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9日，莆田荔城区，林明柯正在金鼎广场等朋友聚会。百无聊赖之际，他打开手机看新闻，无意间，某条新闻的评论区里，一条广告闪进眼帘，大意是：“快速查询开房记录、家庭住址，加我微信。”
　　混迹生意场，他有些心动，万一以后跟谁有生意纠纷，可以查他的家庭住址。他随手加了微信好友—“新盾源：小平”。小平推来一张微信名片，小军。
　　一个户口信息，450元。这是小军的报价。林明柯还没有查别人的需求，先把自己的身份证报了过去。对方承诺，48小时内，会把结果发给他。
　　茂名市茂南区福华一街，新盾源安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比邻繁华的闹市。
　　门口树立着大大的标示牌，显示它是一家正常的安防公司，他们销售安防设备、电子产品等。公司有20来人。客服部是最大的部门，以年轻女性为主，其中还有实习或兼职的大学生。
　　2018年1月，已临近过年，员工们抱怨声越来越大，每月2000～3000元的薪水，实在少得可怜。他们坐在电脑前，处理着零星的订单和各种售前售后服务。心照不宣，一排电脑中，3号机是特殊的存在，一些特殊的订单，都要转接3号机。
　　1月19日，一位莆田客户的订单，便进入3号机，经由一个昵称为“小军”的微信号，向外发送了查询请求。2天后，订单完成，林明柯收到了一张截图。是自己家的地址，没错，心中一阵恐惧。没多久，林明柯赶往莆田市公安局荔城分局报案。
　　2018年3月22日，湖北咸宁，赵巍手机响起，前同事余咸晋在电话那头说：“出事了……”
　　赵巍问，什么事？但余咸晋话未说完，便挂了电话，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上他。此时已经过完年，赵巍刚结束公安部刑侦局的工作，从北京回到了咸宁。他是咸宁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名干警。
　　2年后，2020年8月底，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对这起被编为“1·19专案”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赵巍伙同同案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1403406.82元，赵巍个人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727805元，情节特别严重，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林明柯的个人信息，以一种超乎他想象的方式被贩卖，历经近十个环节，从新盾源公司到各个信息贩子，再到公安内鬼，层层转卖，所涉甚广。
　　“1·19专案”共有近40人落网，但这并非这条隐私产业链的全部。赵巍供述，他查询的信息有3000～4000条（每查询一人，其名下的所有信息为一条）。而莆田检方指控，光是第一下家孙奇经手的数据，就有28万条之多，还有多少暗线没有曝光，不得而知。

3号机与信息贩子

　　萧恒萍是2017年3月份来到新盾源的，面试很简单，面试官叫她坐在电脑前，打了一通字，就直接叫她上班了。
　　彼时她刚毕业，正准备考研，但双亲年迈体衰，父亲还有心脏病，度日维艰。她不得不找一份工作。
　　新盾源公司看起来一切正常，她特意看了营业执照、赶集网上的招聘信息。他们卖的器材，电商平台上都有卖。但事实上，那些充电宝、充电头、插座、手表、眼镜等，外形看似普通，其实都经过了改装，内置了监控、监听、定位等电子模块，有的得到了相关部门的许可，有的则没有。
　　平时，买卖这些特殊器材的订单量并不大，有时候一天就几单。创收较高的，是那台3号机。它经营着新盾源一项特殊的业务，可以查开房记录、车辆轨迹、户籍信息、手機号码机主信息、个人名下的房产、公司、婚姻信息。
　　收费最高的是婚姻信息，950元，其次是开房记录，900元一条。名下房产、公司，850元。其他信息在400～800元之间。天眼查显示新盾源的法人代表是李金昌，但他只是一名经理，没有占股。真正的老板，叫叶金水，真名叶省。
　　3号机的所有订单请求，会进入到李金昌的微信号，由他转至上家—一个叫“叮当”的微信好友。据庭审现场李金昌的说法，“叮当”是老板叶省帮他找来的上家，具体是谁，没人知道。
　　“叮当”真名叫覃素月。2016年下半年的某天，她在深圳一家麦当劳等人间隙，点开了微信的“附近的人”功能，在一位陌生人公开的朋友圈里，看到了查开房记录的广告，彼时她生意失败，正想找点项目来做，觉得买卖信息这一行有利可图，也能帮丈夫分摊一些房租和日常开销。
　　就这样，她加了此人微信，得知他开了一个名叫“大月亮私家侦探事务所”的公众号，利用微信公众号做推广，前景可观。覃素月成了他的下家。她自己不会弄公众号，是丈夫帮忙注册的，她从网上复制一些内容，又买了张银行卡，就这样经营了起来。约过了半年，她的客户才逐渐多起来，其中一名叫小二的客户，正是茂名新盾源公司的李金昌。
　　卖给李金昌等客户的信息，覃素月每单赚取50～100元不等的差价，“生意”好的时候，每月有上万元收入。

