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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2年孟山都成立杂交技术种子国际公司，这个靠贩奴和走私鸦片发家的公司从此迈上转基因商业化之路。30多年来，伴随转基因的国际化，一场有关粮食的危机就此开始，中国能否成为抵御这场危机的中流砥柱呢？
转基因牛奶隐秘入市
故事得从20 世纪90年代初说起。
那时，跨国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的首席科学家玛格丽特·米勒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任人类食品安全司副司长。米勒博士在位期间毫无理由地将牛奶的抗生素含量标准提高了100倍，有目的地为孟山都拓展“重组牛生长激素”业务扫清了政策上的障碍。含有“重组牛生长”这种人工生长激素的牛奶正是第一大批量进入市场的转基因食品：1994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重组牛生长激素牛奶在市场上公开销售。
按照先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规定，重组牛生长激素牛奶没有打上转基因的标签，因此消费者也不会因为自己或者孩子喝了这一类牛奶而产生“不必要”的担忧。消费者永远都不会知道：当孟山都的Posilac牌重组牛生长激素在实验室中导致小白鼠患上白血病和肿瘤。因为私营生物技术公司和政府监管部门早就共同建立了一个和谐的联盟，这个联盟里充满了潜在利益的博弈。
在此之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高级官员，迈克尔·泰勒制定了一个政策：不在转基因食品上贴特别标签。这个政策名叫《纯净食品和药品法》。
同时，在泰勒的指导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风险评估数据（例如奶牛的畸形胎儿数据、或者人类在食用转基因食品后可能出现的征兆数据）将作为“商业秘密信息”而不向公众公布。因为理由很简单：如果食用孟山都公司的产品后导致胎儿畸形的消息被泄露出去，带来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值得一提的是，泰勒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离任后成为了孟山都公共政策副总裁兼律师，事实就是这样。
在转基因牛奶发售之前，孟山都声称其生产的重组牛生长激素是美国历史上经过最为充分检验的药品之一，但真相其实是：他们从未针对重组牛生长激素对人类健康状况长期的影响做过长效检验。
科学界普遍认同的作为长效检验的最短检验时间为两年，但是重组牛生长激素只用了90天来检验30只小白鼠。这个短期检验研究报告递交给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但是孟山都从未公开过，所以科学界从未仔细研究过。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孟山都的联盟在1999年伊始就受了重创。加拿大卫生部向美国发出了“不符合要求通知”，没有批准在加拿大销售转基因牛奶。
加拿大兽医协会和皇家内科医师学会掌握了重组牛生长激素牛奶负面影响的一些证据，主要包括跛脚和影响生育。但孟山都一直希望将重组牛生长激素打入加拿大市场，美国政府也希望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市场能够认同重组牛生长激素，帮助孟山都打开国际销售渠道。
加拿大CBC电视台曾经披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位孟山都官员试过用100万到200万美元贿赂一位在政府评估委员会工作的加拿大卫生官员，以求获得加拿大方面的批准。好在这位官员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他质问道：“你们这是在行贿吗？”这次会面因此无果而终。
在此之后，一个由著名专家组成的欧盟委员会特别独立委员会再次验证得出结论：正如加拿大得出的结论一样，重组牛生长激素不仅存在上述危险，而且有导致人类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风险。
1999年8月，联合国粮食安全署和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一致同意支持欧盟1993年对引进孟山都重组牛生长激素牛奶的临时管制令。因此孟山都的重组牛生长激素在欧盟被禁止销售。
