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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中国职业教育进入内涵提升的关键阶段，需要对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现实成效进行针对性分析。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数据信息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现实效度。对比2014年、2018年开展的两届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数据，发现跨越4年的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呈现三个方面的成效特征：第一，职业院校的内涵建设差距缩小，合作办学活力释放；第二，区域职教内涵发展的差距较大，东部地区优势明显；第三，职教类型的内涵特征逐渐彰显，呈现宏大的面向外部、面向国际、面向未来开放的现代化视角，但仍需面向职业教育内部、聚焦基本要素纵深推进内涵式发展。
关键词 内涵式发展；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现代化；贡献度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8）27-0016-07
中国职业教育经历依附式发展、外延式发展、跨越式发展之后，逐渐向内涵式发展演进[1]。特别是2014年以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等系列政策，推动职业教育进入内涵提升的关键阶段。理论和实践领域，对于内涵式发展的探索主要集中在职业院校内涵建设[2]，区域职业教育内涵发展[3]，以及作为类型的职业教育内涵结构三个层次的概念讨论和要素分析上，缺乏对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实际状况的系统性、针对性和深入的分析。
職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作为国家教育部设立的国内职业教育领域最高级别奖项，是推动内涵建设，展示发展成果的重要措施之一。其奖项经职业教育机构培育，各省份遴选、推荐后，由教育部综合评审后形成，覆盖院校、区域和职业教育类型三个层次的内涵式发展成效与特征。从整体看，奖项数据信息能够立体化地呈现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在时空、主体、路径、方式等方面的基本样态；从个案看，单独的奖项信息能够真实展现院校内涵式发展、区域办学特征、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等各个层面的典型案例。因此，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数据信息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现实效度。本文在借鉴和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2014年、2018年开展的两届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实证数据进行纵向对比，分析跨越4年的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在院校、区域、国家各个层面发生的变革，以期能够为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针对性与连续性积累有益的经验。
一、数据与方法
本文从职业教育发展所处阶段的现实以及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宏观政策导向出发，对2014年第一届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以及2018年第二届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数据信息进行描述性统计。基于直观数据的纵横对比，从院校、区域、职业教育类型三个层面，比较职业院校内涵建设、区域职业教育内涵发展、中国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成效与变化。
二、统计分析
基于上述设计路径，对两届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奖项的院校、区域、成果名称等相关信息进行归类与统计分析，得到以下数据。
（一）院校内涵建设的成效与变化
1.院校类型分布
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院校类型结构呈现了院校层面内涵建设成效的分布状况和发展趋势。表1统计数据包含四个方面的信息：一是国家示范性、骨干性高职院校获一等奖的比例下降，获二等奖的比例稳中有升，两届的总获奖数保持稳定，占到总奖项的1/3左右；二是国家示范性中职学校获一等奖、二等奖的比例都明显下降；三是普通中高职院校获得一等奖的比例显著上升，获二等奖比例略有上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四是普通本科院校获奖比例略微下降，军事院校、其他机构获奖的比例基本持平。
从统计数据看，尽管国家示范性、骨干性中高职院校仍是内涵式发展的核心主力，但非示范、骨干的普通中高职院校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不断提升，对院校层面的内涵式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入围一等奖的获奖单位，将近一半是普通中高职院校，明显地回应了国家示范性中高职院校验收后，对职业院校发展的普惠性支持政策导向。
2.合作类型分布
