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一百多年来梁家几世为故宫文物倾尽心力，但这些文物的命运正如梁家人在历史大潮中的命运一样，都非人意所能左右。
　　进入故宫东华门，沿着筒子河北行数十步，经过三座门，便来到了一处僻静的院落，这就是在故宫会典馆旧址上设立的故宫文物管理处。对于现年64岁的梁金生而言，故宫不仅是他劳心劳力数十载的工作单位，更是梁家几代人的心灵归宿。
　　梁金生来自一个“故宫世家”，自其高祖父始，梁家连续五代人都在故宫供职，而他自1979年以来，也已在故宫工作了33 个年头。他原是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处长，负责故宫150多万件文物的保管、征集和抽查。退休之后仍被返聘回故宫，继续从事故宫文物的保管工作。
　　两代画师
　　梁家祖辈原籍河北大成。清朝咸丰年间，梁金生的高祖父梁德润来到宫廷，在当时的内务府宫廷画院如意馆就职，担任咸丰皇帝的宫廷画师。光绪年间，梁金生的曾祖父梁世恩又进入宫廷就职，担任如意馆的掌管。梁金生曾将梁德润和梁世恩的画作进行整理编目，现今故宫仍藏有梁德润的画作81件，梁世恩的画作9件，均以花鸟草图为主，在1973年还曾拨给沈阳故宫博物院两件梁世恩的画作。不过作为故宫的藏品，梁家的后代已不太能轻易看到这些画作了。
　　梁金生的祖父梁廷炜原本承袭祖业，在宣统年间担任宫廷画师（但据梁金生称，他并未在故宫找到祖父的画作），然而命运却在1924年发生了转变……
　　1924年年底，溥仪被逐出宫，紫禁城完全收归民国政府。为了防止国宝的损失或外流，急需对清宫旧藏文物进行系统点查。为此临时政府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如意馆被封，梁廷炜只能放弃画师职业，任善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负责清点清宫的公私物品。
　　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之后，依然有不少满清遗老意欲复辟帝制。为了杜绝迎取宣统回宫的念头，委员们决定尽快成立博物院，最终于1925年的“双十节”正式成立故宫博物院。而梁廷炜也自然成了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为了便于博物院的管理，在院中设立了古物、图书两馆，其中图书馆又分图书与文献两部分。另设总务处，负责故宫的日常事务。梁廷炜被分配到了图书馆，进行图书的编目整理。
　　然而，院墙内平静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
　　押宝南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告急。对于故宫博物院来讲，当务之急是将故宫文物进行装箱，必要时搬离危险之区。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完成了重要文物的装箱工作，其中古物馆2631箱；图书馆1415箱；文献馆3773箱；秘书处5672箱，总计有13491箱。
　　1933年2月5日夜，北平戒严，故宫博物院的13491箱珍稀文物，从神武门广场出发，登上两列火车南行，被指派押运国宝的梁廷炜也和家人一道，经平汉、陇海、津浦各线铁路，开始了辗转华北、华东、华南、西南，历时十余年的南迁西移的艰辛历程……
　　从1933年2月6日第一批文物起运，至5月15日最后一批亦即第五批文物起运完成了从北平至上海的所有押运工作。故宫博物院在法租界阿尔培路、阿尔培坊另租了几栋房舍，做办公室及职员宿舍。梁廷炜和吴玉璋、那志良、牛德明以及董琳等就在那里负责南迁文物的编辑工作。
　　1937年1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原有的驻沪、驻京两办事处同时撤销，梁廷炜也和其他驻沪工作人员一道携家眷来到南京。
　　文物点收工作在上海时并未完成，南京方面一切安置妥当后又继续进行，到1937年6月才结束，正当工作人员完成点收工作，准备开展另一项工作，即将文物逐步展出时，卢沟桥的炮声打响了，梁廷炜和其他故宫工作人员又要开始担心文物安全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向后方疏散。
　　院里决定将文物分三路向后方疏运：一路运到汉口，转长沙、贵阳，保存在贵州安顺的“华岩洞”；一路运到陕西的宝鸡，经汉中、广元、成都，保存在四川的峨眉；还有一路沿长江而上，经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保存在四川乐山。