讽刺的是，美国人民还都兴高采烈地饮用着政府推荐的健康牛奶，它的瓶子上写着“大自然中最好的食品”，而美国媒体则对联合国的决定和加拿大得出的负面结论保持着“令人尊敬”的沉默。美国人民获知的消息不过是，欧盟试图通过拒绝进口含激素的美国牛肉对美国的养牛户造成伤害。一些人为之义愤填膺。
“旋转门”里的孟山都
从1985年起到1989年被解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科学家、兽医理查德·巴罗斯巴罗斯有将近5年的时间直接参与了孟山都重组牛生长激素的评估，他负责撰写动物安全研究的原始实验报告，并审查重组牛生长激素发明者提交的数据。这个正直的人知道真相，并且不忍坐而视之。
真相就像一颗灼热的石头，令他难受，终于，他愤而站起，批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处理重组牛生长激素时向国会调查者所做的陈述，他甚至拒绝使用由公司资助的安全研究报告，因为那些报告都是不充分的。1989年11月，他被解雇，理由是“不称职”。
但他并未妥协，在1991年，巴罗斯在一本名叫《吃好喝好》的杂志中，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生的变化。他在职的时候，长期与游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人打交道，也知道他们的目的无非是希望放松严格的安全实验。他在文中还提到，曾亲眼见到一些公司故意减少重组牛生长激素实验中生病的奶牛数字，并随意填写数据以“保证”不出现健康和安全问题。
事实上，站出来说话的不只是巴罗斯这一个人，美国消费者联盟的迈克尔·汉森博士指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是重组牛生长激素的鼓吹者，它通过发表新闻通稿来宣传重组牛生长激素，发布赞扬该药品的公开声明，并且在该机构的公开出版物《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消费者》中为重组牛生长激素做广告。也就是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药品批准前就已经开始为孟山都公司的产品做宣传推广工作了。
1998 年4月，鲁伯特·默多克旗下有影响力的福克斯电视台曾经试图播出一段新闻调查，是由一对获得过普利策新闻奖的记者简·阿克尔和她的丈夫史蒂夫·威尔逊联合制作的，其内容是揭露重组牛生长激素的丑闻。
然而，在只手遮天的孟山都施压之下，福克斯电视台把这段节目给枪毙了，简·阿克尔和史蒂夫·威尔逊也被解雇。2000年8月在佛罗里达州的法庭审讯中，法庭宣布福克斯电视台“蓄意造假，歪曲原告关于重组牛生长激素的新闻报道”。
但好在默多克财力雄厚，向上一级法庭提起上诉后，最终通过法律技术手段把法院的判决给改了过来。对此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保持着沉默。孟山都则继续不遗余力地在市场上出售重组牛生长激素牛奶。美国农业部的一位官员对此所持的态度很简单：我不说，你也别问。
在美国一些对当局的讽刺漫画里，政府被称为“旋转门”， 指一些超级公司直接雇用政府官员担任高管，从而利用政府的影响力和人脉获利的普遍现象。相反，大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被安插到政府中担任要职，并助推公司的秘密计划。
孟山都公司在这个旋转门的游戏里表现得尤为高明。它在民主党候选人和共和党候选人之间脚踩两只船，同时担当他们的主要赞助者。在小布什时期，农业部长安·维妮曼在2001年进入政府部门前是卡尔京公司的董事长，卡尔京公司则是孟山都下属的一家生物技术子公司。而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任孟山都下属西尔列公司的CEO，该公司曾生产过一种基于转基因的人工增甜剂，可能致癌。
而克林顿总统的律师米奇·坎特离开政府后在孟山都的董事会谋到了一个职位。孟山都的董事会中还包括威廉·鲁克尔斯豪斯——尼克松和里根时期的环保署署长：这种负责粮食与食品政策的政府部门高官与企业赞助人间的利益博弈旋转门模式，至少在里根执政时期就存在了。这也是为什么在发动转基因粮食作物“基因革命”的过程中，最主要的推手是美国政府。
直到2005 年，孟山都才真正遭受了巨大的压力，讽刺的是，这压力不是来自于政府的过问，也不是来自于消费者的维权，而是因为农民们意识到牛奶产量增加，导致牛奶供过于求，大量过剩，引发牛奶价格暴跌。
但是此时此刻，孟山都早已把视线转移到世界种子市场，力图控制人类食物中最重要的主食。
政客掌控科学界
