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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王瑶先生指导的北京大学第一届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共有六位，即钱理群、吴福辉、凌宇、赵园、温儒敏和陈山兄。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后来也都成为我可以经常请教乃至开开玩笑的畏友。其中，吴福辉兄来往更多，更为熟悉，时间一长，也就亲切地以“老吴”相称。
老吴是浙江镇海人，但自小在上海长大，会讲一口纯正的上海话。记得有一年他来上海开会，会后要我引领寻找小时旧居，竟然找到，他高兴得不得了，拍了不少照片留作纪念。老吴对第二故乡上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一提起上海和海派文学就眉飞色舞，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治学走向和文学史著述。
老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可谓波澜壮阔，有声有色。他从研究左翼文学起步，对左翼代表作家茅盾、沙汀都下过一番不小的功夫，参加过《茅盾全集》的编订①，出版过《沙汀传》②，都颇获学界好评。同时，他对现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也给予必要的注意，作过扎实的努力。手头有三部他赠送的书，一部是他与已故杨犁先生等合作主编的《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③，另两部是他编选的《京派小说选》④和《梁遇春散文全编》⑤，三部书都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功力，也一直都是我案头常备的参考书。
然而，老吴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有更大的抱负，更高的追求。三四年前吧，有一次与老吴闲聊，他突然对我说：子善，我们都研究现代文学史，搞了那么多年，可算文学史家了吧。我听了吓一跳，赶快对他说：老吴，文学史家这个光荣称号，于老兄是名副其实，当仁不让，而于我却并不相配。因为我没有资格。我连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都没有，充其量只编过一卷《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37—1949）》，而老兄已有了三部大著！
所谓三部大著，第一部当然是众所周知的老吴与钱理群、温儒敏两位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如果我没有记错，这部1987年8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初版的《三十年》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部由“青年研究工作者”（王瑶语）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⑥，虽然老吴和老钱当时已将近五十，都不能算年轻了，他们的导师王瑶先生写《中国新文学史稿》时才三十七岁呢。尽管如此，《三十年》得以问世，仍然十分难得。
《三十年》是一部有鲜明时代特色和学术个性的现代文学史研究成果，正如王瑶先生在此书序中所指出的：此书“确实反映了现阶段的研究水平并且具有比较鲜明的特色”⑦。在我看来，这个“比较鲜明的特色”就是解放思想，打破原有的比较僵化的文学史书写格局，力图较全面地发掘文学史真相，“重写文学史”。因此，这部文学史著作被许多高校包括我所任教的华东师范大学选为正式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也就理所当然。1998年7月，《三十年》经过重要修订后改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后又经过或大或小的多次修订，我手头有的最新的版本是2016年3月第四十六次印刷的修订本。《三十年》印数累计已超过百万册，可见影响之广之深。而《三十年》不断修订的不同版本的比较，也已成为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题目了。
在《三十年》中，老吴负责新文学三个十年的小说、市民通俗小说以及茅盾、沈从文专章的撰写、“改写与重写”，涉及“问题小说”、人生派写实小说、“自叙传”抒情小说、左翼小说、京派小说、海派小说、通俗言情和武侠小说、40年代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各种风格和流派小说等众多领域，均娓娓道来，颇多创见。他对海派作家的偏爱和熟稔，使他在《三十年》中给予海派文学以显著篇幅，不仅讨论了张资平、叶灵凤、曾虚白、林徽因、章克标、曾今可等“第一代海派”，还讨论了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黑婴、禾金等“第二代海派”以及张爱玲、苏青、徐、无名氏等不同程度带有第三代海派特点的作家。他积极评价兼具通俗与先锋品格的张爱玲自不待言，还特别提到了东方蝃蝀（李君维），对这位已几乎被人遗忘的海派后起之秀做了必要的肯定：东方蝃蝀“仅一册《绅士淑女图》，用一种富丽的文字写出十里洋场上旧家族的失落和新的精神家园的难以寻觅，文体雅俗融洽，逼似张爱玲，透出一股繁华中的荒凉况味。东方蝃蝀的小说在意象的选择和营造方面，也和张爱玲一样与现代主义相通”⑧。而这一切，在其他同时期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中不是评价不高就是视而不见，这也是《三十年》吸引研究者的亮点之一。
