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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H指数作为评价研究者学术影响力的参考依据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文章在H指数的基础上，引入时间因素，构建Ht指数，对CNKI数据库中1994—2014年旅游研究领域129位学者的引文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测度了我国旅游研究者的学术影响力，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我国旅游学科发展的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时间因素的情况下，我国旅游研究者Ht指数普遍低于H指数；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旅游研究者是当前我国旅游学术研究领域中的中坚力量，拥有较为显著的学术影响力；职称、高校层次等对我国旅游研究者Ht指数有着显著的影响。Ht指数与H指数的对比可以反映出旅游学术研究特定领域变化，其中，旅游规划与设计、旅游地理学和旅游管理学等一直是旅游领域的研究热点，而旅游经济学等也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关键词]旅游研究者；Ht指数；学术影响力；学科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9-0103-13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9.014
引言
H指数是研究者学术评价的定量指标之一。2014年，张凌云等应用H指数在《旅游学刊》第6期撰文（以下简称“张文”）[1]，较为全面、客观地评价了我国旅游研究者2003—2012年间的学术影响力，反映了我国旅游学术研究的概况和特征。不过，H指数过多地体现了研究者学术影响力随时间累积的结果，忽略了其随时间变化的维度，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评价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且不利于分析对我国旅游研究主题动态变化以及学科发展态势。因此，我们需要对下列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即受时间因素影响的旅游学术研究活动是否具有某种规律性特征？旅游研究者学术活动在哪一个学科领域最具影响力和生产力？鉴于此，本文结合时间维度采用更长时间区间的数据，通过构建Ht指数对“张文”中旅游研究者的学术影响力进行重新评价，并结合其背景信息分析影响其学术影响力的系列因素，描绘我国旅游研究和学科发展的真实场景和动态趋势。
1 文献综述
H指数是美国物理学家Hirsch[2]提出的用于评价研究者学术影响力的文献计量学指标，在数值上等于某研究者至多有H篇论文分别被引用了至少H次，H指数越高，表明研究者所发表论文的影响力越大。H指数综合了研究者学术论文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因素[2]，不仅在评价过程中淡化了研究者片面追求论文数量的倾向[3]，而且在评价研究者学术影响力方面弥补了同行评议的不足。因此，自H指数提出以来，被广泛应用到学者、期刊、学科研究热点评价等方面，涉及生物学、文学和历史学、消费者及旅游等领域[1， 4-7]。
不过，H指数虽然应用较广，却受到研究者学术生涯长短的影响，不利于从事学术研究时间较短的年轻研究者。并且，H指数作为相对稳健的累积性指标，缺乏时间敏感性，在时间序列上表现为单调的上升或不变形态，不能客观地反映研究者的学术衰退和停滞状态，不利于激发研究者探索深层次科学问题的热情，也无法动态地反映学术研究热点和学科发展趋势。因此，有关学者对H指数进行了系列扩展，提出了系列H指数衍生指数（相关研究可参考王梅英和刘雪立[8]关于近年来H指数及其扩展指标的研究综述）。
针对H指数在时间维度上存在的缺陷和不足，Hirsch[2]探讨了H指数与时间之间的线性关系，但并未给出实证模型。此后，研究者或通过赋予每一次被引以不同的时间权重提出了时间相关H指数（contemporary h-index）[9]，或构建H指数序列和H指数矩阵以反映不同时间跨度研究人员的学术影响力[10]。有关学者进一步提出了加入时间维度的Ht指数[11]，对H指数进行了发展。但是，现有关于Ht指数的实证研究多局限于分子生物学等领域，将Ht指数应用于旅游研究领域的实证分析还比较少见。
在旅游研究领域，有关学者通过分析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旅游学刊》、《地理学报》等学术期刊，中国知网（CNKI）、SCIE、SSCI、A&HCI、CSSCI等文献库，以及国家自然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中立项的旅游课题、旅游类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来认识和分析国内外旅游学术界的研究动态[12-17]。上述研究对于认识我国特定时期、特定方面旅游学科发展概况和基本特征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但是，旅游学科综合性、交叉性和跨學科等方面的特性使得有关研究涉及的样本范围受到了较大的局限，且有些研究的抽样范围局限在部分旅游或与旅游学科密切相关的学术期刊，不利于全面认识和客观地评价旅游研究者的学术影响力。此外，应用Ht指数进行旅游研究者学术评价，还要充分考虑研究者的年龄、学历、职称和工作单位等因素的影响，本文结合旅游研究者的简历、论文主题和关键词、学科归属等信息，评估旅游学科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鉴于此，本文在“张文”的基础上，采用更为广泛、时间跨度更大的样本数据，结合Ht指数全面、客观地分析和评价我国旅游研究者的学术影响力和研究热点的变化，探讨我旅游研究领域的学科动态发展态势。
2 Ht指数原理与研究设计
2.1 Ht指数
Ht指数建立在H指数的基础之上，其原理是在被引论文的数量和被引频次的维度上，将研究者被引论文发表时间考虑在内，对研究者学术影响力进行评价。根据许鑫和徐一方[11]的定义，本文首先将旅游研究者发表的论文按照被引次数降序排列，并给每篇论文从1开始标上序号，统计出有多少篇论文的被引次数不小于论文序号，即获得该旅游研究者的H指数。然后，计算该旅游研究者H指数中所包含的每篇论文的距今年数，将距今年数加权平均得到年数均值，并统计出距今年数小于上述均值的论文数量，便可得到该旅游研究者的Ht指数。
H指数的重点在于研究者高影响力论文，Ht指数则关注于研究者尚具时效性的高影响力论文，这些论文与研究者相对近期的研究方向有关，且可能会继续被引用，反映了该论文及其所代表研究领域当前受关注的程度。因此，Ht指数强调了旅游研究者学术论文持续被关注的时间态势，也是其所在旅游学科领域影响力和成长性的动态体现。藉此，我们可以较为准确地分析旅游学科主题和领域的动态发展和转换，探究旅游学科领域的成长规律和发展态势。 2.2 旅游学科
不同领域旅游研究者Ht指数反映出其学术影响力及其在当前该学科领域的主导性程度。旅游活动涉及社会发展的多个维度，旅游研究也因此成为兼具跨学科、交叉学科特征的新兴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借鉴了理论范式、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并在初步建立了研究体系的同时，为其他传统学科拓展出新的研究領域。
旅游研究领域的学科分类归属在旅游学术 界存在不同的意见[18]，研究者也多通过研究学科分类、研究主题、统计期刊信息等来评估旅游研究趋势[19]。朴志娜等基于Mill和Morrison的旅游系统理论[20-21]，构建了崭新的旅游研究系统分类框架（tourism research system categorization framework），识别了旅游学研究的方向特征和研究主题的受关注程度。
本文根据旅游研究者主要研究方向及侧重点的不同，依据朴志娜等[19]的旅游研究系统分类框架，将旅游研究者的学科领域划分为旅游管理学、旅游规划与设计、旅游经济学、旅游人类学与旅游社会学、旅游心理学、旅游学理论与旅游技术以及旅游资源（旅游地）开发与管理等类别。进一步，鉴于地理学对旅游学科的重要贡献[12]，本文在朴志娜等[19]的分类基础上，根据旅游研究者所在研究机构或系所的具体情况，增加了“旅游地理学”一个分类。进一步，本文在对旅游研究者的研究内容和方向进行整理和归类的基础上，结合Ht指数对近20年我国旅游研究的主题特征以及学科发展趋势进行分析，识别出旅游研究的跨学科特征和各个学科的受关注程度，探索我国旅游研究的学科演变趋势。
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了和“张文”进行比较分析，本文选择我国旅游领域研究者的依据是“张文”中列出的H指数大于等于7的129位旅游研究者，几乎涵盖了当前我国旅游研究领域中的所有重要学者。由清华大学发起的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持续动态更新的中文数字出版平台。截至2015年7月23日，收录1915年至今出版的国内学术期刊8082种，部分期刊回溯至创刊，全文文献总量44 052 472篇，内容覆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哲学、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是本文的主要数据源来源。
