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让商人没有特权，这可以让商人养成守法的习惯，从而降低其滑向黑社会的可能性。
　　
　　重庆正在进行的打黑除恶行动，引起外界强烈关注：另有几住涉黑的亿万富翁也被逮捕，包括重庆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黎强、重庆江州实业董事长陈明亮、重庆银钢集团销售公司原总经理龚刚模。与涉黑老板关系密切的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司法局局长文强也因庇护黑恶势力而被“双规”。这几位商人在各自行业内都曾经具有一定影响力，且黎强曾是重庆市人大代表。这些人的犯罪行为揭示了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某些地方、部门的商人黑社会化。
　　已经披露出来的案情，显示了商人涉黑的基本情节。首先，一些商人的不检点给黑社会团伙提供了介入机会。重庆摩托车产业非常发达，在摩托车行业利润较高的时候，行内企业家赌博之风甚盛。有些企业家被黑社会胁迫、敲诈。欠下大笔赌债，企业甚至因此陷入困境。
　　黑社会还大量发放高利贷。黑社会高利贷的利息很多是超过100％。如果企业不按时还钱，就面临被恐吓、追杀的厄运。那些涉黑商人也利用黑社会手段，进行商业竞争。比如，黎强拥有20多家企业，其中包括公交运输业。为了争夺客运线路不惜以“涉恶涉黑”手段进行争夺。
　　这些涉黑商人还与桌些政府官员勾结。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与黎强即素有往来。龚刚模则在轰动一时的重庆“奥妮土地拍卖案”中，与法院内部人员勾结，导致该地块被低价拍卖，龚刚模被相关部门指控使用黑恶手段操控了此次拍卖。
　　由此可以看出，涉黑商人既可能是由黑社会进入商界，也可能是全部或部分地借助黑社会手段经营商业。到了一定时间，他们又会寻求权力的保护，或者寻求获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的护身符，或者在政府内部，尤其是公安部门中寻找“保护伞”。一旦寻找到保护伞，涉黑商人的活动能力就会大大增强，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商业活动中使用黑社会手段。
　　毫无疑问，黑恶实力介入商业世界，或者商人采取黑社会手段进行竞争，都会极大地扭曲商业秩序，危害社会秩序6政府为维护正常商业、社会秩序，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依照法律对其予以打击。但是，要从根本上铲除这种丑恶现象，还需要对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进行反思。
　　举例来说，黑社会涉入商界的一个重要渠道是向中小企业发放高利贷。官方公布的数据称，重庆市黑社会放高利贷的款项高达300亿人民币。这个数目相当惊人，它说明，民营中小企业难以从正规渠道获得信贷资金，只好转向地下金融寻找急需的资金。
　　现在，政府打击黑恶势力，固然给了中小企业家以一定的安全感。不过，他们恐怕也已经面临另一个难题：从哪儿找到企业发展急需的资金?当初他们借高利贷，就有迫不得已之处，自己也知道其中的风险，但别无选择。现在，如果借不到高利贷，而正规银行同样不对他们开放，那他们的企业可能将陷入绝境。所以，在这方面打击黑恶势力的釜底抽薪之计，恐怕还是开放金融业，让中小企业有正规的渠道获得资金。同时，开放金融业。也可以让社会上拥有一定资金的人有正规出口，通过合法的途径从事正常的金融经营活动，而不至于通过地下的黑色渠道发放贷款。
　　从深层次看，某些商人之所以胆大妄为，进而滑入黑社会泥潭，与某些地方政府采取的重商主义政策有密切关系。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以GDP增长率为首要指标，因而官员通常会采取诸多偏袒投资者、经营者的政策。这些政策等于授予某些商人以法外特权。还有些地方政府，十分随意地给予商人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头衔。检视相关新闻就会发现，新闻媒体揭露的有影响的涉黑商人，不少有地方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头衔。当然，有关部门授予这些人头衔，旨在表彰那些人的商业成就，有关部门也不大可能知道这些人背后的黑色角色。但这些头衔在有些时候确实让某些不良商人无所忌惮。更不要说。政府与商人关系过于密切，商人也很容易政府中官员进行权钱参议、结成私人利益同盟。
　　享有政府授予之特权保护的商人，自然会养成罔顾法律、横行霸道的习惯。在某种合适条件下，这样的商人会毫不迟疑地采取黑社会手段。重庆市的案例及其他地方此前揭露出来的案件证明，涉黑商人之所以十分猖獗，民众敢怒而不敢言，通常是因为他享有某种特权。
　　因此，政府与整个社会都应当思考，如何强化政府内部监督机制，将那些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者迅速清理出官员队伍。更进一步，有关部门也应当反思轻率地把政治荣誉、政治性职位给予商人的做法。让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让商人没有特权，这可以让商人养成守法的习惯，从而降低其滑向黑社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