职业教育的“跨界”性质已成为理论与实践领域的共识，因此，多元主体合作的数据，能够有效反映院校层面调动利益相关群体推进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基本状况。表2统计数据凸显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由单个机构独立完成的项目比例大幅降低，2018年入围特等奖、一等奖的项目中，合作完成的项目比例是2014年同类项目的2倍；第二，合作完成的项目中，三种以上类型机构合作的比例大幅增加。统计信息呈现多元主体在近年来积极参与职业教育的趋势，从侧面反映了院校层面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活力不断增强。
（二）区域内涵发展的成效与特征
1.省份分布
各省在两届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的获奖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省域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成效。从表3的比较数据看，山东、广西、四川、安徽、江苏、陕西、湖北、陕西8个省份入围一等奖的数量增加；贵州、山东、陕西、湖北、江西、内蒙古、上海、黑龙江、海南、西藏、山西、天津12个省份入围二等奖的数量增加；山东、陕西、贵州、湖北、四川、西藏、江西、甘肃、云南9个省份的获奖总数增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山东、陕西、湖北3个省份，一等奖、二等奖的入围项目数都大幅增加，呈现省域职业教育内涵发展层面上的显著成效。
2.东中西部分布
从表4数据看，整体而言，东部地区仍是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示范区、创新的试水区。但西部地区在第二届成果奖中，入围一等奖的成果数量有所增加，与学术领域中提出的职业教育重心轨迹整体西移，西部职业教育发展迅速的观点相符[4]。
（三）类型内涵发展的成效与特征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独立进行评审，其在成果选题上呈现出作为类型的内涵要素特征。 1.专业对接产业效度
从表5的数据看，两届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类型的分布上基本稳定。但表6、表7的统计数据显示，“面向专业大类”的中职和高职分专业大类项目获奖数据变化明显。第一，在面向中职专业大类的获奖项目总数压缩近1/3的情况下，农林牧渔、信息技术2个专业大类的获奖总数增加，加工制造、医药卫生、文化艺术、财经商贸4个专业大类的获奖总量减少较为明显；第二，面向高职专业大类的获奖项目总数略有提升，财经商贸、资源环境与安全、装备制造、電子信息、旅游、文化艺术、新闻传播8个专业大类的获奖项数增加。
以上统计数据从四个方面验证了我国职业教育专业建设对接产业升级的内涵式发展步伐得到整体推进。一是加工制造、医药卫生、文化艺术、财经商贸等相关产业对从业人员教育程度的需求提高，与第一届获奖情况相比较，第二届中职相关专业大类的获奖总数减少，但在高职对应相关专业大类中获奖总数增加；二是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对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需求整体增加，在中高职的信息技术类专业中，获奖数量都明显增加；三是资源环境与安全相关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在高等职业教育的相关专业大类内涵成效显著；四是农林牧渔相关产业对中等职业教育层次的人才需求仍然较大，对应2018年奖项中，中职农林牧渔类专业的获奖总数比2014年大幅增加。
2.内涵要素的比较
本研究从当前我国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宏观政策导向出发，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和现有职业教育实践领域热点难点问题的基础上，兼顾统计数据的可划分性，将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成效归类为13个主题：一是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包括以专业为单位的校企合作、现代学徒制等改革探索；二是课程改革，包括专业课程体系和结构的改革，以及单门课程、教材的改革等；三是教学改革，包括教学资源库建设、教学方法改革等；四是实训建设，包括实践教学体系和实训基地建设、技能大赛的探索等；五是师资建设，包括职教师资的职前和职后培养培训等；六是国际交流，包括办学、课程、人才培养、行业标准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七是信息化建设，包括数字化资源平台、信息化教学改革等；八是质量与评价，包括质量保障体系、考核评价改革等；九是创新创业，包括职业教育中创新创业教育的体系、机制与实践的改革；十是综合改革维度，包括专业结构调整与专业群建设、产教融合服务社会需求等，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面向院校内部的视角相区别，综合改革视角面向院校外部，形成对接经济社会宏观需求的改革成效；十一是社会服务，包括职教精准扶贫、民族技艺传承、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培训等探索；十二是学生素养，包括文化育人、职业素养、综合素质的探索；十三是其他，主要包括上述主题中未进行归类的主题，如学分银行、学习型城市建设等。
13个主题可以归纳为3个主要的维度。首先，人才培养模式、课程、教学、实训、师资5个主题是反映职业教育内涵建设的基本要素；其次，国际交流、信息化、质量保障、创新创业4个主题反映当前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最后，专业综合、社会服务、学生培养、其他4个主题反映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需要说明的是，其他未单独设置的维度或主题并非不重要，只是鉴于数据分类统计的限制，未能全部单列。
