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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的良师益友，93岁的杜瑞芝走了，走得从容，走得平静，但走得那么遥远，走得让人难以接受，走得再也追不回来了！
他的遗体于2012年11月27日在广州火化。胡锦涛、习近平、温家宝、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表示深切悼念，汪洋、叶选平等前往送别。中央各部门、全国各省市，特别是广东省的党政军中熟悉杜瑞芝的领导同志对他的逝世表示了深切的悼念，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
杜瑞芝曾长期主管广东农村工作，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名闯将。在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改革最艰难的起步阶段，他和农民站在一起，尊重农民的意愿，向包产到户、雇工大户专业承包等禁区冲刺，成为农村改革的坚定拥护者和创造性的执行者，对推动广东乃至中国建立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熟悉杜瑞芝的老同志，公认他是一个“说话从来不拐弯的人”。他不仅在“大跃进”中公然反对浮夸风，甚至当着毛泽东主席的面，也直言不讳地反映了群众的不满。
1961年2月24日至3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广东先后主持召开“三南（中南、华南、西南）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和全国农业问题。鲜为人知的是，就在2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轻车简从，来到佛山地区招待所，单独听取时任佛山地委第一书记杜瑞芝一人的汇报。一番亲切交谈后，主席问杜瑞芝，群众有何反应？杜瑞芝谈到干群关系有些紧张，干部民主作风差，农民怕得罪干部，并转述农民的顺口溜：“得罪了食堂堂长（指食堂负责人，多数是生产小队副队长担任）就少吃点，得罪了小队长就多做点。”主席没听清楚，杜瑞芝又重说了一遍。谈到生产小队时，主席说：“那个‘小’字不要用了，有个小字人家会看不起的，以后就叫生产队吧！”杜瑞芝后来才明白，看上去只简单去掉一个字，其实主席有很深的考虑。过后，中央便决定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重要决策。杜瑞芝当时便说：“好，这个我们马上就可以改过来。”主席又问：“拖拉机下放到生产队好不好？”杜瑞芝直截了当地回答：“不行！生产队耕地太少，拖拉机利用率低。”后来，主席对省委领导说：“你们那个地委书记胆子很大，什么都敢说。”
耿直敢言的为人，令杜瑞芝吃过不少苦头，挨过大整，同时也令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在毛泽东时代，“雇工”是一个没有人敢触及的禁区。直到1980年中央75号文件依然明文规定“不准雇工”。但随着农民的解放，生产力实践的快速发展，生产要素的流动，在农村出现了承包大户开始雇工的现象。允不允许雇工，成为包产到户后出现的另一场姓“社”还是姓“资”的尖锐争论。杜瑞芝当时最棘手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对待陈志雄这个承包大户雇工的问题。陈志雄是广东高要县沙浦公社沙一大队的社员，从1979年起开始承包经营，到1981年逐年扩大承包，承包面积共497亩，主要是种芡实和养鱼。当年他雇请固定工5个，临时工1000个工日。全年总产值114000元，除去成本，陈家收入21540元。这一令人惊喜的突破得到大队、公社、县委的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地委、省直有关部门和省委主要领导都给予积极称赞和肯定。特别是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和主管农村工作的省委常委杜瑞芝同志极为兴奋，签发文件，广为宣传，让有条件的地方仿照试行。
然而，这一大胆冲破禁区的雇工行为，很快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引来了中央高层领导书面和口头的五个批示、指示。胡耀邦的批示：“请杜润生同志注意提醒广东省委。”杜润生同志于1982年1月19日批示：“瑞芝并仲夷同志此事请酌处。”一个说“请提醒”，一个“请酌处”。从中不难体察到他们的难处，而这种充满人文情怀温和商量的语气，也给下面办事创造了一种“宽松”的氛围。另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用的是口头指示，倾向就更明确了，他说：“承包鱼塘可以么，多收点鱼税银子就是了。”而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在致任仲夷同志的信中则说：“附上一封材料，不知确实性如何。