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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盘否决
自从19世纪发现恐龙化石之后，它们就成了自然历史博物馆历久不衰的卖点，观众的最爱。人们站在这些庞然巨兽之前，不免兴起莫名的敬畏之心，念天地之悠悠，叹造物之神奇，神驰于想象的洪荒世界：三两头恐龙昂首天际，电炬似的目光与闪电辉映。它们在狂风暴雨里矗立，与地平线上喷发中的火山遥相对峙。尽管我们知道30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还不过1米高时，这些曾君临地球1亿年之久的庞然大物，早已灭绝6000万年了。现在的动物中，只有鸟类、鳄鱼和恐龙血缘上最亲近。
历来解释恐龙灭绝的理论不少，不过它们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那就是没有考虑到恐龙事实上是在一次大灭绝事件后，和许多其他海中及陆上的生物，一起从生命舞台上消失的。地质史上的古生代、中生代(约11000万年前开始，6500万年前结束嘟以生物的大灭绝落幕。当时大多数的物种何以高达95％)都遭到了浩劫，没有留下后裔。
许靖华的《大灭绝》，探讨的就是造成恐龙灭亡、中生代结束的大灭绝事件。这个事件的元凶，是来自天外的一颗陨石，它撞击地表造成一系列全球性的生态变化，导致大规模的生物灭绝。他与许多科学家，正在搜集资料，企图勾勒这次生态灾变的大要，不过仍有许多细节待进一步研究。发人深省的是：我们现在对大灭绝事件的认识和了解，“是从人类自己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中累积起来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不管这次大灭绝是怎么发生的，这个事件在生命史上的意义十分重大——至少对人类而言。理由很简单，大灭绝消灭了生命舞台上大部分的主角，使跑龙套的小角有了独当一面的机会。
原始哺乳类在中生代早期(约2亿年前)就已出现，它们目睹着恐龙的兴起、分化与称霸，一筹莫展，在地球生态系统中始终扮演着不起眼的小角色。它们体型比猫大不了多少，大概过着昼伏夜出的生活。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哺乳类竟有机会“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而领受了祸兮福之所倚的大道。大灭绝之后恐龙消失，哺乳类可没对不起老天爷，在6000余万年内急速演化，进占了各色各样的生态环境，分化、变化、大型化。大约500万～300万年前，似猿但能直立行走的人类祖先出现了。
许靖华强调，不管历次的大灭绝是不是由同样的原因造成，对演化中的生命而言，这些事件都是偶发的、不可预测的。他相信大灭绝使贤愚不肖尽归灰飞烟灭，大灭绝之后仅有的幸存者，未必是最适者。又说大灾变何时发生，我们不能预测；大灾变发生的过程，更不能预测。因此，我们不能预测现在的物种中，哪些是适者，哪些不是。适者云云就变得没有意义，而“控制生物演化全部过程的是机遇”。地质学博士许靖华因此全盘否定了生物学的达尔文演化论。
适者生存
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的《物种原始论》，的确为西方生物学开启了—个新纪元，因而有“达尔文革命”之说。达尔文理论的核心是天择(自然选择)说，它由两个观点构成：生存竞争与适者生存。
谈到生存竞争，我们心目中最容易浮现的景象；就是猫捉老鼠、恶虎扑羊。沙滚滚、血淋淋，端的是性命攸关、生死斗争。不过这种斗争固然惊心动魄，却比不上另一种战争来得惨烈。这一场战争，打的是“马尔萨斯原理”，彩头是“后代”。根据马尔萨斯原理，任何一个生物族群，繁殖的潜力都没有充分发挥过。或者父代中有些成员没有机会繁殖，或者所生的子代中有些不能存活，有些不能繁殖。如果所有的成员都能生养下一代，下一代又能全部再生养下一代，很快就会人口爆炸，结果是自然资源耗尽。
因此可以说，在达尔文的理论中，生存竞争指的是同一物种同一族群中的成员，彼此竞争繁衍下一代的机会。即使没有猫科动物的猎杀，在鼠与羊的族群中依然要发生生存竞争。这是一种匮乏经济学，要旨在：支持任何一个生物族群生存的资源，都是有限的。