为了更为全面地反映我国旅游学术研究的真实情况，本文数据采集区间是从1994年到2014年，方法是在CNKI上使用高级搜索，学科门类选择旅游，然后逐一输入选定学者的姓名，采集CNKI中近20年129位学者的引文数据。这相对于“张文”2003—2012年近10年间的数据来说，时间覆盖更加全面，也更有利于分析旅游研究的时间性特征。Ht指数需要考虑论文作者的贡献分权，为了和“张文”保持一致性，本文也采用了相同的分权方法。
进一步，本文挖掘了CNKI数据库中作者的个人信息（如出生年月、所在高校、研究方向等），通过作者所在机构官网核实了其所在机构资料、职称、是否博导等有关信息（查询时间为2015年3月）。根据高考网（www.gaokao.com），我国大学可以分为综合、理工、师范等类别，本文进一步根据该网站发布的“2015大学排行榜700强名单”获得了各相关大学的排名数据和得分值。该榜单由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编制完成，评价数据全部采用第三方权威机构数据，是较为系统全面、评价思想与方法与世界接轨、涵盖大学核心职能评价的大学排行榜，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
结合上述数据，本文探讨Ht指数的基本特征及其与H指数的相关性，实证分析Ht指数与旅游研究者年龄、职称、是否博导、所在高校（或机构）类型和研究学科等之间的关系，较为科学客观地评价旅游领域研究者的学术影响力，把握近期旅游领域的研究热点和趋势。
4 我国旅游研究者学术影响力评价
4.1 我国旅游研究者学术影响力状况
根据H指数和Ht指数的原理，本文计算了我国129名旅游研究者的H指数和Ht指数。表1数据显示，我国旅游研究者Ht指数呈现“断崖式”和“长尾式”分布状态。Ht指数大于等于10的仅有11人，其中Ht指数最高的学者是保继刚，达到20，说明其研究论文中有20篇是相对近期发表的。陆林、吴必虎的Ht指数也分别达到了19和17，显示了较高的学术影响力。Ht指数小于等于5的有55人，占本文旅游研究者的42.6%，说明有相当一部分旅游研究者的学术影响力相对较弱。
鉴于Ht指数建立在H指数基础上，且Ht指数核心论文是H指数核心论文的子集，本文对旅游 研究者H指数和Ht指数的相关分析发现，二者相 关系数达到0.8721，表明两者之间具有较强的正 相关性。以Ht作为因变量、H作为自变量的OLS回归结果显示，回归系数0.5834，且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性。拟合系数（R2）为0.7605，表明H指数可以解释Ht指数3/4的部分。进一步，根据旅游研究者不同出生年代分组，本文分别对计算了各组Ht 指数、H指数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并对二者的差异进行样本T检验（表2）。结果显示，本文旅游研究者的Ht指数与H指数之间存在着系统性的差异，且 明显小于后者的数值，说明在未考虑时间因素的情况下，H指数一定程度上会高估旅游研究者的学术影响力。
从各位学者Ht指数和H指数的排名来看，Ht指数排名比较靠前旅游研究者的H指数排名也一般比较靠前。表1的数据显示，Ht指数排名前10的旅游研究者有8位也处于H指数排名的前10位，显示出这些研究者学术活跃度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而Ht指数排名较低的旅游研究者也相对处于H指数排名较后的位置。
考虑到旅游研究者高被引论文的发表时间和距今年数，Ht指数与H指数的排名并不总是相符，关于旅游研究者学术影响力的评价结果存在明显的差异。通过对比129位学者的H指数和Ht指数排名的变化，可以发现除了保继刚、卞显红、张捷和程金龙等4位学者的排名没有发生变化外，其余125位学者的排名均发生了变化。其中，Ht指数排名上升最多的是史本林，上升了67位，而Ht指数排名下降最多的下降了64位。H指数和Ht指数差值大于等于10的有38位，占总人数的29.46%，差值大于等于20的有17人，占总人数的13.18%。 根据表2，观察各出生年代旅游研究者Ht指数和H指数方差和标准差可以发现，各组旅游研究者学术影响力差异较大。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出生的旅游研究者学术影响力的离散程度逐渐增大；60年代至80年代出生的旅游研究者学术影响力的离散程度逐渐减小。就各年龄组排名变化差值来看，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旅游研究者的排名变化均值最小，这与60年代出生的研究者目前大多50岁左右、且正处于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有关，他们是现阶段旅游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高被引论文多且与时俱进，H指数和Ht指数排名都较为稳定。但是，该群体Ht指数和H指数排名的离散程度却在各个年龄阶段中最为明显，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这个年龄段旅游研究者的学术影响力差别较大，其学术活跃度、持续性和学术影响力呈现明显的分化状态。
有些研究者先前较为活跃，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论文，其H指数排名较高，但是，由于其近期活跃程度低，这些研究者的Ht指数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通过查看其H指数核心论文可以发现，主要是由于其近年来的学术活跃度降低，发表论文以及被引用次数与之前相比较少，导致Ht指数排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保继刚、陆林、吴必虎、卞显红以及张捷等人H指数与Ht指数一直在高位运行，且排名变化较小，一方面表明这些旅游研究者一直维持了较高的学术活跃度和产出水平；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的论文在最近几年里的被引用率一直较高，其学术生涯中近期发表的高质量论文也普遍受到其他研究者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旅游研究者由于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较短，研究成果出现时间也相对晚些，被其他研究者引用和关注的机会相对较少，所以，在考虑时间因素的情况下，其Ht指数排名相对于H指数排名的下降更多。从这两个年龄群体旅游研究者的学科领域来看，主要集中于旅游地理学和旅游经济学等学科，这些领域既有对20世纪60和70年代出生的旅游研究者学科领域的传承，也有对新领域的开辟，显示了未来旅游学科发展的方向和趋势。相对而言，20世纪40和50年代出生的旅游研究者Ht指数相对H指数的排名均值变化要大一些，这些年代出生的研究者虽然先前学术成就很高，但是由于到了学术生涯后期，研究活力逐渐衰退，高被引论文产出有所降低，其学术影响力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4.2 Ht指数影响因素计量分析
为了探究影响旅游研究者Ht指数的因素，本文从CNKI数据库、高校（或机构）网站或学者主页进一步获得了旅游研究者的简历信息，包括其所在高校（或机构）层次和类型、职称、是否博导、年龄、学历、研究领域或方向、所处地區等。进一步，本文以我国旅游研究者Ht指数作为因变量，以旅游研究者的年龄、高校（或机构）层次等作为自变量，建立如下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1）
式（1）中，age、title和degree分别表示旅游研究者的年龄、职称和学位。category表示旅游研究者所在高校（或机构）的层次和类型，普通高校、211高校分别赋值1和2，加入985建设项目以及同时加入211建设项目的高校赋值3。super-phd、super-ma分别为旅游研究者是否博导、硕导的虚拟变量。rank和score分别表示旅游研究者所在院校在“2015大学排行榜700强名单”的排名和得分。east、middle和west则表示了旅游研究者所在的东部、中部和西部等区域位置变量，为了避免共线性，本文在计量过程中省略了west变量。为截距，为回归系数，为误差项。
表3计量结果表明，多数因素对Ht指数有着显著的作用效应，但是，R2却普遍较低，说明单个因素对Ht指数的解释力较弱，也反映出影响旅游研究者Ht指数因素的多样性特征。
4.2.1 年龄的影响
本文关于旅游研究者年龄的计量结果显示，年龄的增加有利于提升其学术影响力水平，说明其学术生涯的长短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一般说来，旅游研究者的学术生涯是有限的，其发表论文的总量在其学术生涯结束后就保持不变，但已发表论文却可能被同行及后辈继续引用，其Ht指数值仍可能维持增长态势。但是，考虑到时间因素以及随时间变化的旅游学术研究领域和学科发展趋势的改变，这种增长可能会出现迟滞或下降。因此，旅游研究者的早期论文即使在当期有较高的被引频次（H指数），但是旅游学术研究领域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发展却可能限制其Ht指数的表现和排名。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旅游研究者没有新论文发表，或其论文成果没有得到其他旅游研究者的持续关注，其学术影响力会在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从旅游研究者生理年龄角度考察Ht指数和H指数（表1）可以发现，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旅游研究者有60位，占了本文旅游研究者样本群体的近一半，且呈现出较强学术影响力。Ht指数前10位的学者中有8位在20世纪60年代出生，其中Ht指数最高的保继刚出生于1964年，正处在旅游研究者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
