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69年,16岁的我离开上海,到北大荒插队,被安排到二队卫生所当药剂员。
一天早晨,病人很多。大队记分员王振江有点不舒服,医生给他开了核黄素。
傍晚时分,一个姑娘风风火火地跑过来,两只大眼睛里充满惊慌。她老远就喊:“医生在吗?”
这姑娘我见过,她是屯子里数一数二的漂亮女子,也是出了名的泼辣女子。听说她是王振江的二女儿,叫二丫。
我和医生骑上自行车,急忙赶到王家。二丫的父亲已经昏迷。原来,我在忙乱中误把另一名病人的氯丙嗪递给了他。氯丙嗪是一种抗精神病药,不当服用会引起昏迷。我脑袋里“嗡”的一声,眼泪就下来了:这要闹出人命可怎么办?
二丫听说我给她父亲发错了药,“嗷”的一声蹿上来就要挠我。我羞愧交加,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差点害死她父亲,怀着补偿的心理,只要有空,我就往她家跑,挑挑水,扫扫院子,收收庄稼。慢慢地,这家人接纳了我。逢年过节,他们会把我叫到家里去,一家人似的坐在一起,吃饭聊天。
我每天都往二丫家跑,渐渐成为习惯。一天,我终于读懂自己的心思:我喜欢上了二丫,那个要挠我的厉害姑娘。每天只要能看她一眼,我就快乐得不得了。
去得多了,有时一天好几趟,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就叫上二丫的表哥王建国。我们盘腿坐在二丫家的炕上,跟她父母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着,我的心思像只小鸟落在二丫身上。可是,我跟她没说过一句话。
日子一天天过去,爱情像酒一样在心底慢慢酿造。我渴望向二丫表白,无数次揣着写好的字条去她家,又揣回来。就这样过了几个月,王建国对我说,二丫今天去别的屯子换鸡蛋,下午能回来。他早已看穿我的心思,想给我提供一个机会。
我高兴坏了,早早坐在二丫必经之路的路边等她。阳光火辣辣地照在身上,身后是一片高粱地,躲进去肯定凉快。可我不能进去。高粱会遮住我的视线,我生怕一眨眼二丫就过去了。
等待将时间抻得异常漫长,蝈蝈焦急地叫着,此起彼伏。下午2点多钟,远方出现一个人影,我知道那就是二丫,慌忙站了起来。这丫头走路也没个老实样儿,东踢一下石子,西扯一把野花。她看到我,惊讶地收住脚步:“刘哥,你怎么在这儿?”
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站在一起,除了那片高粱地和躲藏在地里的蝈蝈之外,谁也没有。她就在我眼前,我看见她那一根根睫毛和额头上的汗珠儿。这就是我爱的姑娘,美丽、热烈、野性,像向日葵一样明亮耀眼。你如果到过北大荒,一定见过漫山遍野的向日葵,那灿烂的金黄铺天盖地,夺人心魄。而她,就是我心中的向日葵!
二丫愣愣地看着我,好像意识到什么,脸突然红了。我一肚子的话卡了壳,一句也说不出来。我俩只好默默往前走。眼前的路越走越短,我的心越来越慌。那张字条握在手心里,已被汗水浸透。一次,我刚想开口,一只大蚂蚱“呼”地从眼前飞过,吓我一大跳。还有一次,我停住脚步,鼓足勇气叫了一声“二丫”,二丫“哎”了一声,扭头看我,我的勇气突然消失了,见她挎着个篮子,便顺口问:“换回鸡蛋没?”我的声音像被秋霜打过的白菜,干巴巴的。二丫沮丧地说:“没有换成。”她告诉我原因,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屯子就在眼前了,眼看就要失去表白的良机。我狠狠心,一步跨到二丫跟前,面对着她。
“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
“挺好的呀。”二丫说。
这个开场白有点糟糕,我只好接着问:“怎么个好法?”
“就是好呗,对我挺好的,跟亲哥哥差不多。”
二丫没有哥哥。好了,现在她把我当成亲哥哥了。这跟我的期待不大一样。我没招了,索性把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字条塞进她手里,转身跑掉了。
我在字条上明确地说,想跟她处对象。几天过去,每当见到二丫,她都惊慌失措地溜走。她没有回信,对我来说是失望,可这一失望掺杂着希望与绝望。我忍不住又给她写了一张字条,恳求她无论如何也要回复:行,还是不行。
二丫终于回了一张字条,内容直到今天我都能背下来:
刘行军同志,信收到了。我还小,现在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最关键的时候,这个事以后再说。
后来,这两张字条的内容成了我们夫妻互相打趣时的笑料。
(摘自《北京文学》2010年第11期图/陈明贵)
一天早晨,病人很多。大队记分员王振江有点不舒服,医生给他开了核黄素。
傍晚时分,一个姑娘风风火火地跑过来,两只大眼睛里充满惊慌。她老远就喊:“医生在吗?”
