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我国现代话剧奠基人曹禺诞辰100周年,各地举办了一系列活动以纪念这位文化巨人。曹禺,一个丰富而感性的人,一个伟大的戏剧大师。
　　
　　曹禺,湖北潜江人,本名万家宝,字小石,1910年出生在天津一个一度显赫又急剧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于襁褓之中失去生母,却由深爱他的继母抚养长大。幼年时的曹禺内心情感丰富,有着敏锐的感受力。他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古典诗文,不到十岁已读完四大名著。十二岁时,曹禺便投考南开中学。南开由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与张伯苓共同创办。曹禺进南开的时候,正是新文化运动猛烈冲击旧的营垒之时。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都曾对曹禺产生极大的影响。1925年曹禺十五岁时就加入了南开中学龄前的文学会,次年,即与王希仁等同学为天津《庸报》办起了一个名叫《玄背》的文学副刊。曹禺的第一篇创作小说,名曰《今宵酒醒何外》,是仿造郁达夫小说的路子做的。
　　在文学的道路上,曹禺也曾迷恋过诗,只是他童年的遭际,决定了他对戏剧的向往和迷恋。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十分注重对学生人格的培养,把话剧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课外活动在校内推广。对南开新剧团作出大贡献的人,说来大家颇不陌生,他就是从前清华学校时期的教务长,张彭春仲述先生。张彭春早年赴美国留学,与赵元任、胡适同学,虽攻哲学教育,对戏剧却格外喜爱。时值欧美小剧场运动兴起,他受其影响,热心于创作演出。没有张彭春,就没有南开新剧团,也就没有后来戏剧家曹禺。是张彭春慧眼识才,把曹禺从庸众之中力拔出来,使之成为当时南开一颗光辉夺目的戏剧之星。
　　曹禺曾经报考过协和医学院,却因数理化成绩稍差而落榜,不得已上了南开大学政治系。曹禺深爱南开,正是在这里,他的戏剧天才得到发现;正是在这里,他与张彭春合作,改编了英国戏剧高尔基华绥的作品;也正是在这里,张彭春对他殷殷期望,送给他《易卜生全集》的英文版,盼他成为易卜生那样的剧作家;还是在这里,他开始了《雷雨》的酝酿。然而,他太厌恶政治经济之类的课程了,当他终于向校方提出要报考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时,南开的态度是要考可以,考不上不准回南开。曹禺此时已是背水一战,别无退路,
　　相对南开而言,清华是民主多了,开放多了。清华西洋文学系在民国十七年就改名为外国语言文学系,但习惯仍沿用旧称,系主任王文显是戏剧家,不少学生受他的影响,如张骏祥、袁俊、李健吾都是他培养出来的。而曹禺则是最受瞩目的一个。这个时候,清华产生了“龙、虎、狗”三杰之说。“龙”就是钱钟书,“虎”则是曹禺,而“狗”是对颜毓蘅的戏称。
　　曹禺自进清华后,刻苦研读西文戏剧名著,他不满外文系那种照本宣科的讲法,老是逃课进图书馆。为了《雷雨》人物的酝酿,他为每个人物写了小传。清晨他就跑到图书馆二楼的杂志室,在一个固定座位上开始写作,一直到夜晚十点闭馆,有时甚至被锁在馆里。1933年,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23岁的曹禺完成了他在中学时就开始酝酿的四幕话剧《雷雨》,1934年经巴金先生推荐,发表在《文学季刊》上,从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天空中一颗耀眼的明星升起了。 两年后,曹禺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时又写出《日出》。不久,《原野》、《蜕变》、《北京人》、《家》相继问世。这些作品不仅奠定了曹禺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更标志着中国话剧走向成熟,中国剧坛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明星。
　　在中国,还没有哪一个剧作家的剧作,能像曹禺先生的话剧那样久演不衰。从它们诞生的30年代,就轰动了京津和上海,茅盾有“当年海上惊雷雨”之赞。而在最艰苦的抗战时期,曹禺的戏,依然是中国舞台上最受欢迎的剧目。在解放战争年代,在解放区还曾上演过《雷雨》。在五六十年代,曹禺的戏是中国舞台上最招人喜爱的保留剧目。文革之后,曹禺剧作的演出和改编、研究和评论都达到一个高潮,几乎他所有的戏都被排演了,几个主要的戏还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戏曲,甚至芭蕾舞。为什么他的戏,让一代又一代的观众这么喜欢呢?为什么他的戏吸引一代又一代的演员去演出呢?