从表8对三个维度获奖项目的结构比例和变化趋势统计数据中，可解读到丰富的信息。
首先，从结构比例看，传统内涵要素在各级奖项和获奖总项数中均占主导位置，两届入围特等奖的3个项目均从传统内涵要素的主题中产生，充分印证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实训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这5个基本要素在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中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地位。
其次，从变化趋势看，两届成果奖项目的主题分布变化明显。对比两届成果奖的获奖总项数，传统内涵要素维度的获奖比例明显降低，特别是以课程、教学、实训3个传统内涵要素为主题的获奖项目数量锐减；与此相应，职业教育现代化、职业教育贡献度两个维度下的项目主题获奖数量明显增加，特别是政策大力推动的创新创业、社会服务相关主题获奖项目数增量较大。
对比一等奖的项目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与2014年相比，在2018年成果奖项目主题分布中，传统基本内涵的主题维度占比缩水了30%，而现代化、贡献度两个维度的占比均翻倍增加，特别是贡献度相关主题的项目获一等奖的比例占42%，与传统基本内涵维度的比例持平。最为典型的是“课程”主题，在2014年的一等奖项目中，以课程改革为主题的成果有6项，但2018年的一等奖项目中没有以课程改革为主题的成果，且仅有1项以国际交流为主题的成果名称含有“课程”。对比二等奖的项目数，3个维度获奖项目的分布有微调，但变动不大，成果奖主题分布的变动主要集中在高质量的一等奖项目中。
再次，进一步对比两届成果奖中各个主题范围的获奖项目成果名称，可梳理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跨越4年的实践特征。分而述之，至少有2个方面的信息值得关注。一是以“课程”“教学”“实训”为主题的成果内容转向宏观视角。如“课程”“教学”主题中，以单门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为支撑的成果数量减少，2014年有10项成果基于单门课程的改革，2018年仅有4项（思政类课程2项，互联网 课程2项）。二是以“国际交流”为主题的成果视角从“引进来”转向“走出去”，见表9。2014年共有3项学习德国“双元制”使之本土化的成果，2018年涉及国际交流主题的成果中，有3项涉及中国经验推广的成果，涉及“鲁班工坊”、技能大赛成果资源、中餐烹饪教学标准国际化的具体实践。
三、结论与启示
两届获奖项目的数据信息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能够一定程度上呈现内涵建设关键期内，中国职业教育内涵发展成效的概貌及发展趋向。从上述数据看，当前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在院校、区域、类型三个层面呈现较为显著的特征和趋势。
（一）职业院校的内涵建设差距缩小，合作办学活力释放
首先是示范院校与普通院校的差距缩小，呈现选择性政策与普惠性政策共同推进的内涵治理成效。从时间向度看，2006-2012年间，国家层面立项建设国家示范性、骨干性高职院校以及国家示范性中职学校，是集中有限资源推进院校层面内涵发展的选择性策略，属于“运动式”的治理方式。在职业教育发展具备诸多有利条件和良好工作基础之后，近年来，职业教育内涵政策转向选择性与普惠性共同推进的治理方式，非示范性的普通中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成效明显。2014、2018年两届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整体数据中，示范院校获奖比例较高，说明示范院校确实承担起中国职业教育在蓄力发展阶段推进院校内涵建设主力军的重要使命，且溢出效应明显；第二届成果奖中普通院校高水平的成果数量大幅增加，说明普通中高职院校质量内涵不断提升，竞争力增强，明显回应了普惠性政策对于内涵建设的成效。 其次是职业院校与多元主体合作办学的成效明显。职业教育“跨界”属性影响职业院校的办学模式，使职业院校跨越传统学校教育的视角，从专业、课程、课堂教学拓展到行业、岗位、生产标准，形成知识和技能在学校和行业企业的多向流动，从而影响职业教育内涵建设的成效。比较两届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数据，第一届成果奖中有63%的获奖项目由一个单位独立完成，多个组织机构合作完成的项目仅占37%；第二届成果奖中，仅有40%的获奖项目是独立完成的，60%的项目合作完成，且三类以上机构合作完成的成果数量翻倍。多元主体合作办学数量与质量的提升，为职业教育“跨界”属性的内涵建设提供了成效依据。
（二）区域的职教内涵发展差距较大，东部地区优势明显
从不同省份的内涵发展状况看，省份之间存在较大差距。首先是内涵基础的差距，体现为两届成果奖获奖项目地域分布的非均衡性，获奖总数最多的江苏省（北京推荐的成果奖中包含行指委推荐的项目，故不纳入比较）是全国省份平均获奖数的3倍多；其次是内涵发展的差距，体现为各省在两届成果奖获奖总数的差额上，存在获奖总量剧增或锐减的状况，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省份之间在职业教育内涵建设成效上的发展差距。
