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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窑，有一种阴刻“尚食局” “尚药局”“东宫”类铭文瓷器。学术上早有定论，大多归于北宋宫廷烧造的贡瓷。然而，有准确纪年和流传有绪的竟告阙如。因此，有些学者对此类铭文定瓷重新深入地加以研究。刘涛先生在《宋辽金纪年瓷器》一书中，经过大量考辨，实地调研，得出尚食局，铭定瓷为金代定窑产品”“‘尚药局’铭定瓷的断代上仍须审慎”的推论。而实际情况是否真的如此呢?
“鱼凤龙”名更能反映
“尚食局”铭印花主纹的精髓
北京自从2001年申奥成功后，城市基本建设就一派热火朝天。众多埋藏于地下的陶瓷文物残片纷纷撩开神秘面纱，露出真容，从而使我们得以见到更多的“尚食局”铭类定瓷的新面目，对此类定器也有了些许新认识。
北京出土“尚食局”铭残片虽无法准确统计，但据笔者所藏、所闻、所见的大约应有30－50件左右。主要器物种类有印花盘碗、光素盘、刻花钵、执壶，其中90％以上为印花盘碗。
“尚食局”铭印花定器的装饰方法有印花、刻划花等。不管质量优劣，最大特点是在器边有一圈朵云装饰的辅助纹，一器一纹，朵云没有一定之规，千变万化。朵云纹寓意为深邃的天空。而民用定瓷辅助纹装饰则多为回纹、卷草纹或以此为变体的曲线纹、水波纹等等。在金宫城遗址几乎极少发现有用民用辅助纹来装饰贡瓷的。
印花“尚食局”铭定瓷纹样有一种纹样，多数学者沿用唐宋“摩羯”的叫法，在出土较多此类定器的燕川村，当地人戏称为“翅膀龙”飞龙，一些陶瓷爱好者也有喜欢称为“鱼龙变化”“鱼化龙”，当然，也有人仍习惯简称为“龙纹”。凡此种种，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唐宋摩羯为印度传说中的一种长鼻、利牙、鱼身的动物演变而来。像唐金银器、辽三彩、宋越窑都有摩羯纹，形象憨态可掬，整体看更像一条变异的鱼，保留着摩羯最初的形态。而“尚食局”铭印花器主纹，粗看也是龙首、凤翅、鱼尾，其与摩羯最根本的变化就是有一条稍盘曲的龙颈。龙首则采用了与定窑印刻花龙首完全一样的形态。这一纹饰表现的是龙的天威、凤的美丽、鱼的灵动。由此演变出的中国化摩羯纹应有一个新名称，以区别与摩羯纹的不同。笔者以为， “鱼凤龙”名更能反映“尚食局”铭印花主纹的精髓。鱼凤龙纹在金代最流行。
鱼风龙纹基本都与花卉为伴，俗称“穿花龙”。花卉多为北方常见的牡川、菊花、莲荷、桃花等。从碗来看，一般采川两条鱼风龙飞游于花海云间，器底多为花卉。亦有一种器型，器底也印有鱼风龙。盘大多为两条鱼风龙于器底飞游嬉戏，首尾相接，器壁为花卉。个别的盘也有只印一条略呈盘龙状的鱼风龙。除此之外，还发现一种盘，除器底印鱼风龙纹外，器壁则光素无纹，数量极少。如果我们单独观看·片残片是无法分清是龙、是鱼还是凤的。如果残片巾没有留下鱼凤龙纹，一般人都会认为是普通的印花定器。鱼凤龙纹加上朵云辅助纹，再饰以各种北方花卉，应是金代迁都之初特定的一种贡瓷官样。
除鱼凤龙纹外，2002年在牛街曾见一印花龙纹残片，胎釉灰黄，纹饰模糊，底足左侧刻有“尚食局”铭。似燕川村一带烧造，只不过器底为龙纹。龙纹与鱼风龙纹最大的区别就是有无龙爪。
2005年在枣林前街市政工地曾见出土一钵残片，胎釉灰白。器身刻穿花龙，龙首前刻牡丹花与故宫所藏刻牡丹梅瓶风格一致，尤其叶片都是低垂卷曲状，使人疑为一人所刻。后听说有人拾到器底，底刻有“尚食局”铭，惜未见到，不能验证。
除印花和刻花外，北京出土的“尚食局”铭定瓷中也发现有光素的。所见过的两件均为盘，一件出土于牛街，釉色洁白闪黄，为典型的牙白色；另一件出土于金宫城遗址，釉色偏灰一些。
