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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与科研机构中的科研工作者，为了不让自己的科技成果“烂在窝里”，与企业合作几乎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像复旦IDO抑制剂这样，需要与企业合作进行转化的科技成果，在国内很多高校中都存在。然而，科技成果从高校走进企业，进行产学研结合的转化道路，却并不平坦。
科研人员“搞不定”
“学术界的人，当遇到与企业合作的需求时，有些甚至都不能判别是机会还是陷阱。他们通常很担心，生怕被骗，战战兢兢，不知道该怎么办。”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专职副院长史晋海，描述出了不少出身高校的科研工作者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常态。
采访时，有不愿透露姓名的某高校老师，向记者抱怨自己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我本来是一个只知道泡实验室做科研的，现在却搞得十八般武艺样样全能：又要会写论文，又要会写专利，又要会写合同，还要懂财务，还要跟人家去谈判，什么都得会，不会不行啊……我连报销都得自己去……”
“整个交易过程中，确实充满陷阱与风险，比如哪些数据公开，选择什么时机公开，哪些不公开，都需要小心谨慎、步步为营。”史晋海对记者说，当企业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对外转化时，通常会几个团队相互协作。除了研发团队，还有专利布局团队、法务团队，以及研究交易技巧与合同风险的商务团队，“可是，你怎么能要求一个学校里的老师去应付这些呢？实在是有点苛刻了。”
“老师就不应该做这样的工作。术业有专攻，大学里的老师，主要工作是培养人才，而不是发明一个东西卖掉赚钱。”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部长陈东敏向记者表示。“应该把老师从这些工作中解放出来，保证他们能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教学和科研。”复旦大学科技处成果与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张慧君也这样认同。
“科技成果转化是专业性很强的事，在高校中，应该交给专门机构去处理。因为它除了技术本身，还涉及很多法律问题，如果没有专门的人来做，专利保护或者合同文件写得不到位，会出很多问题。”陈东敏告诉记者。他所指的专门机构，即多数高校都已设置了的“科技处”。然而，仅凭高校的科技处，就能够为老师们转化科技成果“保驾护航”吗？
转化部门缺人缺钱
在部分国外高校里确实如此。比如美国的科技创新基地硅谷所背靠的斯坦福大学，20世纪70年代就成立了技术转移办公室，至今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斯坦福的技术转移办公室现在拥有四十多名工作人员，一半左右为技术许可官员和助理。他们能够判断学校内老师们的科研成果是否值得申请专利、专利如何保护、与企业合作怎样沟通、制定什么样的商业计划、怎样进行商务谈判等。
而这方面我们国家多数高校还有不小的差距。不少高校科技处的职能更偏重管理，比如管理科研经费、申报奖项等；为老师们提供相应服务的职能，是随着近年来科技成果转化需求的增加，才逐步增设的，并且可供调配的人力和资源都较为有限。
复旦大学是国内开展相关服务最早的高校之一，张慧君向记者介绍，《专利法》1985年在我国开始实施，同年复旦即有了一只专业的专利管理团队；2000年设立了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2004年又设立了技术转移中心，也是借鉴国外类似模式操作的，目前专职专利管理的有两人，从事技术转移的有六七个人。
“学校每年科研经费是十几个亿的体量，有上千名科研人员需要我们提供对接服务，光靠这点人手去承担全校技术转移的管理服务工作，直接跨越到国外高校技术转移机构的工作模式，肯定力不从心。”张慧君说，和国外高校的技术转移部门相比，他们至少需要扩招一倍。
陈东敏告诉记者，北京大学的科技开发部虽然有二十多个人，但绝大部分都是合同聘用进来的，只有三分之一是事业岗编制，主要原因是“建设这个部门的费用比较低，整个科技中介服务行业的经济地位都比较低。”
去年下半年，国家颁布新修订的《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法》当中，大幅度提高了对科技成果发明人的奖励比例，一定程度激励了科研人员进行成果转化的热情。可激励措施却没有涉及为他们提供转化服务的中间环节。
“对于一些有特殊贡献的科研项目，最好能有专项资助用于知识产权保护。”知乾知识产权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华冰说，“像最近很热门的河北科技大学韩春雨教授的科研成果，如果学校或者国家设有专项基金用于知识产权保护，在中间环节给予加强，其后续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会大不一样。”
中介机构良莠不齐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部门渴望更多的经费，激发工作热情只是一方面，他们还需要更多经费来购买第三方中介机构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要想有效地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即使高校科技处人力充足，也还需要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参与。“有相关需求的老师来自各个学科，目前管理人员的学科背景和人员数量没法做到全覆盖，也有我们不理解的技术和不够专业的领域，这都需要请校外的第三方协助。”张慧君说。