从东中西部的内涵成效比较数据看，东部地区的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占据明显优势，同时西部地区的内涵式发展增速较快。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地方财力高低和国家政策扶持等因素的影响，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呈现较强的驱动力，伴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推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职业教育发展差距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三）职教类型的内涵特征逐渐彰显，亟需聚焦纵深发展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自1989年由原国家教委启动，1994年《教学成果奖励条例》颁布后，形成4年一次的评选制度[5]。当前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分列为职业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3种独立类型，职业教育是较晚单列出来的类型。截至2018年，已经完成的两届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呈现了职业教育从类型上区别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内涵成效特征，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紧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体现为培养层次和专业设置的调整和回应。近年来，随着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以及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相关行业产业领域对从业人员的知识能力要求不断提升，中职、高职两个层次不同专业大类的获奖项目数量变化情况較为真实地反映出不同专业大类不同层次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内涵成效。与2014年相比，在2018年成果奖中，加工制造、医疗卫生、财经商贸、文化艺术等若干个大类专业的中职层次获奖项目数量下降，高职层次的对应专业大类获奖项目数量明显增加；农林牧渔类专业的中职层次获奖项目数量增加，高职层次获奖项目减少；信息技术类专业在中职、高职两个层次的获奖项目数量均增加。另外，2018年的2项特等奖成果分别属于中职农林牧渔类、高职电子信息大类，分别对应传统产业优化、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由此可见，职业教育内部结构体系中，不同层次、不同专业大类在不同时期承担不同的内涵建设重点任务。
第二，职业教育内涵建设趋向综合化、系统化的成效展现形式，纵深化方向用力不足，仍需集聚与推进。较为明显的数据是，第二届成果奖中，以课程、教学、实训三个基本内涵要素为主题的教学成果奖数量减少，宏观的、系统化的成果增加。这种现象有其客观原因，相比较而言，经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高等教育大众化等关键发展阶段，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已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能够支撑这些领域聚焦微观的、纵深的教育教学改革。而现阶段职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积淀仍较为薄弱，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仍然是重点任务，因此，宏观的、系统的、能够聚焦展示职业教育区别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特征的内涵建设成效从实践中凸显出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国际交流、社会服务等宏观主题的内涵成效受到关注，成果奖的主题总体呈现为面向职业教育外部、面向国际、面向未来开放的宏大视角，面向内部、聚焦微观和纵深教改的内涵成果还有待进一步培育。这是职业教育从依附式发展、外延式发展、跨越式发展逐渐向内涵式发展演进的过渡性阶段特征，随着改革的推进，职业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在不同时期将呈现不同的侧重点。
第三，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比两届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获奖数据，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获知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典型状况，对于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的认识和研究还有待深化，未来仍需对内涵发展的趋势走向进行长期关注和比较。另外，在关注获奖项目的同时，也应结合推荐名单中未获奖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全面认识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实践活动和成效，进一步深化对于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理解。
参 考 文 献
[1]周建松，陈正江.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基本要素、主要特征与实现路径[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8（4）：122-126.
[2]杨建新.高职院校的内涵建设及其推进策略[J]. 教育研究，2016（3）：79-83.