除常见的阴刻铭文外，
还新发现有模印铭文
上述器物“尚食局”阴刻字铭全部在足底。从占绝大部分的印花瓷器来看，多数刻于足底左侧，也有不少刻在中间部位，个别的刻于右侧。刻字风格五花八门，既有挥毫急就的，又有稚拙学写的，还有规矩工整的。2004年牛街曾出土一“尚食”铭印花盘残器，食字只刻写到第六画，不知何故没有刻完整。在金宫城遗址出土的一片盘残片刻铭似是“尚食食”，后一食字只残留上部分，似是没有文化之人学写，刻笔轻划，如履薄冰。
除常见的阴刻铭文外，还新发现有模印铭文。以前，从未见公开资料有“尚食局”铭模印的，近年在金宫城遗址出土的八方执壶足底残片，足底模印“尚食局”铭文，文字凸起。从仅存的残片上可以看出此壶为印花器，它不同于用内模所印的盘碗等圆器，而是采用了我们极少见到的外模印制。花卉风格与金代六格折枝花卉纹相类。可以想象，满印花卉的八方执壶是何等的令人惊叹。它既让我们看到了模印“尚食局”铭的新奇，又让我们领略了外模精美印花的珍罕。
北京出土的大部分“尚食
局”铭定器来自燕川村
笔者认为北京出土的大部分“尚食局”铭定器来自燕川村。上世纪80年代定窑涧磁村曾出土2件、燕川村出土23件“尚食局”铭器。与之相较，北京出者大都胎釉泛灰或灰黄，纹饰十分模糊，与燕川村的相似；也有少部分胎釉洁白莹润，全器纹饰都十分清晰，这部分定瓷则可能来自涧磁村。涧磁村为定窑中心窑场，北宋时即为宫廷烧造贡瓷，其中也包括南、北镇。中心窑场与燕川村相距十里远。通过到窑地实地调查，发现中心窑场烧造质量一般要好于燕川村。从一些纪年墓出土的金代高品质定器来看，也不存在一些学者所认为的燕川村在金代继中心窑场而兴盛，更不可能替代。金代当是两窑群共同发展，只是质量有别。当然，由于多种原因，中心窑场有些窑炉也会烧出与燕川村相类的定器。
由于金代1153年迁都，需要大批定烧生活用瓷，仅仅依靠中心窑场显然是不够的，从未烧造过贡瓷的燕川村也加入了烧造贡瓷行列。从金宫城遗址出土的贡瓷残片判断，迁都之初，中心窑场似以烧造刻龙纹及光素的定器为主，印花器为辅，这样才能保证金宫廷用瓷急需，这是由于印花所用时间要大大高于刻花及光素的定器。而燕川村由于原料、工艺与中心窑场的差距，所以用大部分印花来弥补胎釉、刻花等方面的不足。尽管如此，我们仍能看到印花器底拍印技巧与中心窑场的差距。
“尚食局”“尚药局”“东
宫”等铭文瓷均应为金代烧造
在北宋金宫城遗址未发现“尚药局”铭定器残片，但此类定器仍可能为金代烧造。“尚药局” “尚食局”同为金宣徽院下属，但是终归是分管不同职责的两个部门，瓷器烧造有可能各自进行。由于“尚药局”铭定器只作为皇帝御用盛药的盒子，用量很小，必然挑选最好的中心窑场烧造。上世纪80年代涧磁村曾出土lO件“尚药局”铭残器，而燕川村则没有发现。从“尚食局”铭定器中，我们也能发现少部分与“尚药局”铭定器在胎釉上基本相似。“尚药局”铭与“尚食局”铭属两种不同概念。“尚食局”铭大多数为记号类，有的刻写很随意，刻铭均在不明显的底足内。“尚药局”铭属标识类，是整个装饰的一部分，又在明处，所以刻铭很规整。两种铭文可比性不强。
另考“东官”铭定瓷亦可能为金代烧造。“东宫”铭残片出土于涧磁村，现藏于扬州文物培训中心。《金史》载： “大安殿之东，为东宫。”东宫太子所居，金代置东宫官。1161年6月，金帝完颜亮将都城由中都迁往汴京(开封)，中都事务统由太子管辖。虽只有短短数月，迁都便告夭折，但“东官”铭定瓷还是极可能在这一年由太子烧造。