1999年10月4日，孟山都宣布同意暂缓有争议的“终结者”种子遗传技术的“商业化”进程。“终结者”种子，这是以卡梅隆导演、施瓦辛格主演的电影命名的，这种种子具有特殊的专利特性。在旅德美籍学者威廉·恩道尔的《粮食危机》一书里，曾经提到：孟山都说服全世界的农民在购买转基因种子的同时，也购买转基因除草剂“农达”，这种除草剂会污染地下水，并具有致癌性等毒副作用。一旦落入孟山都等农业综合企业巨头的圈套，农民们将终身成为孟山都之流的新封建制度的附庸，为了获得新种子而听任其随意摆布：更要命的是“终结者”种子在一个收获季节之后会自我毁灭。
这边孟山都刚刚开完新闻发布会，那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戈登·康威拍手叫好。他们一唱一和背后的关系其实是：基因革命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个项目。洛克菲勒基金会已经为转基因革命的发展投入了超过一亿美元的资金，而这些不过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过去几十年中推行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在1999年的新闻发布会上，戈登·康威声明：“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孟山都公司不将像‘终结者’这样的不育种子进行商业化的决定。我们欢迎这种行为，将其视为确保发展中国家的贫苦农民获得植物生物技术成果的第一步。”
其实，康威在几个月前去过一次孟山都，他警告那里的高级管理人员：他们的冒险行为威胁到了整个转基因革命，现在后退一小步，是为了将来让整个项目大踏步地前进。
这的确是很大的一盘棋：它起源于越战时期。转基因项目要求科学家为资助他们的农业综合企业服务。一旦其他转基因生物研究的结果与孟山都等转基因产品生产商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情况就将变得不可收拾。
这样的故事曾经发生过。当转基因种子在美国和阿根廷的农场如火如荼地进行商业化时，基因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阿帕德·普兹泰博士正在英国一个由政府资助的实验室罗威特研究所里，对转基因食品在动物身上可能产生的作用开展长效研究。
早在1995 年，就在孟山都向美国和阿根廷的农民大肆推广转基因大豆种子之前，苏格兰农业、环境和渔业办公室就与罗威特研究所签订协议，对转基因食品进行一项为期3年的综合性研究。
普兹泰的任务是对分成不同组的小白鼠进行实验。一组小白鼠用转基因马铃薯喂养，这些马铃薯注入了凝集素，据说可以起到天然杀虫剂的作用，用来预防蚜虫虫害。但是，实验观察进行到1997年下半年的时候，普兹泰博士开始产生了怀疑。因为实验结果出乎意料：食用转基因马铃薯超过110天的小白鼠体型和体重明显比实验中食用正常马铃薯的小白鼠要小很，而且肝脏和心脏都变小，免疫系统更脆弱，甚至脑部也比食用正常马铃薯的老鼠小。
不过，除了普兹泰博士的研究之外，对于转基因食品效用的唯一一项研究是由孟山都资助的。自然而然，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转基因食品完全健康，适宜食用。
可是，就在研究成果发布后48小时内，这位科学家和夫人同时接到所在研究所的解聘通知，并被要求不许透露任何研究信息，否则连养老金也保不住。
普兹泰的同事们开始诋毁他的科学声誉。罗威特研究所在召开了几场自相矛盾的新闻发布会后，终于把口径统一在普兹泰只是把食用转基因马铃薯的小白鼠和食用了有毒马铃薯的普通小白鼠“搞混了”。甚至就连新闻界也称，这是一个著名科学研究机构所犯的最低级的错误。在一些别有用心的攻击里，他们把匈牙利长大的普兹泰和他所经历的德国纳粹的独裁统治相提并论。
精神上几近崩溃的普兹泰博士花了5年的时间，才心力交瘁地搞清楚他在电视上露面48小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细节：这48小时里，时任英国首相的布莱尔直接打了个电话给研究所进行干涉，因为他接到了美国总统克林顿打来的警告电话，而在此以前，克林顿正在和孟山都公司通话。
其实，不管当时的英国政府对转基因革命的支持有多么坚定，但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相比，简直相形见绌。转基因生物计划直接牵涉美国政府，它是这一计划的发起者和积极参与者。旅德美籍作家恩道尔认为，它与孟山都共同持有终结者技术的专利。转基因生物计划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全世界，而不是为了让人类获得更好更多的粮食。
转基因进入亚洲