[3]王东霞.区域高职教育科学发展的内涵[J].教育评论，2009（4）：12-14.
[4]赵晶晶.我国职业教育区域布局变迁机制与特征研究[J].教育研究，2017（10）：76-82.
[5]蓝劲松.教学激励政策的反思——对中国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综合考察与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12）：56-67.
关键词 内涵式发展；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现代化；贡献度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8）27-0016-07
中国职业教育经历依附式发展、外延式发展、跨越式发展之后，逐渐向内涵式发展演进[1]。特别是2014年以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等系列政策，推动职业教育进入内涵提升的关键阶段。理论和实践领域，对于内涵式发展的探索主要集中在职业院校内涵建设[2]，区域职业教育内涵发展[3]，以及作为类型的职业教育内涵结构三个层次的概念讨论和要素分析上，缺乏对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实际状况的系统性、针对性和深入的分析。
職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作为国家教育部设立的国内职业教育领域最高级别奖项，是推动内涵建设，展示发展成果的重要措施之一。其奖项经职业教育机构培育，各省份遴选、推荐后，由教育部综合评审后形成，覆盖院校、区域和职业教育类型三个层次的内涵式发展成效与特征。从整体看，奖项数据信息能够立体化地呈现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在时空、主体、路径、方式等方面的基本样态；从个案看，单独的奖项信息能够真实展现院校内涵式发展、区域办学特征、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等各个层面的典型案例。因此，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数据信息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现实效度。本文在借鉴和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2014年、2018年开展的两届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实证数据进行纵向对比，分析跨越4年的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在院校、区域、国家各个层面发生的变革，以期能够为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针对性与连续性积累有益的经验。
一、数据与方法
本文从职业教育发展所处阶段的现实以及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宏观政策导向出发，对2014年第一届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以及2018年第二届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数据信息进行描述性统计。基于直观数据的纵横对比，从院校、区域、职业教育类型三个层面，比较职业院校内涵建设、区域职业教育内涵发展、中国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成效与变化。
二、统计分析
基于上述设计路径，对两届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奖项的院校、区域、成果名称等相关信息进行归类与统计分析，得到以下数据。
（一）院校内涵建设的成效与变化
1.院校类型分布
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院校类型结构呈现了院校层面内涵建设成效的分布状况和发展趋势。表1统计数据包含四个方面的信息：一是国家示范性、骨干性高职院校获一等奖的比例下降，获二等奖的比例稳中有升，两届的总获奖数保持稳定，占到总奖项的1/3左右；二是国家示范性中职学校获一等奖、二等奖的比例都明显下降；三是普通中高职院校获得一等奖的比例显著上升，获二等奖比例略有上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四是普通本科院校获奖比例略微下降，军事院校、其他机构获奖的比例基本持平。
从统计数据看，尽管国家示范性、骨干性中高职院校仍是内涵式发展的核心主力，但非示范、骨干的普通中高职院校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不断提升，对院校层面的内涵式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入围一等奖的获奖单位，将近一半是普通中高职院校，明显地回应了国家示范性中高职院校验收后，对职业院校发展的普惠性支持政策导向。
2.合作类型分布
职业教育的“跨界”性质已成为理论与实践领域的共识，因此，多元主体合作的数据，能够有效反映院校层面调动利益相关群体推进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基本状况。表2统计数据凸显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由单个机构独立完成的项目比例大幅降低，2018年入围特等奖、一等奖的项目中，合作完成的项目比例是2014年同类项目的2倍；第二，合作完成的项目中，三种以上类型机构合作的比例大幅增加。统计信息呈现多元主体在近年来积极参与职业教育的趋势，从侧面反映了院校层面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活力不断增强。
