凌晨，李承权起床上厕所，回到驾驶室发觉机器不正常，转速表显示的转速从980猛降到700左右，后发现机舱底部进水，船体失去动力，并开始倾斜。与此同时，大管轮王延龙也失踪了。李承权赶紧组织船员通过关闭主机、抽水、放锚、绑空油桶等方式，将船逐步稳定下来。
混乱之中，一直被劫船者控制的大副付义忠，带着宫学军、丁玉民、宋国春三个同为大连籍的船员，身着救生衣，跳上载有救生物资的救生筏筏悄悄逃走。李承权发现后，大声招呼付义忠等人上船，但遭到拒绝。
但偷救生筏不仅没能救命，反而惹来了杀身之祸。洋流将坐着救生筏的4人送回鲁荣渔2682号旁边，或许是认为遭到了背叛，愤怒的李承权没有再喊他们上船，而是指挥同伙：往死里打。
就这样，刘贵夺、李承权、姜晓龙、刘成建等人朝木筏上投掷钓鱿鱼用的两公斤重的铁坠，付义忠、宫学军、宋国春见状弃筏跳海，姜晓龙跳上木筏持鱼枪捅刺丁玉民，丁玉民也只好跳海。
求救的宋国春最终被拉上渔船，已经开了杀戒的李承权怂恿刘贵夺，让手上“没沾血”的项立山和段志芳杀掉宋国春。项、段二人听到命令时，立刻愣在了原地。随即，担心被灭口的他们，不顾宋国春的苦苦哀求，剥下了他的救生衣，用绳子捆了他的手脚后，又在绳子上系上了五六个铁坠，黄金波也在一边“帮忙”，又往宋的衣服口袋里塞上了两个铁坠。
宋国春就这样被推下甲板，成为了最后一个遇害者。至此，这条船上的生命消失了三分之二，33名船员，仅剩11名还活着。
返航
失踪的王延龙制造的机舱进水，让鲁荣渔2682号彻底失去了动力。为了活命，李承权打开了关闭一个多月的通讯设备，发出求救信号。
7月25日5点10分，农业部渔政指挥中心接到求救报告，随即与交通部中国海上搜救中心通报，在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协助下，中国派去了渔政118号船将鲁荣渔2682号拖回它的出发地石岛港。
在渔政118号船到达前，剩下的11人开始设法掩盖这起血案。刘贵夺后来称，他与李承权定下攻守同盟，把船上发生的事都推到包德等人身上，而将自己说成是受害人。李承权的说法是，当晚刘贵夺召集11人开会，共同商议一个统一的说法，刘贵夺先编了一个说法，大家商量了两次，11个人把编造的内容都写在纸上，所有人都背诵熟悉。
与此同时，刘贵夺等人还销毁了救生衣、刀具等各种证据，把包括航海日志在内的“有字儿的东西”全部扔进了海里。
尽管他们做了充分准备，但随中国渔政118号船前去营救的警方人员还是在船上发现了大量喷溅型血迹。警方在经过缜密侦查和审讯之后，破解了鲁荣渔2682号杀戮事件的真相。 2011年8月12日，鲁荣渔2682号最终返回了大雨瓢泼的石岛港。很多目击者仍对当时的场景印象深刻：警戒线内，11辆警车早早等在码头，分别押走了船上下来的11个船员。次日，官方发布消息，初步认定鲁荣渔2682号曾发生重大刑事案件。
告慰
对于丈夫温斗“失踪”的消息，傅梅直到2011年8月14日才知道，还是大副的老婆告诉她的。同时获知消息的还有温密的妻子。
从那天开始，一直到2013年7月19日该案宣判，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傅梅和另外7名大连籍船员的家属往返于大连和山东荣成之间八次，她们试图能打听到点什么，但只被告知船上发生了重大刑事案件，具体情形不详。但同时探听到的消息也足够令她们心碎，那些未随船归来的失踪船员“几无生还可能”。
直至拿到山东省威海市检察院的起诉书，傅梅才确信，她的丈夫已死于一场骇人听闻的远洋渔船谋杀案。33名船员中，包括温斗在内的20名船员确认被其他人杀害，或被逼跳海，还有2名失踪者至今仍无音讯。
7月19日，山东省威海市法院对鲁荣渔2682号杀戮案进行了判决，刘贵夺等11名凶手中5人被判死刑，1人被判死缓。其余被告人被判有期徒刑四年至十五年。