如果属实，不知省委怎样看法？我个人认为，按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做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局，故请省委考虑。”他把这批示同时抄送胡耀邦、万里和国家农委各一份。中央和国务院分管农村工作的领导万里同志见到上述批示后，又批转给中央研究机构分管农村工作的吴象同志，并加了一句话：“此事请调查研究，对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要珍惜和保护，不可轻易用老框框来套。”对于陈志雄承包鱼塘这样一份材料，有多个不同批示、指示，这个说明什么呢？吴象同志说：“一个材料，四个批示、指示（实为五个），有的温和，有的严厉，有的态度坚决，有的旗帜鲜明，各自的倾向性相当明显。这件小事充分说明，改革的深化、实践的发展，要求理论上必须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否则很容易造成混乱。”现在依然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杜瑞芝经过商量，一方面由杜瑞芝组织人员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于三个月后写出一份《关于陈志雄承包经营的情况报告》报省委并国家农委交账。另一方面既没有“制止和纠正”，更没有向“全省通报”，而是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的意愿，看结果、看实效、看广大干部群众的认可程度。杜瑞芝从1982年到1983年，结合自己在调查研究中不断了解到的实际情况，经过思考整理，在各种会议和有关文件上，不下十次地重申承包大户雇工经营的必然性，说它带来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发挥农村能人作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增加社会财富等多方面的好处。
正因为杜瑞芝毫不含糊地支持承包大户雇工经营，一位持有不同观点的省委领导同志感到“忍无可忍”，他毫不客气地批评杜瑞芝说：“你要改变态度，不要支持雇工剥削。这不是小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杜瑞芝也毫不让步地“回敬”他说：“我对此事当然有我的看法。我听到珠海打工的农民说，我到珠海打工每月有500元，在家却搞不到饭吃。你说被剥削不好，我看比没有饭吃好！”这就是杜瑞芝的良知和他做人的风骨。 广东省支持承包大户雇工经营的突破，与当时“傻子瓜子”事件一样，具有时代意义，为民营企业家的成长发展和农民工进城就业打开了新的通道。
二
我和杜瑞芝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1983年）相识的。30年交往，诸多往事历历在目。对于这位坦诚直言、兄长般挚友的离去，深感惋惜和悲恸。
记得是在1983年的11月，我去九号院杜润生办公室请教。一进门，杜老便给我介绍坐在他身旁的一个看上去相貌温和的人，说：“他就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广东省委常委、农工部长杜瑞芝！他是山西老乡，晋中榆社人，17岁参加八路军，做过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他从来不讲假话，从来不看风使舵，也从来不搞阴谋诡计，是农村改革的一名干将。他十几岁投身革命，心系农村，为农民讲真话、争权益。这方面你们是志同道合的，要好好向他学习。”这时杜瑞芝一下站起来，拉住我的手，说：“小老乡，咱们坐下来聊聊！”他说，山西在这一拨农村改革中拉下步子了，你是从基层上来的，熟悉农民，要大胆地往前闯，尽快赶上来。农村的改革迟不如早，早不如快，越早越快，农民越能吃饱肚子。包产到户就是农民的肚子逼出来的，能换得民心，也能为国家做贡献。
1984年我们相见时，谈话的内容是取消粮油票本制的设想：放开市场，让市场形成价格，仔细测算后，第一备足粮源，第二立一个粮油价格补贴资金。他非常赞成这样的主张。他说：“粮油票本制的改革，是一项创新性的工作，这就决定了不能优柔寡断，总要探索出新路。既是探索，就会有成有败，有得有失，有对有错。只要注重细节，跟踪观察研究，不断完善，肯定能取得成功。这就叫顺应民心，创新求进。”他的这种认真和理性，令我感动难忘。他的话启发了我们，也和杜老的意思不谋而合，坚定了我们在国内第一个在全省范围内取消粮油票本制，放开市场，放开销价的改革。
每年相聚，他都会就三农问题、就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大趋势，谈自己的看法、想法和感悟。而我则往往从中听出一种时代的声音。