我原以为老吴与老钱、老温合著了《三十年》已很了不起，没想到他在二十年后，又不声不响、事先毫无征兆地以一己之力捧出了一部厚达七十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初版，以下简称《发展史》），不能不令我惊喜。有大量难得一见的珍贵的插图（包括作家肖像、作品发表报刊、书影、手迹、故居和聚会场所、广告、海报、剧照等等），图文互证，相得益彰，无疑是《发展史》的一个显著特色，虽然现代文学史插图本并非老吴首创⑨，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不过，《发展史》更具创意和启发的是新的现代文学史样式的“实验”。在老吴看来，90年代以降，“有代表性的文学史新见”，大致可分为“严家炎先生的‘生态’说”、“范伯群先生的‘双翼’论”、陈思和的“先锋与常态”、杨义的“重绘文学地图”和他自己的“消解‘主流型’文学史、倡导‘合力型’文学史”等五种⑩。这些文学史主张或设想有的在老吴之前已有了实践成果，如范伯群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杨义等著《中国新文学图志》等，各有引人注目的成就，也难免各有局限。因此，他自己所主张的“合力型”文学史著述也应该有所实践以供评说。
《发展史》就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应运而生。《发展史》确实是一部个人撰写的有独到的史家眼光的“实验性”文学史，是老吴所提倡的“合力型”文学史的一个生动的样本。老吴试图在本书中抓住“共生”“转折”和“积累”三个关键词来处理现代文學史上革命性和现代性的纠缠，试图用政治文学、商业文学和纯文学三大文学系统来解释现代文学史，尤其注重这三种文学系统的相互撞击和转化。他不但在本书中进一步加强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分量，同时也着力探讨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此消彼长，从而描绘了一幅与众不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图景。 《发展史》的难得之处，还在于不受以往绝大多数文学史著作“排座次，吃果果”做法的约束，所有章节标题竟未出现一位作家的名字，而是把各个历史时期重要文学现象的归纳分析贯彻始终，这无疑是一个创举。展开具体论述时，《发展史》坚持把文学作品的发表、传播和接受，文学流派和风尚的酝酿、发生和演变作为讨论的主线，又尝试把现代文学的复杂进程与现代出版、教育和学术思想的发展相勾连，对作家的心态、生存条件、迁徙流动和写作生活方式等也给予必要的关注，还把文学与电影等的互动也引入文学史论述，总之，力图形成并呈现老吴所向往的具有多维视角的“合力型”的“大文学史”叙述。且不管老吴的努力是否已达到他预期的目标，这个努力本身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在我看来，随着《发展史》的问世，老吴的文学史家地位已然牢固确立，但老吴并未就此止步，而是继续前进，在现代文学史写作上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新的探索，那就该说到他与老钱和我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28—1937）》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初版，以下简称《广告文学史》）。这部三卷本的大书是老钱和老吴的创意，我跟随。老钱总主编，三人分工为老钱又分编新文学第一个十年，老吴次之，我殿后。我才力不逮，所编的第三个十年，如无老钱最后鼎力相助，难以按时定稿完成。但老吴的第二个十年却编得十分滋润，连连出彩。这当然也有客观原因，新文学第二个十年不仅文学创作进入了成熟期，文学广告也已十分发达，几乎所有有影响的作品出版，都有广告如影随形。因此，老吴这一卷就内容特别丰富，通过文学廣告也即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并采用“编年体”和“书话体”的形式来重新阐述文学史的编著初衷也就完成得颇为出色。