那么，生存竞争的胜负，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哪些条件使得某些个体比它们的同胞更能生养众多呢?这就得谈另一个常令人误解的概念：适者生存。此观点基于以下的观察：自然族群中的个体，彼此间都有一些先天的差异，这种差异和它们在生存竞争中能否领袖群伦、脱颖而出又有因果关系。适者是个相对的概念，族群中的成员，在生理，形态或行为上表现较优越的，比它们的同胞更能生养众多的，就是适者。
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两者的总合，就是达尔文的天择理论。天择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从生物族群的每一代中挑选出能繁殖成功的个体。天择能解释适应的起源。
在自然界中，处处可以观察到精巧的生物适应现象，生物许多的构造与生理细节，都是对它们生活条件的精致回应。从另一方面来看，地球生命史上曾出现过的物种，据估计99％都已灭绝。灭绝似乎是物种的宿命。从这两个事实，可以推论：第一，地球上的生态环境是变动不居的；第二，生物适应并没有长远的目标。为了眼前的需要而形成的适应模式，不一定能应付未来的环境变化；过去历经考验过的适应模式未必能继续发挥功效：族群或者受天择的锤炼，演化出新的适应模式，或者灭绝。根据达尔文理论，演化是生命适应变动环境的结果。
达尔文在《物种原始论》中，第一次发表了这一套天择理论。由这个书名，我们也可以知道：达尔文最终所要解释的，是新种产生的过程(也就是演化)，而不是物种的毁灭。无论是大规模的生态灾变，还是区域性的生态变迁，支配生物适应、演化的原理仍是天择。
大灾变的发生也许出于偶然，但大灭绝并不发生于一瞬间。许多物种因不能适应灾变后的环境而灭绝，这就不是偶然现象了。恐龙在中生代至为繁盛，占据了地球生态系海、陆、空要津，它们在大灾变后一起从生命舞台消失，也不能单纯地以偶然来解释。偶然最容易消灭的，应该是少数的、本来就不起眼的生物群，如原始哺乳类。所以，大灾变后恐龙与哺乳类在生命史上的消长，必定与它们适应灾变后世界的能力有关。
激烈反应
《物种原始论》第一版上市后，不旋踵即销售一空，可见轰动的情况。不过，达尔文也立即遭到四面八方的攻击。生物学的、神学的、哲学的辩驳文字，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给。这部书的直接效果，是打破了公开讨论生物演化的禁忌。此后，演化成为正当的学术讨论与社交话题。而达尔文的天择理论，却受到普遍的质疑和批驳。各式各样的演化理论也纷纷出炉。
天择理论最不能为当时人接受的，就是天择并不为生命世界提供目的。在达尔文的眼中，自然变动不居，无声无息。繁复多姿的生命奇观，不过是天地之旅中的过客，在繁衍的驱动之下，受盲目天择的锤炼，不知其所以兴，不知何往而盛。莫非吴天罔极、四时更替竟是生命舞台边上唯一的观众?天何言哉!
中国人接受演化论的过程是相当有意思的。严复于18％年刊行《天演论》，正式将达尔文理论介绍给国人。《天演论》不是达尔文的著作，作者是“达尔文战犬”赫胥黎。严复在自序中指出：“赫胥黎氏此书之 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天演论》的读者也同样冲着“自强保种”四字热烈反应。
《天演论》的影响，学者论述颇多。胡适在《四十自述》中的一段话最为生动：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过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刺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
笔者不拟在此评论严译《天演论》的得失。但必须指出的是，此后国人讨论达尔文演化论的文字，大多竟不脱严复“自强保种”的窠臼。
人文证据
虽然许靖华批评达尔文，说什么：“愈钻研史料，就愈发现达尔文主义主张的自然选择并非科学，而是宗教信仰。”然而，许氏在书中聚集毕生功力全力周旋的，不过是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生存竞争、自然选择(天择)这几句“口头禅”罢了，令人好不失望。我们难免怀疑地质学博士许靖华事实上透露了一个秘密：他对这些达尔文理论中的关键词，根本就莫名其妙。
譬如说，许靖华认为大灭绝发生之后仅有的幸存者未必是最适者。这个看法即使是对的，也不能因此而认为适者生存的理论错了。支配幸存者继续繁衍、演化的原理，仍是天择。许氏认为，“环境本身反复无常，适应与否也就没有意义”，却又强调“在生命界中，生物总是相互依存的”。生物的相互依存难道不是生物适应的一种表现?
