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美国的帮助是中国在中日战争中取胜的重要因素，而美国之加入，系因日本偷袭美国在夏威夷的珍珠港所致。在此之前，美国对华之被侵略，同情多于援助，或口惠而实不至，甚至其“中立法”对华殊多不利。直到1939年，才有实质而较大数额的援助。此前，美国总统罗斯福置身于美国经济之重建，关心欧洲的国际政治，国务卿赫尔则对远东事务不熟悉。远东政策委诸远东司司长洪恩贝克，另有咨询的驻日大使格鲁及驻华大使詹森。有关抗战前期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前述三位外交官员的英文著作不少，但中文著作却寥若晨星，本文初步勾勒此三人此期内对华的意见作为，并略述其分歧。
[关键词] 抗战前期；美国外交官；对华政策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5—0139—07
1937至1945年的中日战争，中国以第三世界的国家，居然可以击败现代化成功的日本，虽然是中华民族子民同仇敌忾、坚毅不拔的努力结果，但无可否认的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在于美国的帮助，而美国之加入，系因日本在1941年12月8日(公历为7日)偷袭美国在夏威夷的珍珠港所致。在此之前，美国对华之被侵略，同情多于援助，或口惠而实不至，甚至其国的“中立法”对华殊多不利。直至1939年，才有实质的而较大数额的援助。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罗斯福置身于美国经济之重建，关心欧洲国际政治。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则对远东事务不熟悉，远东政策委诸远东司司长洪恩贝克(Stanley K．Hombeek)，②另有咨询的驻日大使格鲁(JosephGrew)及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Johnson)。有关抗战前期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前述三位外交官员的英文著作不少，但中文著作却寥若晨星，笔者近十余年来写过数篇有关民初、北伐至抗战前后的中美外交论文，爰将洪恩贝克、格鲁、詹森三人于斯期对华的意见作为，提出初步整理，以待来者。
一、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的美国国内外环境
1930年代，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盛行，罗斯福总统只能设法防止欧洲武装冲突的扩大，提倡国际和平，以配合孤立主义派之“反对以集体行动对付侵略者”的声浪，及补救战祸带来的经济萎缩。与卢沟桥事变发生同一期间，意大利出兵占领东非的埃塞俄比亚，美国政府认为，此事远较日本军队占领沈阳严重。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美国之注意焦点放在欧洲的民主与独裁日益敌对上，对于卢沟桥事变之发生，反而认为情况不严重，且因双方都未立即调来大军，故认为不可能成为大的战争。就经济因素而言，在九一八事变以前，美国对日贸易额向来为对华贸易额之两倍以上。据1935年统计，在美国与远东的贸易中，对日贸易占43％，而对华贸易仅占14％。1938年美国对外总输出额中，日本居第3位，占7．7％，中国居第22位，仅占2．4％。美国资本家对美日经济关系十分重视，特别是1929至1933年间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把维持和扩大对日贸易看作摆脱危机的一条生路，担心削减或断绝美日贸易会加深危机。因此，美国商界认为为了中国的利益而结仇于日本是不值得的。另一方面，至1937年，美国出口日本的物资中，军需品占58％，1938年则占67％。1934至1940年间，美国提供予日本13．6亿美元外汇，直接供给日本的物资为10亿美元。日本所急需的军需品石油、废钢废铁和飞机要件多数从美国进口。
二、卢沟桥事变发生美国外交官的初步反应
美国外交界在事变前，对中国的前途大都抱着相当程度的乐观态度。詹森大使向国务院报告：中国人面对未来日本的进逼，有信心应付；至于对于日本，詹森大使则不存有“幻想”，因日本的军方仍然控制政府，不会放弃征服中国的野心。
事变发生后不久，洪恩贝克及新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在华府会见了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及中国财长孔祥熙。谈话间，洪恩贝克表现出一副事不关己的冷淡态度。洪氏言：若中国能够自撑下去，日本自会停顿下来；孔氏言：中日之战已不可免；洪氏曰：若日本继续侵略，则其国力将被耗尽，中国应继续求发展，而不是去与外国政府争辩。洪氏继言：美国支持一个强而统一的中国，美国对华政策，不只是援助，而是基于美国利益考量上的决定；中国人的过失是肚量狭窄，最主要的是无效率与愚蠢；日本人的缺失则性质不同，其计划又周详，能有效实现。中日两国都有过失，但日本的表现危害均势，且威胁到美国的利权。
7月13日，英国提议英美二国集体劝阻日本勿继续军事行动，不仅洪氏立表反对，在华的詹森大使及驻日大使格鲁，亦先后向国务院表示，不接受英国的建议是明智之举。格鲁且表示：日本人民认为西方国家对东亚无介入之权力，今日之国际行动，亦不存在情感及道德原则。赫尔国务卿乃于7月16日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不介入他国之事，希望和平解决争端。事后，格鲁再向赫尔表示，中立而不谴责任何一方，较诸直接表态明智，因直接表态适足以激怒日本诸领导人。但洪氏对赫尔较有保留，言虽然道德不足以劝阻日本，但若要有效，除非列强政府愿意采取行动。