林明柯的个人信息，以一种超乎他想象的方式被贩卖，历经近十个环节，从新盾源公司到各个信息贩子，再到公安内鬼，层层转卖，所涉甚广。

　　这条产业链到这里才刚刚开始。覃素月的上家，是黄海亮。从2017年3月开始，黄海亮便混迹各种信息贩卖的QQ群、微信群，他注册了公众号—“大月亮私家侦探事务所”，成了他招徕客户的主要渠道，很多人搜索“私家侦探”，就直接找到了他。他的门道显然比覃素月更广，能查到信息也更多。不仅查婚姻、“小三”、人轨、车轨，还能查银行卡余额、快递网购、监控等，一应俱全，应有尽有。客户提供身份证号码，他能查询个人户籍信息、同户人员、联系方式、开房记录、同住人员、出行轨迹、车辆档案。提供一个手机号码，他就能查机主信息、收货地址、物流信息，还有定位、通话详单等。 　　手机定位的误差，在500米左右。查手机定位和查人轨、车轨，门道各不相同，有的上家能查开房记录，有的上家却只能查手机机主信息。手机机主信息的上家，也只是一名中间商。信息买卖的源头，要追溯到武汉，一名从事靓号生意的前移动公司员工，利用工作期间积累的人脉，敲开了这扇后门。
　　黄海亮也遇到过头疼的事情，上家反馈过来的信息，半真半假。他也学聪明了，有些信息查不了，自己造假，或委托上家帮忙造假。造假也是信息贩子的常见手段，有些信息空白，自己编造，查不到的定位图，也能手动P上去。
　　黄海亮下家有多个，上家也不少。众多上家中，只有一人落网，名叫林姗。林姗的信息贩卖网络就更复杂了。她在庭审现场交代，她的上家有7人，下家有4人，其中多数人至今仍逍遥法外。

新生意

　　就这样，经过4～5次转手后，林明柯的身份证号，来到了黄海亮、林姗手里，再通过“R·研”，逐渐靠近本案的核心。“R·研”真名叫孙奇。
　　2018年年初的某天，身在武汉的孙奇登录QQ，他看到，之前参与隐私贩卖的QQ群仍然在跳动。点开一个名为“私家侦探调查群”的QQ群，一个昵称叫“杨武”的男子颇为活跃，孙奇觉得杨武资源多，有门道，并向他咨询信息查询的事。
　　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了合作。
　　孙奇1981年出生，湖北黄冈人，是信息贩卖的老手，早在2013年开始做了这一行。此前，他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在湖南沅陵被判过刑。
　　孙奇还叫自己的弟弟孙超，还有同乡的丰波，一起来到武汉，三人共住一块，并把他们发展为自己的下家。孙超、丰波各交了5000元的入群费，开始活跃于各大隐私贩卖群，发布广告，招徕客户，发展了前文所述的一众下家。
　　自然，上家“杨武”是个假名，该账户背后，是由两个人轮流操控，藏大伟和吕亮亮，他们来自湖北省咸宁市。藏大伟此前在当地银行催收部门工作过。2017年5月，他跟一个名叫余咸晋的男子合伙开了一家催收公司，并聘请好友吕亮亮担任催收员，专门帮银行处理不良资产，从中赚取手续费。
　　催收经常遇到一个难题，找不到人。找警察帮忙，是他们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余咸晋曾在咸宁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工作，与该局刑侦支队的民警赵巍是熟人。赵巍事后回忆，余咸晋找到他，是以工作的名义，请求他帮忙，要帮法院查欠钱不还的老赖。赵巍答应了下来。
　　但催收的生意，并没有延续下去。事情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起来了。几个人转而做起了隐私贩卖的生意。2017年8月中下旬起，赵巍开始登录公安内网，查一些与工作内容无关的信息。
　　据赵巍事后供述，2017年10月，余咸晋托人送来2万元好处费，之后，要查的数据便多了起来。“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吕亮亮暗示我说，我已经帮他查过，不继续帮他查会出事的。”
　　余咸晋讲述了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据他的说法，赵巍帮他和藏大伟查了大半个月的银行信息，主动提出，没有钱赚，不想做，提议做公民个人信息查询，并指示他们去网上寻找有私家侦查需求的客户。总之，赵巍才是老板，是出谋划策的负责人。
　　新生意，就这样做起来了。