这姑娘我见过,她是屯子里数一数二的漂亮女子,也是出了名的泼辣女子。听说她是王振江的二女儿,叫二丫。
我和医生骑上自行车,急忙赶到王家。二丫的父亲已经昏迷。原来,我在忙乱中误把另一名病人的氯丙嗪递给了他。氯丙嗪是一种抗精神病药,不当服用会引起昏迷。我脑袋里“嗡”的一声,眼泪就下来了:这要闹出人命可怎么办?
二丫听说我给她父亲发错了药,“嗷”的一声蹿上来就要挠我。我羞愧交加,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差点害死她父亲,怀着补偿的心理,只要有空,我就往她家跑,挑挑水,扫扫院子,收收庄稼。慢慢地,这家人接纳了我。逢年过节,他们会把我叫到家里去,一家人似的坐在一起,吃饭聊天。
我每天都往二丫家跑,渐渐成为习惯。一天,我终于读懂自己的心思:我喜欢上了二丫,那个要挠我的厉害姑娘。每天只要能看她一眼,我就快乐得不得了。
去得多了,有时一天好几趟,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就叫上二丫的表哥王建国。我们盘腿坐在二丫家的炕上,跟她父母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着,我的心思像只小鸟落在二丫身上。可是,我跟她没说过一句话。
日子一天天过去,爱情像酒一样在心底慢慢酿造。我渴望向二丫表白,无数次揣着写好的字条去她家,又揣回来。就这样过了几个月,王建国对我说,二丫今天去别的屯子换鸡蛋,下午能回来。他早已看穿我的心思,想给我提供一个机会。
我高兴坏了,早早坐在二丫必经之路的路边等她。阳光火辣辣地照在身上,身后是一片高粱地,躲进去肯定凉快。可我不能进去。高粱会遮住我的视线,我生怕一眨眼二丫就过去了。
等待将时间抻得异常漫长,蝈蝈焦急地叫着,此起彼伏。下午2点多钟,远方出现一个人影,我知道那就是二丫,慌忙站了起来。这丫头走路也没个老实样儿,东踢一下石子,西扯一把野花。她看到我,惊讶地收住脚步:“刘哥,你怎么在这儿?”
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站在一起,除了那片高粱地和躲藏在地里的蝈蝈之外,谁也没有。她就在我眼前,我看见她那一根根睫毛和额头上的汗珠儿。这就是我爱的姑娘,美丽、热烈、野性,像向日葵一样明亮耀眼。你如果到过北大荒,一定见过漫山遍野的向日葵,那灿烂的金黄铺天盖地,夺人心魄。而她,就是我心中的向日葵!
二丫愣愣地看着我,好像意识到什么,脸突然红了。我一肚子的话卡了壳,一句也说不出来。我俩只好默默往前走。眼前的路越走越短,我的心越来越慌。那张字条握在手心里,已被汗水浸透。一次,我刚想开口,一只大蚂蚱“呼”地从眼前飞过,吓我一大跳。还有一次,我停住脚步,鼓足勇气叫了一声“二丫”,二丫“哎”了一声,扭头看我,我的勇气突然消失了,见她挎着个篮子,便顺口问:“换回鸡蛋没?”我的声音像被秋霜打过的白菜,干巴巴的。二丫沮丧地说:“没有换成。”她告诉我原因,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屯子就在眼前了,眼看就要失去表白的良机。我狠狠心,一步跨到二丫跟前,面对着她。
“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
“挺好的呀。”二丫说。
这个开场白有点糟糕,我只好接着问:“怎么个好法?”
“就是好呗,对我挺好的,跟亲哥哥差不多。”
二丫没有哥哥。好了,现在她把我当成亲哥哥了。这跟我的期待不大一样。我没招了,索性把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字条塞进她手里,转身跑掉了。
我在字条上明确地说,想跟她处对象。几天过去,每当见到二丫,她都惊慌失措地溜走。她没有回信,对我来说是失望,可这一失望掺杂着希望与绝望。我忍不住又给她写了一张字条,恳求她无论如何也要回复:行,还是不行。
二丫终于回了一张字条,内容直到今天我都能背下来:
刘行军同志,信收到了。我还小,现在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最关键的时候,这个事以后再说。
后来,这两张字条的内容成了我们夫妻互相打趣时的笑料。
(摘自《北京文学》2010年第11期图/陈明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