（二）区域内涵发展的成效与特征
1.省份分布
各省在两届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的获奖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省域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成效。从表3的比较数据看，山东、广西、四川、安徽、江苏、陕西、湖北、陕西8个省份入围一等奖的数量增加；贵州、山东、陕西、湖北、江西、内蒙古、上海、黑龙江、海南、西藏、山西、天津12个省份入围二等奖的数量增加；山东、陕西、贵州、湖北、四川、西藏、江西、甘肃、云南9个省份的获奖总数增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山东、陕西、湖北3个省份，一等奖、二等奖的入围项目数都大幅增加，呈现省域职业教育内涵发展层面上的显著成效。
2.东中西部分布
从表4数据看，整体而言，东部地区仍是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示范区、创新的试水区。但西部地区在第二届成果奖中，入围一等奖的成果数量有所增加，与学术领域中提出的职业教育重心轨迹整体西移，西部职业教育发展迅速的观点相符[4]。
（三）类型内涵发展的成效与特征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独立进行评审，其在成果选题上呈现出作为类型的内涵要素特征。 1.专业对接产业效度
从表5的数据看，两届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类型的分布上基本稳定。但表6、表7的统计数据显示，“面向专业大类”的中职和高职分专业大类项目获奖数据变化明显。第一，在面向中职专业大类的获奖项目总数压缩近1/3的情况下，农林牧渔、信息技术2个专业大类的获奖总数增加，加工制造、医药卫生、文化艺术、财经商贸4个专业大类的获奖总量减少较为明显；第二，面向高职专业大类的获奖项目总数略有提升，财经商贸、资源环境与安全、装备制造、電子信息、旅游、文化艺术、新闻传播8个专业大类的获奖项数增加。
以上统计数据从四个方面验证了我国职业教育专业建设对接产业升级的内涵式发展步伐得到整体推进。一是加工制造、医药卫生、文化艺术、财经商贸等相关产业对从业人员教育程度的需求提高，与第一届获奖情况相比较，第二届中职相关专业大类的获奖总数减少，但在高职对应相关专业大类中获奖总数增加；二是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对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需求整体增加，在中高职的信息技术类专业中，获奖数量都明显增加；三是资源环境与安全相关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在高等职业教育的相关专业大类内涵成效显著；四是农林牧渔相关产业对中等职业教育层次的人才需求仍然较大，对应2018年奖项中，中职农林牧渔类专业的获奖总数比2014年大幅增加。
2.内涵要素的比较
本研究从当前我国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宏观政策导向出发，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和现有职业教育实践领域热点难点问题的基础上，兼顾统计数据的可划分性，将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成效归类为13个主题：一是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包括以专业为单位的校企合作、现代学徒制等改革探索；二是课程改革，包括专业课程体系和结构的改革，以及单门课程、教材的改革等；三是教学改革，包括教学资源库建设、教学方法改革等；四是实训建设，包括实践教学体系和实训基地建设、技能大赛的探索等；五是师资建设，包括职教师资的职前和职后培养培训等；六是国际交流，包括办学、课程、人才培养、行业标准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七是信息化建设，包括数字化资源平台、信息化教学改革等；八是质量与评价，包括质量保障体系、考核评价改革等；九是创新创业，包括职业教育中创新创业教育的体系、机制与实践的改革；十是综合改革维度，包括专业结构调整与专业群建设、产教融合服务社会需求等，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面向院校内部的视角相区别，综合改革视角面向院校外部，形成对接经济社会宏观需求的改革成效；十一是社会服务，包括职教精准扶贫、民族技艺传承、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培训等探索；十二是学生素养，包括文化育人、职业素养、综合素质的探索；十三是其他，主要包括上述主题中未进行归类的主题，如学分银行、学习型城市建设等。
13个主题可以归纳为3个主要的维度。首先，人才培养模式、课程、教学、实训、师资5个主题是反映职业教育内涵建设的基本要素；其次，国际交流、信息化、质量保障、创新创业4个主题反映当前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最后，专业综合、社会服务、学生培养、其他4个主题反映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需要说明的是，其他未单独设置的维度或主题并非不重要，只是鉴于数据分类统计的限制，未能全部单列。
从表8对三个维度获奖项目的结构比例和变化趋势统计数据中，可解读到丰富的信息。
首先，从结构比例看，传统内涵要素在各级奖项和获奖总项数中均占主导位置，两届入围特等奖的3个项目均从传统内涵要素的主题中产生，充分印证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实训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这5个基本要素在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中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地位。