高Ht指数旅游研究者的年龄分布显示，旅游研究者Ht指数一开始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出增长趋势，到了一定年龄达到学术影响力的高峰期，随着年龄的进一步增加，其学术影响力开始下降。尽管本文分析结果显示，中年旅游研究者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但是，进一步的数据分析还表明，许多高龄旅游研究者依然保持着较高的科研产出水平，且具有持续的活跃度和影响力。如表1所示，作为本文研究范围内唯一一位20世纪30年代出生学者，刘德谦的Ht指数和H指数分别达到了9和13，相比H指数而言，其Ht指数排名也上升了25位，从2005年至今，该研究者仍然有16篇高被引Ht指数核心论文发表，显示出其持续的学术影响力。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马耀峰、50年代出生的郑向敏和马勇也有较高的Ht指数，显示了一批旅游学术研究前辈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持续努力，他们在各自领域中有着较强的带动作用，持续地推动了旅游学术研究的发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进入老年的旅游研究者，由于积累了丰富的旅游学科知识和科研经验，仍然能够继续从事高水平的研究工作，保持一定的成果产出能力和影响力，这部分旅游研究者也是我国旅游学术研究梯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本文旅游研究者群体中有38位是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研究者，虽然这些旅游研究者比较年轻，但是却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这一批年轻的旅游研究者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和强劲的研究动力，熟悉国内外旅游研究动态，掌握了当前旅游研究领域较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成为我国旅游学术研究的生力军和后起之秀，在我国旅游研究中保持着活跃的学术影响态势，也是我国未来旅游研究的主要力量。
对我国旅游研究者Ht指数的年龄分布进行分析发现，我国旅游研究者的年龄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从不同年龄段来看，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旅游研究者Ht指数是分布的高峰，这一旅游研究者群体不仅人数最多，而且Ht均值最高。20世纪40年代出生旅游研究者次之，但是，其Ht值的标准差最高，显示出该群体Ht值的离散程度较大，说明这个组内旅游研究者Ht值差异较大，也表明部分老年旅游研究者依然维持了较高的学术影响力，而部分老年旅游研究者则已进入学术贡献的衰退期。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旅游研究者在数量和Ht均值表现上都非常可观，且标准差最低，显示出较好的集中度，表明这部分研究者正处于学术研究积累期，在Ht指数上还有较大的成长空间，追求卓越指日可待。
4.2.2 高校（或机构）的影响
旅游研究者的学术活动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条件综合作用的过程，不仅要求研究者自身具有旺盛的精力和高度的创造力，还受到学术环境、学科发展趋势等社会条件的影响。旅游学术研究与高校（或机构）有密切关系，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研究者在专业环境中进行的科研活动。学术环境是影响旅游研究者学术影响力的关键因素，这一方面体现为旅游研究者的职业环境，另一方面体现为旅游研究者的学缘环境。就“职业环境”而言，不同高校（或机构）在研究氛围、绩效考核和职称晋升等方面有着不同的标准，这对旅游研究者产生了不同的激励和职业压力，对旅游研究者学术影响力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遗憾的是，目前关于高校（或机构）特性等对旅游研究者学术影响力的作用仍然缺乏相关实证研究。
从总体平均值来看，“985”“211”高校旅游研究者Ht指数显著高于非“985”“211”高校的旅游研究者。本文关于旅游研究者Ht指数及其所在院校（或机构）的层次和类型（category）及得分（score）的计量结果显示，学校层次和得分对旅游研究者Ht指数有着显著的提升作用。Ht指数较高的旅游研究者主要集中在“985”和“211”高校，比较突出的有保继刚（中山大学）、马耀峰（陕西师范大学）、张捷（南京大学）等。这些高校是我国旅游研究的主力单位，在旅游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显示出较强的科研实力。但是，也有一些非“985”和“211”高校的研究人员具有较高的Ht指数，显示出其較高的学术影响力，比较突出的有陆林（安徽师范大学）、王兆峰（吉首大学）等，旅游学科也普遍构成了这些院校（或机构）的特色学科。进一步，结合有关排名榜单对国内高校的评价、计分和排序情况可以发现，高校排名越靠前，其旅游研究者学术影响力越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高等教育领域陆续实施了“211”和“985”高校重点建设工程，以世界一流大学和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目标，重点投入资源建设系列高等学校。这些高校在经费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也在科研水平和职称晋升等方面对在校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高校（或机构）的学术实力对旅游研究者个体产生了明显的筛选效应，即“985”和“211”高校的人才引进过程其实是一个筛选过程，能够把优秀的旅游研究者筛选出来。同时，高校（或机构）的学术实力也对旅游研究者的学术影响力产生了一定的协同效应，即高校（或机构）在职称、考核等方面对旅游科研人员提出更高的学术标准和要求时，推动旅游研究者做出优秀学术成果，进一步对其旅游学术成果的被引情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旅游研究者与高校（或机构）产生了明显了的协同效应。但是，本文关于高校排行榜排名（rank）的计量结果显示，随着高校（或机构）排名名次的增加，旅游研究者Ht指数也会增加，显示出旅游学科在我国高校中的尴尬境况，即在排名靠前高校中旅游学科及旅游研究受到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研究者的学术生态环境不够理想，影响了这些高校旅游研究者Ht指数的表现。
我国有相当数量高校（或机构）的研究者从事旅游学科方面的研究，构成了我国旅游学术研究的主力。根据高考网（www.gaokao.com），我国大学可以分为综合、理工、师范等类别。本文关于旅游研究者所处高校类型的分析也发现，综合性高校旅游研究者具有较高的影响力，但是，旅游学术研究是很多师范类高校的特色学科（图1），比较突出的有陆林（安徽师范大学）、朱竑（华南师范大学）、马耀峰和孙根年（陕西师范大学）、许春晓（湖南师范大学）等。这些学校基本形成了完整的旅游学科体系，建立了较为完善、层次分明、专业互补、富有学术生命力的多元化研究梯队，有关研究者已经成为专业技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在国内具有明显的学术影响。
4.2.3 职称的影响
Ht指数和H指数都与论文被引用次数相关，而旅游研究者职称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其在自身学科领域里的成绩，会通过影响其论文的被引次数影响旅游研究者Ht指数的表现。一般来说，具有教授职称的旅游研究者大都在自身研究学科或领域中做出过较为突出的成绩，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其发表的论文在数量和质量上也均有较好的表现，其Ht指数也相对较高。本文关于旅游研究者职称（title）的计量结果显示，职称能够显著提升其学术影响力表现。从统计量分析可以看出，具有教授职称旅游研究者的Ht指数均值为6.85，而职称为非教授的旅游研究者Ht指数均值为4.61，明显低于前者。且独立样本检验结果显示，具有教授与非教授职称旅游研究者的Ht指数方差不相等，伴随概率为0.000，说明具有不同职称旅游研究者的Ht指数有着显著性的差异。