8月3日，英国外相艾登(AnthonyEden)再度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共同劝导日本的要求。赫尔询问格鲁之意见，格鲁言劝日本之希望甚微，因为广田弘毅外相之条件是要中国承认满洲国与中国停止反日活动。不久，淞沪战事又起。赫尔鉴引英美之调停无数，乃于8月23日重申7月16日之声明，言远东之冲突非美国之当前利益所在。
淞沪战役一起，美国立即关心该地区的美侨生命、财产及利权问题。此外，赫尔问詹森大使，是否引用中立法。詹森大使言，若美国为第一个制止援华之国，中国会深感遗憾；若情况持续对华不利，中国会以环境因素作为失败之遁词。中国坚认九国公约国及凯洛格·布里委公约国(Kellogg—Briend Pact)会出面限制日本，中国期待外来援助，怕(美国)中立法对他们不利。中国人民一旦对美国愤怒，则增加在华美侨安全之危险。洪氏虽亦不赞成中立法，但却催促美国政府早日实行。赫尔犹豫一阵后，亦同意洪氏之建议，通过对华不利的中立法。综观卢沟桥事变的一年内，洪恩贝克、格鲁及詹森大使，都反对调停，不讲求道义，但各人的逻辑却有一些不同。
洪恩贝克是1928至1941年间美国远东政策的设计人。在九一八事变至珍珠港事变期间，他主张维护门户开放政策，帮助中国，抑制日本在华的扩张。七七事变发生后，他一面鼓励中国庄敬自强，一面鼓动美国政府提出对日经济制裁，并主张与苏联建交，联苏以制日，抵制日本独霸东亚；呼吁美国政府扩建海军，以吓阻日本的军国主义发展；在中国独立抗日而遭受困顿时主张对华施予经济援助与军事援助，以杜绝断断续续的日蒋和谈，使中国军队拖住日本百万大军，以 减少日本对东南亚进逼的能量。正如孔华润(Warren Cohen)所说：“他对中国不关心，十分倾向于设法使日本在中国陷入困境的主张，认为那样最符合美国的利益，他想从令人不愉快的和不可救药的现实中创造出实在的利益。”
洪恩贝克早在中日廿一条交涉时，就撰文阐述美国与日本的门罗主义内涵不同。其要点为：(一)日本是一面积狭小、人口不多而资源匮乏之国，在文化上、政治上及财政上，无甚可提供予中国；(二)美国宣布门罗主义之初，不与欧洲各国结盟，而日本则先后与俄、英结盟；(三)美国门罗主义从未在经济方面排斥欧洲诸国，日本则有；(四)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纪录清白，而日本则一而再地侵犯中国的主权；最后，他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商市场，美国要阻止此市场为日本所关闭。”1916年，洪氏发表奠定其为远东事务专家地位的著作《当代的远东政治》一书，提出他对日本在华政策的解读。其要点为：(一)日本必须有拓殖的空间，而满洲及东内蒙是日本合理的扩张范围；(二)日本必须有商业扩展的空间，而中国全部则是其扩张的正当范围；(三)日本在华的政治活动，仅是针对中国的弱点，(助华)努力保护中国免受威胁，庶免波及日本；(四)维持远东之和平是日本的义务。此书之出，目的当然是对廿一条交涉时美、日二国外交官的对话中，日方提出的“日本在亚洲犹如美国在美洲”，“日本在亚洲之所为好比是亚洲的门罗主义”的说法，再度提出反驳。洪氏后来又加予补充，其论点是：美国的门罗主义是防御性的，未声求超越现状的特权；而日本的门罗主义是侵略性的，其目的在增强日本在东亚政治的影响力、军事的地位及经济的特权。为达到此目的，日本在朝鲜及满洲，都使用强迫手段，不管其政策是否违法，其理论殊少可与美国的门罗主义联想在一起之处。洪氏认为：日本的政治家由于对自由与平等定义的了解不够，不能明白纯正的“平等待遇”，误以门户开放政策并不阻止允诺权(unimpededd right of admission)，亦不了解机会均等的解释是“任何一个竞争个体，以其最佳者去与人合作或竞争”，因此政府与人民都不能明了：借款优先承担或特别关税特权，是违背西方国家的机会平等原则的，虽然它不直接破坏门户开放原则。由上述立论，可知在七七事变后，洪氏主张与日本积极对抗的根源，詹森、格鲁二位大使都受他的著作影响。
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隔离疾疫”演说。洪氏认为此说法不很恰当，因为战争并非疾病，战争一定是由一群有病的疯人所主导的，为了医治这些疯人，还得使用武力把他们制住才行。赫尔及格鲁都害怕强力的介入会引起战争，洪氏则认为日本只会全力打中国，不会冒险对美国或英国作战。11月，他奉命参加九国公约国家举行的布鲁塞尔会议，拟在会上提出对日实施经济制裁，与会其他列强亦同意。但在他提案之前，却又被罗斯福及赫尔来电压住，同时也因日本拒绝参加此会议，会议只通过了一个谴责日本的宣言，即告结束。
针对美国对中国战争所应持之战略，洪氏认为西方列强不应太早采取行动，要等到中日双方都有大量伤亡及经济损失，都筋疲力尽时，才须介入。在此前提下，他提出三个但书：(一)中国未被彻底瓦解时；(二)日本内部尚未爆发经济崩溃时；(三)中国或日本或中日二国皆未受苏联控制时。所以在七七事变发生后不久，美国国务院再三不理会英国提出的协调要求，洪氏仍希望中国能自力更生。12月，美国军舰帕内号(Pamay)在长江被击沉，美国民意测验要求美国战舰教训日本，使类似此事件不再发生。但在日本作了道歉及赔偿后，事情就过去了。
洪恩贝克反对与英国一起出面劝导日本，格鲁也反对。格鲁坚持美国外交应基于两个原则：(一)准备维护美国在远东的合法利权；(二)以一个同情的、合作的及帮助的态度对待日本。他认为日本解决过剩人口之方法有二——领土及工业的扩张。格鲁想让其上司了解日本人的“侵略中国”合理化说辞，认为日本在亚洲未被其他列强待以平等，为了改善日本的经济困难，或达到较高明的生活水平，日本打算取代西方列强去剥削中国，不免造成别人的损失。格鲁把日本人这种态度，归类于美国的“明显命运”(ManifestDestiny)的说法。
格鲁对10月5日罗斯福总统的“隔离疾疫”演说甚感失望，对华盛顿之配合国联的决议——派员参加布鲁塞尔会议，更表示愤怒。尤其是是时前国务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居然投书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主张对日本禁运，格鲁亦甚不赞同。至1937年底，格鲁仍不承认日本在外交上的孤立是因其扩张主义所致，但他知道罗斯福政府并未对日实行经济制裁，心中稍感释然。
