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真称得上是个言论开放的时代，两会期间，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医生向病人索取红包获益的行为应当禁止，但他表示，手术后病人为感谢医生对其的治疗而送的红包，医生未尝不能收，并且将其提到了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
　　这当然是一家之言。但作为政协委员、医学界人士，他也并不讳言自己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算得上某个群体的民意代表。“红包部分合理化”的逻辑推论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医生廉价论——医生的付出与所得不成正比，需要收入之外的其他利益补充，红包表达了部分患者对医生治病的感激之情，有“存在即合理”的意义。虽然吴博威也承认，他不寻求收取红包合理的法理化支持，只要获得社会的默认许可就行了——刚性的法律条文恰恰不能允许含糊不清的“红包自愿收受”概念，混沌的现实则可以容纳弹性十足的红包寄生现象。
　　如今的医疗行业乱象丛生，高昂的价格、差强人意的服务质量、防不胜防的医疗事故，凡此种种，在经济学上都被定义为典型的“锁定”反应——一旦某个人、某个行业选择了某种制度赖以生存，那么个体利益与制度利益就会呈现紧密缠绕的态势，这种制度发展的结果就是旧有属性的不断自我强化。一个好的制度，所有进入者当可期待获得欣欣向上的发展前景；一个坏的制度，等待进入者的就是状况的不断恶化。至少，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一切是错的，医疗体制改革就是要推翻“锁定”反应。
　　但是，如果某个行业的整体价值观也被“锁定”，那就意味着该行业正在抛弃以往固守的一切行规良俗，迅速跌入到伦理操守的底线以下。部分医生坚决要求红包的生存空间，部分患者已将红包视作与医生默契合作的润滑剂，他们的确达成了自愿交易的关系，但患者会感谢高昂医疗费用之外医生的本职之举吗？医生会答谢患者勒紧裤带送上最后一点私房钱的殷殷之意吗？
　　部分医生在红包合理现象上的所谓共识，应征了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的总结：“意识本身就是虚无，虚无的力量是一种否定性的力量。而人关于某物的意识，就是从对物的存在的否定中产生出来的。”
　　中国人将医德的标准定义为“贫无义士持金赠，病有高人说药方”。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则放射出圣徒般洁净的道德光芒，将保持医生职业荣誉作为世代传承的高尚传统。“红包合理”的意识则演变为对“行医中一定要保持端庄和良心”（世界医学会医生从业宣誓誓言）的否定，否定解救患者痛苦高于维护医生的经济利益，否定外界对医生用红包等灰色收入来赎买“工资不高”欲壑的批评。否定之否定就成了肯定，于是要倡导红包理论的意识正当性。
　　“红包理论”是现行医疗体制“锁定”效应下的价值观怪胎，日渐沦丧的医风医德已经遭致政府不断加大的法治惩戒，也受到公众的广泛质疑与不满。“医德虚无症”是把多么可怕的刀——它在否定医生的安身立命之本，推翻我们曾经以为会天长地久的美好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