老吴为他编的这一卷所作的前言和后记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他认为以往的文学史研究很少留意文学广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缺漏，而从文学广告的新视角切入，可以梳理出很多新颖独到的文学史线索，“即使是看似旧的线索如左翼文学、通俗文学等，也都开掘出特殊的侧面，具备了新的文学史观察点。”他强调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可以“把刊物、书店、作品、流派的研究，同作家、编者、读者、出版家、教育家的叙述结合，将现代文学从内部到外部，在文学的生产、流通、传播、评价、教育各方面加以打通，把这段时间的文学面貌揭示得异常细致、生动，更是别样的文学史所无法达到的”11。证之以他自己撰写的《左翼刊物在政治、文学与营销之间》《蒋光慈〈丽莎的哀愁〉遭批评》《洪灵菲的〈流亡〉一度流行》《用作品给作家或社团起绰号（1930年代初文学生态）》《冰心要求更正她关于“普罗文学”的谈话》《〈地泉〉三部曲和它的五大序言的“清算”作用》《从〈现代儿童〉看儿童文学的兴起》《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读者热购〈子夜〉》《丁玲失踪及其长篇小说〈母亲〉的出版》《现代书局首创编写〈中国文艺年鉴〉》《白薇戏剧集〈打出幽灵塔〉长久引人注目》《显示各派作家面影的书简集》《历时五年的定县“农民戏剧试验”》《叶圣陶指认张天翼老舍的幽默不同》《李劼人的“大河小说”》等篇，以及这一卷中的其他篇章，都令人耳目一新，可知老吴所言不虚。单是标题就不难看出老吴他们以文学广告为中介，为阐释现代文学史提供了多少鲜活的第一手史料。
从《三十年》到《发展史》到《广告文学史》，老吴一步一个脚印，学术视野越来越开阔，对现代文学史的把握也越来越全面和深入，成功地完成了他的文学史写作三部曲。在这个过程中，老吴对海派文学的情有独钟，我作为他的忠实读者，是强烈地感受到了。不仅如此，他还先后出版了《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京海晚眺》《游走双城》等一系列论述海派文学的著作，《多棱境下》中的部分章节也对海派文学有所论列12，这些都不能不提。他很早就提出“为海派文学正名”13，并在京派海派文学相比较的新框架中来认识海派文学，认识文学与地域的关系。他不仅自己始终保持“对京沪这两个城市永不衰竭的观察和探索的兴味”14，而且他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中，专攻海派文学的也不少，分别研究海派小报、海派散文和海派戏剧等，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老吴带出了一支有战斗力的研究海派文学的学术队伍。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老吴的海派文学研究在海内外现代文学研究界处于领先地位15，也是他的现代文学史研究必要的准备、补充和深化。
学问无止境，而今文学史家老吴仍在思考和探求。当年《发展史》出版时，钱理群兄的祝词说：“祝贺作者在七十大寿时圆了写独立文学史的梦。下一个梦是什么呢？”16那么，十年之后，炉火纯青的老吴又将会带给我们什么新的引人入胜的研究成果呢？我充满期待。
【注释】
①吴福辉是“《茅盾全集》编辑室”成员，并“具体参加校注、定稿工作”，《〈茅盾全集〉编后记》，见《茅盾全集》附集，5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吴福辉：《沙汀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③杨犁主编，吴福辉、胡志挥副主编：《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新世界出版社1992年版。
④吴福辉编选：《京派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⑤吴福辉编：《梁遇春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⑥⑦王瑶：《序》，见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序第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⑧吴福辉：《第三编 第三个十年·第二十三章小说（三）·通俗与先锋》，见《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52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⑨在此之前，杨义、中井政喜、张中良合著的《中国新文学图志》于199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范伯群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也于200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⑩吴福辉：《自序》，见《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1吴福辉：《前言》，见《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28—1937）》，前言第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2吴福辉201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多棱镜下》共分七个部分，其中至少有三个部分与海派文学研究直接有关，涉及“中国左翼、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晚清小说中的上海”“多棱镜下有关现代上海的想像”“海派先锋杂志、通俗画刊及小报”和张爱玲《郁金香》、东方蝃蝀《补情天》的发现等众多话题。
13吴福辉1995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之《导言》就题为“为海派文学正名”。