庭审记录还原了这艘“死亡之船”的最后旅程——压迫、造反、劫船、杀戮、告密、内讧、逃亡、失踪……真相的还原似乎是对葬身茫茫大海的22名死者唯一的告慰。
在接受警方调查之初，刘贵夺等11名犯罪嫌疑人曾一度称失踪的22名船员才是真正的“坏人”：他们策划劫持渔船，并内讧杀人。在船只遇险后，他们带着救生筏离开了。直到“死亡之船”的谜团渐次解开，杀人者的谎言才被彻底揭穿。
从得知噩耗到现在，840天过去了，傅梅的心情始终难以平静。温斗走了，家里的顶梁柱塌了。家中上有年迈多病的公婆，下有刚刚三岁的女儿，孤儿寡母的，她不知该怎么面对今后的生活。傅梅和温密的妻子一商量，妯娌二人下定决心要为死去的温斗、温密讨个公道。
温斗、温密的代理律师张文普告诉记者，温斗、温密的妻子已将荣成市鑫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起诉到大连海事法院。
遗物
温斗和温密的“劳动合同”是警察后来在船上收拾他俩的遗物时找到的。
“这份合同有问题。”张文普在电话里告诉《方圆》记者。
张文普在相关案卷材料里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疑点。他说，不管签订的合同是一式两份还是一式三份，合同内容都应该是一致的，这是基本常识。但令他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在温斗、温密二人遗物里找到的两份合同与甲方提供的合同截然不同。
在温氏兄弟遗物里找到的合同中，甲方名称和公章都是“荣成市鑫发渔业有限公司”；而甲方提供的那份合同里，甲方名称却是荣成市鑫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盖章处盖的是荣成市鑫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和荣成市鑫发渔业有限公司两个公章。“显然，其中一个公章是海上大逃杀案发后甲方私自补盖的，这不是欲盖弥彰吗。”张文普通过一番分析后认为。
张文普告诉《方圆》记者，他曾先后两次去荣成市工商局和威海市工商局查过，注册公司里都查不到“荣成市鑫发渔业有限公司”这个名称。而温斗、温密持有的合同恰恰就是和这个在注册公司里查不到的子虚乌有的“荣成市鑫发渔业有限公司”签订的。
“很明显，这是一份阴阳合同，温斗和温密等33名船员实际等于和一家法律意义上根本不存在的公司签订了合同，然后为‘荣成市鑫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干活。一旦打起官司，作为乙方的船员们连诉讼主体都找不到，结果可想而知。如果甲方是故意为之，那就涉嫌合同欺诈。”张文普说。
张文普认为，基于双方存在的劳务合同关系，向真正的雇主鑫发水产公司主张支付劳务费及人身受到伤害的赔偿请求合情合理。但从目前的情形看，似乎离她们想要的结果还遥遥无期。
丈夫走了，但生活总要继续。公公婆婆，还有三岁的女儿，现在家里一切的开销都靠傅梅开理发店给人理发赚点钱勉强维持。
傅梅说，温斗的死亡赔偿金她至今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女儿该上托儿所了，婆婆又病了，她不知道该怎么把这段苦日子对付过去。
她还想在大连给温斗买块墓地。“温斗的遗体是找不回来了，可我仍然想在大地上给他留个歇脚的地方，把他的遗物葬在里面，也算是入土为安。目前的难处是，连买墓地的钱都没有。”傅梅说。