通过分析历年旅游科研成果的作者构成中可看出，研究生（博士/硕士）导师、博士是发表论文的主流人群，本文涉及的129位旅游研究者几乎全部具有博士学位，因此，本文关于旅游研究者学位（degree）的计量结果并不具有显著性。进一步，在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和学术生涯中，研究者的学缘关系是影响我国旅游研究者学术影响力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博（硕）导师及博（硕）士生的培养是我国旅游学术研究中的关键传承纽带，导师的培养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门槛式”的基础，而且各种形式的合作在导师与学生之间形成了特定领域的学术共同体或合作网络。 此外，教授、博（硕）导师一般为学术（学科）带头人、基金项目主持人等，也是所在高校（或机构）的学术骨干，其学术网络和学科环境就成为影响旅游研究者Ht指数的关键机制之一。本文关于旅游研究者是否博导（super-phd）、硕导（super-ma）的计量结果显示，博导和硕导均对旅游研究者Ht指数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前者明显地高于后者，说明旅游研究学术共同体或合作网络对导师有关成果的传承、发扬和引用有效地提升了博导的Ht指数。一般来说，博导旅游研究者可以指导博士生和硕士生，相比于硕士生导师，博导旅游研究者的学术共同体会比较大。且博士研究生的研究能力也普遍高于硕士研究生，其在研究过程中也会更多地引用其导师的文章，由此使博导旅游研究者的Ht指数更高。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显示，博导旅游研究者Ht指数均值（6.98）比非博导Ht指数均值（4.60）更大，且方差检验结果（p=0.000）证明了博导与非博导旅游研究者Ht指数具有显著的差异性。
4.2.4 区位的影响
从区域分布角度来看，本文关于东部（east）、中部（middle）和西部（west）变量的计量结果显示，区域因素对旅游研究者Ht指数的作用效应不具显著性，表明我国旅游研究影响力在区域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分散性，这与“张文”关于“全国前100所旅游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地理分布密度与‘胡焕庸线’高度吻合”的结论不同。比如，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旅游研究者主要集中在东部区域，其所在院校（或机构）主要位于广州（中山大学保继刚、暨南大学董观志）、北京（北京大学吴必虎）、南京（南京大学张捷）等地，但是，也有不少中西部省份的旅游研究者具有較高的学术影响力，其所在院校位于芜湖（安徽师范大学陆林）、长沙（湖南师范大学许春晓）以及西安（陕西师范大学马耀峰）等地。这些地方或具有坚实的地理学等学科支撑或旅游业发展较好，且对当地经济承担着明显的支柱性作用，具有得天独厚的研究土壤和现实条件。
5 旅游学科发展态势分析
从Ht指数特点及其与旅游研究者年龄（age）之间的计量结果来看，学术生涯长的旅游研究者更容易获得高Ht指数。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学术生涯长的旅游研究者学术影响力却有可能受到旅游学科发展和方法变化的影响。旅游研究者学术影响力了显示了其所从事研究领域被关注的程度，也展示了当前旅游学科领域的热点、前沿及发展趋势。随着我国旅游业从单一产业逐步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旅游学科以及旅游研究获得快速发展。如果将改革开放作为中国旅游学术研究的开始，那么，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是中国旅游研究的初期阶段，旅游研究者的背景多以地理学、历史学等为主；90年代以后，随着管理学以及经济学研究的迅速发展和崛起，其在旅游研究中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成为备受瞩目的旅游研究领域。
旅游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旅游学科领域，对此进行分析，可以把握旅游领域近期的研究热点和学科发展趋势。表4显示了旅游研究者在不同旅游学科的表现，通过分析发现，旅游规划与设计、旅游管理学、旅游地理学等一直是1994年至2014年间这些年里旅游领域的研究热点，显示了持久的生命力。侧重于研究旅游规划与设计的旅游研究者最多，其次是旅游地理学和旅游管理学领域的旅游研究者，且旅游规划与设计、旅游管理学两个领域旅游研究者的Ht指数普遍较高，显示出较高的学术影响力。Ht指数排列前10名的旅游研究者中，处于这3个学科的旅游研究者达到了9位，其中4名旅游研究者的学科领域都是旅游规划与设计。但是，旅游规划与设计领域旅游研究者Ht指数方差和排名情况也显示出，该群体旅游研究者学术影响力离散程度较高，比如保继刚和吴必虎分列Ht指数排名的第一和第二位，而文军和席建超的排名则分别在123和127位上。
我国旅游学术研究领域呈现出较强烈的协同性特色和趋势。旅游管理学、旅游资源（旅游地）开发与管理、旅游经济影响和旅游规划与设计等是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人们关心较多的最直接需要解决、最先反映出来的实际问题，因而受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与之相关的学科能迅速发展同样与此有关。旅游资源（旅游地）开发与管理、旅游规划设计等学科方向也属于旅游地理学的应用领域，该领域发表论文的作者也大多从事地理学研究，由此，旅游经济学、旅游地理学、旅游资源（旅游地）开发与管理、旅游规划设计等构成了旅游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需要的主要分支，旅游学科也成为不同学科协同发展中的综合性交叉学科。
对旅游产业的研究是从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开始的，随着人们对旅游经济效应认识的逐步加深，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开始进入旅游研究领域，经济学在旅游研究中逐渐占据一席之地。本文分析显示，旅游经济学在旅游研究中一直处于显著的地位，且在考虑时间因素的情况下，维持了一个稳定的态势，显示出其该领域学术影响力的持续性，也必将是未来旅游研究的关键领域之一。本文考察的129位旅游研究中，从事旅游经济学研究的有14位，呈现20世纪70和80年代出生旅游研究者与60年代出生旅游研究者平分秋色的格局，是较强的新生代发展力量。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魏小安和戴斌在Ht指数的排名中表现突出（分别排在29和54位），但是，70年代出生的宋子千和杨勇也有着不俗的表现（分别排在40和70位）。如果考虑到20世纪70年代旅游研究者学术生涯开始较晚、经过系统规范的经济学科训练、研究方法更为严谨等方面的因素，70年代以后出生的旅游研究者必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学术影响力，经济学在旅游研究中也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是，在考虑时间因素的情况下，与实际问题关系紧密的应用类旅游分支学科的学术研究进入了边际效应较低的阶段，而理论类、注重挖掘旅游内涵的其他分支学科逐渐获得了研究者的普遍关注。旅游学理论与旅游技术、旅游心理学等学科研究者人数上相对较少，研究力量依然有待加强，但是，这些研究者的Ht指数却有着较好的表现。旅游学理论与旅游技术领域旅游研究者Ht指数均值达到了较高的6.80，且有些研究者年龄相对较高，其中，刘德谦生于1937年，李天元生于1949年，均是较早从事旅游研究和理论探索的研究者。这说明虽然专注于旅游学理论与旅游技术研究的学者较少，但是，该领域一直受到其他旅游研究者的关注，为其他旅游研究者提供了来自旅游学理论上的参考和借鉴，同时也表明这些旅游研究者也一直在旅游理论的建构上做着努力。 考虑到时间因素，不同领域旅游研究者的Ht和H指数的差值均值也有所不同，其中，旅游资源（旅游地）开发与管理的平均差值较小（-5.58），且差值均值的方差最小（1.46），表明该领域一直是旅游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未来仍可能是研究重点。而旅游人类学和社会学普遍呈现最低的平均差值（-4.50），旅游学理论与旅游技术次之（-5.00），说明虽然关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较少，但是，却维持了较为稳定的学科影响力。旅游管理学、旅游规划与设计和旅 游地理学领域则呈现出较大的差值（分别为-6.58、 -6.29和-6.08），说明该学科领域近年来受旅游研究者关注的程度出现了普遍的下降。从旅游管理学研究群体来看，40和50年代出生的旅游研究者占据了较大比重，其研究方法必然带有特定的时代特征。随着旅游研究的深入，传统的旅游管理学、旅游地理学研究已不能满足当前旅游产业发展的需要，研究者逐渐回归旅游产业和旅游理论的本身，根据旅游业的特点，从社会学、人类学等视角对旅游业展开多学科的研究，为人们认识旅游业及其发展机制提供更为全面的视角
6 结束语
本文在考虑时间因素的基础上，计算和刻画了不同年代出生的旅游研究者Ht指数的特征，考察了旅游研究者所在高校（或机构）、地区和学缘关系对学术影响力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通过Ht指数分析了当前旅游学科发展趋势。通过对我国旅游领域研究者Ht指数、H指数的比较，并结合个人信息进行分析，本文发现，在考虑时间因素的情况下，我国旅游研究者的Ht指数普遍低于H指数。进一步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旅游研究者是当前我国旅游学术研究领域中的中坚力量，高校（或机构）学术声誉在对旅游研究者产生了积极的筛选效应和协同效应，教授和博导型旅游研究者Ht指数普遍更高。此外，本文研究也发现，旅游规划与设计、旅游地理学和旅游管理学等一直是旅游领域的研究热点，而旅游经济学近年来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本文采集了旅游研究者的年龄、学历、职称、是否博硕士生导师、学科背景等方面的信息，但是，数据采集的范围依然不够多样，缺乏旅游研究者是否有海外留学经历、基金项目、所获奖项等个人信息，也没有采集旅游研究者的师承关系、工作单位的人员规模、工作经历、学术资源、学科重点等与学术梯队、学术共同体方面的相关信息。我们也不能较为全面地获得旅游研究者履历表中“获得教授职称/博导资格时间”等方面的精确信息，从而未能挖掘和发现更多更有价值的结论。此外，本文研究大体可以看出我国旅游学术研究的概貌和发展趋势，但是，受获取数据限制，我们并未对我国旅游研究者Ht指数进行逐年的跟踪研究。未来，我们将对此进行持续研究，寻找旅游研究各领域之间此长彼消的演变规律，并结合旅游业的发展状况和问题，探究旅游学科变化的原因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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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研究者；Ht指数；学术影响力；学科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9-0103-13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9.014