詹森大使一向自诩可讲流利的汉语而自认懂中国文化，认为中国人是被动、静态的，以个人为中心而不考虑国家民族，直至最近五年，民族主义才从西方进口而来。中国人不能控制他们自己的命运，需要美国更大量的援助，不能自力更生。
1938年的慕尼黑(Munich)协议，英国出卖了捷克，詹森认为，从此英国已失去为其殖民地作决策的能力。美国正可以取代英国，作为今日世界的领导者，世界的和平，应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但美国可统治世界的和平，却不能保护中国。他说：鉴诸美国在远东及外交政策的经验，中国不值得美国去援助，而日本的需要及政策反而是合法的，即使日本人的手法必须加予谴责。詹森大使同情日本缺乏资源，人口且多，所以必须转向中国以满足其需要。他说英、苏、法、荷、美等国都控制国民生活必需的资源，如煤、铁、金、石油、棉花等，所以他个人倾向接受日本人所提的声明：他们需要原材料及自由市场；日本没地方可去，必须开发亚洲，但亚洲已没有容纳他们过剩人口的空间。8月12日，当他知道日本对华的要求仅是取消华北反日行动等时，格鲁促国务院劝中国接受日本的条件。詹森不愿劝中国政府接受日方条件，但他告诉赫尔国务卿：在我看来，中国已无法可救，是否与日对抗，迟早都要沦为日本的附庸，唯一的选择是牺牲主权购买和平，但那是日本的损人利己的国策。詹森知道，中国仍寄望于九国公约签字国之援助，那些签约诸国亦知中国亦为英、美利益而抗日。罗斯福总统在此一段中日交战期间未引用中立法，詹森有其功劳。此外，有关美国在中日纠纷中的角色问题，他的意见大致与格鲁相同。
三、1938年，对华政策仍限于同情
1938年初，洪恩贝克预料若日本战胜，将不会容忍美国对华的同情及活动，但他仍表示“美国将不能默认日本征服中国”，“中国尚未走到需要美国援助的时候，而日本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尚未明显地强烈，而美国的民情也尚未明显到要求国务院改变立场的时候”。6月，日本拒绝美、英二国开放中国长江的要求，洪氏虽不满， 亦未采取任何行动。10月以后，日军占领华北及沿海地区，中国的“门户”已不能“开放”。同时，英、法、德签订慕尼黑协议，日本发表“近卫声明”，欲与“更生中国”携手。11月初，日本政府发表“建设东亚新秩序”，美国不能不提出相对应付之道。12月31日，美国照会日本政府，表示“美国政府不承认任何一国有必要或有理由在一个不属于它的主权范围内，规定一个‘新秩序’的内容和条件，并自命为这个‘新秩序’的主宰”。洪氏除了主张对华施予贷款，利用中国拖住日本、耗尽日本的资源外，提出了三个建议：(一)重提扩建美国海军案；(二)停止售予日本战争的物资，抵制日货；(三)对日采取经济制裁，中止1911年所签的美日商约。
格鲁同意洪氏增建海军，以保美侨及美国利权的建议。但在2月，他向国务院表示，现在尚不宜对日施压。美国应行的选项有三：(一)给予日本一个秘密警告；(二)调舰去西太平洋；(三)经济禁运。但他又虑及调舰亦是否意味准备作战，美国民众对经济禁运是否会支持。格鲁之所以出此建议，是因他痛恨南京大屠杀在先，又鉴日本飞机滥炸广州于后。对于日本发布“新秩序”，格鲁亦表震惊，认为日本不该公然地牺牲中国主权，乃不再犹豫，把日本放人极权阵营中。11月下旬，德日签文化公约，二国政治关系愈密切。12月初，英驻日使克莱琪(SirRobert Craigie)向格鲁建议西方诸国对日施予经济制裁，格鲁拒绝，并提醒克莱琪，日本的政策只能用武力才能改变。国务院不顾格鲁反对，继续研究经济制裁日本之道，但格鲁仍反对对日经济制裁，虽然他不积极反对援华。
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方面，由于1938年的欧洲事件，即德吞奥、并捷克，意大利侵入埃塞俄比亚，使他的孤立主义情怀消除殆尽。是年夏，詹森担心日本会向美国求得财援，以为继续征服中国之用。此事未成真之后，9月，他建议国务院支持中国的对日经济制裁之请求。10月，美国国务院对日本政府发出长篇而用语尖锐的抗议，抗议日本在华建立歧视之关卡，违反在华公平机会之原则，其中美商吃亏最大，日本反驳美国仍持昔日的观念和原则，不适于“新秩序”，且将危及亚洲和平。美国乃走向对日强硬之途。
四、1939年，走向制裁日本
1939年2月，日军占领海南岛，3月占领南沙群岛，意味着日军不久将逼近美国属地菲律宾。洪恩贝克相信日本这种任性的盲目扩张，不可能由其国内舆论使其改变，如此下去将对美国的利权有损。他主张先选择数种物品项目，对日实施制裁，而经济制裁有限制日本海空军力的作用，在整个国务院达成“若中国崩溃，美国将更辛苦”的共识下，7月，美国通告废止美日友好通商条约，自次年1月起生效。这是中日战争发生以来，美国对日本的首次较为激烈的行动。
格鲁与洪恩贝克均认识到，经济制裁需以准备用武为后盾，但罗斯福、赫尔于3月间均尚不准备对日施予经济制裁。洪氏此时大谈西人误解廿世纪以前的日本人，以为8人生性温和，爱好艺术，不知日俄战后，日人已好侵略扩张，道德劝说没用，若不试用经济制裁，则不久需以武力相对。日本所占的海南岛，若变成有良好装备的海空基地，可控制从香港到南印度支那(中南半岛)的海岸线，而南沙群岛在中南半岛与英属婆罗洲之间，是通往东南亚军事行动的跳板。格鲁认为英国在远东的利权远较美国广大，英国才需要出面领导抗日。詹森大使在知悉洪氏的计划后，上书罗斯福，言专制政权如轴心国及日本只想以优越武力解决问题，美国有义务在动乱世界中担任领袖，不仅可救英国(火中)的栗子，美国的栗子亦包含在内。5月，格鲁返美，行前拜访日本首相、外相，平沼骐一郎首相提议美日合作，共防欧洲灾难，日本因资源有限，只需要多些资源。格鲁不知蒋介石此时已不愿再割土赔款，更不知日本所说的“新秩序”是日本官员宣誓必完成的历史使命，还以为日本只是要增加一小部分领土。但赫尔及其远东司的同仁都很清楚：日本要的不只是资源，而是德国式地统治(中国)，所以要等到日中谈判好后，美日再来谈判。及见日本连续轰炸重庆，在天津屠杀，美政府乃拒平招计划，代之以终止美日通商条约。
五、1940年的三国轴心联盟到偷袭珍珠港
