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科技无疑是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一“渔”。事实上，科技扶贫作为国家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为促进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的优化升级、农民技能提升，积累了许多经验，作出了突出贡献。目前，科技扶贫也面临着一些现实难题，比如如何将科技要素转换成农民增收的有效通道，以及如何让科技成为脱贫攻坚长期“造血”的重要手段。

科技改变贫穷面貌

　　你知道油菜能长得像小树一样吗？一片核桃林也能拥有定制的气象服务;羊得了包虫病，狗也要吃药，因为狗是病原……
　　这些都与科技息息相关。
　　湖北省恩施市屯堡乡田凤坪村，地处武陵山区。玉米、红薯既能养人也能喂猪，成为农民常年的种植选择。村里矿产资源丰富，不规范的原煤开采、硫磺冶炼、石灰煅烧已经有100多年历史，形成了100多亩重金属和有害质超标的废弃地。自我国开展精准扶贫以来，这个村成为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油料所”）的定点扶贫村。驻村以来，油料所发挥自身科技优势，成功引种“油菜树”、黑大豆、马铃薯等新品种，发展“玉豆带状复合套种”等绿色高产高效种植技术，并作为良种以保护价收购，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该村通过油菜花与牡丹花、芍药花等颜色和花期长短互补，形成具有田凤坪特色的“农旅+自然风光”结合模式，建成武陵山区“花海第一村”。

　　油料所驻村工作队队长任小平向《经济》记者介绍，一棵“油菜树”占地1平方米，大大节省了种子用量和劳动力，具有抗倒伏、产量高的优点。此前在平原地区，“油菜树”由于植株粗壮并不适合机械化收割而失败，没想到在山区找到了适合的“家”。对于污染的废弃地，科研人员通过种植蓖麻、三叶草，施以农家肥，分化矿渣、熟化土壤等生态修复手段，既美化了村庄又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任小平说：“2017年恩施在全市推行扶贫‘尖刀班’制度，‘尖刀班’的岗位、工作、吃住都在村里，成员经常下到村小组给予农民技术指导，有的地方距离较远，连中午饭都安排在下午1点钟。”
　　这只是我国科技扶贫的一个缩影，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2017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57.5%，在农业生产要素中，科技已经上升为第一要素。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农技推广站”“科技特派员”“农业科技专家大院”“科技直通车”等各具特色的运作模式，为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以前是‘两张皮’，最近10来年，科研与生产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中国美丽乡村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魏玉栋，对此有着深切的体会。他向《经济》记者转述了一位农业科研人员的话：“我感觉现在自己的角色就像一个‘大夫’，无论是产业发展、景观打造、乡村治理，还是新建农场、农业旅游区，该怎么干，要如何调整，都经常会被邀请出出主意，而我也很乐意参与。”
　　提到科技在扶贫中的作用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产品市场与贸易研究室主任李国祥也向《经济》记者表示：“贫困地区需要各个领域的专业科学技术。科技人员下乡，能够将科技成果应用于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解决脱贫中的难题。目前，各地科研院所尤其是农业相关的专业，经常有导师带着学生组成一个小团队，长时间深入农村，在田间地头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各种技术难题。而农业之外的一些现代科技，例如电商扶贫，物联网的应用，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为贫困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可持续增收以及农业的转型升级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科研人员往往被农民看成是‘上面派来的’，更容易得到当地群众的信任。他们与贫困户打成一片，较为有效地改变贫困户的脱贫观念，获得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及持久脱贫能力。”
　　例如，山东省创建“农科驿站”精准扶贫科技品牌，建设一批扎根农村基层的农业科技服务平台，为农村群众提供技术培训，解决技术问题，实现技术咨询即时化、技术指导专业化、服务基层常态化。菏泽市巨野县太平镇中邓楼村通过建设“农科驿站”，吸引科技特派员入驻，指导当地农民发展娃娃菜、有机菜花等特色种植业，2016年7月以来，累计产出蔬菜20万公斤，带动全村贫困户全部脱贫。
　　“科技服务体系目前在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杨雄年对《经济》记者说：“科技服务主体除了国家基层的农技推广机构、科技特派员、高校科研院所的专业团队，还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专业技术服务组织和各类企业，而服务种类涵盖病虫害防治、质量检测、气象预测等多种类型。”