在我们相识的30年里，曾多次相聚，我也去他家里看望过他。每次见面，他总是那样平静，总在深入地思考三农问题并提出新的见解。他经历了无数大风大浪，晚年的疾病更使他身体越来越衰弱，但他始终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从容、淡定和平静。他对社会环境和农村的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却并不焦虑或激愤，而是从容面对，坚持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尽其所能地为自己所追求、所坚守的目标而努力。现在重温和他相聚时的往事，虽历时已久，或有淡忘，但细细想来，他为人处世很阳光，他热爱生活，怜悯百姓，眷恋家乡。他对于生养他的故乡——山西榆社充满赤子之情，念念不忘早年的乡情和近年来家乡的巨大变化。忆及这些往事，依然觉得感人肺腑，心有戚戚焉。
我们共同称为导师的杜老杜润生，常常自称在他率领下的农口的这个调查研究政策团队中，他仅仅是个符号。应该说，这是一个有时代标志意义的符号。由这个符号组成的团队，曾经影响、推动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进程。杜润生率领的这个团队（指中央农研室），除了其本身的成员如王郁昭、朱厚泽、何康、刘堪、吴象、张铁夫、石山等人以外，起重要作用的还有所谓四路诸侯，即北霍（山西霍泛）、南杜（广东杜瑞芝）、东吴（江苏吴镕）、西赵（四川赵文欣）。这个团队是推动农村改革、制定五个“一号文件”的策划地。这里能敏锐地觉察到社会进程中崭露出来的富于积极意义的新思想，发现时代的新走向，孕育点燃农村新活力的火种，而且还形成了独特的善于调查、不断争论、广泛倾听的工作风格。来到九号小院，什么问题也可提，可争，可讨论，可保留。这是一个具有发现性、进取性、引领性的思想创新的平台。可以说，许多关于农民问题的不朽思想是在这里萌发的。这一点是当时农民和农村工作的干部的共同感受。他们说，九号院的生命是常新的，因为这里聚集了一批智慧长者。这些付出心血的老人是一个个闪耀着光芒的名字。他们殚精竭虑，把自己的命运和农民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九号院本身就是一部有着非常浓郁的独特色彩的自传。它折射出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以杜润生为核心的这个团队的生活、理念、追求、坚守和选择，细微地道出了社会风雨迈进的脉络和方向。追思杜瑞芝，很自然地想到九号院杜老带领的这个团队，随笔写下这段文字。
杜瑞芝同志是一位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乐农民所乐的不平凡的平凡人。我们将永远追思这样一位不平凡的平凡人！
我的良师益友，93岁的杜瑞芝走了，走得从容，走得平静，但走得那么遥远，走得让人难以接受，走得再也追不回来了！
他的遗体于2012年11月27日在广州火化。胡锦涛、习近平、温家宝、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表示深切悼念，汪洋、叶选平等前往送别。中央各部门、全国各省市，特别是广东省的党政军中熟悉杜瑞芝的领导同志对他的逝世表示了深切的悼念，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
杜瑞芝曾长期主管广东农村工作，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名闯将。在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改革最艰难的起步阶段，他和农民站在一起，尊重农民的意愿，向包产到户、雇工大户专业承包等禁区冲刺，成为农村改革的坚定拥护者和创造性的执行者，对推动广东乃至中国建立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熟悉杜瑞芝的老同志，公认他是一个“说话从来不拐弯的人”。他不仅在“大跃进”中公然反对浮夸风，甚至当着毛泽东主席的面，也直言不讳地反映了群众的不满。
1961年2月24日至3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广东先后主持召开“三南（中南、华南、西南）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和全国农业问题。鲜为人知的是，就在2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轻车简从，来到佛山地区招待所，单独听取时任佛山地委第一书记杜瑞芝一人的汇报。一番亲切交谈后，主席问杜瑞芝，群众有何反应？杜瑞芝谈到干群关系有些紧张，干部民主作风差，农民怕得罪干部，并转述农民的顺口溜：“得罪了食堂堂长（指食堂负责人，多数是生产小队副队长担任）就少吃点，得罪了小队长就多做点。”主席没听清楚，杜瑞芝又重说了一遍。谈到生产小队时，主席说：“那个‘小’字不要用了，有个小字人家会看不起的，以后就叫生产队吧！”杜瑞芝后来才明白，看上去只简单去掉一个字，其实主席有很深的考虑。过后，中央便决定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重要决策。杜瑞芝当时便说：“好，这个我们马上就可以改过来。”主席又问：“拖拉机下放到生产队好不好？”杜瑞芝直截了当地回答：“不行！生产队耕地太少，拖拉机利用率低。”后来，主席对省委领导说：“你们那个地委书记胆子很大，什么都敢说。”