其次，从变化趋势看，两届成果奖项目的主题分布变化明显。对比两届成果奖的获奖总项数，传统内涵要素维度的获奖比例明显降低，特别是以课程、教学、实训3个传统内涵要素为主题的获奖项目数量锐减；与此相应，职业教育现代化、职业教育贡献度两个维度下的项目主题获奖数量明显增加，特别是政策大力推动的创新创业、社会服务相关主题获奖项目数增量较大。
对比一等奖的项目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与2014年相比，在2018年成果奖项目主题分布中，传统基本内涵的主题维度占比缩水了30%，而现代化、贡献度两个维度的占比均翻倍增加，特别是贡献度相关主题的项目获一等奖的比例占42%，与传统基本内涵维度的比例持平。最为典型的是“课程”主题，在2014年的一等奖项目中，以课程改革为主题的成果有6项，但2018年的一等奖项目中没有以课程改革为主题的成果，且仅有1项以国际交流为主题的成果名称含有“课程”。对比二等奖的项目数，3个维度获奖项目的分布有微调，但变动不大，成果奖主题分布的变动主要集中在高质量的一等奖项目中。
再次，进一步对比两届成果奖中各个主题范围的获奖项目成果名称，可梳理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跨越4年的实践特征。分而述之，至少有2个方面的信息值得关注。一是以“课程”“教学”“实训”为主题的成果内容转向宏观视角。如“课程”“教学”主题中，以单门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为支撑的成果数量减少，2014年有10项成果基于单门课程的改革，2018年仅有4项（思政类课程2项，互联网 课程2项）。二是以“国际交流”为主题的成果视角从“引进来”转向“走出去”，见表9。2014年共有3项学习德国“双元制”使之本土化的成果，2018年涉及国际交流主题的成果中，有3项涉及中国经验推广的成果，涉及“鲁班工坊”、技能大赛成果资源、中餐烹饪教学标准国际化的具体实践。
三、结论与启示
两届获奖项目的数据信息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能够一定程度上呈现内涵建设关键期内，中国职业教育内涵发展成效的概貌及发展趋向。从上述数据看，当前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在院校、区域、类型三个层面呈现较为显著的特征和趋势。
（一）职业院校的内涵建设差距缩小，合作办学活力释放
首先是示范院校与普通院校的差距缩小，呈现选择性政策与普惠性政策共同推进的内涵治理成效。从时间向度看，2006-2012年间，国家层面立项建设国家示范性、骨干性高职院校以及国家示范性中职学校，是集中有限资源推进院校层面内涵发展的选择性策略，属于“运动式”的治理方式。在职业教育发展具备诸多有利条件和良好工作基础之后，近年来，职业教育内涵政策转向选择性与普惠性共同推进的治理方式，非示范性的普通中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成效明显。2014、2018年两届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整体数据中，示范院校获奖比例较高，说明示范院校确实承担起中国职业教育在蓄力发展阶段推进院校内涵建设主力军的重要使命，且溢出效应明显；第二届成果奖中普通院校高水平的成果数量大幅增加，说明普通中高职院校质量内涵不断提升，竞争力增强，明显回应了普惠性政策对于内涵建设的成效。 其次是职业院校与多元主体合作办学的成效明显。职业教育“跨界”属性影响职业院校的办学模式，使职业院校跨越传统学校教育的视角，从专业、课程、课堂教学拓展到行业、岗位、生产标准，形成知识和技能在学校和行业企业的多向流动，从而影响职业教育内涵建设的成效。比较两届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数据，第一届成果奖中有63%的获奖项目由一个单位独立完成，多个组织机构合作完成的项目仅占37%；第二届成果奖中，仅有40%的获奖项目是独立完成的，60%的项目合作完成，且三类以上机构合作完成的成果数量翻倍。多元主体合作办学数量与质量的提升，为职业教育“跨界”属性的内涵建设提供了成效依据。
（二）区域的职教内涵发展差距较大，东部地区优势明显
从不同省份的内涵发展状况看，省份之间存在较大差距。首先是内涵基础的差距，体现为两届成果奖获奖项目地域分布的非均衡性，获奖总数最多的江苏省（北京推荐的成果奖中包含行指委推荐的项目，故不纳入比较）是全国省份平均获奖数的3倍多；其次是内涵发展的差距，体现为各省在两届成果奖获奖总数的差额上，存在获奖总量剧增或锐减的状况，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省份之间在职业教育内涵建设成效上的发展差距。
从东中西部的内涵成效比较数据看，东部地区的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占据明显优势，同时西部地区的内涵式发展增速较快。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地方财力高低和国家政策扶持等因素的影响，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呈现较强的驱动力，伴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推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职业教育发展差距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三）职教类型的内涵特征逐渐彰显，亟需聚焦纵深发展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自1989年由原国家教委启动，1994年《教学成果奖励条例》颁布后，形成4年一次的评选制度[5]。