除此之外，高校科技处更多是做牵线搭桥的工作，具体的一些细节，比如专利和法律合同的撰写等，都会委托给更专业的第三方中介机构来做。“我们要找最专业的人去把它保护好，而购买这些服务是很花钱的。”陈东敏对记者说。
即使愿意出钱，能提供相应优质服务的第三方机构选择也不多。做好知识产权保护，是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而仅是知识产权保护，就涉及专利代理、价值评估、信息咨询、知识产权管理、诉讼维权等各个方面。目前比较成熟的只有专利代理服务，并且也是良莠不齐，从业者鱼龙混杂，既有学贯数理化的海归博士，也有本土大专毕业生。
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副教授陈儒军对记者说：“为了实现科技成果的尽快转化，正确评估科技成果的价值，都需要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参与。我国尽管有一些类似机构从事相应工作，但服务水平和能力还不够。”
在一次国际合作之前，为了保护好其中所涉及的某干细胞专利，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不惜重金从美国请来了两个律师团队。“因为这个专利很重要，国内没有人写过这类专利，我们不能用没有经验的人去写。”陈东敏解释道。
知乾知识产权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华冰告诉记者，由于专业性较强，即使科研工作者本人，也经常会难以判断专利申请文件的撰写质量，有些人单纯追求廉价，结果不仅自己的科技成果没有得到有效保护，还使专利代理行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企业合作缺乏诚意
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的最后环节，多数需要借助企业的资本和市场营销能力来实现，而与一些企业的合作，却令科研工作者格外寒心。
泉州师范学院化工与材料学院高级实验师陈楷翰，拥有37项已经申请发明专利的技术，其中有10项已转让并被应用。然而在他转让的技术里，价格最高的，是针对福建莆田港西印染厂的漂染废水处理药剂及一揽子服务，15万人民币；而价格最低的，诸如厦门某公司购买的漂染废水补充脱色技术，仅售出2.5万人民币。
“高质高价的技术很难出手。”陈楷翰告诉记者，“国有企业通常不会购买闲散的技术与专利，而民营企业的资源和市场有限，风险承担能力低，更趋向于短平快的运作，对价格稍高的技术与专利难以接受。”
和优质技术难卖出高价正好相反，一些并没有什么应用价值，仅作为科研“下脚料”的“垃圾专利”，却很受欢迎。因为拥有的专利数量，是审核企业是否能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重要条件，一些企业为了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获得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用5000～10000元左右的低价，大量收购科研院校的“垃圾专利”，明显压低了整体技术和专利的价格，加大了科技成果转化的难度。据新华社
像复旦IDO抑制剂这样，需要与企业合作进行转化的科技成果，在国内很多高校中都存在。然而，科技成果从高校走进企业，进行产学研结合的转化道路，却并不平坦。
科研人员“搞不定”
“学术界的人，当遇到与企业合作的需求时，有些甚至都不能判别是机会还是陷阱。他们通常很担心，生怕被骗，战战兢兢，不知道该怎么办。”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专职副院长史晋海，描述出了不少出身高校的科研工作者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常态。
采访时，有不愿透露姓名的某高校老师，向记者抱怨自己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我本来是一个只知道泡实验室做科研的，现在却搞得十八般武艺样样全能：又要会写论文，又要会写专利，又要会写合同，还要懂财务，还要跟人家去谈判，什么都得会，不会不行啊……我连报销都得自己去……”
“整个交易过程中，确实充满陷阱与风险，比如哪些数据公开，选择什么时机公开，哪些不公开，都需要小心谨慎、步步为营。”史晋海对记者说，当企业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对外转化时，通常会几个团队相互协作。除了研发团队，还有专利布局团队、法务团队，以及研究交易技巧与合同风险的商务团队，“可是，你怎么能要求一个学校里的老师去应付这些呢？实在是有点苛刻了。”
“老师就不应该做这样的工作。术业有专攻，大学里的老师，主要工作是培养人才，而不是发明一个东西卖掉赚钱。”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部长陈东敏向记者表示。“应该把老师从这些工作中解放出来，保证他们能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教学和科研。”复旦大学科技处成果与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张慧君也这样认同。
“科技成果转化是专业性很强的事，在高校中，应该交给专门机构去处理。因为它除了技术本身，还涉及很多法律问题，如果没有专门的人来做，专利保护或者合同文件写得不到位，会出很多问题。”陈东敏告诉记者。他所指的专门机构，即多数高校都已设置了的“科技处”。然而，仅凭高校的科技处，就能够为老师们转化科技成果“保驾护航”吗？
转化部门缺人缺钱
在部分国外高校里确实如此。比如美国的科技创新基地硅谷所背靠的斯坦福大学，20世纪70年代就成立了技术转移办公室，至今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斯坦福的技术转移办公室现在拥有四十多名工作人员，一半左右为技术许可官员和助理。他们能够判断学校内老师们的科研成果是否值得申请专利、专利如何保护、与企业合作怎样沟通、制定什么样的商业计划、怎样进行商务谈判等。