综上，“尚食局”“尚药局”“东宫”等铭文瓷均应为金代烧造。由于中心窑场与燕川村窑场烧造工艺及原料的不同，造成了金代定窑贡瓷质量参差不齐，尤其迁都之初更甚。即便是同一窑炉烧造的贡瓷，由于多种原因，也会存在差异，这从金宫城遗址出土的同一模具龙纹印花贡瓷的研究已看出端倪。如果仅从胎釉白度、印纹清晰与否、刻纹精粗之别、文字风格不同等方面来断代，显然有些欠妥。随着更多的考古发现，相信金代定窑贡瓷的本来面目会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鱼凤龙”名更能反映
“尚食局”铭印花主纹的精髓
北京自从2001年申奥成功后，城市基本建设就一派热火朝天。众多埋藏于地下的陶瓷文物残片纷纷撩开神秘面纱，露出真容，从而使我们得以见到更多的“尚食局”铭类定瓷的新面目，对此类定器也有了些许新认识。
北京出土“尚食局”铭残片虽无法准确统计，但据笔者所藏、所闻、所见的大约应有30－50件左右。主要器物种类有印花盘碗、光素盘、刻花钵、执壶，其中90％以上为印花盘碗。
“尚食局”铭印花定器的装饰方法有印花、刻划花等。不管质量优劣，最大特点是在器边有一圈朵云装饰的辅助纹，一器一纹，朵云没有一定之规，千变万化。朵云纹寓意为深邃的天空。而民用定瓷辅助纹装饰则多为回纹、卷草纹或以此为变体的曲线纹、水波纹等等。在金宫城遗址几乎极少发现有用民用辅助纹来装饰贡瓷的。
印花“尚食局”铭定瓷纹样有一种纹样，多数学者沿用唐宋“摩羯”的叫法，在出土较多此类定器的燕川村，当地人戏称为“翅膀龙”飞龙，一些陶瓷爱好者也有喜欢称为“鱼龙变化”“鱼化龙”，当然，也有人仍习惯简称为“龙纹”。凡此种种，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唐宋摩羯为印度传说中的一种长鼻、利牙、鱼身的动物演变而来。像唐金银器、辽三彩、宋越窑都有摩羯纹，形象憨态可掬，整体看更像一条变异的鱼，保留着摩羯最初的形态。而“尚食局”铭印花器主纹，粗看也是龙首、凤翅、鱼尾，其与摩羯最根本的变化就是有一条稍盘曲的龙颈。龙首则采用了与定窑印刻花龙首完全一样的形态。这一纹饰表现的是龙的天威、凤的美丽、鱼的灵动。由此演变出的中国化摩羯纹应有一个新名称，以区别与摩羯纹的不同。笔者以为， “鱼凤龙”名更能反映“尚食局”铭印花主纹的精髓。鱼凤龙纹在金代最流行。
鱼风龙纹基本都与花卉为伴，俗称“穿花龙”。花卉多为北方常见的牡川、菊花、莲荷、桃花等。从碗来看，一般采川两条鱼风龙飞游于花海云间，器底多为花卉。亦有一种器型，器底也印有鱼风龙。盘大多为两条鱼风龙于器底飞游嬉戏，首尾相接，器壁为花卉。个别的盘也有只印一条略呈盘龙状的鱼风龙。除此之外，还发现一种盘，除器底印鱼风龙纹外，器壁则光素无纹，数量极少。如果我们单独观看·片残片是无法分清是龙、是鱼还是凤的。如果残片巾没有留下鱼凤龙纹，一般人都会认为是普通的印花定器。鱼凤龙纹加上朵云辅助纹，再饰以各种北方花卉，应是金代迁都之初特定的一种贡瓷官样。
除鱼凤龙纹外，2002年在牛街曾见一印花龙纹残片，胎釉灰黄，纹饰模糊，底足左侧刻有“尚食局”铭。似燕川村一带烧造，只不过器底为龙纹。龙纹与鱼风龙纹最大的区别就是有无龙爪。
2005年在枣林前街市政工地曾见出土一钵残片，胎釉灰白。器身刻穿花龙，龙首前刻牡丹花与故宫所藏刻牡丹梅瓶风格一致，尤其叶片都是低垂卷曲状，使人疑为一人所刻。后听说有人拾到器底，底刻有“尚食局”铭，惜未见到，不能验证。
除印花和刻花外，北京出土的“尚食局”铭定瓷中也发现有光素的。所见过的两件均为盘，一件出土于牛街，釉色洁白闪黄，为典型的牙白色；另一件出土于金宫城遗址，釉色偏灰一些。
除常见的阴刻铭文外，
还新发现有模印铭文
上述器物“尚食局”阴刻字铭全部在足底。从占绝大部分的印花瓷器来看，多数刻于足底左侧，也有不少刻在中间部位，个别的刻于右侧。刻字风格五花八门，既有挥毫急就的，又有稚拙学写的，还有规矩工整的。2004年牛街曾出土一“尚食”铭印花盘残器，食字只刻写到第六画，不知何故没有刻完整。在金宫城遗址出土的一片盘残片刻铭似是“尚食食”，后一食字只残留上部分，似是没有文化之人学写，刻笔轻划，如履薄冰。