引言
H指数是研究者学术评价的定量指标之一。2014年，张凌云等应用H指数在《旅游学刊》第6期撰文（以下简称“张文”）[1]，较为全面、客观地评价了我国旅游研究者2003—2012年间的学术影响力，反映了我国旅游学术研究的概况和特征。不过，H指数过多地体现了研究者学术影响力随时间累积的结果，忽略了其随时间变化的维度，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评价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且不利于分析对我国旅游研究主题动态变化以及学科发展态势。因此，我们需要对下列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即受时间因素影响的旅游学术研究活动是否具有某种规律性特征？旅游研究者学术活动在哪一个学科领域最具影响力和生产力？鉴于此，本文结合时间维度采用更长时间区间的数据，通过构建Ht指数对“张文”中旅游研究者的学术影响力进行重新评价，并结合其背景信息分析影响其学术影响力的系列因素，描绘我国旅游研究和学科发展的真实场景和动态趋势。
1 文献综述
H指数是美国物理学家Hirsch[2]提出的用于评价研究者学术影响力的文献计量学指标，在数值上等于某研究者至多有H篇论文分别被引用了至少H次，H指数越高，表明研究者所发表论文的影响力越大。H指数综合了研究者学术论文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因素[2]，不仅在评价过程中淡化了研究者片面追求论文数量的倾向[3]，而且在评价研究者学术影响力方面弥补了同行评议的不足。因此，自H指数提出以来，被广泛应用到学者、期刊、学科研究热点评价等方面，涉及生物学、文学和历史学、消费者及旅游等领域[1， 4-7]。
不过，H指数虽然应用较广，却受到研究者学术生涯长短的影响，不利于从事学术研究时间较短的年轻研究者。并且，H指数作为相对稳健的累积性指标，缺乏时间敏感性，在时间序列上表现为单调的上升或不变形态，不能客观地反映研究者的学术衰退和停滞状态，不利于激发研究者探索深层次科学问题的热情，也无法动态地反映学术研究热点和学科发展趋势。因此，有关学者对H指数进行了系列扩展，提出了系列H指数衍生指数（相关研究可参考王梅英和刘雪立[8]关于近年来H指数及其扩展指标的研究综述）。
针对H指数在时间维度上存在的缺陷和不足，Hirsch[2]探讨了H指数与时间之间的线性关系，但并未给出实证模型。此后，研究者或通过赋予每一次被引以不同的时间权重提出了时间相关H指数（contemporary h-index）[9]，或构建H指数序列和H指数矩阵以反映不同时间跨度研究人员的学术影响力[10]。有关学者进一步提出了加入时间维度的Ht指数[11]，对H指数进行了发展。但是，现有关于Ht指数的实证研究多局限于分子生物学等领域，将Ht指数应用于旅游研究领域的实证分析还比较少见。
在旅游研究领域，有关学者通过分析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旅游学刊》、《地理学报》等学术期刊，中国知网（CNKI）、SCIE、SSCI、A&HCI、CSSCI等文献库，以及国家自然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中立项的旅游课题、旅游类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来认识和分析国内外旅游学术界的研究动态[12-17]。上述研究对于认识我国特定时期、特定方面旅游学科发展概况和基本特征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但是，旅游学科综合性、交叉性和跨學科等方面的特性使得有关研究涉及的样本范围受到了较大的局限，且有些研究的抽样范围局限在部分旅游或与旅游学科密切相关的学术期刊，不利于全面认识和客观地评价旅游研究者的学术影响力。此外，应用Ht指数进行旅游研究者学术评价，还要充分考虑研究者的年龄、学历、职称和工作单位等因素的影响，本文结合旅游研究者的简历、论文主题和关键词、学科归属等信息，评估旅游学科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鉴于此，本文在“张文”的基础上，采用更为广泛、时间跨度更大的样本数据，结合Ht指数全面、客观地分析和评价我国旅游研究者的学术影响力和研究热点的变化，探讨我旅游研究领域的学科动态发展态势。
2 Ht指数原理与研究设计
2.1 Ht指数
Ht指数建立在H指数的基础之上，其原理是在被引论文的数量和被引频次的维度上，将研究者被引论文发表时间考虑在内，对研究者学术影响力进行评价。根据许鑫和徐一方[11]的定义，本文首先将旅游研究者发表的论文按照被引次数降序排列，并给每篇论文从1开始标上序号，统计出有多少篇论文的被引次数不小于论文序号，即获得该旅游研究者的H指数。然后，计算该旅游研究者H指数中所包含的每篇论文的距今年数，将距今年数加权平均得到年数均值，并统计出距今年数小于上述均值的论文数量，便可得到该旅游研究者的Ht指数。
H指数的重点在于研究者高影响力论文，Ht指数则关注于研究者尚具时效性的高影响力论文，这些论文与研究者相对近期的研究方向有关，且可能会继续被引用，反映了该论文及其所代表研究领域当前受关注的程度。因此，Ht指数强调了旅游研究者学术论文持续被关注的时间态势，也是其所在旅游学科领域影响力和成长性的动态体现。藉此，我们可以较为准确地分析旅游学科主题和领域的动态发展和转换，探究旅游学科领域的成长规律和发展态势。 2.2 旅游学科
不同领域旅游研究者Ht指数反映出其学术影响力及其在当前该学科领域的主导性程度。旅游活动涉及社会发展的多个维度，旅游研究也因此成为兼具跨学科、交叉学科特征的新兴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借鉴了理论范式、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并在初步建立了研究体系的同时，为其他传统学科拓展出新的研究領域。
旅游研究领域的学科分类归属在旅游学术 界存在不同的意见[18]，研究者也多通过研究学科分类、研究主题、统计期刊信息等来评估旅游研究趋势[19]。朴志娜等基于Mill和Morrison的旅游系统理论[20-21]，构建了崭新的旅游研究系统分类框架（tourism research system categorization framework），识别了旅游学研究的方向特征和研究主题的受关注程度。
本文根据旅游研究者主要研究方向及侧重点的不同，依据朴志娜等[19]的旅游研究系统分类框架，将旅游研究者的学科领域划分为旅游管理学、旅游规划与设计、旅游经济学、旅游人类学与旅游社会学、旅游心理学、旅游学理论与旅游技术以及旅游资源（旅游地）开发与管理等类别。进一步，鉴于地理学对旅游学科的重要贡献[12]，本文在朴志娜等[19]的分类基础上，根据旅游研究者所在研究机构或系所的具体情况，增加了“旅游地理学”一个分类。进一步，本文在对旅游研究者的研究内容和方向进行整理和归类的基础上，结合Ht指数对近20年我国旅游研究的主题特征以及学科发展趋势进行分析，识别出旅游研究的跨学科特征和各个学科的受关注程度，探索我国旅游研究的学科演变趋势。
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了和“张文”进行比较分析，本文选择我国旅游领域研究者的依据是“张文”中列出的H指数大于等于7的129位旅游研究者，几乎涵盖了当前我国旅游研究领域中的所有重要学者。由清华大学发起的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持续动态更新的中文数字出版平台。截至2015年7月23日，收录1915年至今出版的国内学术期刊8082种，部分期刊回溯至创刊，全文文献总量44 052 472篇，内容覆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哲学、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是本文的主要数据源来源。
为了更为全面地反映我国旅游学术研究的真实情况，本文数据采集区间是从1994年到2014年，方法是在CNKI上使用高级搜索，学科门类选择旅游，然后逐一输入选定学者的姓名，采集CNKI中近20年129位学者的引文数据。这相对于“张文”2003—2012年近10年间的数据来说，时间覆盖更加全面，也更有利于分析旅游研究的时间性特征。Ht指数需要考虑论文作者的贡献分权，为了和“张文”保持一致性，本文也采用了相同的分权方法。