许靖华最大的问题，在自以为是地拒绝了解天择理论所要解释的是“适应”，演化是天择在变动的世界中运作的结果。他自认为驳倒了天择理论，却无法说明为什么“在生命界中，生物总是相互依存的”，反而标榜他对演化的理解，“其中的谦逊特别值得称道”。原来他故弄玄虚地说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只是为了让人知道他的“谦逊”，因为他相信“谦逊者得到世界”。我们不知道许氏得到了世界没有，我们好奇的是许氏如何判断在生命界中谁是谦逊者，但既然“环境本身反复无常”，谦不谦逊也就无所谓了。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认为“达尔文主义”是无情无德的、邪恶的学说，发明“达尔文主义”的，虽然不是达尔文，却是达尔文“给了它望似可敬的科学烟幕，促成霸权主义如野火燎原席卷世界”。他指责，“适者生存……只是英帝国的邪恶政治哲学”，而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在中国鼓吹达尔文主义，“造成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命定要遭受内战的煎熬”。中研院院士、地质学博士许靖华，在做出这些人文判断时，不认为有“拿出证据”的必要，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那么许靖华有什么对策呢?他主张学习自然之道，尽管“道可道，非常道”，他仍能自信地指出：自然之道就是“互助共存”，我们“要用教育、道德、仁爱及民主达到大同”。这真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了。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许氏不耐达尔文世界的无情岁月，落叶归根致力于人文化成，其情可悯，其志可嘉。他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可算是“异代同情”，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自从19世纪发现恐龙化石之后，它们就成了自然历史博物馆历久不衰的卖点，观众的最爱。人们站在这些庞然巨兽之前，不免兴起莫名的敬畏之心，念天地之悠悠，叹造物之神奇，神驰于想象的洪荒世界：三两头恐龙昂首天际，电炬似的目光与闪电辉映。它们在狂风暴雨里矗立，与地平线上喷发中的火山遥相对峙。尽管我们知道30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还不过1米高时，这些曾君临地球1亿年之久的庞然大物，早已灭绝6000万年了。现在的动物中，只有鸟类、鳄鱼和恐龙血缘上最亲近。
历来解释恐龙灭绝的理论不少，不过它们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那就是没有考虑到恐龙事实上是在一次大灭绝事件后，和许多其他海中及陆上的生物，一起从生命舞台上消失的。地质史上的古生代、中生代(约11000万年前开始，6500万年前结束嘟以生物的大灭绝落幕。当时大多数的物种何以高达95％)都遭到了浩劫，没有留下后裔。
许靖华的《大灭绝》，探讨的就是造成恐龙灭亡、中生代结束的大灭绝事件。这个事件的元凶，是来自天外的一颗陨石，它撞击地表造成一系列全球性的生态变化，导致大规模的生物灭绝。他与许多科学家，正在搜集资料，企图勾勒这次生态灾变的大要，不过仍有许多细节待进一步研究。发人深省的是：我们现在对大灭绝事件的认识和了解，“是从人类自己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中累积起来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不管这次大灭绝是怎么发生的，这个事件在生命史上的意义十分重大——至少对人类而言。理由很简单，大灭绝消灭了生命舞台上大部分的主角，使跑龙套的小角有了独当一面的机会。
原始哺乳类在中生代早期(约2亿年前)就已出现，它们目睹着恐龙的兴起、分化与称霸，一筹莫展，在地球生态系统中始终扮演着不起眼的小角色。它们体型比猫大不了多少，大概过着昼伏夜出的生活。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哺乳类竟有机会“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而领受了祸兮福之所倚的大道。大灭绝之后恐龙消失，哺乳类可没对不起老天爷，在6000余万年内急速演化，进占了各色各样的生态环境，分化、变化、大型化。大约500万～300万年前，似猿但能直立行走的人类祖先出现了。