14吴福辉：《后记》，见《游走双城》，2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15对吴福辉海派文学研究成就的具体评价，可参看陈子善：《吴福辉的“海派文学”研究》，载《博览群书》2010年11月总311期。
16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初版本封底推荐语，北京大学2010年版。
（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老吴是浙江镇海人，但自小在上海长大，会讲一口纯正的上海话。记得有一年他来上海开会，会后要我引领寻找小时旧居，竟然找到，他高兴得不得了，拍了不少照片留作纪念。老吴对第二故乡上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一提起上海和海派文学就眉飞色舞，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治学走向和文学史著述。
老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可谓波澜壮阔，有声有色。他从研究左翼文学起步，对左翼代表作家茅盾、沙汀都下过一番不小的功夫，参加过《茅盾全集》的编订①，出版过《沙汀传》②，都颇获学界好评。同时，他对现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也给予必要的注意，作过扎实的努力。手头有三部他赠送的书，一部是他与已故杨犁先生等合作主编的《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③，另两部是他编选的《京派小说选》④和《梁遇春散文全编》⑤，三部书都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功力，也一直都是我案头常备的参考书。
然而，老吴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有更大的抱负，更高的追求。三四年前吧，有一次与老吴闲聊，他突然对我说：子善，我们都研究现代文学史，搞了那么多年，可算文学史家了吧。我听了吓一跳，赶快对他说：老吴，文学史家这个光荣称号，于老兄是名副其实，当仁不让，而于我却并不相配。因为我没有资格。我连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都没有，充其量只编过一卷《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37—1949）》，而老兄已有了三部大著！
所谓三部大著，第一部当然是众所周知的老吴与钱理群、温儒敏两位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如果我没有记错，这部1987年8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初版的《三十年》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部由“青年研究工作者”（王瑶语）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⑥，虽然老吴和老钱当时已将近五十，都不能算年轻了，他们的导师王瑶先生写《中国新文学史稿》时才三十七岁呢。尽管如此，《三十年》得以问世，仍然十分难得。
《三十年》是一部有鲜明时代特色和学术个性的现代文学史研究成果，正如王瑶先生在此书序中所指出的：此书“确实反映了现阶段的研究水平并且具有比较鲜明的特色”⑦。在我看来，这个“比较鲜明的特色”就是解放思想，打破原有的比较僵化的文学史书写格局，力图较全面地发掘文学史真相，“重写文学史”。因此，这部文学史著作被许多高校包括我所任教的华东师范大学选为正式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也就理所当然。1998年7月，《三十年》经过重要修订后改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后又经过或大或小的多次修订，我手头有的最新的版本是2016年3月第四十六次印刷的修订本。《三十年》印数累计已超过百万册，可见影响之广之深。而《三十年》不断修订的不同版本的比较，也已成为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题目了。
在《三十年》中，老吴负责新文学三个十年的小说、市民通俗小说以及茅盾、沈从文专章的撰写、“改写与重写”，涉及“问题小说”、人生派写实小说、“自叙传”抒情小说、左翼小说、京派小说、海派小说、通俗言情和武侠小说、40年代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各种风格和流派小说等众多领域，均娓娓道来，颇多创见。他对海派作家的偏爱和熟稔，使他在《三十年》中给予海派文学以显著篇幅，不仅讨论了张资平、叶灵凤、曾虚白、林徽因、章克标、曾今可等“第一代海派”，还讨论了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黑婴、禾金等“第二代海派”以及张爱玲、苏青、徐