进一步，本文挖掘了CNKI数据库中作者的个人信息（如出生年月、所在高校、研究方向等），通过作者所在机构官网核实了其所在机构资料、职称、是否博导等有关信息（查询时间为2015年3月）。根据高考网（www.gaokao.com），我国大学可以分为综合、理工、师范等类别，本文进一步根据该网站发布的“2015大学排行榜700强名单”获得了各相关大学的排名数据和得分值。该榜单由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编制完成，评价数据全部采用第三方权威机构数据，是较为系统全面、评价思想与方法与世界接轨、涵盖大学核心职能评价的大学排行榜，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
结合上述数据，本文探讨Ht指数的基本特征及其与H指数的相关性，实证分析Ht指数与旅游研究者年龄、职称、是否博导、所在高校（或机构）类型和研究学科等之间的关系，较为科学客观地评价旅游领域研究者的学术影响力，把握近期旅游领域的研究热点和趋势。
4 我国旅游研究者学术影响力评价
4.1 我国旅游研究者学术影响力状况
根据H指数和Ht指数的原理，本文计算了我国129名旅游研究者的H指数和Ht指数。表1数据显示，我国旅游研究者Ht指数呈现“断崖式”和“长尾式”分布状态。Ht指数大于等于10的仅有11人，其中Ht指数最高的学者是保继刚，达到20，说明其研究论文中有20篇是相对近期发表的。陆林、吴必虎的Ht指数也分别达到了19和17，显示了较高的学术影响力。Ht指数小于等于5的有55人，占本文旅游研究者的42.6%，说明有相当一部分旅游研究者的学术影响力相对较弱。
鉴于Ht指数建立在H指数基础上，且Ht指数核心论文是H指数核心论文的子集，本文对旅游 研究者H指数和Ht指数的相关分析发现，二者相 关系数达到0.8721，表明两者之间具有较强的正 相关性。以Ht作为因变量、H作为自变量的OLS回归结果显示，回归系数0.5834，且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性。拟合系数（R2）为0.7605，表明H指数可以解释Ht指数3/4的部分。进一步，根据旅游研究者不同出生年代分组，本文分别对计算了各组Ht 指数、H指数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并对二者的差异进行样本T检验（表2）。结果显示，本文旅游研究者的Ht指数与H指数之间存在着系统性的差异，且 明显小于后者的数值，说明在未考虑时间因素的情况下，H指数一定程度上会高估旅游研究者的学术影响力。
从各位学者Ht指数和H指数的排名来看，Ht指数排名比较靠前旅游研究者的H指数排名也一般比较靠前。表1的数据显示，Ht指数排名前10的旅游研究者有8位也处于H指数排名的前10位，显示出这些研究者学术活跃度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而Ht指数排名较低的旅游研究者也相对处于H指数排名较后的位置。
考虑到旅游研究者高被引论文的发表时间和距今年数，Ht指数与H指数的排名并不总是相符，关于旅游研究者学术影响力的评价结果存在明显的差异。通过对比129位学者的H指数和Ht指数排名的变化，可以发现除了保继刚、卞显红、张捷和程金龙等4位学者的排名没有发生变化外，其余125位学者的排名均发生了变化。其中，Ht指数排名上升最多的是史本林，上升了67位，而Ht指数排名下降最多的下降了64位。H指数和Ht指数差值大于等于10的有38位，占总人数的29.46%，差值大于等于20的有17人，占总人数的13.18%。 根据表2，观察各出生年代旅游研究者Ht指数和H指数方差和标准差可以发现，各组旅游研究者学术影响力差异较大。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出生的旅游研究者学术影响力的离散程度逐渐增大；60年代至80年代出生的旅游研究者学术影响力的离散程度逐渐减小。就各年龄组排名变化差值来看，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旅游研究者的排名变化均值最小，这与60年代出生的研究者目前大多50岁左右、且正处于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有关，他们是现阶段旅游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高被引论文多且与时俱进，H指数和Ht指数排名都较为稳定。但是，该群体Ht指数和H指数排名的离散程度却在各个年龄阶段中最为明显，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这个年龄段旅游研究者的学术影响力差别较大，其学术活跃度、持续性和学术影响力呈现明显的分化状态。
有些研究者先前较为活跃，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论文，其H指数排名较高，但是，由于其近期活跃程度低，这些研究者的Ht指数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通过查看其H指数核心论文可以发现，主要是由于其近年来的学术活跃度降低，发表论文以及被引用次数与之前相比较少，导致Ht指数排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保继刚、陆林、吴必虎、卞显红以及张捷等人H指数与Ht指数一直在高位运行，且排名变化较小，一方面表明这些旅游研究者一直维持了较高的学术活跃度和产出水平；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的论文在最近几年里的被引用率一直较高，其学术生涯中近期发表的高质量论文也普遍受到其他研究者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旅游研究者由于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较短，研究成果出现时间也相对晚些，被其他研究者引用和关注的机会相对较少，所以，在考虑时间因素的情况下，其Ht指数排名相对于H指数排名的下降更多。从这两个年龄群体旅游研究者的学科领域来看，主要集中于旅游地理学和旅游经济学等学科，这些领域既有对20世纪60和70年代出生的旅游研究者学科领域的传承，也有对新领域的开辟，显示了未来旅游学科发展的方向和趋势。相对而言，20世纪40和50年代出生的旅游研究者Ht指数相对H指数的排名均值变化要大一些，这些年代出生的研究者虽然先前学术成就很高，但是由于到了学术生涯后期，研究活力逐渐衰退，高被引论文产出有所降低，其学术影响力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4.2 Ht指数影响因素计量分析
为了探究影响旅游研究者Ht指数的因素，本文从CNKI数据库、高校（或机构）网站或学者主页进一步获得了旅游研究者的简历信息，包括其所在高校（或机构）层次和类型、职称、是否博导、年龄、学历、研究领域或方向、所处地區等。进一步，本文以我国旅游研究者Ht指数作为因变量，以旅游研究者的年龄、高校（或机构）层次等作为自变量，建立如下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1）
式（1）中，age、title和degree分别表示旅游研究者的年龄、职称和学位。category表示旅游研究者所在高校（或机构）的层次和类型，普通高校、211高校分别赋值1和2，加入985建设项目以及同时加入211建设项目的高校赋值3。super-phd、super-ma分别为旅游研究者是否博导、硕导的虚拟变量。rank和score分别表示旅游研究者所在院校在“2015大学排行榜700强名单”的排名和得分。east、middle和west则表示了旅游研究者所在的东部、中部和西部等区域位置变量，为了避免共线性，本文在计量过程中省略了west变量。为截距，为回归系数，为误差项。
表3计量结果表明，多数因素对Ht指数有着显著的作用效应，但是，R2却普遍较低，说明单个因素对Ht指数的解释力较弱，也反映出影响旅游研究者Ht指数因素的多样性特征。
4.2.1 年龄的影响
本文关于旅游研究者年龄的计量结果显示，年龄的增加有利于提升其学术影响力水平，说明其学术生涯的长短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一般说来，旅游研究者的学术生涯是有限的，其发表论文的总量在其学术生涯结束后就保持不变，但已发表论文却可能被同行及后辈继续引用，其Ht指数值仍可能维持增长态势。但是，考虑到时间因素以及随时间变化的旅游学术研究领域和学科发展趋势的改变，这种增长可能会出现迟滞或下降。因此，旅游研究者的早期论文即使在当期有较高的被引频次（H指数），但是旅游学术研究领域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发展却可能限制其Ht指数的表现和排名。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旅游研究者没有新论文发表，或其论文成果没有得到其他旅游研究者的持续关注，其学术影响力会在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从旅游研究者生理年龄角度考察Ht指数和H指数（表1）可以发现，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旅游研究者有60位，占了本文旅游研究者样本群体的近一半，且呈现出较强学术影响力。Ht指数前10位的学者中有8位在20世纪60年代出生，其中Ht指数最高的保继刚出生于1964年，正处在旅游研究者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
