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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曾相识,四年前的投资潮又将涌来。
只不过,这次缺乏统一的号角,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大张旗鼓地规划蓝图和大举筹资。
进入6月,陕西省推出十条稳增长意见,加快推进一批重大项目的批复、建设;7月初,广东也出台19条稳增长举措,加快投资建设,把扭转投资下滑作为稳增长的重中之重;此后,宁波、南京、长沙、黑龙江、吉林等省市,也相继出台多项重大举措,大兴投资建设,以图稳增长之需。
令人吃惊的是,区区年财政收入不到50亿元的开封市,竟宣布要投资千亿元重现“汴京”盛景,将老城区改造成20平方公里的旅游区。同时,还要建设一座工业新城。如此宏伟计划,据估算仅拆迁就需要千亿元,总投资预计是其财年收入几十甚至上百倍,可行性让人生疑。
更宏伟的计划在贵州,该省目前宣布建设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计划10年间的总投资在3万亿元左右,而贵州省2011年财政收入仅1300多亿元,尽管分摊十年投资,其财政亏空仍然超过100%。
综合各地投资规划不难发现,宏伟、投资规模大、远超财政收入是其共同特点。相比四年前,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相信今后,仍会有更多地方的大举投资规划相继出现。
尽管没有中央的号角,但这轮投资潮亦离不开“稳增长”需要的大背景。今年一季度,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8.1%,环比、同比均有回落,经济各项先行指标普遍不乐观,经济下滑迹象明显。二季度GDP增长更是降至7.6%,为近几年增速新低。
5月中旬,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武汉,首次提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当月23日,国务院召开会议,部署一系列措施,并再次强调稳增长的重要性。防止经济下滑成当务之急。
在外需不振、内需不强之下,稳增长最有效的方式只有投资。虽无明令,但地方投资项目被大量放行势成必然,各地搁置项目、新项目因而一并再次泛起。
然而,细看此轮投资不难发现,规模宏大且缺乏可操作性,投资额与财政收入间缺口过大。规划时间过长,考虑官员任期问题,更显出规划缺少可持续性。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市场投资机构,在审批项目或投资时,皆应谨慎考察。
历史经验表明,大举投资多带来无效率和资源的巨大浪费。殷鉴不远,在上一轮4万亿投资中,以投资规模大、产值高为特点的多晶硅项目多受地方追捧,全国各地上马数十个,产能已超全球需求两倍。至今,全国前十大光伏企业负债就超千亿元。再看钢铁、水泥行业,目前大量产能过剩,都是地方政府在投资冲动下,大干快上的结果,虽然拉动GDP较快,但留下的却是无效投资和资本、能源的浪费。
有关研究表明,中国的投资效率一直不高,这与我们粗放投资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关,凸显出很多深层次问题。
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不难理解,稳增长指标要完成,更为重要的是,换届年临近,GDP增速仍是评价政绩的重要指标,这在经济下滑时更为明显。此外,大型投资项目在去年管控严重,地方融资平台融资也出现困难,如今从审批到融资,皆迎来新的机遇,想不让地方冲动都难。
政绩冲动让地方政府的行为短期化,中央集中审批和放行让地方投资运动化,都损害了中国经济有效、平稳的发展。中国经济已步入高增长的末期,一味追求高增长并不可取,必须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官员评价体系,兼顾经济发展和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同时,对官员绩效考核应有追溯机制,避免其决策行为短期化。加紧建立地方政府财政约束制度,防止债务规模无限扩大,推动地方政府的财务透明化。
虽然中央出于宏调和产业引导的目的,在重大项目上拥有最终审批权,但亦应做长期规划,因地制宜,避免审批周期化,更应完善审批流程,杜绝“跑部”现象反复重现。
当前地方政府在事权和财权上并不对等,只能利用中央政府审批放松间隙,尽力拿到更多项目批文。更长远地看,应该给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权:审批权适当下放,优化税制,降低地方财政对土地收入的依赖,建立稳定的收入来源,增加财力自我支配能力。同时从考核指标及财政约束等方面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防范地方政府过度的经济行为。
由于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兴起阶段,基础设施等投资仍有巨大空间,适当引导和甄别,将对未来经济产生促进作用。更应注意的是,在当前投资形势下,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极有可能大量发生。谨防地方投资泛滥实为必要之举。