　　一个伟大的戏剧家,往往也是思想家,或者说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们关怀人的命运,关怀人类的命运。莎士比亚是这样,曹禺也是这样。在曹禺的戏里,一个又一个人物的命运,诸如蘩漪、侍萍、四凤、陈白露、翠喜、小东西、仇虎、金子、愫方、文清……在这些人物的命运中,我们看到作家是怀着怎样一个伟大的仁爱的心灵,又是有着多么宽广的人道的关怀!甚至,连周朴园,他都有着怜悯。在他看来,人的悲剧境遇,人类的悲剧,几乎带有一种不可逃脱的性质。曹禺所具有的悲剧思想是杰出的,是十分深刻的。在同时代的剧作家中,甚至现代文学作家中,还没有人有着他那样宽广的人文精神和人类情怀。
　　曹禺对人性有着最充分的研究、最深刻的理解和最细微的体验。在他的剧作中,对人、人物性格的刻画,不但倾其毕生的精力,而在探索人性和人的感情世界上,甚至可以同那些世界戏剧大师媲美。郭沫若在看过《雷雨》后就说:“作者于精神病理学、精神分析术等,似乎也有相当的造诣。以我们学过医学的人看来,就是用心地去吹毛求疵,也找不出破绽。在这些地方,作者在中国作家中应该是最杰出的一个。”
　　曹禺说:人是非常复杂的,又是最宝贵的,同时,又是最值得研究的。他一生都在探索人——探索人的的心理,人的感情,人的灵魂,把他们最隐秘的情感世界,最复杂的人性心理,展现在舞台上。正是这些,打动着一代又一代观众的心灵,激动着一代又一代演员的表演欲望。如果说,曹禺的戏剧为什么有着如此大的魅力?那么,就是他把最伟大的人文胸怀同对人性的深刻探索和理解结合起来。
　　曹禺在晚年,对一些社会问题剧的创作提出他自己的看法。他这样说:“所有伟大作家的好作品,不是被某个狭小的社会问题限制住的。《红楼梦》就不是被一个问题箍住了,它把整个社会反映出来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至于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等,也不是那么具体地提到某个社会问题,这些作品反映得很深刻很广泛。文学反映生活,可以更广阔、更深厚地,应该看得广泛,把整个社会看过,经过深入的思索,看到许许多多能够体现时代精神的人物再写。作品是要真正的叫人思、叫人想,但是,它不是叫人顺着作家预先规定的思路去‘思’,按着作家已经圈定的思路去‘想’,而是叫人纵横自由地广阔地去思索,去思索你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去思索人生,思索未来,思索整个的社会,甚至去思索人类。”显然,这是他毕生创作思想的结晶。
　　曹禺是一位当代天才的戏剧诗人,其卓越的艺术成就,是我国文学艺术界应该引以为豪的。正如著名作家张光年所说:“曹禺的剧本中,涌现出那么多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富于诗意的警句,饱含着生活的智慧,哲理的思考,使舞台语言时时迸发出动人的光彩。一位诗人、一位剧作家能够留下几行那样钻石般闪光的警句,也可以传之不朽了。而曹禺贡献那么多!”今天,我们已经走过了中国话剧的百年,恰逢曹禺诞辰百年之际,谨以祝愿曹禺的戏剧精神能够在中国的戏剧界得以传播,得以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