PKI与内鬼

　　周林是新疆莎车县公安局的民警，2017年前后，他被借调到公安部工作，同期一起借调过去的，还有来自湖北省咸宁市公安局的民警赵巍。
　　根据周林的陈述，赵巍从这一年8月开始，便找他借用PKI—一个可以登录公安内网的密钥。赵巍说，他要帮咸宁公安机关建信息数据库，他的PKI因升级出了问题，无法登录。最初几次，周林都是下班后借给他。2018年2月，周林休假回莎车结婚，赵巍跟他说，回去了PKI也没有用，借他再用用。周林没多想，答应了下来。
　　前后脚，赵巍也回到了咸宁，并把周林的PKI也带了回去，每次赵巍要用，就拨通周林的微信视频，通过视频完成人脸验证后登录查询。直到周林返回北京，赵巍才把他的PKI寄过去。
　　赵巍1987年生，2010年被咸宁市公安局聘为人民警察。2016年前后，一个名叫余咸晋的警察新进入单位，赵巍负责给他培训，两人逐渐熟络。

收费最高的是婚姻信息，950元，其次是开房记录，900元一条。名下房产、公司，850元。其他信息在400～800元之间。

　　根据赵巍在庭审现场供述，没多久，余咸晋被分配到咸宁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两人工作上有频繁的业务往来。按照国家反电诈的规范，他所在的情报部门需要紧密配合反电诈中心的工作，每天会收到反电诈中心大量的查询信息。
　　以前，他将这些工作上的信息打包加密后发给余咸晋，有时用工作账号，有时用私人账号。按照规定，这些业务往来原本是有程序规定的，但根据赵巍的说法，这些规定并没有书面化，只是上面口头指定，管理并不严格。
　　PKI被借用时，周林一开始觉得，大家做情报的，查信息属于正常，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信息导出后，会被赵巍存入优盘，并直接连接手机。此时吕亮亮早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一次性的微信号，赵巍登录后，转发过去。
　　隐私数据的来源，只有两个渠道—黑客、内鬼。来自商业平台的隐私数据，相对单一、封闭，大多流向诈骗，售价相对低廉，一个手机号码几毛钱。公安内网的数据，则全面且丰富的，几乎可以还原一个人完整的生活轨迹，售价也是所有隐私信息中最高昂的。
　　赵巍等人并未提及售价。根据孙奇给下家的报价倒推，他從吕亮亮那里拿到的信息，单条差不多是260元—当数据来到终端客户时，价格会翻3～4倍，有时会超过2000元。
　　余咸晋在笔录中提到，他们共赚了100万元，赵巍分到了80万，其余几人分剩下的10万。
　　赵巍供述，他只获利30万元。不过，莆田警方在一张由吕亮亮送给赵巍的银行卡里，查到了72万的流水。
　　有公安内鬼参与作案，他们很懂得规避风险，不使用个人实名认证的微信号，而是在微信上找微商买黑号，每个月要换5～6个号。收款套现的账户，也是“杨武”去当地一间陶瓷店里找的。“杨武”给对方一部手机，一张卡，叫他单线联系。每天跟陶瓷店店主去银行取钱时，“杨武”就躲在监控死角。
　　即便如此，这场“生意”也只持续了半年。他们并不知道，莆田那位林先生，早已经报了案。两个月后的2018年3月20日，陶瓷店店主收到“杨武”的语音：“上面出事了，把手机扔掉，不要再联系我了。”
　　差不多同时，茂名的新盾源公司、深圳的覃素月夫妇、廉江的黄海亮、浙江的林姗、武汉的孙奇孙超等人，也在这年的3月23日前后被连锅端起。莆田的民警赶到咸宁，找到了余咸晋。赵巍见势，走进了他所在单位的纪检监察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