高Ht指数旅游研究者的年龄分布显示，旅游研究者Ht指数一开始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出增长趋势，到了一定年龄达到学术影响力的高峰期，随着年龄的进一步增加，其学术影响力开始下降。尽管本文分析结果显示，中年旅游研究者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但是，进一步的数据分析还表明，许多高龄旅游研究者依然保持着较高的科研产出水平，且具有持续的活跃度和影响力。如表1所示，作为本文研究范围内唯一一位20世纪30年代出生学者，刘德谦的Ht指数和H指数分别达到了9和13，相比H指数而言，其Ht指数排名也上升了25位，从2005年至今，该研究者仍然有16篇高被引Ht指数核心论文发表，显示出其持续的学术影响力。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马耀峰、50年代出生的郑向敏和马勇也有较高的Ht指数，显示了一批旅游学术研究前辈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持续努力，他们在各自领域中有着较强的带动作用，持续地推动了旅游学术研究的发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进入老年的旅游研究者，由于积累了丰富的旅游学科知识和科研经验，仍然能够继续从事高水平的研究工作，保持一定的成果产出能力和影响力，这部分旅游研究者也是我国旅游学术研究梯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本文旅游研究者群体中有38位是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研究者，虽然这些旅游研究者比较年轻，但是却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这一批年轻的旅游研究者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和强劲的研究动力，熟悉国内外旅游研究动态，掌握了当前旅游研究领域较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成为我国旅游学术研究的生力军和后起之秀，在我国旅游研究中保持着活跃的学术影响态势，也是我国未来旅游研究的主要力量。
对我国旅游研究者Ht指数的年龄分布进行分析发现，我国旅游研究者的年龄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从不同年龄段来看，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旅游研究者Ht指数是分布的高峰，这一旅游研究者群体不仅人数最多，而且Ht均值最高。20世纪40年代出生旅游研究者次之，但是，其Ht值的标准差最高，显示出该群体Ht值的离散程度较大，说明这个组内旅游研究者Ht值差异较大，也表明部分老年旅游研究者依然维持了较高的学术影响力，而部分老年旅游研究者则已进入学术贡献的衰退期。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旅游研究者在数量和Ht均值表现上都非常可观，且标准差最低，显示出较好的集中度，表明这部分研究者正处于学术研究积累期，在Ht指数上还有较大的成长空间，追求卓越指日可待。
4.2.2 高校（或机构）的影响
旅游研究者的学术活动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条件综合作用的过程，不仅要求研究者自身具有旺盛的精力和高度的创造力，还受到学术环境、学科发展趋势等社会条件的影响。旅游学术研究与高校（或机构）有密切关系，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研究者在专业环境中进行的科研活动。学术环境是影响旅游研究者学术影响力的关键因素，这一方面体现为旅游研究者的职业环境，另一方面体现为旅游研究者的学缘环境。就“职业环境”而言，不同高校（或机构）在研究氛围、绩效考核和职称晋升等方面有着不同的标准，这对旅游研究者产生了不同的激励和职业压力，对旅游研究者学术影响力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遗憾的是，目前关于高校（或机构）特性等对旅游研究者学术影响力的作用仍然缺乏相关实证研究。
从总体平均值来看，“985”“211”高校旅游研究者Ht指数显著高于非“985”“211”高校的旅游研究者。本文关于旅游研究者Ht指数及其所在院校（或机构）的层次和类型（category）及得分（score）的计量结果显示，学校层次和得分对旅游研究者Ht指数有着显著的提升作用。Ht指数较高的旅游研究者主要集中在“985”和“211”高校，比较突出的有保继刚（中山大学）、马耀峰（陕西师范大学）、张捷（南京大学）等。这些高校是我国旅游研究的主力单位，在旅游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显示出较强的科研实力。但是，也有一些非“985”和“211”高校的研究人员具有较高的Ht指数，显示出其較高的学术影响力，比较突出的有陆林（安徽师范大学）、王兆峰（吉首大学）等，旅游学科也普遍构成了这些院校（或机构）的特色学科。进一步，结合有关排名榜单对国内高校的评价、计分和排序情况可以发现，高校排名越靠前，其旅游研究者学术影响力越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高等教育领域陆续实施了“211”和“985”高校重点建设工程，以世界一流大学和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目标，重点投入资源建设系列高等学校。这些高校在经费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也在科研水平和职称晋升等方面对在校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高校（或机构）的学术实力对旅游研究者个体产生了明显的筛选效应，即“985”和“211”高校的人才引进过程其实是一个筛选过程，能够把优秀的旅游研究者筛选出来。同时，高校（或机构）的学术实力也对旅游研究者的学术影响力产生了一定的协同效应，即高校（或机构）在职称、考核等方面对旅游科研人员提出更高的学术标准和要求时，推动旅游研究者做出优秀学术成果，进一步对其旅游学术成果的被引情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旅游研究者与高校（或机构）产生了明显了的协同效应。但是，本文关于高校排行榜排名（rank）的计量结果显示，随着高校（或机构）排名名次的增加，旅游研究者Ht指数也会增加，显示出旅游学科在我国高校中的尴尬境况，即在排名靠前高校中旅游学科及旅游研究受到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研究者的学术生态环境不够理想，影响了这些高校旅游研究者Ht指数的表现。
我国有相当数量高校（或机构）的研究者从事旅游学科方面的研究，构成了我国旅游学术研究的主力。根据高考网（www.gaokao.com），我国大学可以分为综合、理工、师范等类别。本文关于旅游研究者所处高校类型的分析也发现，综合性高校旅游研究者具有较高的影响力，但是，旅游学术研究是很多师范类高校的特色学科（图1），比较突出的有陆林（安徽师范大学）、朱竑（华南师范大学）、马耀峰和孙根年（陕西师范大学）、许春晓（湖南师范大学）等。这些学校基本形成了完整的旅游学科体系，建立了较为完善、层次分明、专业互补、富有学术生命力的多元化研究梯队，有关研究者已经成为专业技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在国内具有明显的学术影响。
4.2.3 职称的影响
Ht指数和H指数都与论文被引用次数相关，而旅游研究者职称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其在自身学科领域里的成绩，会通过影响其论文的被引次数影响旅游研究者Ht指数的表现。一般来说，具有教授职称的旅游研究者大都在自身研究学科或领域中做出过较为突出的成绩，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其发表的论文在数量和质量上也均有较好的表现，其Ht指数也相对较高。本文关于旅游研究者职称（title）的计量结果显示，职称能够显著提升其学术影响力表现。从统计量分析可以看出，具有教授职称旅游研究者的Ht指数均值为6.85，而职称为非教授的旅游研究者Ht指数均值为4.61，明显低于前者。且独立样本检验结果显示，具有教授与非教授职称旅游研究者的Ht指数方差不相等，伴随概率为0.000，说明具有不同职称旅游研究者的Ht指数有着显著性的差异。
通过分析历年旅游科研成果的作者构成中可看出，研究生（博士/硕士）导师、博士是发表论文的主流人群，本文涉及的129位旅游研究者几乎全部具有博士学位，因此，本文关于旅游研究者学位（degree）的计量结果并不具有显著性。进一步，在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和学术生涯中，研究者的学缘关系是影响我国旅游研究者学术影响力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博（硕）导师及博（硕）士生的培养是我国旅游学术研究中的关键传承纽带，导师的培养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门槛式”的基础，而且各种形式的合作在导师与学生之间形成了特定领域的学术共同体或合作网络。 此外，教授、博（硕）导师一般为学术（学科）带头人、基金项目主持人等，也是所在高校（或机构）的学术骨干，其学术网络和学科环境就成为影响旅游研究者Ht指数的关键机制之一。本文关于旅游研究者是否博导（super-phd）、硕导（super-ma）的计量结果显示，博导和硕导均对旅游研究者Ht指数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前者明显地高于后者，说明旅游研究学术共同体或合作网络对导师有关成果的传承、发扬和引用有效地提升了博导的Ht指数。一般来说，博导旅游研究者可以指导博士生和硕士生，相比于硕士生导师，博导旅游研究者的学术共同体会比较大。且博士研究生的研究能力也普遍高于硕士研究生，其在研究过程中也会更多地引用其导师的文章，由此使博导旅游研究者的Ht指数更高。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显示，博导旅游研究者Ht指数均值（6.98）比非博导Ht指数均值（4.60）更大，且方差检验结果（p=0.000）证明了博导与非博导旅游研究者Ht指数具有显著的差异性。
