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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加试经义呢？因为宋人认为，法官如果只掌握法律知识与断案技术，不具备领悟天理人情的能力，便很容易沦为“法匠”。
德国大学者马克斯·韦伯这么评价传统中国的司法官：“他们是非专业性的士大夫出任的官吏，是受过古典人文教育的文人，他们接受俸禄，但没有任何行政与法律的知识，只能舞文弄墨，诠释经典。”我曾将这句话放上微博，询问网友：你认为韦伯说得对吗？果然不出所料：多数网友都认为韦伯说得太对了。这不奇怪，他们在校园内接受的法制史教育，就是这么对传统中华法系定调的。
记得我诘问过赞同韦伯的网友：韦伯虽然是具有深邃洞察力的大学者，但他不识中文，也接触不到多少可靠的中国史料，更未在中国居住过，对中国文化怎么可能有多深入的了解？当韦伯断言中国士大夫“没有任何法律知识”的时候，他大概并不知道，传统中国实际上存在过多個层次的法律考试。
明法科
第一个层次的法律考试是“明法科”。早在汉代就已有了“明法”之制，但直到唐代，由于科举制度的发达，才使明法科初具规模。唐朝的科举制度，由州县选拔的叫“乡贡”。乡贡有十几种，“明法”是其中之一，明法科是法律科，专门选拔法律人才，明法的考试科目是试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等，通八为乙第，只通七条就不及格了。但是唐朝一直没有重视明法科。
宋代建国之初，宋太祖恢复科举考试，同时也就恢复了明法科。到了太宗时，明法科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废而又复的过程，太宗是一位儒法兼用的皇帝，他有意使“经生明法，法吏通经”，曾经一度下诏学经义兼读律令，而不再单独设明法一科。后来到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又恢复明法科，并将考试内容加入三小经《论语》《孝经》《尔雅》来改变过去明法科只专律义而不论经义的弊端。太宗淳化元年（公元990年），《宋史·选举志》叙述这一年更定考试章程时说：明法旧试六场，更定试七场。第一第二场试律，第三场试令，第四第五场试小经，第六场试令，第七场试律。宋朝科举参加“明法科”考试的士子主要考法理、律令、经义以及案例试断。及第的“明法科”进士通常可获授法官之职。
铨 试
第二个层次的法律考试是“铨试”。按唐制，进士及第，不能马上授官，还需要参加吏部的铨选，叫做“铨试”。唐人铨选的标准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其中的试判，是指就考官提供的案例撰写判决书，要求所撰判决既有文采，又合法理。
宋朝的新科进士在获得任职之前，同样需要经过“铨试”。宋人铨选，不复以“身言书判”为标准，而是举行法律专业考试：“进士及第，自第一人以下注官，并先试律令、大义、断案。”熙宁年间，宋神宗要求“明法科”及第的进士也必须参加“铨试”。“铨试”及格，方可注官;考试成绩不合格，则三年后才有可能获得任职，且不得担任司法官与亲民官。
试法官
第三个层次的法律考试是宋朝特有的司法资格考试，叫做“试法官”。宋朝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设有专职的司法机关，这些司法机关都要配备专业的司法官，他们一般来自“明法科”及第进士、“铨试”合格进士，此外，还有一部分司法官是从官僚队伍中转任过来的，他们转任司法官之前，需要先通过司法资格考试，考试由刑部与大理寺共同主持，御史台负责监督。
那么宋朝的“试法官”会考什么题目呢？我们以神宗朝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的“试法官”为例加以说明。这年的“试法官”考六场（一天一场），前五场都是考案例判决，要求每场案例包含10～15件刑名。第六场考法理题五道，所有的案例试判都需要写明令人信服的法理依据、应当援引的法律条文。如果发现案情有疑，可以在试卷上标明。
“试法官”的评卷采取打分制。熙宁年间的评分标准是这样的：成绩分为“通”“上粗”“中粗”“下粗”四等，8分以上为通，上粗为7.5分，中粗为5分，下粗只有2.5分。合格的成绩，要求案例试判“通数及八分以上”、且对重罪案例的判决没有出现失误。考试合格者，才可以任命为司法官员。
神宗朝之后，“试法官”又增加了考试经义的内容，如南宋时的“试法官”考五场，其中第一、二、三场考案例判决，第四场试大经义一道题、小经义两道题，第五场考法理。为什么要加试经义呢？因为宋人认为，法官如果只掌握法律知识与断案技术，而缺乏人文精神的滋养，不具备领悟天理人情的能力，便很容易沦为“法匠”，“必流于刻”。加试经义可以培育法官的人文素养。
法官任用须经考试
前述三类法律考试，涵盖了不同的对象：“明法科”由礼部主持，考试对象为修习法学专业的士子;“铨试”由吏部主持，考试对象是科举及第的新科进士;“试法官”由刑部与大理寺主持，考试对象是想转任司法官的官员。从几次法律考试闯过来的宋朝士大夫，怎么可能如韦伯所言，“没有任何法律知识”。
可惜，宋代之后，元明清三朝均不设专门的法律考试，“明法科”与“试法官”考试都被取消，铨选也不复重视官员的法学修养。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说他们毫无法律知识，因为明清时期的官学还设有刑名课程，科举考试也要试“判语五条”。只不过，明清官员的法学素养与司法技艺无疑远不如宋朝的士大夫，也因此，他们才离不开刑名师爷。
清末改革官制，终于重新确立“法官任用须经考试”的原则，并于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八月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法官考试。这次改制的主导者当然是在仿效西洋的近代司法制度，他们却未必知道，“法官任用须经考试”其实是宋代已经推行的制度。
