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月总有那么一天，我无法克制对油条和豆腐脑的思念，跑到早市上去吃一顿不那么健康的早餐。每三个月总有那么一天，我无法克制对炒肝的思念，跑到“庆丰包子铺”去吃一顿更不健康的包子炒肝。这些东西都是我小時候的饕餮盛宴，后来，按照一个中产阶级的做派，我的早餐是咖啡、面包、果酱、火腿、鸡蛋。这些东西更健康。以后有了孩子，我会每天早上去面包房，买新鲜的面包，优质的酸奶，给他煎两个鸡蛋，扔掉一个蛋黄，蛋黄的胆固醇含量太高了，不能多吃，蛋清富含蛋白质，可以多吃一点儿。
　　杜克大学最近公布一项为期十年的研究，数据表明，有了一个孩子，母亲的体重会增加7%，父亲的体重也会增加4%，母亲体重增加，是荷尔蒙变化的结果，父亲为什么也会变胖呢？主持这项研究的专家说，他也说不出确切的缘由，只能推测，有了孩子之后，父亲就没多少时间去锻炼了，总跟着孩子吃零食吃快餐。《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这位父亲作者说，他总吃孩子剩下的食物，别浪费粮食，别糟践东西，即便是美洲，也有数千万儿童吃不饱吃不好呢。有一位专家给出建议，把剩菜剩饭扔掉吧，这样做不会对谁造成伤害。这篇文章采访了几位写博客的父亲，都是“家庭妇男”，下厨料理，把自己的孩子养得健康茁壮。总之，有了孩子，这几位父亲都担起了责任，要让孩子吃得更好更健康。
　　孩子的确会给父亲（当然也有母亲）带来观念上的一些冲击，乔纳森·萨弗兰·弗尔，他有了儿子之后陷入哲学沉思——“他出生后不久，妻子便开始喂他吃母乳，我惊讶地望着他吸吮的模样，内心涌出异样的感觉。尽管这体验前所未有，却更加凝聚我与其他世代的家族成员之间的紧密连结，父母曾凝望着我吃奶，如同外婆望着母亲吃奶，以及曾外祖母望着外婆吃奶。我的孩子与史前时代的子女一样吸吮着乳汁。”
　　弗尔是一位小说家，著有小说《特别响，非常近》，有了孩子之后，他忽然对吃饭这个主题发生了兴趣，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采访，他写出了《吃动物》一书，他写养鸡场、屠宰场、肉类加工厂。一个美国人，平均一生要吃掉2.1万个动物，他认真思考动物权利的问题，他写出了一个杂食者的困惑。作家的外婆曾经是一位欧洲的犹太难民，有过挨饿的经历，老人家后来染上囤积粮食的毛病，地下室里储藏的面粉足够吃上几十年的。弗尔从自己家的故事出发，反省人类的问题——地球上三分之一的土地用来养动物，我们吃动物，现代畜牧业造成了极严重的环境污染，但摆脱饥饿吃上饭，摆脱贫穷吃上肉，是进步的主题。
　　中国古代的作家李渔，早就有过对吃的困惑，他说：“乃既生以口腹，又复多其嗜欲，使如溪壑之不可厌，多其嗜欲又复洞其底，使如江海之不可填，以致人之一生，竭五官百骸之力，供一物之所耗而不足哉。”李渔生活条件好，但万千穷苦人是这些年才吃上肉的，1978年，中国的肉类销量不过800万吨，为美国同年的三分之一。自1992年开始，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肉食国。现在，中国的肉类消费已是美国的两倍，达到7100万吨。我们养了将近5亿头猪，吃了大量的猪肉，我们也吃了大量的鸡肉。
　　吃饱了的人总会瞎琢磨，素食主义、动物权利，都是这么琢磨出来的。许多动物权利保护者相信，孩子们都是“达·芬奇党人”。达·芬奇这位天才被认为是最伟大的素食者，他在绘画与科学领域都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没有证据说他的天赋与素食有关，但素食者和动物权利者喜欢“达·芬奇党”这样的称号。好多小孩子喜欢小猫小狗，好像能和小动物交流，这种天性似乎印证了他们“达·芬奇党人”的身份。有一位动物权利者认为，小孩子排斥吃动物，他的心智开化因为社会的文化适应而遭到封闭，接受了吃肉这一残酷的行为。不过，我打算让孩子吃肉，在决定自己是否加入“达·芬奇党”之前，他需要动物蛋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