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满文木牌的概况
　　2010年3月，国家档案局公布了第三批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30件组档案文献，清初满文木牌成功入选。
　　满文木牌是指以木牌为载体书写的清代满文文书档案。满文木牌为中国古代简牍文书之遗续，清入关前，虽已用纸，但仍多用木牌记事。满文木牌长、短、宽、窄亦不尽相同。每块木牌一端有一小孔，用以编缀成册，便于传递与保存。根据杨宾《柳边纪略》记载：“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然今文字之书于纸者，亦呼为‘牌子’、‘档子’矣。”这种木牌使用较久，直到顺治二年（1645年）才令“名衙奏事，俱缮本章，不许复用木签”。
　　满文木牌留存极小，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木牌共28块。其中，26块为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于1935年整理清内阁大库档案时所发现，另2块是1979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理内阁杂档时发现。满文木牌对研究清初历史、文书制度、满族语言文字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满文木牌的整理
　　明神宗万历27年（1599年），满洲努尔哈赤为文书往来及记注政事的需要，创制了满文。满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普遍使用这一名称并进行专门研究，为时并不长。“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帝制后，由于当时历史的局限，满学研究曾一度陷入低潮。民国时期，满学研究渐有起色，其主要表现为编辑整理满文档案。1918年，金梁利用沈阳故宫崇谟阁所藏《满文老档》刊印出版《满洲秘录》。20世纪20、30年代，故宫文献馆成立期间，鲍奉宽、齐增桂、张玉全和李德启诸先生对在内阁大库发现的清代早期珍贵档案进行了整理研究，编撰出版了《满文起居注》、《满文黄册》。李德启还对《满文木牌》进行了翻译和考释，撰写成《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和《满文书籍联合目录》两本书。
　　“建国”后，随着满学研究专门机构的相继设置，满学研究在中国大陆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其中，满文文献发掘、整理、出版和研究方面成果尤为显著。从1978年开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单位对《满文老档》作了全面译注，编译出版了《盛京刑部原档》、《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等。辽宁省档案馆整理出版了《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和《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汉文档案选编》等新发掘的满文档案史料。在这些已整理出版的满文文献中，满文木牌也是最引人关注的对象。如《满文老档》包含有三册老满文木牌。《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收录的《盛京满文旧档》也整理出清入关前形成的满文木牌31件。
　　
　　3满文木牌的利用
　　档案文献入选国家级或世界级记忆名录并不意味着保护工作的终结，而是保护工作的又一个新起点。满文木牌无论是现存的原件，还是后来转化为书籍等其他形式的文件，都为后代留下了珍贵资料。满文木牌留传至今是相当少的一部分，其中，还大量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满文木牌必须通过长期稳定的保存来维护，其价值通过利用服务来体现。就满文木牌的价值体现和功能发挥而言，则需要以新的传播方式，拓宽其利用的途径，使信息大众化。
　　借助现代数字技术实现满文木牌遗产的数字网络传播，是一条全新的保存和利用满文木牌遗产的快捷途径。由于认识、技术等原因，我国档案文献遗产的数字化程度并不高，还缺少国家信息化平台作为依托。满文木牌遗产的数字网络传播，首先，要对满文木牌进行数字化处理，其过程包括去污、去酸、封塑、杀虫、修复、数字拍照、OCR处理等。其次，建立满文木牌遗产专门网站。目前，只有少量珍贵档案文献遗产在其所属机构的网站上可以浏览。因此，建立一个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专门网站是十分必要的。
　　满文木牌是一笔极为珍贵的历史遗产，也是宝贵的民族财富。保存和整理这些珍贵文化遗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作者单位：河南新乡学院文学院来稿日期：2011-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