许靖华强调，不管历次的大灭绝是不是由同样的原因造成，对演化中的生命而言，这些事件都是偶发的、不可预测的。他相信大灭绝使贤愚不肖尽归灰飞烟灭，大灭绝之后仅有的幸存者，未必是最适者。又说大灾变何时发生，我们不能预测；大灾变发生的过程，更不能预测。因此，我们不能预测现在的物种中，哪些是适者，哪些不是。适者云云就变得没有意义，而“控制生物演化全部过程的是机遇”。地质学博士许靖华因此全盘否定了生物学的达尔文演化论。
适者生存
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的《物种原始论》，的确为西方生物学开启了—个新纪元，因而有“达尔文革命”之说。达尔文理论的核心是天择(自然选择)说，它由两个观点构成：生存竞争与适者生存。
谈到生存竞争，我们心目中最容易浮现的景象；就是猫捉老鼠、恶虎扑羊。沙滚滚、血淋淋，端的是性命攸关、生死斗争。不过这种斗争固然惊心动魄，却比不上另一种战争来得惨烈。这一场战争，打的是“马尔萨斯原理”，彩头是“后代”。根据马尔萨斯原理，任何一个生物族群，繁殖的潜力都没有充分发挥过。或者父代中有些成员没有机会繁殖，或者所生的子代中有些不能存活，有些不能繁殖。如果所有的成员都能生养下一代，下一代又能全部再生养下一代，很快就会人口爆炸，结果是自然资源耗尽。
因此可以说，在达尔文的理论中，生存竞争指的是同一物种同一族群中的成员，彼此竞争繁衍下一代的机会。即使没有猫科动物的猎杀，在鼠与羊的族群中依然要发生生存竞争。这是一种匮乏经济学，要旨在：支持任何一个生物族群生存的资源，都是有限的。
那么，生存竞争的胜负，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哪些条件使得某些个体比它们的同胞更能生养众多呢?这就得谈另一个常令人误解的概念：适者生存。此观点基于以下的观察：自然族群中的个体，彼此间都有一些先天的差异，这种差异和它们在生存竞争中能否领袖群伦、脱颖而出又有因果关系。适者是个相对的概念，族群中的成员，在生理，形态或行为上表现较优越的，比它们的同胞更能生养众多的，就是适者。
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两者的总合，就是达尔文的天择理论。天择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从生物族群的每一代中挑选出能繁殖成功的个体。天择能解释适应的起源。
在自然界中，处处可以观察到精巧的生物适应现象，生物许多的构造与生理细节，都是对它们生活条件的精致回应。从另一方面来看，地球生命史上曾出现过的物种，据估计99％都已灭绝。灭绝似乎是物种的宿命。从这两个事实，可以推论：第一，地球上的生态环境是变动不居的；第二，生物适应并没有长远的目标。为了眼前的需要而形成的适应模式，不一定能应付未来的环境变化；过去历经考验过的适应模式未必能继续发挥功效：族群或者受天择的锤炼，演化出新的适应模式，或者灭绝。根据达尔文理论，演化是生命适应变动环境的结果。
达尔文在《物种原始论》中，第一次发表了这一套天择理论。由这个书名，我们也可以知道：达尔文最终所要解释的，是新种产生的过程(也就是演化)，而不是物种的毁灭。无论是大规模的生态灾变，还是区域性的生态变迁，支配生物适应、演化的原理仍是天择。
大灾变的发生也许出于偶然，但大灭绝并不发生于一瞬间。许多物种因不能适应灾变后的环境而灭绝，这就不是偶然现象了。恐龙在中生代至为繁盛，占据了地球生态系海、陆、空要津，它们在大灾变后一起从生命舞台消失，也不能单纯地以偶然来解释。偶然最容易消灭的，应该是少数的、本来就不起眼的生物群，如原始哺乳类。所以，大灾变后恐龙与哺乳类在生命史上的消长，必定与它们适应灾变后世界的能力有关。
激烈反应
《物种原始论》第一版上市后，不旋踵即销售一空，可见轰动的情况。不过，达尔文也立即遭到四面八方的攻击。生物学的、神学的、哲学的辩驳文字，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给。这部书的直接效果，是打破了公开讨论生物演化的禁忌。此后，演化成为正当的学术讨论与社交话题。而达尔文的天择理论，却受到普遍的质疑和批驳。各式各样的演化理论也纷纷出炉。
天择理论最不能为当时人接受的，就是天择并不为生命世界提供目的。在达尔文的眼中，自然变动不居，无声无息。繁复多姿的生命奇观，不过是天地之旅中的过客，在繁衍的驱动之下，受盲目天择的锤炼，不知其所以兴，不知何往而盛。莫非吴天罔极、四时更替竟是生命舞台边上唯一的观众?天何言哉!