我原以为老吴与老钱、老温合著了《三十年》已很了不起，没想到他在二十年后，又不声不响、事先毫无征兆地以一己之力捧出了一部厚达七十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初版，以下简称《发展史》），不能不令我惊喜。有大量难得一见的珍贵的插图（包括作家肖像、作品发表报刊、书影、手迹、故居和聚会场所、广告、海报、剧照等等），图文互证，相得益彰，无疑是《发展史》的一个显著特色，虽然现代文学史插图本并非老吴首创⑨，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不过，《发展史》更具创意和启发的是新的现代文学史样式的“实验”。在老吴看来，90年代以降，“有代表性的文学史新见”，大致可分为“严家炎先生的‘生态’说”、“范伯群先生的‘双翼’论”、陈思和的“先锋与常态”、杨义的“重绘文学地图”和他自己的“消解‘主流型’文学史、倡导‘合力型’文学史”等五种⑩。这些文学史主张或设想有的在老吴之前已有了实践成果，如范伯群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杨义等著《中国新文学图志》等，各有引人注目的成就，也难免各有局限。因此，他自己所主张的“合力型”文学史著述也应该有所实践以供评说。
《发展史》就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应运而生。《发展史》确实是一部个人撰写的有独到的史家眼光的“实验性”文学史，是老吴所提倡的“合力型”文学史的一个生动的样本。老吴试图在本书中抓住“共生”“转折”和“积累”三个关键词来处理现代文學史上革命性和现代性的纠缠，试图用政治文学、商业文学和纯文学三大文学系统来解释现代文学史，尤其注重这三种文学系统的相互撞击和转化。他不但在本书中进一步加强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分量，同时也着力探讨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此消彼长，从而描绘了一幅与众不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图景。 《发展史》的难得之处，还在于不受以往绝大多数文学史著作“排座次，吃果果”做法的约束，所有章节标题竟未出现一位作家的名字，而是把各个历史时期重要文学现象的归纳分析贯彻始终，这无疑是一个创举。展开具体论述时，《发展史》坚持把文学作品的发表、传播和接受，文学流派和风尚的酝酿、发生和演变作为讨论的主线，又尝试把现代文学的复杂进程与现代出版、教育和学术思想的发展相勾连，对作家的心态、生存条件、迁徙流动和写作生活方式等也给予必要的关注，还把文学与电影等的互动也引入文学史论述，总之，力图形成并呈现老吴所向往的具有多维视角的“合力型”的“大文学史”叙述。且不管老吴的努力是否已达到他预期的目标，这个努力本身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在我看来，随着《发展史》的问世，老吴的文学史家地位已然牢固确立，但老吴并未就此止步，而是继续前进，在现代文学史写作上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新的探索，那就该说到他与老钱和我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28—1937）》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初版，以下简称《广告文学史》）。这部三卷本的大书是老钱和老吴的创意，我跟随。老钱总主编，三人分工为老钱又分编新文学第一个十年，老吴次之，我殿后。我才力不逮，所编的第三个十年，如无老钱最后鼎力相助，难以按时定稿完成。但老吴的第二个十年却编得十分滋润，连连出彩。这当然也有客观原因，新文学第二个十年不仅文学创作进入了成熟期，文学广告也已十分发达，几乎所有有影响的作品出版，都有广告如影随形。因此，老吴这一卷就内容特别丰富，通过文学廣告也即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并采用“编年体”和“书话体”的形式来重新阐述文学史的编著初衷也就完成得颇为出色。
老吴为他编的这一卷所作的前言和后记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他认为以往的文学史研究很少留意文学广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缺漏，而从文学广告的新视角切入，可以梳理出很多新颖独到的文学史线索，“即使是看似旧的线索如左翼文学、通俗文学等，也都开掘出特殊的侧面，具备了新的文学史观察点。”他强调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可以“把刊物、书店、作品、流派的研究，同作家、编者、读者、出版家、教育家的叙述结合，将现代文学从内部到外部，在文学的生产、流通、传播、评价、教育各方面加以打通，把这段时间的文学面貌揭示得异常细致、生动，更是别样的文学史所无法达到的”11。证之以他自己撰写的《左翼刊物在政治、文学与营销之间》《蒋光慈〈丽莎的哀愁〉遭批评》《洪灵菲的〈流亡〉一度流行》《用作品给作家或社团起绰号（1930年代初文学生态）》《冰心要求更正她关于“普罗文学”的谈话》《〈地泉〉三部曲和它的五大序言的“清算”作用》《从〈现代儿童〉看儿童文学的兴起》《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读者热购〈子夜〉》《丁玲失踪及其长篇小说〈母亲〉的出版》《现代书局首创编写〈中国文艺年鉴〉》《白薇戏剧集〈打出幽灵塔〉长久引人注目》《显示各派作家面影的书简集》《历时五年的定县“农民戏剧试验”》《叶圣陶指认张天翼老舍的幽默不同》《李劼人的“大河小说”》等篇，以及这一卷中的其他篇章，都令人耳目一新，可知老吴所言不虚。单是标题就不难看出老吴他们以文学广告为中介，为阐释现代文学史提供了多少鲜活的第一手史料。