虽然时间已过去三年多，但傅梅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丈夫温斗离开大连的家去山东石岛的那天是2010年10月5日。这一天他们的女儿出生仅55天，温斗临出门前抱着孩子长时间不舍得撒手。
妻子傅梅也不想让温斗跑这一趟，她觉得远洋打鱼收入不高不说，关键是离开的时间太长了。少则两年，多则更长，过着与世隔绝般的生活，本来就辛苦难熬，而且海上不着边际的还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再说孩子还那么小。
温斗临走时向傅梅保证，跑完这一趟就不跑了，毕竟出这一次海至少能赚9万。他还和妻子傅梅说，有了这些钱回来就可以改行做个稳定生意。
和温斗一起去石岛的还有他的堂兄温密。傅梅说，温氏兄弟这次的活是一个外号叫“小日本”的中介给介绍的。这个人是兄弟俩跑内海时在船上认识的。因为“小日本”每次都是电话和温斗联系，她既不知他长什么样，也不知他的真实名字。
“小日本”电话里告诉温斗，这一趟雇他们的是一家叫“鑫发”的大公司，在石岛有自己的码头，出航的也是一艘编号为“鲁荣渔2682号”的大船，4.5万只是全年保底收入，弄好了一趟下来十几万不成问题。
温斗上船后，远洋渔船鲁荣渔2682号并没有立即开拔，而是停在近海，一边进行准备和培训，一边等待船员办齐相关手续。之前，温斗的船员证也过期了，也是利用这段时间办完了年检。
2010年12月28日，傅梅接到了温斗从山东石岛打回来的一个电话，温斗在电话里兴奋地说，他已经和鑫发公司签了《船员聘用劳动合同》，还蛮正规的，说船一会就要出海了，让她放心。他还与妻子相约，等到来年8月11日女儿周岁生日那天他们再通电话。
上船
温斗登上的鲁荣渔2682号是石岛第一艘大洋鱿钓船，船长约四十米，主机功率为330千瓦，作业水域主要是西南太平洋、东南太平洋。他们此次远洋的目的就是前往东南太平洋的秘鲁、智利海域进行“鱿钓”作业，这是一次计划为期两年的航程。
船上共33名船员，和温斗一样，船员们在出海前都与鑫发公司签订了一份聘用合同。合同规定：出海到东南太平洋渔场进行“鱿钓”生产期间，保底收入为每年人民币45000元，合同期限为2年。合同还有一份附件，列有工资标准，包括月工资、年工资和提成标准。管理层的合同比普通船员多了一页，上面罗列着对应的岗位工资。
按照习俗，温斗和其他船员临行前在港口燃放了一挂鞭炮，祈求此行能风平浪静、平安归来。
温斗上船后，逐渐发现这33名船员的来源颇为纷杂，在人员构成上，一开始就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
管理层的成员都是船长李承权从其老家辽宁大连召集而来的，上船之前他找来了多年好友付义忠和王永波担任鲁荣渔2682号大副、二副，温斗被委派担任轮机长，其他管理人员还有大管轮王延龙、二管轮温密、伙食长夏琦勇等。
这其中很多是人托人，相互介绍而来，比如温斗与船员温密是叔伯兄弟，二副王永波是船员吴国志妻子的表兄。姜树涛、段志芳和崔勇也是二副王永波介绍上船的。来自大连的25岁船员王鹏也是受同时学驾驶汽车的“师兄”温斗邀约，抱着到外面闯一闯的念头，不顾父母的阻止第一次登上远洋渔船。
由于夹杂着乡情乡谊，管理层的关系还是相对稳固的，普通船员就不一样了。在石岛当地，因为远洋捕捞经常遇到台风、海盗、机器故障等危险，尽管收入可观，但是很多渔民并不愿意参加。远洋捕捞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地为内陆农民工所补充。
来自黑龙江龙江县的26岁的刘贵夺，就是通过中介招工来到鲁荣渔2682号船的。刘贵夺初中辍学后务农，后外出打工，干过销售员、建筑工人等工作，2000年左右当过船员，但仅有两天的出海经历。和刘贵夺一同上船的还有姜晓龙、黄金波，他们平时和刘贵夺走得最近。而因为老乡关系，其他来自东北地区的船员很自然和他们凑在一起，这样就在船上形成了“东北帮”。