中国人接受演化论的过程是相当有意思的。严复于18％年刊行《天演论》，正式将达尔文理论介绍给国人。《天演论》不是达尔文的著作，作者是“达尔文战犬”赫胥黎。严复在自序中指出：“赫胥黎氏此书之 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天演论》的读者也同样冲着“自强保种”四字热烈反应。
《天演论》的影响，学者论述颇多。胡适在《四十自述》中的一段话最为生动：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过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刺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
笔者不拟在此评论严译《天演论》的得失。但必须指出的是，此后国人讨论达尔文演化论的文字，大多竟不脱严复“自强保种”的窠臼。
人文证据
虽然许靖华批评达尔文，说什么：“愈钻研史料，就愈发现达尔文主义主张的自然选择并非科学，而是宗教信仰。”然而，许氏在书中聚集毕生功力全力周旋的，不过是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生存竞争、自然选择(天择)这几句“口头禅”罢了，令人好不失望。我们难免怀疑地质学博士许靖华事实上透露了一个秘密：他对这些达尔文理论中的关键词，根本就莫名其妙。
譬如说，许靖华认为大灭绝发生之后仅有的幸存者未必是最适者。这个看法即使是对的，也不能因此而认为适者生存的理论错了。支配幸存者继续繁衍、演化的原理，仍是天择。许氏认为，“环境本身反复无常，适应与否也就没有意义”，却又强调“在生命界中，生物总是相互依存的”。生物的相互依存难道不是生物适应的一种表现?
许靖华最大的问题，在自以为是地拒绝了解天择理论所要解释的是“适应”，演化是天择在变动的世界中运作的结果。他自认为驳倒了天择理论，却无法说明为什么“在生命界中，生物总是相互依存的”，反而标榜他对演化的理解，“其中的谦逊特别值得称道”。原来他故弄玄虚地说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只是为了让人知道他的“谦逊”，因为他相信“谦逊者得到世界”。我们不知道许氏得到了世界没有，我们好奇的是许氏如何判断在生命界中谁是谦逊者，但既然“环境本身反复无常”，谦不谦逊也就无所谓了。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认为“达尔文主义”是无情无德的、邪恶的学说，发明“达尔文主义”的，虽然不是达尔文，却是达尔文“给了它望似可敬的科学烟幕，促成霸权主义如野火燎原席卷世界”。他指责，“适者生存……只是英帝国的邪恶政治哲学”，而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在中国鼓吹达尔文主义，“造成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命定要遭受内战的煎熬”。中研院院士、地质学博士许靖华，在做出这些人文判断时，不认为有“拿出证据”的必要，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那么许靖华有什么对策呢?他主张学习自然之道，尽管“道可道，非常道”，他仍能自信地指出：自然之道就是“互助共存”，我们“要用教育、道德、仁爱及民主达到大同”。这真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了。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许氏不耐达尔文世界的无情岁月，落叶归根致力于人文化成，其情可悯，其志可嘉。他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可算是“异代同情”，令人发思古之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