对亚洲国家而言，早在198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就决定启动绘制水稻基因组图谱的综合性计划。因为众所周知，对于大多数亚洲国家来说，水稻是粮食安全的同义词。世界上90%以上的水稻产自亚洲，主要是中国和印度，80%的亚洲人靠水稻来获取每天的热量。在此之外，水稻也是非洲西部、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热带地区的主食。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也用于建立国际科学家网络，在全球范围内资助培养了数百名研究生和博士生，以便为日后转基因生物的商业应用奠定科学基础。据一些参与者说，他们培养起了强烈的归属感，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的5位顶级科学研究人员都是由洛克菲勒资助的博士。
这些人集中力量研究一种水稻新品种，据称这个新品种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良儿童的维生素A缺乏，美国政府、巨资财团和超级公司组成的联盟想让公众产生这样的感觉：基因科学家们正在为解决世界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而辛勤耕耘。
基金会对外宣称缺乏维生素A是发展中国家的新生儿失明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但在联合国的统计数据里，这个世界约有1.4亿儿童在某种程度上缺乏维生素A，其中25万至50万人因此致盲。而且，亚洲儿童的症结并不在于缺乏含有维生素A的自然食物，而是在于没有合适的途径从其他自然资源中摄取维生素A。
在基因革命之前，水稻曾为跨国农业综合种子公司所忽视。部分原因是水稻产区的农民收入很低，另一方面是因为水稻极难进行杂交。转基因水稻的引进首次为直接控制水稻种子打开了一扇天窗。
于是，借绿色革命之名的转基因入侵进程开始破坏了水稻的多样性，他们利用所谓的“高产品种”把亚洲农民卷入世界贸易体系，在这里，化肥、高产种子、杀虫剂、机械化、灌溉、信贷和营销体制都缠绕在一起，可以说就是一个西方农业综合企业策划的漩涡。
在中国，当人口持续增长，水稻产量却停滞不前的时候，现有的技术遭遇瓶颈，只能另辟蹊径。这条蹊径指的仍然是转基因技术。
2006年，转基因和大飞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等项目一样，被确立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对于这样一个涉及了13亿人口粮食的重大问题，政府的决策缓慢却谨慎。2006年11月，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再次搁浅了商业化生产转基因水稻的申请。
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申请每年都在安委会上讨论，都因分歧太大无果而终。分歧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转基因水稻是否安全，二是如何解决所面临的专利所有权问题。
不过，在2009年12月初，中国生物安全网上公布的“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上，“悄然”出现了“华恢1号”和“Bt汕优63”，这两个由华中农业大学研发的抗虫转基因水稻一直备受争议
关于转基因所涉及的问题就引发了持久性的大讨论，并分成了两派，反对派认为转基因抗病抗虫的功能来自于毒蛋白基因，虫吃了是要死的，人吃了也一样会威胁健康。而在赞成派中，常见观点很直观，他们觉得昆虫的死亡是因为气孔闭塞了，但这跟人的消化道完全是两码事。
就在2012年3月，在全国政协委员驻地北京国际饭店，举足轻重的农业专家袁隆平说自己是“中间派”，因为他觉得反对派和赞成派都很有道理。他认为，在没有实验结果作为根据的前提下，将转基因用于主粮生产要慎重，“人民不是小白鼠，不能这样用那么多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做实验，来冒险。”
在国际上许多农业人士、科技人士的眼里，中国的慎重完全正确的。他们甚至将中国视为抵制由转基因生物控制全球粮食链条的中流砥柱。
而在另一方面，一些人把这场粮食危机的矛头直指亨利·基辛格。因为是他把“运用粮食作为武器”这一理念引入到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从此以后，“粮食武器”成为美国影响深远的政策信条，也成为人类挥不去的阴霾。
本文材料来源于：
威廉·恩道尔（Frederick William Engdahl）所著《粮食危机》（Seeds of Destruction: The Hidden Agenda of Genetic Manipulation）；