　　梁廷炜负责宝鸡到峨眉的押运工作。押运过程中险情不断。那志良就曾听梁廷炜说起他在汉中躲避警报的一次经历。当汉中文物刚刚搬完，梁廷炜留在汉中办理交接结束的时候，忽然警报来了，他正与新绥公司的阎淳朴先生结账，他们商量后觉得赶快跑出城去，藏在菜籽地里，最为妥当。他们急急出门，疾步往城外跑，可是来不及了，紧急警报响了，街上不能有行人往来。他们没有办法，只好找一条干河，在桥下躲起来。警报过后，才得知城外的菜籽地里死了不少人，原来敌机来时，先在空中向菜籽地丢了几块石头，大家以为炸弹，争着往外跑，敌机俯冲下来，低飞扫射，因此死了不少人。起初他们后悔不该迟迟走出，以致没有赶到菜籽地，现在却又庆幸自己出来得迟了。(那志良《我与故宫五十年》)
　　而据梁金生回忆，因逆流而行，祖父梁廷炜在坐船从乐山沿大渡河押运故宫文物至安谷的途中还曾不慎落水，还好并无大碍。
　　虽然险情连连，但所幸所有文物无一受损。三处的箱件安置妥当之后，在安顺、峨眉、乐山分设三个办事处，梁廷炜被分配在乐山办事处。1942年峨眉办事处增加库房时，院中派梁金生的父亲梁匡忠来驻守新库。虽然此前梁匡忠一直帮着故宫工作人员做些发放号签的工作，但并不算是故宫的正式员工。1941年，17岁的梁匡忠才开始真正进入故宫工作。
　　在整个押运国宝的过程中梁家连续迎来了几个孩子的出生。而梁家的孩子们，名字也都以国宝押运所到之地取名，梁金生的大哥出生于1944年，是在国宝押运到四川峨眉出生的，因此取名叫梁峨生。梁金生的大姐是1946年国宝押运到乐山出生的，乐山古时叫嘉定府，因此取名叫梁嘉生。梁金生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是在国宝东归南京时所生，取名梁金生。梁金生的妹妹也于1950年出生于南京，取名梁宁生。弟弟则是在文物回归北京故宫后的1956年出生的，故取名梁燕生。梁家的命运可谓与故宫文物的命运紧密相连。
　　离分两岸
　　1949年初，梁金生的祖父梁廷炜接到密令，需将国宝押送至台湾，而梁金生的父亲梁匡忠则奉命留在了南京故宫博物院分院。当时负责押运故宫文物赴台的工作人员有近二十人，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中只去了梁廷炜一人，和梁廷炜一同前往台湾的还有梁金生的祖母、大哥和二叔，而三叔也按照国防部指示去了台湾。
　　在当时的梁家人看来，这不过是正常的人事调动，谁都未曾料想一别就是数十载。而祖父和祖母更于1972年便相继离世。
　　1949年2月22日，海军运输舰“昆仑号”驶抵台湾基隆港，故宫南迁文物中的四分之一，共计2972箱分3批运往台中。故宫文物运至台中之后，暂时借台中糖厂的仓库贮存，职员及眷属们都住在合作旅社。
　　梁廷炜从押运文物到台中，至1965年11月故宫博物院台北新馆落成前往台北，直至1972年离世，再也没回过大陆。
　　他也许不会想到，属于战时正常人事调动的赴台押运在大陆被视为“国民党盗窃国家文物去台湾”，而他在大陆的亲人也因为他这层“海外关系”在“文革”期间难逃磨难。
　　1968年，20岁的梁金生被下放到内蒙古插队。在插队的11年间，入党、提干、招工、招生等，统统与他无缘，最后还是在当地老百姓的介绍下进入一家民办小学当老师。而他的弟弟妹妹也同样不能幸免。
　　1979年，政策放松，梁金生终于有机会重返北京，但他坦陈，其实一想到政治的错综复杂，自己的本意并不想回来，但牧场场长劝他为了孩子今后能受更好的教育，最终还是改变了决定。5月，他带着一岁的儿子回到了北京。
　　那年是知青大返城，分配工作要统一参加考试，梁金生毫不犹疑地填报了故宫。
　　当时的梁金生已经31岁了，而除了故宫的工程队，其他招聘部门人员年龄要求都规定要在30岁以下，就这样梁金生进入了故宫工程队当了一名工人。5年后（1984年）才调到保管部总保管组，负责文物总账、文物征集以及库房保管。对于梁金生而言，此时的故宫已不仅仅是他小时嬉戏玩耍的乐园，更多了一份责任与坚守。
　　梁金生秉持的原则——“搞文物的不收藏文物”也来自于父亲的训诫。
　　大约在1986年、1987年，梁金生接到了副院长杨新的一通电话，原来有一个曾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过的先生来北京故宫参观。梁金生便写了一封家书，并托这位先生从美国转寄到了台湾。因为不清楚家人的地址，信件的地址填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帮助下，信件交到了梁金生大哥梁峨生的手中，后来梁金生就收到了哥哥的回信。几年之后，梁家人才得以真正团聚。
　　未了心结
　　在一万多箱南迁的故宫文物中，除了运至台湾的2972箱，还有2211箱仍然留在南京，可谓一璧三分。1949年后，父亲在南京担任库房保管，负责将暂存南京的故宫文物分三批运回北京。这次押运从1950年持续到1958年。然而，暂存南京的文物并未悉数运回北京。在南京的这2211箱故宫文物成了梁金生至今未了的心结。
　　尽管这一百多年来梁家几代为故宫文物倾尽心力，但这些文物的命运正如他们在历史大潮中的命运一样，都非人意所能左右。
　　几年前，梁金生的儿子梁骏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旅游公司，梁家和故宫的情缘或许也将在梁金生这一代画上休止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