除常见的阴刻铭文外，还新发现有模印铭文。以前，从未见公开资料有“尚食局”铭模印的，近年在金宫城遗址出土的八方执壶足底残片，足底模印“尚食局”铭文，文字凸起。从仅存的残片上可以看出此壶为印花器，它不同于用内模所印的盘碗等圆器，而是采用了我们极少见到的外模印制。花卉风格与金代六格折枝花卉纹相类。可以想象，满印花卉的八方执壶是何等的令人惊叹。它既让我们看到了模印“尚食局”铭的新奇，又让我们领略了外模精美印花的珍罕。
北京出土的大部分“尚食
局”铭定器来自燕川村
笔者认为北京出土的大部分“尚食局”铭定器来自燕川村。上世纪80年代定窑涧磁村曾出土2件、燕川村出土23件“尚食局”铭器。与之相较，北京出者大都胎釉泛灰或灰黄，纹饰十分模糊，与燕川村的相似；也有少部分胎釉洁白莹润，全器纹饰都十分清晰，这部分定瓷则可能来自涧磁村。涧磁村为定窑中心窑场，北宋时即为宫廷烧造贡瓷，其中也包括南、北镇。中心窑场与燕川村相距十里远。通过到窑地实地调查，发现中心窑场烧造质量一般要好于燕川村。从一些纪年墓出土的金代高品质定器来看，也不存在一些学者所认为的燕川村在金代继中心窑场而兴盛，更不可能替代。金代当是两窑群共同发展，只是质量有别。当然，由于多种原因，中心窑场有些窑炉也会烧出与燕川村相类的定器。
由于金代1153年迁都，需要大批定烧生活用瓷，仅仅依靠中心窑场显然是不够的，从未烧造过贡瓷的燕川村也加入了烧造贡瓷行列。从金宫城遗址出土的贡瓷残片判断，迁都之初，中心窑场似以烧造刻龙纹及光素的定器为主，印花器为辅，这样才能保证金宫廷用瓷急需，这是由于印花所用时间要大大高于刻花及光素的定器。而燕川村由于原料、工艺与中心窑场的差距，所以用大部分印花来弥补胎釉、刻花等方面的不足。尽管如此，我们仍能看到印花器底拍印技巧与中心窑场的差距。
“尚食局”“尚药局”“东
宫”等铭文瓷均应为金代烧造
在北宋金宫城遗址未发现“尚药局”铭定器残片，但此类定器仍可能为金代烧造。“尚药局” “尚食局”同为金宣徽院下属，但是终归是分管不同职责的两个部门，瓷器烧造有可能各自进行。由于“尚药局”铭定器只作为皇帝御用盛药的盒子，用量很小，必然挑选最好的中心窑场烧造。上世纪80年代涧磁村曾出土lO件“尚药局”铭残器，而燕川村则没有发现。从“尚食局”铭定器中，我们也能发现少部分与“尚药局”铭定器在胎釉上基本相似。“尚药局”铭与“尚食局”铭属两种不同概念。“尚食局”铭大多数为记号类，有的刻写很随意，刻铭均在不明显的底足内。“尚药局”铭属标识类，是整个装饰的一部分，又在明处，所以刻铭很规整。两种铭文可比性不强。
另考“东官”铭定瓷亦可能为金代烧造。“东宫”铭残片出土于涧磁村，现藏于扬州文物培训中心。《金史》载： “大安殿之东，为东宫。”东宫太子所居，金代置东宫官。1161年6月，金帝完颜亮将都城由中都迁往汴京(开封)，中都事务统由太子管辖。虽只有短短数月，迁都便告夭折，但“东官”铭定瓷还是极可能在这一年由太子烧造。
综上，“尚食局”“尚药局”“东宫”等铭文瓷均应为金代烧造。由于中心窑场与燕川村窑场烧造工艺及原料的不同，造成了金代定窑贡瓷质量参差不齐，尤其迁都之初更甚。即便是同一窑炉烧造的贡瓷，由于多种原因，也会存在差异，这从金宫城遗址出土的同一模具龙纹印花贡瓷的研究已看出端倪。如果仅从胎釉白度、印纹清晰与否、刻纹精粗之别、文字风格不同等方面来断代，显然有些欠妥。随着更多的考古发现，相信金代定窑贡瓷的本来面目会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