杰弗里·M·史密斯（Jeffrey M. Smith）所著《转基因赌局》（Genetic Roulette）；
顾秀林所著《转基因战争：21世纪中国粮食安全保卫战》
转基因牛奶隐秘入市
故事得从20 世纪90年代初说起。
那时，跨国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的首席科学家玛格丽特·米勒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任人类食品安全司副司长。米勒博士在位期间毫无理由地将牛奶的抗生素含量标准提高了100倍，有目的地为孟山都拓展“重组牛生长激素”业务扫清了政策上的障碍。含有“重组牛生长”这种人工生长激素的牛奶正是第一大批量进入市场的转基因食品：1994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重组牛生长激素牛奶在市场上公开销售。
按照先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规定，重组牛生长激素牛奶没有打上转基因的标签，因此消费者也不会因为自己或者孩子喝了这一类牛奶而产生“不必要”的担忧。消费者永远都不会知道：当孟山都的Posilac牌重组牛生长激素在实验室中导致小白鼠患上白血病和肿瘤。因为私营生物技术公司和政府监管部门早就共同建立了一个和谐的联盟，这个联盟里充满了潜在利益的博弈。
在此之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高级官员，迈克尔·泰勒制定了一个政策：不在转基因食品上贴特别标签。这个政策名叫《纯净食品和药品法》。
同时，在泰勒的指导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风险评估数据（例如奶牛的畸形胎儿数据、或者人类在食用转基因食品后可能出现的征兆数据）将作为“商业秘密信息”而不向公众公布。因为理由很简单：如果食用孟山都公司的产品后导致胎儿畸形的消息被泄露出去，带来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值得一提的是，泰勒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离任后成为了孟山都公共政策副总裁兼律师，事实就是这样。
在转基因牛奶发售之前，孟山都声称其生产的重组牛生长激素是美国历史上经过最为充分检验的药品之一，但真相其实是：他们从未针对重组牛生长激素对人类健康状况长期的影响做过长效检验。
科学界普遍认同的作为长效检验的最短检验时间为两年，但是重组牛生长激素只用了90天来检验30只小白鼠。这个短期检验研究报告递交给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但是孟山都从未公开过，所以科学界从未仔细研究过。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孟山都的联盟在1999年伊始就受了重创。加拿大卫生部向美国发出了“不符合要求通知”，没有批准在加拿大销售转基因牛奶。
加拿大兽医协会和皇家内科医师学会掌握了重组牛生长激素牛奶负面影响的一些证据，主要包括跛脚和影响生育。但孟山都一直希望将重组牛生长激素打入加拿大市场，美国政府也希望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市场能够认同重组牛生长激素，帮助孟山都打开国际销售渠道。
加拿大CBC电视台曾经披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位孟山都官员试过用100万到200万美元贿赂一位在政府评估委员会工作的加拿大卫生官员，以求获得加拿大方面的批准。好在这位官员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他质问道：“你们这是在行贿吗？”这次会面因此无果而终。
在此之后，一个由著名专家组成的欧盟委员会特别独立委员会再次验证得出结论：正如加拿大得出的结论一样，重组牛生长激素不仅存在上述危险，而且有导致人类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风险。
1999年8月，联合国粮食安全署和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一致同意支持欧盟1993年对引进孟山都重组牛生长激素牛奶的临时管制令。因此孟山都的重组牛生长激素在欧盟被禁止销售。
讽刺的是，美国人民还都兴高采烈地饮用着政府推荐的健康牛奶，它的瓶子上写着“大自然中最好的食品”，而美国媒体则对联合国的决定和加拿大得出的负面结论保持着“令人尊敬”的沉默。美国人民获知的消息不过是，欧盟试图通过拒绝进口含激素的美国牛肉对美国的养牛户造成伤害。一些人为之义愤填膺。
