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纬五路和东明路交叉口的河南省肿瘤医院，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医院。这几年，来自老家的亲戚和外地朋友的亲戚，因为我这个记者的“特殊”关系，被介绍到这家医院就诊。他们患的都是癌症或白血病，要么在医院治疗几个月就再也回不了家，要么出院没有几个月就永远离开了人世。
　　因此，我对这家医院没有什么感情，甚至有些厌恶，心想永远不进这家医院的大门，同时在心里期盼：有啥都别有病。
　　最近的半年，因为连续报道“探路大病救助”，因为采访那些本来我并不认识的孩子，和孩子们有了感情，也就和这家让我一度“深恶痛绝”的医院有了感情。
　　那是4月4日，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我在办公室和被采访对象再次约定時间时：“叔叔阿姨，你们什么时候来采访呀！”电话那头的刘丹阳带着哭腔。因为在北面，阳光照射不到刘丹阳所在的病房。这使他的脸色更加苍白。理光了头发，白色口罩上面，只剩下一双大大的眼睛。他就是21岁的刘丹阳，来自巩义市北山口镇山川村。
　　一开始，我不愿碰病房里的任何东西，甚至刘丹阳的母亲给我热了热牛奶插了吸管，我都没有尝一口。采访到12点多，当我起身离开的时候，刘丹阳的母亲追到电梯口，硬往我手里塞一百元钱：您辛苦了，留作吃饭吧。我坚决地拒绝，并且有些恼怒了。我知道，这恼怒中带有情绪，那是对患者没有任何帮助的愧疚。
　　下午，我来到南病房楼，采访来自安阳滑县高平镇前子厢村的王晶晶。她是4月2日过的6岁生日。离开的时候，我抱着孩子，亲了亲她消瘦的面颊。“我原来体重40斤，现在还有34斤。我原来眼睛就大，和我的名字一样亮晶晶，妈妈说我现在眼睛更大了。叔叔阿姨，你们看我眼睛亮晶晶吗？”当我用第一人称写下这篇文章时，几乎要流泪了。
　　接下来的一周，我奔走在省慈善总会、郑州市慈善总会、省红十字会、郑州市红十字会，还有当年救治白血病患儿小黄冠的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试点大病救助10万元的宝丰县。于是就有了《刘丹阳：渴望阳光》、《王晶晶：妈妈不哭》、《宝丰：大病救助10万元》、《小黄冠究竟留下了什么——在希望和困顿中前行的社会救助》等系列报道。
　　报道见报的当天，来自周口市郸城县、在省人民医院为女儿治疗白血病的张爱民来到报社。她说，是一位在医院当护工的大姐，给她看了那天的《河南日报》，看到了有关大病救助的报道，求助来了。
　　奔波在医院的这半年，见到的大都是理了光头、戴着口罩、面色苍白、只露出一双大眼睛的孩子。因为光头、口罩和苍白，他们的眼睛是那么的让人难忘，但从他们的大眼睛游移的目光中，我看到了大而无神的希冀、渴盼，还有迷惘、无奈。
　　让我们欣慰的是，报道总算有了回应。省会郑州的一家爱心企业，特意选择了“六一”儿童节那天，为薛培艺捐款10万元，为刘丹阳捐款2万元。我们又对与哥哥配型成功的薛培艺进行了《探路大病救助报道追踪》——《昨天，小培艺“进舱”》、《小培艺接受哥哥干细胞移植》、《小培艺“出舱”重见生命月光》等系列报道，以及深度聚集《大病救助的河南设想》等。
　　当我们的报道感染了省会郑州的其他同仁，当他们也加入到报道大军的时候，当他们在文章中提到“河南日报探路大病救助报道小组”的时候，当我们的报道被全国多家网站转载的时候，我们感到了作为党报媒体人的责任。
　　我不知道需要干细胞移植的刘丹阳最终能否凑齐手术所需花费的几十万元钱，我不知道干细胞移植成功的薛培艺能否病情不复发，我不知道那个6岁的小女孩王晶晶是否还躺在省肿瘤医院南病房楼的病床上，我不知道张爱民是否放弃治疗带着女儿回到了老家。面对疾病，人类目前的医疗技术，是那么的无助；面对他们，除了尽职尽责，我们是这样的无助。
　　已经人到中年、从业16年的我，因为记者这个职业，见过了太多的悲欢离合。通过这半年的采访报道，我突然对生命有了另外一种感悟：没有钱治不了病，有钱也治不了一些病；身体健康、好好活着，享受生活每一天，是人生最大的快乐；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坦然面对，笑对生活每一天，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作者单位：河南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