耿直敢言的为人，令杜瑞芝吃过不少苦头，挨过大整，同时也令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在毛泽东时代，“雇工”是一个没有人敢触及的禁区。直到1980年中央75号文件依然明文规定“不准雇工”。但随着农民的解放，生产力实践的快速发展，生产要素的流动，在农村出现了承包大户开始雇工的现象。允不允许雇工，成为包产到户后出现的另一场姓“社”还是姓“资”的尖锐争论。杜瑞芝当时最棘手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对待陈志雄这个承包大户雇工的问题。陈志雄是广东高要县沙浦公社沙一大队的社员，从1979年起开始承包经营，到1981年逐年扩大承包，承包面积共497亩，主要是种芡实和养鱼。当年他雇请固定工5个，临时工1000个工日。全年总产值114000元，除去成本，陈家收入21540元。这一令人惊喜的突破得到大队、公社、县委的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地委、省直有关部门和省委主要领导都给予积极称赞和肯定。特别是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和主管农村工作的省委常委杜瑞芝同志极为兴奋，签发文件，广为宣传，让有条件的地方仿照试行。
然而，这一大胆冲破禁区的雇工行为，很快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引来了中央高层领导书面和口头的五个批示、指示。胡耀邦的批示：“请杜润生同志注意提醒广东省委。”杜润生同志于1982年1月19日批示：“瑞芝并仲夷同志此事请酌处。”一个说“请提醒”，一个“请酌处”。从中不难体察到他们的难处，而这种充满人文情怀温和商量的语气，也给下面办事创造了一种“宽松”的氛围。另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用的是口头指示，倾向就更明确了，他说：“承包鱼塘可以么，多收点鱼税银子就是了。”而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在致任仲夷同志的信中则说：“附上一封材料，不知确实性如何。如果属实，不知省委怎样看法？我个人认为，按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做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局，故请省委考虑。”他把这批示同时抄送胡耀邦、万里和国家农委各一份。中央和国务院分管农村工作的领导万里同志见到上述批示后，又批转给中央研究机构分管农村工作的吴象同志，并加了一句话：“此事请调查研究，对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要珍惜和保护，不可轻易用老框框来套。”对于陈志雄承包鱼塘这样一份材料，有多个不同批示、指示，这个说明什么呢？吴象同志说：“一个材料，四个批示、指示（实为五个），有的温和，有的严厉，有的态度坚决，有的旗帜鲜明，各自的倾向性相当明显。这件小事充分说明，改革的深化、实践的发展，要求理论上必须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否则很容易造成混乱。”现在依然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杜瑞芝经过商量，一方面由杜瑞芝组织人员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于三个月后写出一份《关于陈志雄承包经营的情况报告》报省委并国家农委交账。另一方面既没有“制止和纠正”，更没有向“全省通报”，而是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的意愿，看结果、看实效、看广大干部群众的认可程度。杜瑞芝从1982年到1983年，结合自己在调查研究中不断了解到的实际情况，经过思考整理，在各种会议和有关文件上，不下十次地重申承包大户雇工经营的必然性，说它带来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发挥农村能人作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增加社会财富等多方面的好处。
正因为杜瑞芝毫不含糊地支持承包大户雇工经营，一位持有不同观点的省委领导同志感到“忍无可忍”，他毫不客气地批评杜瑞芝说：“你要改变态度，不要支持雇工剥削。这不是小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杜瑞芝也毫不让步地“回敬”他说：“我对此事当然有我的看法。我听到珠海打工的农民说，我到珠海打工每月有500元，在家却搞不到饭吃。你说被剥削不好，我看比没有饭吃好！”这就是杜瑞芝的良知和他做人的风骨。 广东省支持承包大户雇工经营的突破，与当时“傻子瓜子”事件一样，具有时代意义，为民营企业家的成长发展和农民工进城就业打开了新的通道。