“旋转门”里的孟山都
从1985年起到1989年被解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科学家、兽医理查德·巴罗斯巴罗斯有将近5年的时间直接参与了孟山都重组牛生长激素的评估，他负责撰写动物安全研究的原始实验报告，并审查重组牛生长激素发明者提交的数据。这个正直的人知道真相，并且不忍坐而视之。
真相就像一颗灼热的石头，令他难受，终于，他愤而站起，批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处理重组牛生长激素时向国会调查者所做的陈述，他甚至拒绝使用由公司资助的安全研究报告，因为那些报告都是不充分的。1989年11月，他被解雇，理由是“不称职”。
但他并未妥协，在1991年，巴罗斯在一本名叫《吃好喝好》的杂志中，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生的变化。他在职的时候，长期与游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人打交道，也知道他们的目的无非是希望放松严格的安全实验。他在文中还提到，曾亲眼见到一些公司故意减少重组牛生长激素实验中生病的奶牛数字，并随意填写数据以“保证”不出现健康和安全问题。
事实上，站出来说话的不只是巴罗斯这一个人，美国消费者联盟的迈克尔·汉森博士指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是重组牛生长激素的鼓吹者，它通过发表新闻通稿来宣传重组牛生长激素，发布赞扬该药品的公开声明，并且在该机构的公开出版物《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消费者》中为重组牛生长激素做广告。也就是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药品批准前就已经开始为孟山都公司的产品做宣传推广工作了。
1998 年4月，鲁伯特·默多克旗下有影响力的福克斯电视台曾经试图播出一段新闻调查，是由一对获得过普利策新闻奖的记者简·阿克尔和她的丈夫史蒂夫·威尔逊联合制作的，其内容是揭露重组牛生长激素的丑闻。
然而，在只手遮天的孟山都施压之下，福克斯电视台把这段节目给枪毙了，简·阿克尔和史蒂夫·威尔逊也被解雇。2000年8月在佛罗里达州的法庭审讯中，法庭宣布福克斯电视台“蓄意造假，歪曲原告关于重组牛生长激素的新闻报道”。
但好在默多克财力雄厚，向上一级法庭提起上诉后，最终通过法律技术手段把法院的判决给改了过来。对此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保持着沉默。孟山都则继续不遗余力地在市场上出售重组牛生长激素牛奶。美国农业部的一位官员对此所持的态度很简单：我不说，你也别问。
在美国一些对当局的讽刺漫画里，政府被称为“旋转门”， 指一些超级公司直接雇用政府官员担任高管，从而利用政府的影响力和人脉获利的普遍现象。相反，大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被安插到政府中担任要职，并助推公司的秘密计划。
孟山都公司在这个旋转门的游戏里表现得尤为高明。它在民主党候选人和共和党候选人之间脚踩两只船，同时担当他们的主要赞助者。在小布什时期，农业部长安·维妮曼在2001年进入政府部门前是卡尔京公司的董事长，卡尔京公司则是孟山都下属的一家生物技术子公司。而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任孟山都下属西尔列公司的CEO，该公司曾生产过一种基于转基因的人工增甜剂，可能致癌。
而克林顿总统的律师米奇·坎特离开政府后在孟山都的董事会谋到了一个职位。孟山都的董事会中还包括威廉·鲁克尔斯豪斯——尼克松和里根时期的环保署署长：这种负责粮食与食品政策的政府部门高官与企业赞助人间的利益博弈旋转门模式，至少在里根执政时期就存在了。这也是为什么在发动转基因粮食作物“基因革命”的过程中，最主要的推手是美国政府。
直到2005 年，孟山都才真正遭受了巨大的压力，讽刺的是，这压力不是来自于政府的过问，也不是来自于消费者的维权，而是因为农民们意识到牛奶产量增加，导致牛奶供过于求，大量过剩，引发牛奶价格暴跌。
但是此时此刻，孟山都早已把视线转移到世界种子市场，力图控制人类食物中最重要的主食。
政客掌控科学界
1999年10月4日，孟山都宣布同意暂缓有争议的“终结者”种子遗传技术的“商业化”进程。“终结者”种子，这是以卡梅隆导演、施瓦辛格主演的电影命名的，这种种子具有特殊的专利特性。在旅德美籍学者威廉·恩道尔的《粮食危机》一书里，曾经提到：孟山都说服全世界的农民在购买转基因种子的同时，也购买转基因除草剂“农达”，这种除草剂会污染地下水，并具有致癌性等毒副作用。一旦落入孟山都等农业综合企业巨头的圈套，农民们将终身成为孟山都之流的新封建制度的附庸，为了获得新种子而听任其随意摆布：更要命的是“终结者”种子在一个收获季节之后会自我毁灭。