除了刘贵夺为首的“东北帮”，同样由中介介绍上船的还有包德为首的“内蒙帮”，主要有双喜、戴福顺、包宝成、单国喜、邱荣华等几个人，他们平常在一起时常用蒙古语交流，其他人都听不懂。
剩下的另外一些船员分别来自山东、安徽、贵州等地。船员年龄最小的25岁，最大的49岁，他们身上有着诸多共性：小学、初中文化，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经济条件十分拮据，几乎都怀揣着一个海洋淘金梦。
例如温斗是为刚刚出生的孩子挣奶粉钱选择了再次出海；退伍回家几年的崔勇刚交了女朋友，想赚更多的钱；丁玉民离异后来石岛投奔妹妹，后决定到船上赚笔做小买卖的本钱，伙食长夏琦勇也有着类似的想法；邱荣华在老家搞过几次养殖，都以赔本告终；吴国志不顾腿疾，只想为儿子攒出买房的钱。
所有33名船员，除了船长、大副等管理层受过海员的职业训练，其他人均是被临时招募上船，没有远洋出海经历。
起疑
从石岛起锚，鲁荣渔2682号轮船在大海上航行了足足两个月，才赶到预定的作业海域。这是相安无事、其乐融融的两个月，对海洋的新鲜感让新上船的船员们保持着一种持续的热情，他们甚至慢慢克服了晕船。那个时候，三伙船员还能彼此聊到一起，等级和地域的差别还没来得及让大家产生隔阂。繁忙前的无所事事甚至让他们偶尔产生一丝遐想，刚大学毕业不久的马玉超还坚持写着航海日记。
随着“鱿钓”作业的开始，工作节奏开始变得紧张起来。撒钩、拉线，然后将钓上来的鱿鱼装箱冷冻。虽然他们的工作机械重复，又枯燥、辛苦，但开始几个月大家都乐呵呵的，因为他们人人都盼着腰包装得鼓鼓地回家。大部分船员都天真地以为自己出这一趟海至少能赚到9万。
但是有一天，船长李承权突然召集所有船员，向他们宣布了一件事：两年内，从事鱿钓的船员每人必须要钓满80吨鱿鱼，才能拿到合同上的工资。如果完不成钓鱼量，每月只能拿到保底的1000元。 船员此次出海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赚钱。刚开始干活的时候，船员们因为缺乏经验，注意力都在如何尽快掌握鱿钓技巧上，并没有去仔细计算各自的工作量。听船长李承权这么一说，船员们开始照着自己的产量算起各自的账来。
2011年1月至2月间，因为船一直在赶往东南太平洋渔场的途中，还没开始作业，也就意味着头两个月船员没有提成，普通船员每人每月只能拿到1000元的保底工资。从3月至5月这三个月的钓鱿产量看，产量最高的一名船员能拿2500元的提成，产量最低的一名船员则只能拿到420元，三个月平均下来每人每月也就提成1000多。
船员们又计算自己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能否完成生产指标，他们觉得，在南半球低温多雨的天气里，要想完成每人80吨的产量几乎不可能。因为开工的几个月里，船员的劳动强度已经接近了人的极限。
“从出海一直到2011年6月初，每天工作时间都很长，少则十四五个小时，多则十七八个小时，还有连续工作两宿不睡觉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疲倦，累坏了。”刘贵夺后来回忆说。
刘贵夺没有说假话。“鑫发公司”后来提供的生产产量纪录显示，2010年3月份开始鱿钓作业后，刘贵夺在当年3、4、5月的产量一直较高，分别为8284斤、5936斤和13586斤，三个月累加起来，他是船员中当仁不让的劳动冠军。但按船长李承权宣布的计算工钱的方法一算，刘贵夺其实挣不了多少钱。