1940年春夏间，希特勒横扫荷兰、法国，重创英国。天然资源丰富的东南亚既在日本的新秩序范围内，自然有被日本占领的可能，尤其是荷属东印度(印尼)是日本的第二石油供应国。身为远东专家的洪恩贝克，特别焦虑。4月，密西根大学的霍尔教授(Robert HaH)在《地理评论》上发表文章，强调东南亚有美国需要的原料的90％，美国不能容许被摒弃于此域之外，尤其身为工业大国的美国，不能坐视其赖以生存的资源被人切断。洪氏将此文章传阅于国务院各部门。4月17日，赫尔国务卿发表声明，反对日本干涉荷属东印度的事务。此时日本政府要求美国：(一)采取临时措施弥补美日商约的废除；(二)停止对蒋政府的援助，与日本合作重建中国；(三)承认东亚之新状况，双方在太平洋地区各自保持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拒绝这些建议。赫尔认为同意之则无异于承认日本在世界东半球之霸权，并要日美双方宣布保持欧洲各交战国在太平洋地区势力范围的现状，即不准日本将势力伸向东南亚。7月26日，罗斯福宣布中国凭许可证可购买航空汽油、飞机润滑油及高质废钢铁，还赠予中国国民政府十架新式飞机和批准一批贷款。
同年9月，德、意、日三国轴心联盟签字，罗斯福总统对此深恶痛绝。洪氏乃乘机鼓吹对日施予进一步的经济制裁，因为7月26日的禁运尚为日本保留一些购买空间。他写信给詹森大使说：石油是日本战略上的弱点，切断对日石油的供应，是一好战术，但日本若占有荷属东印度，不仅对美国有害，也减少了美国对日本实施禁运的筹码。但在9月23日，日本军队却进驻越南北部，为此，素来主张尽量避免与日本作战的格鲁乃终于同意洪氏的“美国已在战争状态”认识，是年11月底，美、英共同声明，不承认汪兆铭政权。
进入1941年，近卫内阁续令日军闯入东南亚，7月起，美国因有对日本电报密码的破解能力，知道日本已经派遣海军前往占领越南南部及柬埔寨的金兰湾基地，美国乃认定日本人掠夺成性，口是心非。时租借法案已于年初颁布，5月适用于中国，洪氏怕日本于全力南进之前，尽力先解决中国问题，乃力促赫尔支持中国。另一方面，他又低估日本，认为日军无力攻击美国，不理格鲁“日军将攻新加坡”的警告。7月25日，美、英二国同时冻结日本在美、英的资金和资产；7月28日，日军开进越南南部，公然否定赫尔的谈判条件。8月1日，美国宣布实行除大米和棉花以外的全面禁运。8月4日，赫尔及洪恩贝克拒绝日本的提议——举行美日首脑会议。8月26日，日本再作一次要求，赫尔提出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从中国撤军；(二)日本改变与三国轴 心联盟的关系；(三)太平洋地区贸易机会均等。日本拒绝，乃走上偷袭珍珠港对美作战的道路。
六、结论
美国自19世纪末发表门户开放政策以来，一直受到其他列强的破坏，而每当中国要求美国相助时，美国先发明“不承认政策”以为应付，或者以“美国只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并未承诺要去维持中国的完整”，或者以“中国履行国际义务及维持法律秩序不足，不足以受国际法的保护”，或者以“美国的国家利益由美国自己决定，而其内涵远不止于援助中国一事”等作为理由推辞。这些说理大都是洪恩贝克于国务院有影响力及发言权以后出现的，尤其“美国的国家利益内涵远不止于门户开放”，故门户开放可以藉“不承认”之宣布而“进可攻退可守”，所以门户开放政策一如美国对华政策，并非纯出于高尚动机。
从1937年年中，洪氏对日本采取建设性及限制性并存的两种路线，前者确认日本军事侵略不对，但需考虑日本的安全利益。但至1938年，日本破坏美国在远东的利权，且推出一个“新秩序”，使洪氏想法大变，是年年底，洪氏不再提日本“可同情的困难”，完全采取限制性的路线，强调抵挡日本军事扩张之方法，相信日本的要求系贪得无厌。洪氏之不愿让步，即使格鲁说“承认满洲国，不碍美国利权”也不接受。洪氏也代表美国，厌恶日本挑战美国的世界秩序观念，认为日军连续侵犯中国大陆、海南岛、南沙群岛、中南半岛(含泰国)、荷印，用意是把远东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所以他不会同意格鲁“美日若不战，美、英可全力攻德，日本不会乘机大肆扩张(于远东)”的想法。
洪恩贝克决定以强硬路线对付日本后，一方面强调增强海军军力，并教导美国人民关于世界政治的本质，一方面也强调援助中国，除了施予贷款外，终止1911年以来的美日商约及冻结日本在美资产，也是间接援华的表现，增海军、援华双管齐下，逼迫日本减弱其扩张主义。
虽然洪氏以首席中国通的声誉，面对对亚洲事务了解相对不足的罗斯福总统及赫尔国务卿，有许多挥洒的空间，但在1937至1941期间，没有一人的建议得到完全采纳及实行。在1939年以前，美国政府倾向采取格鲁的被动的、不干预的、中立的、孤立主义的主张，此固然出诸罗斯福总统及美国民意的重欧轻亚，亦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孤立主义并未全退使然。此外，自1895年以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美国驻日大使的意见分量，高于驻华公使，即使后来改为驻华大使也是一样。此或为日本已成列强之一使然，或为美日贸易分量高于美中贸易使然。另一方面，廿世纪前半期，美国对日对华大使或公使的派遣人选，大多出自远东司司长或其他有杰出表现的人选，换言之，远东司司长之职权，或许高出大使，但在职业伦理上，大使的地位仍然受到相当的尊重。詹森驻华大使也当过远东司司长，但其既非获得公认学术地位的专家，且中年结婚，派至中国后，常牵挂其娇妻幼子，美国学者普林司(GregoryS．Prince)说他以能操汉语为傲，对各地领事的报告却没能力分析，也没兴趣追踪细节，无法向国务院作出职业上、专业上的分析，因为他在助理国务卿任内提拔洪恩贝克为远东司司长，所以洪氏也不方便追究。后来鉴于日军的暴行及洪氏意志的坚决，才从“中国不值得拯救”的主张，改为应该援助中国的主张。由于詹森大使对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角色之了解不够，更无法反驳格鲁的说辞，任由格鲁自己去“天人交战”。