从《三十年》到《发展史》到《广告文学史》，老吴一步一个脚印，学术视野越来越开阔，对现代文学史的把握也越来越全面和深入，成功地完成了他的文学史写作三部曲。在这个过程中，老吴对海派文学的情有独钟，我作为他的忠实读者，是强烈地感受到了。不仅如此，他还先后出版了《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京海晚眺》《游走双城》等一系列论述海派文学的著作，《多棱境下》中的部分章节也对海派文学有所论列12，这些都不能不提。他很早就提出“为海派文学正名”13，并在京派海派文学相比较的新框架中来认识海派文学，认识文学与地域的关系。他不仅自己始终保持“对京沪这两个城市永不衰竭的观察和探索的兴味”14，而且他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中，专攻海派文学的也不少，分别研究海派小报、海派散文和海派戏剧等，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老吴带出了一支有战斗力的研究海派文学的学术队伍。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老吴的海派文学研究在海内外现代文学研究界处于领先地位15，也是他的现代文学史研究必要的准备、补充和深化。
学问无止境，而今文学史家老吴仍在思考和探求。当年《发展史》出版时，钱理群兄的祝词说：“祝贺作者在七十大寿时圆了写独立文学史的梦。下一个梦是什么呢？”16那么，十年之后，炉火纯青的老吴又将会带给我们什么新的引人入胜的研究成果呢？我充满期待。
【注释】
①吴福辉是“《茅盾全集》编辑室”成员，并“具体参加校注、定稿工作”，《〈茅盾全集〉编后记》，见《茅盾全集》附集，5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吴福辉：《沙汀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③杨犁主编，吴福辉、胡志挥副主编：《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新世界出版社1992年版。
④吴福辉编选：《京派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⑤吴福辉编：《梁遇春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⑥⑦王瑶：《序》，见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序第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⑧吴福辉：《第三编 第三个十年·第二十三章小说（三）·通俗与先锋》，见《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52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⑨在此之前，杨义、中井政喜、张中良合著的《中国新文学图志》于199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范伯群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也于200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⑩吴福辉：《自序》，见《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1吴福辉：《前言》，见《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28—1937）》，前言第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2吴福辉201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多棱镜下》共分七个部分，其中至少有三个部分与海派文学研究直接有关，涉及“中国左翼、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晚清小说中的上海”“多棱镜下有关现代上海的想像”“海派先锋杂志、通俗画刊及小报”和张爱玲《郁金香》、东方蝃蝀《补情天》的发现等众多话题。
13吴福辉1995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之《导言》就题为“为海派文学正名”。
14吴福辉：《后记》，见《游走双城》，2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15对吴福辉海派文学研究成就的具体评价，可参看陈子善：《吴福辉的“海派文学”研究》，载《博览群书》2010年11月总311期。
16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初版本封底推荐语，北京大学2010年版。
（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