刘贵夺算完账很生气，包德在一边嘲笑他：“你钓鱼拿的工钱恐怕连你上船以前在岸上赊的烟钱也赚不出来。”
赚不到钱带来的不安情绪就像瘟疫，在这艘远洋渔船上蔓延开来。船员们开始私下对着当初签订的合同逐条推敲，才发现当初签合同时说的保底45000元根本无法实现，公司一开始就在骗人，他们累死累活干到最后很可能拿不到钱。
劫船
高强度的工作依然一天天进行着，危机也渐渐逼近。
2011年6月，船员黄金波和岳鹏因病不能继续工作，李承权随即通知公司，停发了二人的工资。这件事情彻底激怒了犹疑不决的船员们。猜疑和不信任，将船员和管理层推向对立。而船长李承权的粗暴管理则激发了矛盾，“船上不许说话，不许抽烟，甚至因为一点点小事就辱骂殴打船员。”刘贵夺回忆说。
于是，在鲁荣渔2682号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带着不满情绪的新船员们以地域关系为纽带，开始了一场秘密的串谋。
据刘贵夺后来供述，是包德最先找到他，说“公司在骗我们，天天这么受罪，到头来可能是一场空，不如趁早联手劫持渔船回国和公司打官司。”但按姜晓龙的说法，劫船回国的事是刘贵夺先提出来的，刘曾先后找过他三趟，和他商量劫船的事。
“劫船”究竟由谁最先提出，至今已无法说清。因为后来在杀戮中葬身大海的包德，已永久性地失去了辩解和对质的权利。
“劫船”的提议在新船员之间悄悄传播酝酿，并开始得到大家的回应。王鹏说：“我会开船，没有船长我也可以。”马玉超则说他会计算油耗，他认为只要把船上的油加满，就能跑回中国。于是，以刘贵夺、包德为首的14名新船员决定，等船加满油后，就开始“行动”。
2011年6月17日白天，鲁荣渔2682按计划在智利海域给渔船补充燃油。
当晚23时，他们开始了“行动”。刘贵夺先指使黄金波、王鹏关闭了船上的通讯设备，又安排姜晓龙、刘成建等人则持刀把守舵楼门口、舷梯等位置。
刘贵夺本人则领着包德、双喜等7人持宰杀鱿鱼的生产用刀、铁棍及绳索闯入位于舵楼上的船长室，将李承权从床上拽起来，胁迫他利用卫星导航设定回国返航航线。李承权本能地拒绝，结果左大腿立刻被捅了一刀。在头部被击打造成短暂晕厥之后，李承权被一群人捆绑了起来。
李承权醒来后，刘贵夺又以炸船、杀人相威胁，李承权被迫在卫星导航上设定了回国航线。航线设定完成后，李承权被刘贵夺等人控制在船长室，24小时看守着。船暂时交到了王鹏手上，由他负责往回开。
被控制的李承权当时并不知道，舵楼外也正有事情发生。而正是这件事情，让劫船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彻底改变了船上所有人的命运。
杀戮
李承权被控制后，平素和他关系密切的伙食长夏琦勇听到动静，冲上舵楼打算救他。在舷梯处，夏琦勇被负责看守的姜晓龙拦了下来。姜晓龙回忆称：“夏琦勇不听我嚷嚷，硬往里挤，我手里拿着刀，本想吓唬吓唬他，没想到比划两下就扎进去了。”
夏琦勇被扎后，双手抓住刀刃，两人开始撕扯。一旁的刘成建帮着姜晓龙向外拽夏琦勇，姜晓龙趁机拿刀往夏琦勇胸口捅，捅了好几刀，把刀都捅弯了。闻讯赶来的温斗和吴国志大喊“别干傻事”。
但那时说什么都晚了，红了眼的刘贵夺看到这场面，上前在夏琦勇左腿和臀部各补了一刀，又喊刘成建拿铁棍击打夏琦勇，直到他不动了。
杀戮就这样开了头。姜晓龙等人将夏琦勇抛尸大海，刘贵夺让人把鱿鱼刀和救生衣统一保管。包德嫌黑色塑料柄的鱿鱼刀太软，又与刘贵夺等人拆下了原本为制冷设备支架的白槽钢，用船上的角磨机和砂轮，打磨出了9把更加锐利的尖刀。
据姜晓龙供述，他们轮流持刀走岗，4人一班，“主要是看住二副为首的其他船员，不让他们和船长联系，还要防止他们放救生筏逃跑”。
清洗