4.2.4 区位的影响
从区域分布角度来看，本文关于东部（east）、中部（middle）和西部（west）变量的计量结果显示，区域因素对旅游研究者Ht指数的作用效应不具显著性，表明我国旅游研究影响力在区域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分散性，这与“张文”关于“全国前100所旅游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地理分布密度与‘胡焕庸线’高度吻合”的结论不同。比如，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旅游研究者主要集中在东部区域，其所在院校（或机构）主要位于广州（中山大学保继刚、暨南大学董观志）、北京（北京大学吴必虎）、南京（南京大学张捷）等地，但是，也有不少中西部省份的旅游研究者具有較高的学术影响力，其所在院校位于芜湖（安徽师范大学陆林）、长沙（湖南师范大学许春晓）以及西安（陕西师范大学马耀峰）等地。这些地方或具有坚实的地理学等学科支撑或旅游业发展较好，且对当地经济承担着明显的支柱性作用，具有得天独厚的研究土壤和现实条件。
5 旅游学科发展态势分析
从Ht指数特点及其与旅游研究者年龄（age）之间的计量结果来看，学术生涯长的旅游研究者更容易获得高Ht指数。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学术生涯长的旅游研究者学术影响力却有可能受到旅游学科发展和方法变化的影响。旅游研究者学术影响力了显示了其所从事研究领域被关注的程度，也展示了当前旅游学科领域的热点、前沿及发展趋势。随着我国旅游业从单一产业逐步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旅游学科以及旅游研究获得快速发展。如果将改革开放作为中国旅游学术研究的开始，那么，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是中国旅游研究的初期阶段，旅游研究者的背景多以地理学、历史学等为主；90年代以后，随着管理学以及经济学研究的迅速发展和崛起，其在旅游研究中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成为备受瞩目的旅游研究领域。
旅游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旅游学科领域，对此进行分析，可以把握旅游领域近期的研究热点和学科发展趋势。表4显示了旅游研究者在不同旅游学科的表现，通过分析发现，旅游规划与设计、旅游管理学、旅游地理学等一直是1994年至2014年间这些年里旅游领域的研究热点，显示了持久的生命力。侧重于研究旅游规划与设计的旅游研究者最多，其次是旅游地理学和旅游管理学领域的旅游研究者，且旅游规划与设计、旅游管理学两个领域旅游研究者的Ht指数普遍较高，显示出较高的学术影响力。Ht指数排列前10名的旅游研究者中，处于这3个学科的旅游研究者达到了9位，其中4名旅游研究者的学科领域都是旅游规划与设计。但是，旅游规划与设计领域旅游研究者Ht指数方差和排名情况也显示出，该群体旅游研究者学术影响力离散程度较高，比如保继刚和吴必虎分列Ht指数排名的第一和第二位，而文军和席建超的排名则分别在123和127位上。
我国旅游学术研究领域呈现出较强烈的协同性特色和趋势。旅游管理学、旅游资源（旅游地）开发与管理、旅游经济影响和旅游规划与设计等是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人们关心较多的最直接需要解决、最先反映出来的实际问题，因而受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与之相关的学科能迅速发展同样与此有关。旅游资源（旅游地）开发与管理、旅游规划设计等学科方向也属于旅游地理学的应用领域，该领域发表论文的作者也大多从事地理学研究，由此，旅游经济学、旅游地理学、旅游资源（旅游地）开发与管理、旅游规划设计等构成了旅游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需要的主要分支，旅游学科也成为不同学科协同发展中的综合性交叉学科。
对旅游产业的研究是从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开始的，随着人们对旅游经济效应认识的逐步加深，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开始进入旅游研究领域，经济学在旅游研究中逐渐占据一席之地。本文分析显示，旅游经济学在旅游研究中一直处于显著的地位，且在考虑时间因素的情况下，维持了一个稳定的态势，显示出其该领域学术影响力的持续性，也必将是未来旅游研究的关键领域之一。本文考察的129位旅游研究中，从事旅游经济学研究的有14位，呈现20世纪70和80年代出生旅游研究者与60年代出生旅游研究者平分秋色的格局，是较强的新生代发展力量。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魏小安和戴斌在Ht指数的排名中表现突出（分别排在29和54位），但是，70年代出生的宋子千和杨勇也有着不俗的表现（分别排在40和70位）。如果考虑到20世纪70年代旅游研究者学术生涯开始较晚、经过系统规范的经济学科训练、研究方法更为严谨等方面的因素，70年代以后出生的旅游研究者必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学术影响力，经济学在旅游研究中也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是，在考虑时间因素的情况下，与实际问题关系紧密的应用类旅游分支学科的学术研究进入了边际效应较低的阶段，而理论类、注重挖掘旅游内涵的其他分支学科逐渐获得了研究者的普遍关注。旅游学理论与旅游技术、旅游心理学等学科研究者人数上相对较少，研究力量依然有待加强，但是，这些研究者的Ht指数却有着较好的表现。旅游学理论与旅游技术领域旅游研究者Ht指数均值达到了较高的6.80，且有些研究者年龄相对较高，其中，刘德谦生于1937年，李天元生于1949年，均是较早从事旅游研究和理论探索的研究者。这说明虽然专注于旅游学理论与旅游技术研究的学者较少，但是，该领域一直受到其他旅游研究者的关注，为其他旅游研究者提供了来自旅游学理论上的参考和借鉴，同时也表明这些旅游研究者也一直在旅游理论的建构上做着努力。 考虑到时间因素，不同领域旅游研究者的Ht和H指数的差值均值也有所不同，其中，旅游资源（旅游地）开发与管理的平均差值较小（-5.58），且差值均值的方差最小（1.46），表明该领域一直是旅游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未来仍可能是研究重点。而旅游人类学和社会学普遍呈现最低的平均差值（-4.50），旅游学理论与旅游技术次之（-5.00），说明虽然关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较少，但是，却维持了较为稳定的学科影响力。旅游管理学、旅游规划与设计和旅 游地理学领域则呈现出较大的差值（分别为-6.58、 -6.29和-6.08），说明该学科领域近年来受旅游研究者关注的程度出现了普遍的下降。从旅游管理学研究群体来看，40和50年代出生的旅游研究者占据了较大比重，其研究方法必然带有特定的时代特征。随着旅游研究的深入，传统的旅游管理学、旅游地理学研究已不能满足当前旅游产业发展的需要，研究者逐渐回归旅游产业和旅游理论的本身，根据旅游业的特点，从社会学、人类学等视角对旅游业展开多学科的研究，为人们认识旅游业及其发展机制提供更为全面的视角
6 结束语
本文在考虑时间因素的基础上，计算和刻画了不同年代出生的旅游研究者Ht指数的特征，考察了旅游研究者所在高校（或机构）、地区和学缘关系对学术影响力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通过Ht指数分析了当前旅游学科发展趋势。通过对我国旅游领域研究者Ht指数、H指数的比较，并结合个人信息进行分析，本文发现，在考虑时间因素的情况下，我国旅游研究者的Ht指数普遍低于H指数。进一步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旅游研究者是当前我国旅游学术研究领域中的中坚力量，高校（或机构）学术声誉在对旅游研究者产生了积极的筛选效应和协同效应，教授和博导型旅游研究者Ht指数普遍更高。此外，本文研究也发现，旅游规划与设计、旅游地理学和旅游管理学等一直是旅游领域的研究热点，而旅游经济学近年来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本文采集了旅游研究者的年龄、学历、职称、是否博硕士生导师、学科背景等方面的信息，但是，数据采集的范围依然不够多样，缺乏旅游研究者是否有海外留学经历、基金项目、所获奖项等个人信息，也没有采集旅游研究者的师承关系、工作单位的人员规模、工作经历、学术资源、学科重点等与学术梯队、学术共同体方面的相关信息。我们也不能较为全面地获得旅游研究者履历表中“获得教授职称/博导资格时间”等方面的精确信息，从而未能挖掘和发现更多更有价值的结论。此外，本文研究大体可以看出我国旅游学术研究的概貌和发展趋势，但是，受获取数据限制，我们并未对我国旅游研究者Ht指数进行逐年的跟踪研究。未来，我们将对此进行持续研究，寻找旅游研究各领域之间此长彼消的演变规律，并结合旅游业的发展状况和问题，探究旅游学科变化的原因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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