格鲁大使，波士顿名门望族之后，1902年哈佛大学毕业，任驻日大使之前，历任驻墨使馆秘书、巴黎和会代表、驻丹麦公使、驻瑞士公使、国务院次卿，不谙日语，自许有使命感——不愿使美国为中国而与日本作战。由于罗斯福总统从未向他明示美国对日本的立场及界限标准，使他认为：身为驻日大使，当然要尽量与日本亲善，至少要维持现状。由于不谙日语，不能从日本媒体或学界参悟日本文化，加上是时日本社会思潮四起，政情变化一改再改，国务院给他的信息不足，使他的判断与主张前后不一，且有矛盾。在美国缺乏“日本通”的时代，“中国通”也很少，且不够专门，所以格鲁对中国的政治陌生，也是使他的判断发生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 抗战前期；美国外交官；对华政策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5—0139—07
1937至1945年的中日战争，中国以第三世界的国家，居然可以击败现代化成功的日本，虽然是中华民族子民同仇敌忾、坚毅不拔的努力结果，但无可否认的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在于美国的帮助，而美国之加入，系因日本在1941年12月8日(公历为7日)偷袭美国在夏威夷的珍珠港所致。在此之前，美国对华之被侵略，同情多于援助，或口惠而实不至，甚至其国的“中立法”对华殊多不利。直至1939年，才有实质的而较大数额的援助。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罗斯福置身于美国经济之重建，关心欧洲国际政治。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则对远东事务不熟悉，远东政策委诸远东司司长洪恩贝克(Stanley K．Hombeek)，②另有咨询的驻日大使格鲁(JosephGrew)及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Johnson)。有关抗战前期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前述三位外交官员的英文著作不少，但中文著作却寥若晨星，笔者近十余年来写过数篇有关民初、北伐至抗战前后的中美外交论文，爰将洪恩贝克、格鲁、詹森三人于斯期对华的意见作为，提出初步整理，以待来者。
一、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的美国国内外环境
1930年代，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盛行，罗斯福总统只能设法防止欧洲武装冲突的扩大，提倡国际和平，以配合孤立主义派之“反对以集体行动对付侵略者”的声浪，及补救战祸带来的经济萎缩。与卢沟桥事变发生同一期间，意大利出兵占领东非的埃塞俄比亚，美国政府认为，此事远较日本军队占领沈阳严重。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美国之注意焦点放在欧洲的民主与独裁日益敌对上，对于卢沟桥事变之发生，反而认为情况不严重，且因双方都未立即调来大军，故认为不可能成为大的战争。就经济因素而言，在九一八事变以前，美国对日贸易额向来为对华贸易额之两倍以上。据1935年统计，在美国与远东的贸易中，对日贸易占43％，而对华贸易仅占14％。1938年美国对外总输出额中，日本居第3位，占7．7％，中国居第22位，仅占2．4％。美国资本家对美日经济关系十分重视，特别是1929至1933年间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把维持和扩大对日贸易看作摆脱危机的一条生路，担心削减或断绝美日贸易会加深危机。因此，美国商界认为为了中国的利益而结仇于日本是不值得的。另一方面，至1937年，美国出口日本的物资中，军需品占58％，1938年则占67％。1934至1940年间，美国提供予日本13．6亿美元外汇，直接供给日本的物资为10亿美元。日本所急需的军需品石油、废钢废铁和飞机要件多数从美国进口。
二、卢沟桥事变发生美国外交官的初步反应
美国外交界在事变前，对中国的前途大都抱着相当程度的乐观态度。詹森大使向国务院报告：中国人面对未来日本的进逼，有信心应付；至于对于日本，詹森大使则不存有“幻想”，因日本的军方仍然控制政府，不会放弃征服中国的野心。
事变发生后不久，洪恩贝克及新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在华府会见了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及中国财长孔祥熙。谈话间，洪恩贝克表现出一副事不关己的冷淡态度。洪氏言：若中国能够自撑下去，日本自会停顿下来；孔氏言：中日之战已不可免；洪氏曰：若日本继续侵略，则其国力将被耗尽，中国应继续求发展，而不是去与外国政府争辩。洪氏继言：美国支持一个强而统一的中国，美国对华政策，不只是援助，而是基于美国利益考量上的决定；中国人的过失是肚量狭窄，最主要的是无效率与愚蠢；日本人的缺失则性质不同，其计划又周详，能有效实现。中日两国都有过失，但日本的表现危害均势，且威胁到美国的利权。
7月13日，英国提议英美二国集体劝阻日本勿继续军事行动，不仅洪氏立表反对，在华的詹森大使及驻日大使格鲁，亦先后向国务院表示，不接受英国的建议是明智之举。格鲁且表示：日本人民认为西方国家对东亚无介入之权力，今日之国际行动，亦不存在情感及道德原则。赫尔国务卿乃于7月16日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不介入他国之事，希望和平解决争端。事后，格鲁再向赫尔表示，中立而不谴责任何一方，较诸直接表态明智，因直接表态适足以激怒日本诸领导人。但洪氏对赫尔较有保留，言虽然道德不足以劝阻日本，但若要有效，除非列强政府愿意采取行动。
8月3日，英国外相艾登(AnthonyEden)再度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共同劝导日本的要求。赫尔询问格鲁之意见，格鲁言劝日本之希望甚微，因为广田弘毅外相之条件是要中国承认满洲国与中国停止反日活动。不久，淞沪战事又起。赫尔鉴引英美之调停无数，乃于8月23日重申7月16日之声明，言远东之冲突非美国之当前利益所在。
