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胜
　　法学博士
　　国防大学教授
　　
　　在整个冷战时期，欧洲的地缘战略结构可谓泾渭分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两大军事集团以易北河为界展开直接而紧张的对峙，相互之间都夸大对方的威胁并在行动上做出过分反应，所用手段也基本上限于传统的权力政治范畴。由此带来的也是比较简单的战略关系，两大军事集团剑拔弩张，相互疑惧、相互防范、相互对抗，虽然间或也有一些协调，但一直都构不成主导性因素。这种简单的关系有极强的传染能力，从欧洲扩展到欧亚大陆乃至世界其他一些地区，极大限制了国际关系的活力。冷战结束，华约解散，迅速打破了原有的地缘战略结构，也深刻冲击了过时的安全观念。
　　然而北约却保留下来，并不断吸收新的成员加入。北约东扩是美国及其盟国为巩固冷战成果和扩大势力范围而采取的重大步骤。1999年和2002年，有十个中东欧国家分两批先后加入北约，俄罗斯的地缘空间受到极大挤压。而新一轮东扩，北约考虑接纳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格鲁吉亚为新成员国，这自然引起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紧张，已经一退再退的俄罗斯终于忍无可忍，于是我们看到了俄在南奥塞梯的快速反击。
　　较早的时候，乔治·凯南就曾指出：北约东扩是致命的战略错误，会产生许多不确定影响，引起许多国家的反感。实际上，不论北约是否扩大，其职能已经今非昔比。１９９９年通过的“北约战略新概念”，将处理地区危机作为北约的最主要职能进一步确定下来，并提到了打击恐怖主义的任务。“９·１１”事件后，北约明确将反恐怖和反扩散作为北约未来的首要任务，并决定组建一支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到今天，北约的功能及活动地域都得到极大拓展，目前在阿富汗的行动就是证明。
　　职能的转化已经使北约不再是纯粹的集团对抗工具，它所要应对的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安全威胁也是今天世界政治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当前国际安全的焦点问题。北约的军事性质已经淡化，它的政治性质正逐步突出起来。未来北约很可能将逐步演变成一个泛欧政治组织。北约职能的转变还体现在欧美关系中。在反恐战争中，人们更多地注意到欧洲已远远跟不上美国军事上的步调，美国单边主义倾向有所发展。实际问题在于，当时欧洲还没有在心理和物质上做好自己发挥应有作用的准备，而几次战争却表明，欧洲即使想跟随美国，也已经不可能像原来那么紧密了，欧洲由此陷入一种失落状态。北约越是扩大，欧洲就越难与美国在军事上共进退。另外也不可想像，美国愿意承担将先进武器和技术扩散到整个欧洲的巨大风险。
　　在北约东扩的同时，存在着反向的逻辑制约。美国为了主导欧洲局势，为了拉住和控制不断扩大的欧盟，只能依靠北约范围的扩大；而北约越是扩大，权力就越分散，功能也就广泛，因而也就越不好调动。扩大了的北约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北约，美国主导地位的内涵也就发生了变化。
　　更进一步，北约东扩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零和游戏”这一传统思维的惯性延伸。在冷战胜利的背景下，北约沿袭了“胜者全得”的博弈定式，力图通过北约东扩诱压并用来限制俄罗斯等大国的发展潜力。这无疑与这些国家的长远利益相冲突，更不符合国际关系现实的要求。与以往不同的是，安全的维护不仅依赖利益或权力争夺，同时需要加强国际协调。如果只有争夺而没有协调，即使大国也不可能单独应付在安全领域受到日益多样化的威胁。大国之间即使保持不了战略伙伴关系，但有效的工作关系却必须维持。地缘政治没有、也不可能提供给任何国家用自身安全观念和行为模式来整合欧亚大陆的资源，而在经济上更没有那么多的发展机会提供给许多国家来分享，实际上，地缘政治的许多威胁恰恰来自发展水平的巨大鸿沟。
　　事情总有发展的极限，北约过于咄咄逼人的东扩战略，至今并未取得多少实效，恐怖威胁没有办法解除，世界各地的反感情绪反而有所上升，俄罗斯更是奋起反击，欧洲也不得不掂量自己的两难处境。欧洲首先是欧洲人的欧洲，北约东扩引起的混乱需要欧洲来消化，何况还要受到从俄罗斯输入能源的牵制。格鲁吉亚冲突的地缘意义深远，并似乎发出了这样的信号，那就是，北约东扩受到越来越明显的制约，如果仍继续推进，局面将更不乐观，争夺一旦在乌克兰展开，产生的震荡就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