而这方面我们国家多数高校还有不小的差距。不少高校科技处的职能更偏重管理，比如管理科研经费、申报奖项等；为老师们提供相应服务的职能，是随着近年来科技成果转化需求的增加，才逐步增设的，并且可供调配的人力和资源都较为有限。
复旦大学是国内开展相关服务最早的高校之一，张慧君向记者介绍，《专利法》1985年在我国开始实施，同年复旦即有了一只专业的专利管理团队；2000年设立了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2004年又设立了技术转移中心，也是借鉴国外类似模式操作的，目前专职专利管理的有两人，从事技术转移的有六七个人。
“学校每年科研经费是十几个亿的体量，有上千名科研人员需要我们提供对接服务，光靠这点人手去承担全校技术转移的管理服务工作，直接跨越到国外高校技术转移机构的工作模式，肯定力不从心。”张慧君说，和国外高校的技术转移部门相比，他们至少需要扩招一倍。
陈东敏告诉记者，北京大学的科技开发部虽然有二十多个人，但绝大部分都是合同聘用进来的，只有三分之一是事业岗编制，主要原因是“建设这个部门的费用比较低，整个科技中介服务行业的经济地位都比较低。”
去年下半年，国家颁布新修订的《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法》当中，大幅度提高了对科技成果发明人的奖励比例，一定程度激励了科研人员进行成果转化的热情。可激励措施却没有涉及为他们提供转化服务的中间环节。
“对于一些有特殊贡献的科研项目，最好能有专项资助用于知识产权保护。”知乾知识产权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华冰说，“像最近很热门的河北科技大学韩春雨教授的科研成果，如果学校或者国家设有专项基金用于知识产权保护，在中间环节给予加强，其后续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会大不一样。”
中介机构良莠不齐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部门渴望更多的经费，激发工作热情只是一方面，他们还需要更多经费来购买第三方中介机构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要想有效地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即使高校科技处人力充足，也还需要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参与。“有相关需求的老师来自各个学科，目前管理人员的学科背景和人员数量没法做到全覆盖，也有我们不理解的技术和不够专业的领域，这都需要请校外的第三方协助。”张慧君说。
除此之外，高校科技处更多是做牵线搭桥的工作，具体的一些细节，比如专利和法律合同的撰写等，都会委托给更专业的第三方中介机构来做。“我们要找最专业的人去把它保护好，而购买这些服务是很花钱的。”陈东敏对记者说。
即使愿意出钱，能提供相应优质服务的第三方机构选择也不多。做好知识产权保护，是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而仅是知识产权保护，就涉及专利代理、价值评估、信息咨询、知识产权管理、诉讼维权等各个方面。目前比较成熟的只有专利代理服务，并且也是良莠不齐，从业者鱼龙混杂，既有学贯数理化的海归博士，也有本土大专毕业生。
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副教授陈儒军对记者说：“为了实现科技成果的尽快转化，正确评估科技成果的价值，都需要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参与。我国尽管有一些类似机构从事相应工作，但服务水平和能力还不够。”
在一次国际合作之前，为了保护好其中所涉及的某干细胞专利，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不惜重金从美国请来了两个律师团队。“因为这个专利很重要，国内没有人写过这类专利，我们不能用没有经验的人去写。”陈东敏解释道。
知乾知识产权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华冰告诉记者，由于专业性较强，即使科研工作者本人，也经常会难以判断专利申请文件的撰写质量，有些人单纯追求廉价，结果不仅自己的科技成果没有得到有效保护，还使专利代理行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企业合作缺乏诚意
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的最后环节，多数需要借助企业的资本和市场营销能力来实现，而与一些企业的合作，却令科研工作者格外寒心。
泉州师范学院化工与材料学院高级实验师陈楷翰，拥有37项已经申请发明专利的技术，其中有10项已转让并被应用。然而在他转让的技术里，价格最高的，是针对福建莆田港西印染厂的漂染废水处理药剂及一揽子服务，15万人民币；而价格最低的，诸如厦门某公司购买的漂染废水补充脱色技术，仅售出2.5万人民币。
“高质高价的技术很难出手。”陈楷翰告诉记者，“国有企业通常不会购买闲散的技术与专利，而民营企业的资源和市场有限，风险承担能力低，更趋向于短平快的运作，对价格稍高的技术与专利难以接受。”
和优质技术难卖出高价正好相反，一些并没有什么应用价值，仅作为科研“下脚料”的“垃圾专利”，却很受欢迎。因为拥有的专利数量，是审核企业是否能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重要条件，一些企业为了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获得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用5000～10000元左右的低价，大量收购科研院校的“垃圾专利”，明显压低了整体技术和专利的价格，加大了科技成果转化的难度。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