淞沪战役一起，美国立即关心该地区的美侨生命、财产及利权问题。此外，赫尔问詹森大使，是否引用中立法。詹森大使言，若美国为第一个制止援华之国，中国会深感遗憾；若情况持续对华不利，中国会以环境因素作为失败之遁词。中国坚认九国公约国及凯洛格·布里委公约国(Kellogg—Briend Pact)会出面限制日本，中国期待外来援助，怕(美国)中立法对他们不利。中国人民一旦对美国愤怒，则增加在华美侨安全之危险。洪氏虽亦不赞成中立法，但却催促美国政府早日实行。赫尔犹豫一阵后，亦同意洪氏之建议，通过对华不利的中立法。综观卢沟桥事变的一年内，洪恩贝克、格鲁及詹森大使，都反对调停，不讲求道义，但各人的逻辑却有一些不同。
洪恩贝克是1928至1941年间美国远东政策的设计人。在九一八事变至珍珠港事变期间，他主张维护门户开放政策，帮助中国，抑制日本在华的扩张。七七事变发生后，他一面鼓励中国庄敬自强，一面鼓动美国政府提出对日经济制裁，并主张与苏联建交，联苏以制日，抵制日本独霸东亚；呼吁美国政府扩建海军，以吓阻日本的军国主义发展；在中国独立抗日而遭受困顿时主张对华施予经济援助与军事援助，以杜绝断断续续的日蒋和谈，使中国军队拖住日本百万大军，以 减少日本对东南亚进逼的能量。正如孔华润(Warren Cohen)所说：“他对中国不关心，十分倾向于设法使日本在中国陷入困境的主张，认为那样最符合美国的利益，他想从令人不愉快的和不可救药的现实中创造出实在的利益。”
洪恩贝克早在中日廿一条交涉时，就撰文阐述美国与日本的门罗主义内涵不同。其要点为：(一)日本是一面积狭小、人口不多而资源匮乏之国，在文化上、政治上及财政上，无甚可提供予中国；(二)美国宣布门罗主义之初，不与欧洲各国结盟，而日本则先后与俄、英结盟；(三)美国门罗主义从未在经济方面排斥欧洲诸国，日本则有；(四)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纪录清白，而日本则一而再地侵犯中国的主权；最后，他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商市场，美国要阻止此市场为日本所关闭。”1916年，洪氏发表奠定其为远东事务专家地位的著作《当代的远东政治》一书，提出他对日本在华政策的解读。其要点为：(一)日本必须有拓殖的空间，而满洲及东内蒙是日本合理的扩张范围；(二)日本必须有商业扩展的空间，而中国全部则是其扩张的正当范围；(三)日本在华的政治活动，仅是针对中国的弱点，(助华)努力保护中国免受威胁，庶免波及日本；(四)维持远东之和平是日本的义务。此书之出，目的当然是对廿一条交涉时美、日二国外交官的对话中，日方提出的“日本在亚洲犹如美国在美洲”，“日本在亚洲之所为好比是亚洲的门罗主义”的说法，再度提出反驳。洪氏后来又加予补充，其论点是：美国的门罗主义是防御性的，未声求超越现状的特权；而日本的门罗主义是侵略性的，其目的在增强日本在东亚政治的影响力、军事的地位及经济的特权。为达到此目的，日本在朝鲜及满洲，都使用强迫手段，不管其政策是否违法，其理论殊少可与美国的门罗主义联想在一起之处。洪氏认为：日本的政治家由于对自由与平等定义的了解不够，不能明白纯正的“平等待遇”，误以门户开放政策并不阻止允诺权(unimpededd right of admission)，亦不了解机会均等的解释是“任何一个竞争个体，以其最佳者去与人合作或竞争”，因此政府与人民都不能明了：借款优先承担或特别关税特权，是违背西方国家的机会平等原则的，虽然它不直接破坏门户开放原则。由上述立论，可知在七七事变后，洪氏主张与日本积极对抗的根源，詹森、格鲁二位大使都受他的著作影响。
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隔离疾疫”演说。洪氏认为此说法不很恰当，因为战争并非疾病，战争一定是由一群有病的疯人所主导的，为了医治这些疯人，还得使用武力把他们制住才行。赫尔及格鲁都害怕强力的介入会引起战争，洪氏则认为日本只会全力打中国，不会冒险对美国或英国作战。11月，他奉命参加九国公约国家举行的布鲁塞尔会议，拟在会上提出对日实施经济制裁，与会其他列强亦同意。但在他提案之前，却又被罗斯福及赫尔来电压住，同时也因日本拒绝参加此会议，会议只通过了一个谴责日本的宣言，即告结束。
针对美国对中国战争所应持之战略，洪氏认为西方列强不应太早采取行动，要等到中日双方都有大量伤亡及经济损失，都筋疲力尽时，才须介入。在此前提下，他提出三个但书：(一)中国未被彻底瓦解时；(二)日本内部尚未爆发经济崩溃时；(三)中国或日本或中日二国皆未受苏联控制时。所以在七七事变发生后不久，美国国务院再三不理会英国提出的协调要求，洪氏仍希望中国能自力更生。12月，美国军舰帕内号(Pamay)在长江被击沉，美国民意测验要求美国战舰教训日本，使类似此事件不再发生。但在日本作了道歉及赔偿后，事情就过去了。
洪恩贝克反对与英国一起出面劝导日本，格鲁也反对。格鲁坚持美国外交应基于两个原则：(一)准备维护美国在远东的合法利权；(二)以一个同情的、合作的及帮助的态度对待日本。他认为日本解决过剩人口之方法有二——领土及工业的扩张。格鲁想让其上司了解日本人的“侵略中国”合理化说辞，认为日本在亚洲未被其他列强待以平等，为了改善日本的经济困难，或达到较高明的生活水平，日本打算取代西方列强去剥削中国，不免造成别人的损失。格鲁把日本人这种态度，归类于美国的“明显命运”(ManifestDestiny)的说法。
格鲁对10月5日罗斯福总统的“隔离疾疫”演说甚感失望，对华盛顿之配合国联的决议——派员参加布鲁塞尔会议，更表示愤怒。尤其是是时前国务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居然投书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主张对日本禁运，格鲁亦甚不赞同。至1937年底，格鲁仍不承认日本在外交上的孤立是因其扩张主义所致，但他知道罗斯福政府并未对日实行经济制裁，心中稍感释然。
詹森大使一向自诩可讲流利的汉语而自认懂中国文化，认为中国人是被动、静态的，以个人为中心而不考虑国家民族，直至最近五年，民族主义才从西方进口而来。中国人不能控制他们自己的命运，需要美国更大量的援助，不能自力更生。