鲁荣渔2682号上配有大小两种燃油机，为了保证燃油支撑渔船可以顺利回国，刘贵夺一直让轮机长温斗用省油的小燃油机工作，可当船进入夏威夷以西海域后，刘贵夺发觉渔船动力下降、油耗上升。温斗解释称，小燃油机坏了，只能用大燃油机。
这让精神一直高度紧张的刘贵夺感到不安，他不止一次看到二副王永波和温斗、温密等几个大连籍船员私下“秘密说话”。刘贵夺和包德一商量，决定来一场清洗，除掉后患。
杀心既起，刘贵夺开始找黄金波、姜晓龙、刘成建、冯兴艳等人商量，这些人都表示听他的。 7月20日晚，黄金波把温斗从房间里叫了出来，姜晓龙、刘成建则趁机向正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的温密下了杀手，由双喜、戴福顺将温密尸体抛至海中。温斗上了舵楼后，被埋伏在楼梯处的包德捅死。随后，刘贵夺带着黄金波等人将与管理层关系好的船员岳朋、刘刚、姜树涛和二副王永波依次用乱刀刺杀或逼迫跳海。为了麻痹其他船员，他们杀人时甚至播放着音乐。
那一晚，消失的还有大学生马玉超。他亲眼目睹了这场杀戮，吓得哆嗦。与马玉超关系较好的段志芳回忆，他是半夜失踪的，第二天起床后，“发现他的铺上已经没人了”。船上的人“找了三圈”后未果，干脆也把他放在枕头下的日记，和那几套沾血的被褥一起，丢入了大海。
策划挟持管理层返航的那一天，刘贵夺就已经有了向船员家属勒索钱财的念头。他心中清楚，干了这些事，回国是不可能了，可以弄一笔钱偷渡去日本。
7月21日凌晨，陈国军、薄福军、吴国志三人被依次叫到甲板上，刘贵夺向他们索要银行卡、密码和家庭住址。不过，无论他们给了或没给，接下来的命运都是被逼跳进了大海。
7月23日，刘贵夺逼迫剩下的船员们以得阑尾炎、干活受伤需要治疗为由，用卫星电话向家里索要钱财，然后打到他一个韩姓朋友的银行卡里。那些拿不出钱的，都被扔到了海里。
短短两天之内，又有9人被杀害。船员数量减掉三分之一，管理层基本被刘贵夺与包德带领的“东北帮”和“内蒙帮”联合清洗殆尽。
内讧
从劫船那一刻开始，船员之间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怀疑与猜忌、告密与出卖。
有一天，黄金波跟刘贵夺说，有个很严重的事要告诉他。刘贵夺问，是不是包德要干掉他，黄金波点了点头。
刘贵夺早就感觉到了包德对他不服气，包德不止一次在众人面前嘲笑他，还经常不听他的指挥。他决定先下手为强，除掉“内蒙帮”。于是，刘贵夺把所有活着的船员名字写在纸上，在包德、双喜、戴福顺、包宝成4人名字下面做了标记，让姜晓龙和刘成建注意这几个人。
刘贵夺又对船长李承权说，剩下的人想要活命，必须都要“沾点血”。还刺激李承权，告诉他他最好的兄弟王永波就是包德杀的。保命的恐惧加上报复的念头，让李承权最终同意跟随刘贵夺。一直没有参与杀人的大连船员崔勇、段志芳，也主动找到姜晓龙，希望姜晓龙可以跟刘贵夺说情，让他们入伙。
于是，对“内蒙帮”的杀戮，成为了李承权等“新人”的“投名状”。对包德的突袭是在7月24日晚上，刘贵夺找借口先将双喜、戴福顺的刀收了上来，来到包德所在的房间，他让姜晓龙把守着门口，以让李承权“沾血”杀害崔勇为由骗包德将自己的刀交给李承权。李承权等人随即向包德的腹部、后背捅了数刀。不想杀人的崔勇见包德被捅伤，赶紧将沾在手上的鲜血胡乱抹在脸上，大声喊：“我沾血了！我沾血了！”包德挣扎着往外冲，又被等在后面的黄金波捅中一刀，绝望之中选择了跳海。
剩下三个来自内蒙古的船员见势不妙，已经顾不得穿上裤子、拖鞋，慌乱中纷纷跳海。被视为与内蒙船员们走得近的邱荣华、单国喜也在乱刀阵中选择了跳海。就这样，“内蒙帮”在一夜之间覆灭了。
包德一伙被清除后，为了防止新的危机，当天晚上，刘贵夺将所有的刀具收上来统一保管。