市场、主体、主观意愿遇难题

　　“瑕不掩瑜，瑜不掩瑕”，科技扶贫硕果累累，但在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不可忽视。
　　科技扶贫落地后，能不能產出效益，生产出来能不能找到市场是一个难题。李国祥表示，目前，市场上的农产品几乎都呈现出饱和状态，发展什么，什么滞销，上什么项目，什么跌价。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政府号召种什么，农民就不种什么的现象。而在旅游扶贫中，某些地区也存在投资过大，实际效果离预期较远，企业难以收回成本的现象。有专家在江苏的调查中，听到企业反映，农业的科技含量越高，现代化水平越高，企业亏本越大。一些技术“好看不中用”，科技增收的部分无法填平增加的成本，也因此受到置疑。 　　对此，杨雄年有一个认识，很多人对农村产业有误解，认为种植面积大、数量多就是产业，但他认为，农产品在市场要能卖得掉才是产业。产业发展的标准是要进入市场。不能看别人赚钱，就简单地跟风发展。供过于求卖不出去，不但赚不到钱，无法体现经济效益，而且伤害农民的积极性。
　　此外，任小平也向记者反映，贫困地区劳动力十分短缺，科技培训缺少参与主体，他们都是65岁以上的农民，其思想观念不易被改变，也缺乏动力。个别地方进行科技培训，还要付给农民劳务费来鼓励他们参加。据杨雄年分析，小农户是新型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总量很大并且还会长期存在，但受规模所限，发展不会很快，“挣不了多少钱”。因此，对技术需求比较被动。
　　魏玉栋去山西吕梁地区临县考察时，在座谈会上听到干部的一些反映，扶贫干部比贫困户着急，整天有各种各样的考核和汇报，白天忙一天，晚上填写报表、做简报要到大半夜，但贫困户却不着急。对于百姓的“不领情”，干部很苦恼。
　　“有一次，扶贫队伍给五保户送粮油，这个五保户虽然家里就他一个人，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壮劳力，干部们将东西送到山脚，让这位五保户跟着一块儿搬。没想到他反而站在高处在指责我们送得晚。”杨雄年对这次的扶贫经历印象深刻。
　　这种懒汉行为，以及贫困户主体认为扶贫是干部的事等，实际上都是认识、观念问题。
　　魏玉栋表示，“先要将科技理念的种子种下去。每个村总会有一两个人，力图摆脱传统的方法，对科技有着向往和渴求，而渴求就是培育科技扶贫的土壤，当我们种下科技理念的种子，才能期待它慢慢生根发芽，从而一点一滴地影响周围人。”要找到适合当地贫困户容易接受的教育方式，例如，通过开展文娱活动、卫生美化活动、改善陋习等。

科技扶贫要与发展阶段相适应

　　科技扶贫是发挥科技手段帮助贫困地区解决具体问题。而百姓的标准是最简单，也是最实际的：“这个东西能帮我干什么事，划算不？”
　　魏玉栋向记者分析，目前我国社会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进入新时代，各地区并不是齐头并进的，而是有前有后，有快有慢。忽视不同地区的社会发展阶段，脱离了科技在不同阶段的运行规律，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年龄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农村劳动力平均年龄已经超过56岁，而大部分上了年纪的贫困户不具有现代农业技术手段相匹配的技能，而难以担当现代农业经营的合格主体。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导致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下降，不利于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例如，无人机在农业科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尽管很先进很精准，但农村的老年人连说明书都看不懂，更难以操作，需要专业团队去做。“因此，科技扶贫需要当地的社会发展阶段，劳动力的知识结构相适配。”魏玉栋强调。
　　“科技成果转变为农民增收的通道没有完全打通。”李国祥表示，科技作为一项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体制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全国没有一整套针对贫困地区的科技扶贫制度。各地分散实施，调动和实施的力度也不尽相同。

建立信息平台

　　通过技术提高产品品质，提高标准化程度、提高绿色种植养殖，而最终市场才是产业扶贫的“试金石”。政府要有生产观念，更要有市场观念，才能起到真正的扶贫作用。
　　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市场信息很重要，要充分发挥大数据等科技支撑平台的作用，掌握农产品供求市场的变化。这是我们的一个弱项，贫困地区在产业选择时很难判断哪个好。比如，有的地区搞中草药、疏菜水果、经济作物，等等，但最终能不能赚钱还不好说，这是扶贫下一步要加大力度做的事情。杨雄年表示，当时在选择波尔山羊作为宣传点时，就是看到市场上这一优质品种很少，存在市场获利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通过播种面积、政策变化、卫星采集、实地考察等方式，掌握全球大宗农产品的市场变化趋势，分析和预测第二年的产量和价格。期货交易所的旺盛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这种方式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目前由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开展的苹果等五大品种交易大数据平台，也是探索形成我国单品种数据平台的一种雏形。