1938年的慕尼黑(Munich)协议，英国出卖了捷克，詹森认为，从此英国已失去为其殖民地作决策的能力。美国正可以取代英国，作为今日世界的领导者，世界的和平，应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但美国可统治世界的和平，却不能保护中国。他说：鉴诸美国在远东及外交政策的经验，中国不值得美国去援助，而日本的需要及政策反而是合法的，即使日本人的手法必须加予谴责。詹森大使同情日本缺乏资源，人口且多，所以必须转向中国以满足其需要。他说英、苏、法、荷、美等国都控制国民生活必需的资源，如煤、铁、金、石油、棉花等，所以他个人倾向接受日本人所提的声明：他们需要原材料及自由市场；日本没地方可去，必须开发亚洲，但亚洲已没有容纳他们过剩人口的空间。8月12日，当他知道日本对华的要求仅是取消华北反日行动等时，格鲁促国务院劝中国接受日本的条件。詹森不愿劝中国政府接受日方条件，但他告诉赫尔国务卿：在我看来，中国已无法可救，是否与日对抗，迟早都要沦为日本的附庸，唯一的选择是牺牲主权购买和平，但那是日本的损人利己的国策。詹森知道，中国仍寄望于九国公约签字国之援助，那些签约诸国亦知中国亦为英、美利益而抗日。罗斯福总统在此一段中日交战期间未引用中立法，詹森有其功劳。此外，有关美国在中日纠纷中的角色问题，他的意见大致与格鲁相同。
三、1938年，对华政策仍限于同情
1938年初，洪恩贝克预料若日本战胜，将不会容忍美国对华的同情及活动，但他仍表示“美国将不能默认日本征服中国”，“中国尚未走到需要美国援助的时候，而日本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尚未明显地强烈，而美国的民情也尚未明显到要求国务院改变立场的时候”。6月，日本拒绝美、英二国开放中国长江的要求，洪氏虽不满， 亦未采取任何行动。10月以后，日军占领华北及沿海地区，中国的“门户”已不能“开放”。同时，英、法、德签订慕尼黑协议，日本发表“近卫声明”，欲与“更生中国”携手。11月初，日本政府发表“建设东亚新秩序”，美国不能不提出相对应付之道。12月31日，美国照会日本政府，表示“美国政府不承认任何一国有必要或有理由在一个不属于它的主权范围内，规定一个‘新秩序’的内容和条件，并自命为这个‘新秩序’的主宰”。洪氏除了主张对华施予贷款，利用中国拖住日本、耗尽日本的资源外，提出了三个建议：(一)重提扩建美国海军案；(二)停止售予日本战争的物资，抵制日货；(三)对日采取经济制裁，中止1911年所签的美日商约。
格鲁同意洪氏增建海军，以保美侨及美国利权的建议。但在2月，他向国务院表示，现在尚不宜对日施压。美国应行的选项有三：(一)给予日本一个秘密警告；(二)调舰去西太平洋；(三)经济禁运。但他又虑及调舰亦是否意味准备作战，美国民众对经济禁运是否会支持。格鲁之所以出此建议，是因他痛恨南京大屠杀在先，又鉴日本飞机滥炸广州于后。对于日本发布“新秩序”，格鲁亦表震惊，认为日本不该公然地牺牲中国主权，乃不再犹豫，把日本放人极权阵营中。11月下旬，德日签文化公约，二国政治关系愈密切。12月初，英驻日使克莱琪(SirRobert Craigie)向格鲁建议西方诸国对日施予经济制裁，格鲁拒绝，并提醒克莱琪，日本的政策只能用武力才能改变。国务院不顾格鲁反对，继续研究经济制裁日本之道，但格鲁仍反对对日经济制裁，虽然他不积极反对援华。
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方面，由于1938年的欧洲事件，即德吞奥、并捷克，意大利侵入埃塞俄比亚，使他的孤立主义情怀消除殆尽。是年夏，詹森担心日本会向美国求得财援，以为继续征服中国之用。此事未成真之后，9月，他建议国务院支持中国的对日经济制裁之请求。10月，美国国务院对日本政府发出长篇而用语尖锐的抗议，抗议日本在华建立歧视之关卡，违反在华公平机会之原则，其中美商吃亏最大，日本反驳美国仍持昔日的观念和原则，不适于“新秩序”，且将危及亚洲和平。美国乃走向对日强硬之途。
四、1939年，走向制裁日本
1939年2月，日军占领海南岛，3月占领南沙群岛，意味着日军不久将逼近美国属地菲律宾。洪恩贝克相信日本这种任性的盲目扩张，不可能由其国内舆论使其改变，如此下去将对美国的利权有损。他主张先选择数种物品项目，对日实施制裁，而经济制裁有限制日本海空军力的作用，在整个国务院达成“若中国崩溃，美国将更辛苦”的共识下，7月，美国通告废止美日友好通商条约，自次年1月起生效。这是中日战争发生以来，美国对日本的首次较为激烈的行动。
格鲁与洪恩贝克均认识到，经济制裁需以准备用武为后盾，但罗斯福、赫尔于3月间均尚不准备对日施予经济制裁。洪氏此时大谈西人误解廿世纪以前的日本人，以为8人生性温和，爱好艺术，不知日俄战后，日人已好侵略扩张，道德劝说没用，若不试用经济制裁，则不久需以武力相对。日本所占的海南岛，若变成有良好装备的海空基地，可控制从香港到南印度支那(中南半岛)的海岸线，而南沙群岛在中南半岛与英属婆罗洲之间，是通往东南亚军事行动的跳板。格鲁认为英国在远东的利权远较美国广大，英国才需要出面领导抗日。詹森大使在知悉洪氏的计划后，上书罗斯福，言专制政权如轴心国及日本只想以优越武力解决问题，美国有义务在动乱世界中担任领袖，不仅可救英国(火中)的栗子，美国的栗子亦包含在内。5月，格鲁返美，行前拜访日本首相、外相，平沼骐一郎首相提议美日合作，共防欧洲灾难，日本因资源有限，只需要多些资源。格鲁不知蒋介石此时已不愿再割土赔款，更不知日本所说的“新秩序”是日本官员宣誓必完成的历史使命，还以为日本只是要增加一小部分领土。但赫尔及其远东司的同仁都很清楚：日本要的不只是资源，而是德国式地统治(中国)，所以要等到日中谈判好后，美日再来谈判。及见日本连续轰炸重庆，在天津屠杀，美政府乃拒平招计划，代之以终止美日通商条约。
五、1940年的三国轴心联盟到偷袭珍珠港
1940年春夏间，希特勒横扫荷兰、法国，重创英国。天然资源丰富的东南亚既在日本的新秩序范围内，自然有被日本占领的可能，尤其是荷属东印度(印尼)是日本的第二石油供应国。身为远东专家的洪恩贝克，特别焦虑。4月，密西根大学的霍尔教授(Robert HaH)在《地理评论》上发表文章，强调东南亚有美国需要的原料的90％，美国不能容许被摒弃于此域之外，尤其身为工业大国的美国，不能坐视其赖以生存的资源被人切断。洪氏将此文章传阅于国务院各部门。4月17日，赫尔国务卿发表声明，反对日本干涉荷属东印度的事务。此时日本政府要求美国：(一)采取临时措施弥补美日商约的废除；(二)停止对蒋政府的援助，与日本合作重建中国；(三)承认东亚之新状况，双方在太平洋地区各自保持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拒绝这些建议。赫尔认为同意之则无异于承认日本在世界东半球之霸权，并要日美双方宣布保持欧洲各交战国在太平洋地区势力范围的现状，即不准日本将势力伸向东南亚。7月26日，罗斯福宣布中国凭许可证可购买航空汽油、飞机润滑油及高质废钢铁，还赠予中国国民政府十架新式飞机和批准一批贷款。