但危机并未就此止步。7月25日凌晨，李承权起床上厕所，回到驾驶室发觉机器不正常，转速表显示的转速从980猛降到700左右，后发现机舱底部进水，船体失去动力，并开始倾斜。与此同时，大管轮王延龙也失踪了。李承权赶紧组织船员通过关闭主机、抽水、放锚、绑空油桶等方式，将船逐步稳定下来。
混乱之中，一直被劫船者控制的大副付义忠，带着宫学军、丁玉民、宋国春三个同为大连籍的船员，身着救生衣，跳上载有救生物资的救生筏筏悄悄逃走。李承权发现后，大声招呼付义忠等人上船，但遭到拒绝。
但偷救生筏不仅没能救命，反而惹来了杀身之祸。洋流将坐着救生筏的4人送回鲁荣渔2682号旁边，或许是认为遭到了背叛，愤怒的李承权没有再喊他们上船，而是指挥同伙：往死里打。
就这样，刘贵夺、李承权、姜晓龙、刘成建等人朝木筏上投掷钓鱿鱼用的两公斤重的铁坠，付义忠、宫学军、宋国春见状弃筏跳海，姜晓龙跳上木筏持鱼枪捅刺丁玉民，丁玉民也只好跳海。
求救的宋国春最终被拉上渔船，已经开了杀戒的李承权怂恿刘贵夺，让手上“没沾血”的项立山和段志芳杀掉宋国春。项、段二人听到命令时，立刻愣在了原地。随即，担心被灭口的他们，不顾宋国春的苦苦哀求，剥下了他的救生衣，用绳子捆了他的手脚后，又在绳子上系上了五六个铁坠，黄金波也在一边“帮忙”，又往宋的衣服口袋里塞上了两个铁坠。
宋国春就这样被推下甲板，成为了最后一个遇害者。至此，这条船上的生命消失了三分之二，33名船员，仅剩11名还活着。
返航
失踪的王延龙制造的机舱进水，让鲁荣渔2682号彻底失去了动力。为了活命，李承权打开了关闭一个多月的通讯设备，发出求救信号。
7月25日5点10分，农业部渔政指挥中心接到求救报告，随即与交通部中国海上搜救中心通报，在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协助下，中国派去了渔政118号船将鲁荣渔2682号拖回它的出发地石岛港。
在渔政118号船到达前，剩下的11人开始设法掩盖这起血案。刘贵夺后来称，他与李承权定下攻守同盟，把船上发生的事都推到包德等人身上，而将自己说成是受害人。李承权的说法是，当晚刘贵夺召集11人开会，共同商议一个统一的说法，刘贵夺先编了一个说法，大家商量了两次，11个人把编造的内容都写在纸上，所有人都背诵熟悉。
与此同时，刘贵夺等人还销毁了救生衣、刀具等各种证据，把包括航海日志在内的“有字儿的东西”全部扔进了海里。
尽管他们做了充分准备，但随中国渔政118号船前去营救的警方人员还是在船上发现了大量喷溅型血迹。警方在经过缜密侦查和审讯之后，破解了鲁荣渔2682号杀戮事件的真相。 2011年8月12日，鲁荣渔2682号最终返回了大雨瓢泼的石岛港。很多目击者仍对当时的场景印象深刻：警戒线内，11辆警车早早等在码头，分别押走了船上下来的11个船员。次日，官方发布消息，初步认定鲁荣渔2682号曾发生重大刑事案件。
告慰
对于丈夫温斗“失踪”的消息，傅梅直到2011年8月14日才知道，还是大副的老婆告诉她的。同时获知消息的还有温密的妻子。
从那天开始，一直到2013年7月19日该案宣判，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傅梅和另外7名大连籍船员的家属往返于大连和山东荣成之间八次，她们试图能打听到点什么，但只被告知船上发生了重大刑事案件，具体情形不详。但同时探听到的消息也足够令她们心碎，那些未随船归来的失踪船员“几无生还可能”。
直至拿到山东省威海市检察院的起诉书，傅梅才确信，她的丈夫已死于一场骇人听闻的远洋渔船谋杀案。33名船员中，包括温斗在内的20名船员确认被其他人杀害，或被逼跳海，还有2名失踪者至今仍无音讯。
7月19日，山东省威海市法院对鲁荣渔2682号杀戮案进行了判决，刘贵夺等11名凶手中5人被判死刑，1人被判死缓。其余被告人被判有期徒刑四年至十五年。