　　同时，对于有过剩风险的优质农产品，要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例如，我国的水果、水产品等，但要注意生产成本、质量安全、认证标准等，从而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助力脱贫。

酒香也要巧吆喝

　　2001年，杨雄年曾在陕西挂职，当时县里制定了八大产业。杨雄年认为，这些要进入市场实现应有的价值才能称为真正的产业。为了扩大产品的影响力，杨雄年联系到央视七套，在“致富经”栏目做了一个专题片，选择了波尔山羊作为宣传重点。很快全国来信来电咨询，参观和买羊的客户大量涌入，即便在当地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县里很快形成了波尔山羊交易市场。波尔山羊价格迅速提高，百姓们增收很快、积极性很高。但由于价格攀升，市场上也出现了假波尔山羊。后来政府加强了市场监管，保证该产业的正常发展。
　　河北张家口蔚县有一家外资企业在当地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帮扶因学致贫的家庭，在帮扶过程中发现当地曾是中国四大贡（小）米之一——蔚州桃花米的产区。但由于产量较低，缺乏品牌知名度，农民小米的收入并不高。于是企业搭配金龙鱼销售，并将收益用于扶贫和爱心助学活动。他们探索出了将企业品牌、渠道优势与优质农业资源结合的产业脱贫新路子。
　　而在供应端，魏玉栋提出，科技部门通常关注项目研发立项审批，而对具体的产品发布不大重视。而农民需求的正是这类信息。例如，哪个品种正在中试，哪个刚开始启动，哪个已经成熟。在成熟品种中，哪个经济效益較好，对行业的提升效果好，百姓的反响比较好等。他呼吁，扩大科技成果中新品种的宣传力度，就像苹果公司每一款苹果新机都进行全球发布。以往，我们的农业新品却只静悄悄地发个文。

人才要扎根

　　有人提出，科技人才走了怎么办？会不会发生返贫？
　　对此，李国祥强调，一方面兴办教育，发展当地人才;另一方面帮扶干部充实基层人才，补充必要的科研人员，通过制度安排，在干部提职时，要有去贫困地区工作的经历，同时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和支持。贫困地区要建立一套科技产业化体系，建立科技机构，让科技与企业和产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吸引创业人才、大学毕业生、企业家等。例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要求硕士生在校期间，必须在农村住70天时间。而博士生复试，同样有要求住上90天的承诺书。所有硕士生、博士生只有签了承诺书才能被录取。
　　而科技人员也在农村找到了广阔市场。例如，武汉市农科院学术带头人、全国水生蔬菜首席专家柯卫东，其团队经过近10年的科技攻关，成功地掌握了芋头、荸荠、慈菇、莼菜、水芹、菱角等作物的杂交育种技术。选育的鄂莲系列已推广到四川、河南、江苏等全国20多个省份，通过这些重大科研项目的实施，成为当地农民新兴的致富产业。鄂莲9号亩产莲藕3000公斤以上，鄂子莲1号亩产鲜莲子350公斤以上。长江中游城市群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全国多倍体生物育种创新联盟等接连落户武汉，并建设农业企业科技创新平台和优势产业技术体系，为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供技术支撑。
　　杨雄年建议，将更有市场竞争力的经济合作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入市场链条之中，与大市场对接，对小农户发展会好一些。
　　去年初，武汉强力推进“三乡工程”，鼓励市民下乡休闲养老，引导在外能人回乡创业，发动工商企业到农村投资兴业，带动三农发展。截至当年10月底，已吸引352位能人回乡创业，各类社会资金投入农村达到145.36亿元，为武汉271个贫困村农民增收2.25亿元。
　　总之，科技扶贫能够有效地衔接产业扶贫、智力扶贫、创业扶贫、协同扶贫，也是切实提高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质量、稳健脱贫成果可持续性的重要途径。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的保障下，在机制的调整、模式不断的创新中，科技将在扶贫中发挥更大更持久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