同年9月，德、意、日三国轴心联盟签字，罗斯福总统对此深恶痛绝。洪氏乃乘机鼓吹对日施予进一步的经济制裁，因为7月26日的禁运尚为日本保留一些购买空间。他写信给詹森大使说：石油是日本战略上的弱点，切断对日石油的供应，是一好战术，但日本若占有荷属东印度，不仅对美国有害，也减少了美国对日本实施禁运的筹码。但在9月23日，日本军队却进驻越南北部，为此，素来主张尽量避免与日本作战的格鲁乃终于同意洪氏的“美国已在战争状态”认识，是年11月底，美、英共同声明，不承认汪兆铭政权。
进入1941年，近卫内阁续令日军闯入东南亚，7月起，美国因有对日本电报密码的破解能力，知道日本已经派遣海军前往占领越南南部及柬埔寨的金兰湾基地，美国乃认定日本人掠夺成性，口是心非。时租借法案已于年初颁布，5月适用于中国，洪氏怕日本于全力南进之前，尽力先解决中国问题，乃力促赫尔支持中国。另一方面，他又低估日本，认为日军无力攻击美国，不理格鲁“日军将攻新加坡”的警告。7月25日，美、英二国同时冻结日本在美、英的资金和资产；7月28日，日军开进越南南部，公然否定赫尔的谈判条件。8月1日，美国宣布实行除大米和棉花以外的全面禁运。8月4日，赫尔及洪恩贝克拒绝日本的提议——举行美日首脑会议。8月26日，日本再作一次要求，赫尔提出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从中国撤军；(二)日本改变与三国轴 心联盟的关系；(三)太平洋地区贸易机会均等。日本拒绝，乃走上偷袭珍珠港对美作战的道路。
六、结论
美国自19世纪末发表门户开放政策以来，一直受到其他列强的破坏，而每当中国要求美国相助时，美国先发明“不承认政策”以为应付，或者以“美国只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并未承诺要去维持中国的完整”，或者以“中国履行国际义务及维持法律秩序不足，不足以受国际法的保护”，或者以“美国的国家利益由美国自己决定，而其内涵远不止于援助中国一事”等作为理由推辞。这些说理大都是洪恩贝克于国务院有影响力及发言权以后出现的，尤其“美国的国家利益内涵远不止于门户开放”，故门户开放可以藉“不承认”之宣布而“进可攻退可守”，所以门户开放政策一如美国对华政策，并非纯出于高尚动机。
从1937年年中，洪氏对日本采取建设性及限制性并存的两种路线，前者确认日本军事侵略不对，但需考虑日本的安全利益。但至1938年，日本破坏美国在远东的利权，且推出一个“新秩序”，使洪氏想法大变，是年年底，洪氏不再提日本“可同情的困难”，完全采取限制性的路线，强调抵挡日本军事扩张之方法，相信日本的要求系贪得无厌。洪氏之不愿让步，即使格鲁说“承认满洲国，不碍美国利权”也不接受。洪氏也代表美国，厌恶日本挑战美国的世界秩序观念，认为日军连续侵犯中国大陆、海南岛、南沙群岛、中南半岛(含泰国)、荷印，用意是把远东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所以他不会同意格鲁“美日若不战，美、英可全力攻德，日本不会乘机大肆扩张(于远东)”的想法。
洪恩贝克决定以强硬路线对付日本后，一方面强调增强海军军力，并教导美国人民关于世界政治的本质，一方面也强调援助中国，除了施予贷款外，终止1911年以来的美日商约及冻结日本在美资产，也是间接援华的表现，增海军、援华双管齐下，逼迫日本减弱其扩张主义。
虽然洪氏以首席中国通的声誉，面对对亚洲事务了解相对不足的罗斯福总统及赫尔国务卿，有许多挥洒的空间，但在1937至1941期间，没有一人的建议得到完全采纳及实行。在1939年以前，美国政府倾向采取格鲁的被动的、不干预的、中立的、孤立主义的主张，此固然出诸罗斯福总统及美国民意的重欧轻亚，亦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孤立主义并未全退使然。此外，自1895年以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美国驻日大使的意见分量，高于驻华公使，即使后来改为驻华大使也是一样。此或为日本已成列强之一使然，或为美日贸易分量高于美中贸易使然。另一方面，廿世纪前半期，美国对日对华大使或公使的派遣人选，大多出自远东司司长或其他有杰出表现的人选，换言之，远东司司长之职权，或许高出大使，但在职业伦理上，大使的地位仍然受到相当的尊重。詹森驻华大使也当过远东司司长，但其既非获得公认学术地位的专家，且中年结婚，派至中国后，常牵挂其娇妻幼子，美国学者普林司(GregoryS．Prince)说他以能操汉语为傲，对各地领事的报告却没能力分析，也没兴趣追踪细节，无法向国务院作出职业上、专业上的分析，因为他在助理国务卿任内提拔洪恩贝克为远东司司长，所以洪氏也不方便追究。后来鉴于日军的暴行及洪氏意志的坚决，才从“中国不值得拯救”的主张，改为应该援助中国的主张。由于詹森大使对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角色之了解不够，更无法反驳格鲁的说辞，任由格鲁自己去“天人交战”。
格鲁大使，波士顿名门望族之后，1902年哈佛大学毕业，任驻日大使之前，历任驻墨使馆秘书、巴黎和会代表、驻丹麦公使、驻瑞士公使、国务院次卿，不谙日语，自许有使命感——不愿使美国为中国而与日本作战。由于罗斯福总统从未向他明示美国对日本的立场及界限标准，使他认为：身为驻日大使，当然要尽量与日本亲善，至少要维持现状。由于不谙日语，不能从日本媒体或学界参悟日本文化，加上是时日本社会思潮四起，政情变化一改再改，国务院给他的信息不足，使他的判断与主张前后不一，且有矛盾。在美国缺乏“日本通”的时代，“中国通”也很少，且不够专门，所以格鲁对中国的政治陌生，也是使他的判断发生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