当前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分列为职业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3种独立类型，职业教育是较晚单列出来的类型。截至2018年，已经完成的两届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呈现了职业教育从类型上区别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内涵成效特征，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紧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体现为培养层次和专业设置的调整和回应。近年来，随着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以及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相关行业产业领域对从业人员的知识能力要求不断提升，中职、高职两个层次不同专业大类的获奖项目数量变化情况較为真实地反映出不同专业大类不同层次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内涵成效。与2014年相比，在2018年成果奖中，加工制造、医疗卫生、财经商贸、文化艺术等若干个大类专业的中职层次获奖项目数量下降，高职层次的对应专业大类获奖项目数量明显增加；农林牧渔类专业的中职层次获奖项目数量增加，高职层次获奖项目减少；信息技术类专业在中职、高职两个层次的获奖项目数量均增加。另外，2018年的2项特等奖成果分别属于中职农林牧渔类、高职电子信息大类，分别对应传统产业优化、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由此可见，职业教育内部结构体系中，不同层次、不同专业大类在不同时期承担不同的内涵建设重点任务。
第二，职业教育内涵建设趋向综合化、系统化的成效展现形式，纵深化方向用力不足，仍需集聚与推进。较为明显的数据是，第二届成果奖中，以课程、教学、实训三个基本内涵要素为主题的教学成果奖数量减少，宏观的、系统化的成果增加。这种现象有其客观原因，相比较而言，经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高等教育大众化等关键发展阶段，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已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能够支撑这些领域聚焦微观的、纵深的教育教学改革。而现阶段职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积淀仍较为薄弱，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仍然是重点任务，因此，宏观的、系统的、能够聚焦展示职业教育区别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特征的内涵建设成效从实践中凸显出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国际交流、社会服务等宏观主题的内涵成效受到关注，成果奖的主题总体呈现为面向职业教育外部、面向国际、面向未来开放的宏大视角，面向内部、聚焦微观和纵深教改的内涵成果还有待进一步培育。这是职业教育从依附式发展、外延式发展、跨越式发展逐渐向内涵式发展演进的过渡性阶段特征，随着改革的推进，职业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在不同时期将呈现不同的侧重点。
第三，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比两届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获奖数据，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获知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典型状况，对于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的认识和研究还有待深化，未来仍需对内涵发展的趋势走向进行长期关注和比较。另外，在关注获奖项目的同时，也应结合推荐名单中未获奖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全面认识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实践活动和成效，进一步深化对于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理解。
参 考 文 献
[1]周建松，陈正江.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基本要素、主要特征与实现路径[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8（4）：122-126.
[2]杨建新.高职院校的内涵建设及其推进策略[J]. 教育研究，2016（3）：79-83.
[3]王东霞.区域高职教育科学发展的内涵[J].教育评论，2009（4）：12-14.
[4]赵晶晶.我国职业教育区域布局变迁机制与特征研究[J].教育研究，2017（10）：76-82.
[5]蓝劲松.教学激励政策的反思——对中国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综合考察与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12）：5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