二
我和杜瑞芝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1983年）相识的。30年交往，诸多往事历历在目。对于这位坦诚直言、兄长般挚友的离去，深感惋惜和悲恸。
记得是在1983年的11月，我去九号院杜润生办公室请教。一进门，杜老便给我介绍坐在他身旁的一个看上去相貌温和的人，说：“他就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广东省委常委、农工部长杜瑞芝！他是山西老乡，晋中榆社人，17岁参加八路军，做过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他从来不讲假话，从来不看风使舵，也从来不搞阴谋诡计，是农村改革的一名干将。他十几岁投身革命，心系农村，为农民讲真话、争权益。这方面你们是志同道合的，要好好向他学习。”这时杜瑞芝一下站起来，拉住我的手，说：“小老乡，咱们坐下来聊聊！”他说，山西在这一拨农村改革中拉下步子了，你是从基层上来的，熟悉农民，要大胆地往前闯，尽快赶上来。农村的改革迟不如早，早不如快，越早越快，农民越能吃饱肚子。包产到户就是农民的肚子逼出来的，能换得民心，也能为国家做贡献。
1984年我们相见时，谈话的内容是取消粮油票本制的设想：放开市场，让市场形成价格，仔细测算后，第一备足粮源，第二立一个粮油价格补贴资金。他非常赞成这样的主张。他说：“粮油票本制的改革，是一项创新性的工作，这就决定了不能优柔寡断，总要探索出新路。既是探索，就会有成有败，有得有失，有对有错。只要注重细节，跟踪观察研究，不断完善，肯定能取得成功。这就叫顺应民心，创新求进。”他的这种认真和理性，令我感动难忘。他的话启发了我们，也和杜老的意思不谋而合，坚定了我们在国内第一个在全省范围内取消粮油票本制，放开市场，放开销价的改革。
每年相聚，他都会就三农问题、就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大趋势，谈自己的看法、想法和感悟。而我则往往从中听出一种时代的声音。
在我们相识的30年里，曾多次相聚，我也去他家里看望过他。每次见面，他总是那样平静，总在深入地思考三农问题并提出新的见解。他经历了无数大风大浪，晚年的疾病更使他身体越来越衰弱，但他始终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从容、淡定和平静。他对社会环境和农村的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却并不焦虑或激愤，而是从容面对，坚持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尽其所能地为自己所追求、所坚守的目标而努力。现在重温和他相聚时的往事，虽历时已久，或有淡忘，但细细想来，他为人处世很阳光，他热爱生活，怜悯百姓，眷恋家乡。他对于生养他的故乡——山西榆社充满赤子之情，念念不忘早年的乡情和近年来家乡的巨大变化。忆及这些往事，依然觉得感人肺腑，心有戚戚焉。
我们共同称为导师的杜老杜润生，常常自称在他率领下的农口的这个调查研究政策团队中，他仅仅是个符号。应该说，这是一个有时代标志意义的符号。由这个符号组成的团队，曾经影响、推动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进程。杜润生率领的这个团队（指中央农研室），除了其本身的成员如王郁昭、朱厚泽、何康、刘堪、吴象、张铁夫、石山等人以外，起重要作用的还有所谓四路诸侯，即北霍（山西霍泛）、南杜（广东杜瑞芝）、东吴（江苏吴镕）、西赵（四川赵文欣）。这个团队是推动农村改革、制定五个“一号文件”的策划地。这里能敏锐地觉察到社会进程中崭露出来的富于积极意义的新思想，发现时代的新走向，孕育点燃农村新活力的火种，而且还形成了独特的善于调查、不断争论、广泛倾听的工作风格。来到九号小院，什么问题也可提，可争，可讨论，可保留。这是一个具有发现性、进取性、引领性的思想创新的平台。可以说，许多关于农民问题的不朽思想是在这里萌发的。这一点是当时农民和农村工作的干部的共同感受。他们说，九号院的生命是常新的，因为这里聚集了一批智慧长者。这些付出心血的老人是一个个闪耀着光芒的名字。他们殚精竭虑，把自己的命运和农民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九号院本身就是一部有着非常浓郁的独特色彩的自传。它折射出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以杜润生为核心的这个团队的生活、理念、追求、坚守和选择，细微地道出了社会风雨迈进的脉络和方向。追思杜瑞芝，很自然地想到九号院杜老带领的这个团队，随笔写下这段文字。
杜瑞芝同志是一位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乐农民所乐的不平凡的平凡人。我们将永远追思这样一位不平凡的平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