只不过,这次缺乏统一的号角,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大张旗鼓地规划蓝图和大举筹资。
进入6月,陕西省推出十条稳增长意见,加快推进一批重大项目的批复、建设;7月初,广东也出台19条稳增长举措,加快投资建设,把扭转投资下滑作为稳增长的重中之重;此后,宁波、南京、长沙、黑龙江、吉林等省市,也相继出台多项重大举措,大兴投资建设,以图稳增长之需。
令人吃惊的是,区区年财政收入不到50亿元的开封市,竟宣布要投资千亿元重现“汴京”盛景,将老城区改造成20平方公里的旅游区。同时,还要建设一座工业新城。如此宏伟计划,据估算仅拆迁就需要千亿元,总投资预计是其财年收入几十甚至上百倍,可行性让人生疑。
更宏伟的计划在贵州,该省目前宣布建设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计划10年间的总投资在3万亿元左右,而贵州省2011年财政收入仅1300多亿元,尽管分摊十年投资,其财政亏空仍然超过100%。
综合各地投资规划不难发现,宏伟、投资规模大、远超财政收入是其共同特点。相比四年前,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相信今后,仍会有更多地方的大举投资规划相继出现。
尽管没有中央的号角,但这轮投资潮亦离不开“稳增长”需要的大背景。今年一季度,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8.1%,环比、同比均有回落,经济各项先行指标普遍不乐观,经济下滑迹象明显。二季度GDP增长更是降至7.6%,为近几年增速新低。
5月中旬,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武汉,首次提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当月23日,国务院召开会议,部署一系列措施,并再次强调稳增长的重要性。防止经济下滑成当务之急。
在外需不振、内需不强之下,稳增长最有效的方式只有投资。虽无明令,但地方投资项目被大量放行势成必然,各地搁置项目、新项目因而一并再次泛起。
然而,细看此轮投资不难发现,规模宏大且缺乏可操作性,投资额与财政收入间缺口过大。规划时间过长,考虑官员任期问题,更显出规划缺少可持续性。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市场投资机构,在审批项目或投资时,皆应谨慎考察。
历史经验表明,大举投资多带来无效率和资源的巨大浪费。殷鉴不远,在上一轮4万亿投资中,以投资规模大、产值高为特点的多晶硅项目多受地方追捧,全国各地上马数十个,产能已超全球需求两倍。至今,全国前十大光伏企业负债就超千亿元。再看钢铁、水泥行业,目前大量产能过剩,都是地方政府在投资冲动下,大干快上的结果,虽然拉动GDP较快,但留下的却是无效投资和资本、能源的浪费。
有关研究表明,中国的投资效率一直不高,这与我们粗放投资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关,凸显出很多深层次问题。
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不难理解,稳增长指标要完成,更为重要的是,换届年临近,GDP增速仍是评价政绩的重要指标,这在经济下滑时更为明显。此外,大型投资项目在去年管控严重,地方融资平台融资也出现困难,如今从审批到融资,皆迎来新的机遇,想不让地方冲动都难。
政绩冲动让地方政府的行为短期化,中央集中审批和放行让地方投资运动化,都损害了中国经济有效、平稳的发展。中国经济已步入高增长的末期,一味追求高增长并不可取,必须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官员评价体系,兼顾经济发展和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同时,对官员绩效考核应有追溯机制,避免其决策行为短期化。加紧建立地方政府财政约束制度,防止债务规模无限扩大,推动地方政府的财务透明化。
虽然中央出于宏调和产业引导的目的,在重大项目上拥有最终审批权,但亦应做长期规划,因地制宜,避免审批周期化,更应完善审批流程,杜绝“跑部”现象反复重现。
当前地方政府在事权和财权上并不对等,只能利用中央政府审批放松间隙,尽力拿到更多项目批文。更长远地看,应该给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权:审批权适当下放,优化税制,降低地方财政对土地收入的依赖,建立稳定的收入来源,增加财力自我支配能力。同时从考核指标及财政约束等方面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防范地方政府过度的经济行为。
由于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兴起阶段,基础设施等投资仍有巨大空间,适当引导和甄别,将对未来经济产生促进作用。更应注意的是,在当前投资形势下,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极有可能大量发生。谨防地方投资泛滥实为必要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