（摘自《公民与法》）
德国大学者马克斯·韦伯这么评价传统中国的司法官：“他们是非专业性的士大夫出任的官吏，是受过古典人文教育的文人，他们接受俸禄，但没有任何行政与法律的知识，只能舞文弄墨，诠释经典。”我曾将这句话放上微博，询问网友：你认为韦伯说得对吗？果然不出所料：多数网友都认为韦伯说得太对了。这不奇怪，他们在校园内接受的法制史教育，就是这么对传统中华法系定调的。
记得我诘问过赞同韦伯的网友：韦伯虽然是具有深邃洞察力的大学者，但他不识中文，也接触不到多少可靠的中国史料，更未在中国居住过，对中国文化怎么可能有多深入的了解？当韦伯断言中国士大夫“没有任何法律知识”的时候，他大概并不知道，传统中国实际上存在过多個层次的法律考试。
明法科
第一个层次的法律考试是“明法科”。早在汉代就已有了“明法”之制，但直到唐代，由于科举制度的发达，才使明法科初具规模。唐朝的科举制度，由州县选拔的叫“乡贡”。乡贡有十几种，“明法”是其中之一，明法科是法律科，专门选拔法律人才，明法的考试科目是试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等，通八为乙第，只通七条就不及格了。但是唐朝一直没有重视明法科。
宋代建国之初，宋太祖恢复科举考试，同时也就恢复了明法科。到了太宗时，明法科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废而又复的过程，太宗是一位儒法兼用的皇帝，他有意使“经生明法，法吏通经”，曾经一度下诏学经义兼读律令，而不再单独设明法一科。后来到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又恢复明法科，并将考试内容加入三小经《论语》《孝经》《尔雅》来改变过去明法科只专律义而不论经义的弊端。太宗淳化元年（公元990年），《宋史·选举志》叙述这一年更定考试章程时说：明法旧试六场，更定试七场。第一第二场试律，第三场试令，第四第五场试小经，第六场试令，第七场试律。宋朝科举参加“明法科”考试的士子主要考法理、律令、经义以及案例试断。及第的“明法科”进士通常可获授法官之职。
铨 试
第二个层次的法律考试是“铨试”。按唐制，进士及第，不能马上授官，还需要参加吏部的铨选，叫做“铨试”。唐人铨选的标准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其中的试判，是指就考官提供的案例撰写判决书，要求所撰判决既有文采，又合法理。
宋朝的新科进士在获得任职之前，同样需要经过“铨试”。宋人铨选，不复以“身言书判”为标准，而是举行法律专业考试：“进士及第，自第一人以下注官，并先试律令、大义、断案。”熙宁年间，宋神宗要求“明法科”及第的进士也必须参加“铨试”。“铨试”及格，方可注官;考试成绩不合格，则三年后才有可能获得任职，且不得担任司法官与亲民官。
试法官
第三个层次的法律考试是宋朝特有的司法资格考试，叫做“试法官”。宋朝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设有专职的司法机关，这些司法机关都要配备专业的司法官，他们一般来自“明法科”及第进士、“铨试”合格进士，此外，还有一部分司法官是从官僚队伍中转任过来的，他们转任司法官之前，需要先通过司法资格考试，考试由刑部与大理寺共同主持，御史台负责监督。
那么宋朝的“试法官”会考什么题目呢？我们以神宗朝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的“试法官”为例加以说明。这年的“试法官”考六场（一天一场），前五场都是考案例判决，要求每场案例包含10～15件刑名。第六场考法理题五道，所有的案例试判都需要写明令人信服的法理依据、应当援引的法律条文。如果发现案情有疑，可以在试卷上标明。
“试法官”的评卷采取打分制。熙宁年间的评分标准是这样的：成绩分为“通”“上粗”“中粗”“下粗”四等，8分以上为通，上粗为7.5分，中粗为5分，下粗只有2.5分。合格的成绩，要求案例试判“通数及八分以上”、且对重罪案例的判决没有出现失误。考试合格者，才可以任命为司法官员。
神宗朝之后，“试法官”又增加了考试经义的内容，如南宋时的“试法官”考五场，其中第一、二、三场考案例判决，第四场试大经义一道题、小经义两道题，第五场考法理。为什么要加试经义呢？因为宋人认为，法官如果只掌握法律知识与断案技术，而缺乏人文精神的滋养，不具备领悟天理人情的能力，便很容易沦为“法匠”，“必流于刻”。加试经义可以培育法官的人文素养。
法官任用须经考试
前述三类法律考试，涵盖了不同的对象：“明法科”由礼部主持，考试对象为修习法学专业的士子;“铨试”由吏部主持，考试对象是科举及第的新科进士;“试法官”由刑部与大理寺主持，考试对象是想转任司法官的官员。从几次法律考试闯过来的宋朝士大夫，怎么可能如韦伯所言，“没有任何法律知识”。
可惜，宋代之后，元明清三朝均不设专门的法律考试，“明法科”与“试法官”考试都被取消，铨选也不复重视官员的法学修养。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说他们毫无法律知识，因为明清时期的官学还设有刑名课程，科举考试也要试“判语五条”。只不过，明清官员的法学素养与司法技艺无疑远不如宋朝的士大夫，也因此，他们才离不开刑名师爷。
清末改革官制，终于重新确立“法官任用须经考试”的原则，并于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八月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法官考试。这次改制的主导者当然是在仿效西洋的近代司法制度，他们却未必知道，“法官任用须经考试”其实是宋代已经推行的制度。
（摘自《公民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