庭审记录还原了这艘“死亡之船”的最后旅程——压迫、造反、劫船、杀戮、告密、内讧、逃亡、失踪……真相的还原似乎是对葬身茫茫大海的22名死者唯一的告慰。
在接受警方调查之初，刘贵夺等11名犯罪嫌疑人曾一度称失踪的22名船员才是真正的“坏人”：他们策划劫持渔船，并内讧杀人。在船只遇险后，他们带着救生筏离开了。直到“死亡之船”的谜团渐次解开，杀人者的谎言才被彻底揭穿。
从得知噩耗到现在，840天过去了，傅梅的心情始终难以平静。温斗走了，家里的顶梁柱塌了。家中上有年迈多病的公婆，下有刚刚三岁的女儿，孤儿寡母的，她不知该怎么面对今后的生活。傅梅和温密的妻子一商量，妯娌二人下定决心要为死去的温斗、温密讨个公道。
温斗、温密的代理律师张文普告诉记者，温斗、温密的妻子已将荣成市鑫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起诉到大连海事法院。
遗物
温斗和温密的“劳动合同”是警察后来在船上收拾他俩的遗物时找到的。
“这份合同有问题。”张文普在电话里告诉《方圆》记者。
张文普在相关案卷材料里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疑点。他说，不管签订的合同是一式两份还是一式三份，合同内容都应该是一致的，这是基本常识。但令他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在温斗、温密二人遗物里找到的两份合同与甲方提供的合同截然不同。
在温氏兄弟遗物里找到的合同中，甲方名称和公章都是“荣成市鑫发渔业有限公司”；而甲方提供的那份合同里，甲方名称却是荣成市鑫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盖章处盖的是荣成市鑫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和荣成市鑫发渔业有限公司两个公章。“显然，其中一个公章是海上大逃杀案发后甲方私自补盖的，这不是欲盖弥彰吗。”张文普通过一番分析后认为。
张文普告诉《方圆》记者，他曾先后两次去荣成市工商局和威海市工商局查过，注册公司里都查不到“荣成市鑫发渔业有限公司”这个名称。而温斗、温密持有的合同恰恰就是和这个在注册公司里查不到的子虚乌有的“荣成市鑫发渔业有限公司”签订的。
“很明显，这是一份阴阳合同，温斗和温密等33名船员实际等于和一家法律意义上根本不存在的公司签订了合同，然后为‘荣成市鑫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干活。一旦打起官司，作为乙方的船员们连诉讼主体都找不到，结果可想而知。如果甲方是故意为之，那就涉嫌合同欺诈。”张文普说。
张文普认为，基于双方存在的劳务合同关系，向真正的雇主鑫发水产公司主张支付劳务费及人身受到伤害的赔偿请求合情合理。但从目前的情形看，似乎离她们想要的结果还遥遥无期。
丈夫走了，但生活总要继续。公公婆婆，还有三岁的女儿，现在家里一切的开销都靠傅梅开理发店给人理发赚点钱勉强维持。
傅梅说，温斗的死亡赔偿金她至今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女儿该上托儿所了，婆婆又病了，她不知道该怎么把这段苦日子对付过去。
她还想在大连给温斗买块墓地。“温斗的遗体是找不回来了，可我仍然想在大地上给他留个歇脚的地方，把他的遗物葬在里面，也算是入土为安。目前的难处是，连买墓地的钱都没有。”傅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