这边孟山都刚刚开完新闻发布会，那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戈登·康威拍手叫好。他们一唱一和背后的关系其实是：基因革命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个项目。洛克菲勒基金会已经为转基因革命的发展投入了超过一亿美元的资金，而这些不过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过去几十年中推行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在1999年的新闻发布会上，戈登·康威声明：“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孟山都公司不将像‘终结者’这样的不育种子进行商业化的决定。我们欢迎这种行为，将其视为确保发展中国家的贫苦农民获得植物生物技术成果的第一步。”
其实，康威在几个月前去过一次孟山都，他警告那里的高级管理人员：他们的冒险行为威胁到了整个转基因革命，现在后退一小步，是为了将来让整个项目大踏步地前进。
这的确是很大的一盘棋：它起源于越战时期。转基因项目要求科学家为资助他们的农业综合企业服务。一旦其他转基因生物研究的结果与孟山都等转基因产品生产商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情况就将变得不可收拾。
这样的故事曾经发生过。当转基因种子在美国和阿根廷的农场如火如荼地进行商业化时，基因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阿帕德·普兹泰博士正在英国一个由政府资助的实验室罗威特研究所里，对转基因食品在动物身上可能产生的作用开展长效研究。
早在1995 年，就在孟山都向美国和阿根廷的农民大肆推广转基因大豆种子之前，苏格兰农业、环境和渔业办公室就与罗威特研究所签订协议，对转基因食品进行一项为期3年的综合性研究。
普兹泰的任务是对分成不同组的小白鼠进行实验。一组小白鼠用转基因马铃薯喂养，这些马铃薯注入了凝集素，据说可以起到天然杀虫剂的作用，用来预防蚜虫虫害。但是，实验观察进行到1997年下半年的时候，普兹泰博士开始产生了怀疑。因为实验结果出乎意料：食用转基因马铃薯超过110天的小白鼠体型和体重明显比实验中食用正常马铃薯的小白鼠要小很，而且肝脏和心脏都变小，免疫系统更脆弱，甚至脑部也比食用正常马铃薯的老鼠小。
不过，除了普兹泰博士的研究之外，对于转基因食品效用的唯一一项研究是由孟山都资助的。自然而然，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转基因食品完全健康，适宜食用。
可是，就在研究成果发布后48小时内，这位科学家和夫人同时接到所在研究所的解聘通知，并被要求不许透露任何研究信息，否则连养老金也保不住。
普兹泰的同事们开始诋毁他的科学声誉。罗威特研究所在召开了几场自相矛盾的新闻发布会后，终于把口径统一在普兹泰只是把食用转基因马铃薯的小白鼠和食用了有毒马铃薯的普通小白鼠“搞混了”。甚至就连新闻界也称，这是一个著名科学研究机构所犯的最低级的错误。在一些别有用心的攻击里，他们把匈牙利长大的普兹泰和他所经历的德国纳粹的独裁统治相提并论。
精神上几近崩溃的普兹泰博士花了5年的时间，才心力交瘁地搞清楚他在电视上露面48小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细节：这48小时里，时任英国首相的布莱尔直接打了个电话给研究所进行干涉，因为他接到了美国总统克林顿打来的警告电话，而在此以前，克林顿正在和孟山都公司通话。
其实，不管当时的英国政府对转基因革命的支持有多么坚定，但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相比，简直相形见绌。转基因生物计划直接牵涉美国政府，它是这一计划的发起者和积极参与者。旅德美籍作家恩道尔认为，它与孟山都共同持有终结者技术的专利。转基因生物计划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全世界，而不是为了让人类获得更好更多的粮食。
转基因进入亚洲
对亚洲国家而言，早在198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就决定启动绘制水稻基因组图谱的综合性计划。因为众所周知，对于大多数亚洲国家来说，水稻是粮食安全的同义词。世界上90%以上的水稻产自亚洲，主要是中国和印度，80%的亚洲人靠水稻来获取每天的热量。在此之外，水稻也是非洲西部、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热带地区的主食。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也用于建立国际科学家网络，在全球范围内资助培养了数百名研究生和博士生，以便为日后转基因生物的商业应用奠定科学基础。据一些参与者说，他们培养起了强烈的归属感，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的5位顶级科学研究人员都是由洛克菲勒资助的博士。
