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王朝最大的病，就是吏治腐败。而这样的病，到了一定时候，一定会大规模发作。乾隆时代号称盛世，但是，在其后半段，吏治问题已经相当严重。皇帝无条件信任权臣和珅，一个大贪官下面不仅有千千万万的小贪官，而且结成一个网络，上下一气，营私舞弊，无所不用其极，曲意逢迎，欺上瞒下。
　　清朝的官僚体系到了乾隆末年，已经进入加速腐朽期。乾隆死后、和珅倒台之后暴露的一个湖南卖官大案，就是一个典型。
　　卖官案的主角，是湖南布政使郑源璹。清朝的规矩，由吏部发遣到各省的官员，补哪个缺，什么时候补，是布政使的职权。但是，由于总督巡抚负有监察管理各省之责，所以，很多时候，总督巡抚也能管到这个事儿，甚至很多人事安排很多时候是总督巡抚说了算。但是，这个郑源璹走了和珅的门路，来头比较大，因此，当时的湖南巡抚姜晟只能让着他，不插手人事。
　　郑源璹卖官，相当特别。但有新官到任，他就说，你该补的那个缺儿，现在有人署理，你得先候着，如果时间长了，我给你调剂一个更好的。但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一年半年过去了，就是没有消息。眼睁睁，那个缺儿就在那儿，他就是可望不可即。眼看着川资要用完了，一打听，说是要补缺得使钱，数目还不小。
　　这时候，就会有人来给候补的官儿出主意，说可以通知你所要候补的那个府县的书吏衙役，让他们先给你垫上。到了这般田地了，病笃乱投医，不是办法也是办法了。
　　事实上，只要候补官答应，自然会有人通知那个地方的书吏衙役，带着银子就来省城了，钱一交上去，补缺的任命立即下来，官员就可以到任了。然而，还没到任，就花了人家一大笔钱，以后书吏为非作歹，肆意滥取，加倍浮收，就没有人管了。
　　但有案子，衙役吃完原告吃被告，两边勒钱，但有大案，连同相邻四舍，都不得安宁。有盗案，被盗了财物不能告官，告了之后，枉费钱财，也抓不到盗贼，抓到了也会得钱买放。所以，人们都说，“被盗经官重被盗”，意思是被窃之家经官府办案的花费，等于再次被窃。
　　其实，乾隆时代，得缺要打点一下布政使和督抚，早就是惯例。郑源璹的胃口太大，但官员自己带的银两，显然不够多。而郑源璹的这个损招，等于是鼓励官员从任上先行支钱，这样的話，卖一个缺，所费至少可以得万两。只要把候补官员逼到走投无路，大抵都可以遂愿。只要不肯顺从的，就一直让他候补下去。比如说，湘乡县的知县张博，说起来已经到任七年了，但实际到任才不过四个月。而湘潭县知县卫际可实授已经五年，根本都没有到任。
　　就这样胡来，让郑源璹捞得肥肥的。当然，他所得的相当部分得孝敬和珅。而他家里的人，竟然有四百之多，养两个戏班子，招摇得很，都指着他吃饭发财。有和珅罩着，任你是谁，都拿他无可奈何。和珅倒台之后，他的事才被揭出来。最后，经过查实，不仅丢了乌纱，而且丢了脑袋。
　　《清史稿》载：“乾隆季年，诸贪吏首（王）覃望，次则郑源璹。”在清查郑案后，“收发库项，加扣平余数逾八万，署内眷属几三百人，自蓄优伶，服官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