这些人集中力量研究一种水稻新品种，据称这个新品种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良儿童的维生素A缺乏，美国政府、巨资财团和超级公司组成的联盟想让公众产生这样的感觉：基因科学家们正在为解决世界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而辛勤耕耘。
基金会对外宣称缺乏维生素A是发展中国家的新生儿失明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但在联合国的统计数据里，这个世界约有1.4亿儿童在某种程度上缺乏维生素A，其中25万至50万人因此致盲。而且，亚洲儿童的症结并不在于缺乏含有维生素A的自然食物，而是在于没有合适的途径从其他自然资源中摄取维生素A。
在基因革命之前，水稻曾为跨国农业综合种子公司所忽视。部分原因是水稻产区的农民收入很低，另一方面是因为水稻极难进行杂交。转基因水稻的引进首次为直接控制水稻种子打开了一扇天窗。
于是，借绿色革命之名的转基因入侵进程开始破坏了水稻的多样性，他们利用所谓的“高产品种”把亚洲农民卷入世界贸易体系，在这里，化肥、高产种子、杀虫剂、机械化、灌溉、信贷和营销体制都缠绕在一起，可以说就是一个西方农业综合企业策划的漩涡。
在中国，当人口持续增长，水稻产量却停滞不前的时候，现有的技术遭遇瓶颈，只能另辟蹊径。这条蹊径指的仍然是转基因技术。
2006年，转基因和大飞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等项目一样，被确立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对于这样一个涉及了13亿人口粮食的重大问题，政府的决策缓慢却谨慎。2006年11月，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再次搁浅了商业化生产转基因水稻的申请。
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申请每年都在安委会上讨论，都因分歧太大无果而终。分歧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转基因水稻是否安全，二是如何解决所面临的专利所有权问题。
不过，在2009年12月初，中国生物安全网上公布的“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上，“悄然”出现了“华恢1号”和“Bt汕优63”，这两个由华中农业大学研发的抗虫转基因水稻一直备受争议
关于转基因所涉及的问题就引发了持久性的大讨论，并分成了两派，反对派认为转基因抗病抗虫的功能来自于毒蛋白基因，虫吃了是要死的，人吃了也一样会威胁健康。而在赞成派中，常见观点很直观，他们觉得昆虫的死亡是因为气孔闭塞了，但这跟人的消化道完全是两码事。
就在2012年3月，在全国政协委员驻地北京国际饭店，举足轻重的农业专家袁隆平说自己是“中间派”，因为他觉得反对派和赞成派都很有道理。他认为，在没有实验结果作为根据的前提下，将转基因用于主粮生产要慎重，“人民不是小白鼠，不能这样用那么多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做实验，来冒险。”
在国际上许多农业人士、科技人士的眼里，中国的慎重完全正确的。他们甚至将中国视为抵制由转基因生物控制全球粮食链条的中流砥柱。
而在另一方面，一些人把这场粮食危机的矛头直指亨利·基辛格。因为是他把“运用粮食作为武器”这一理念引入到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从此以后，“粮食武器”成为美国影响深远的政策信条，也成为人类挥不去的阴霾。
本文材料来源于：
威廉·恩道尔（Frederick William Engdahl）所著《粮食危机》（Seeds of Destruction: The Hidden Agenda of Genetic Manipulation）；
杰弗里·M·史密斯（Jeffrey M. Smith）所著《转基因赌局》（Genetic Roulette）；
顾秀林所著《转基因战争：21世纪中国粮食安全保卫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