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总统博索纳罗近日确诊患新冠肺炎，全球抗疫的目光再次聚焦巴西。有人发现，巴西疫情“刹不住车”了，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人们印象中的巴西是拥有“地球之肺”亚马逊雨林、全民酷爱足球运动、街头洋溢着桑巴劲舞的“健康巴西”。因此，当巴西沦为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震中”时，世人惊愕不已。
　　当意大利成为欧洲疫情重灾区时，远在南美洲的巴西还安然无恙。3月22日，意大利冲上单日最大增幅6557例，巴西发现感染病例单日新增不过十几例。几乎没人想到，在意大利临近“解放”、单日新增降到百例的7月初，巴西却被“全球第二”“万人坑”“国家灾难”等热词推上新闻头条。

“必须开放，谁要死就死吧”

　　要解答巴西疫情如此严重，需要多重视角，其中最常见的是公共卫生视角。这个视角可以解答疫情是如何扩散的，但不足以解释疫情为何如此严重。我们需要撇开传统视角，从新的视角来探寻抗疫失控的内在原因。
　　如果细看7月6日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公布的实时全球疫情统计图，就会发现一个重大“密码”：从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口上看，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前四个国家中，三个是“金砖国家”，它们分别为巴西、印度、俄罗斯。而从当日排在前20位的国家来看，全球拥有一定人口规模、一定经济体量的新兴经济体，都基本榜上有名——它们有土耳其、沙特、智利、墨西哥、秘鲁、南非、巴基斯坦、菲律宾、伊朗、孟加拉国……只有越南一个例外。
　　这些经济体的疫情发展呈现“后来居上”的特点。一个月之前，欧洲发达国家和北欧国家，还占据着疫情严重排行榜前面。然而，现在随着欧洲疫情逐渐得到控制，新兴经济体国家则大有“一发不可收拾”的态势，快速赶超。
　　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国家医疗条件相对落后，检测能力偏弱。但并不是所有公共卫生条件差的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疫情。这些新兴经济体国家之所以疫情趋于严重，关键因素在于人员流动与经济活跃程度。
　　众多进城贫困人口聚集于大城市里，有的形成了成片的城市贫民窟，有的则密集居住于空间狭小的外来员工宿舍，如新加坡。经济活动频度，加上人员流动密度，在公共防治政策上往往陷入两大悖论：严格封锁，则重伤经济，更加刺激人员流动，社交距离无从落实，疫情不但没有控制住，反而推高，比如印度在头21天封锁中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增加了20倍。放开封锁，重启经济，人员流动加快，感染人数上升，经济重启受阻，人员流动更加频繁。新兴经济体的脆弱性表现在失业人口一旦超过一定门槛，公共政策就面临着让民众“要么饿死，要么病死”的两难选择。

　　巴西不论是人口还是经济规模，都是新兴经济体国家中的典型代表，经济上升的压力巨大，经济一旦崩溃，所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有巴西领导人暗示，经济要是搞不上去，巴西就会沦为第二个委内瑞拉，这足以吓坏鼓吹全面封锁的人们。如果封锁不能在短时期内快速见效，封锁这一策略就会弃用。
　　所以，在巴西，越是经济与人口都有一定规模的城市，越不愿意严格、认真、耐心地执行隔离与封锁。有一段视频引人注目：伊塔布纳市市长费尔南多·戈麦斯一边咳嗽一边讲话，要求该市恢复经济活动，经济“必须开放，谁要死就死吧”！
　　州长科斯塔表示，在疫情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之下，人们失去平衡。试想一下，一边是医院ICU占用率达到100%，新染疾重症患者已经求医无望，而另一边是失业人口生存艰难和濒临破产的企业主挣扎求生时，人们就会说，反正已经到这一地步了，还是先把经济搞上来吧。
　　所以，从新兴经济体的特殊性角度上看，那些疫情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国家，几乎都已经处于能力耗尽的边缘。

病毒到底从哪来的？

　　新兴经济论可以从宏观层面上解释抗疫社会目标迷失的问题，但依然无法全面地回答为何在无明显传染链的情况下出现大面积感染的情况。这一情况又不唯新兴经济体国家所独有，如德国、美国都出现了肉联厂员工大规模感染的现象。
　　巴西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的专家组在7月2日宣布，他们在对巴西圣卡塔琳娜州首府弗洛里亚诺波利斯市2019年10月到2020年3月期间的下水道水样分析中发现，2019年11月份的下水道水样中存在新冠肺炎病毒。这一发现比美洲大陆官方宣布的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20年1月21日美国确诊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早两个月，比巴西政府宣布的今年2月26日出现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早了三个月。
　　这一发现，至少可以说明，巴西疫情即便有外来输入的成分，但主要病根可能还是在国内。从目前公认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率上分析，在已经采取一定防护措施的前提下感染人数还在呈指数级上升，原有的解释有相当不合理性。
　　除巴西之外，还有多个国家也相继承认发现了更早时期的新冠病毒的踪影。西班牙病毒学家宣布，他们在2019年3月收集的废水样本中发现了新冠病毒的踪迹，比中国首次发现并报告病毒早得多。意大利在北部城市米兰和都灵去年12月的废水样本中，也检测出了新冠病毒的存在。法国在检查2019年11月的肺部造影片中发现了疑似病例，美国新泽西州一市长认为自己早在2019年11月时就患过新冠肺炎，日本对2019年头3个月期间采集到的血样进行抽查时发现有的血样新冠病毒核酸测试呈阳性。
　　牛津大学循环医学中心高级副教授、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客座教授杰斐逊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在亚洲出现之前就已存在。杰斐逊博士认为，许多病毒在全球范围内处于休眠状态，在环境条件适宜的情况下才会被激活。“肉类包装加工厂以及病毒孤立暴发与呼吸传播理论不符，与没有正确洗手相对应，”杰斐逊说，“需要对这些病毒暴发案例进行适当的调查。”
　　如果牛津学者的“病毒潜伏论”成立，可以很好地解释病毒在无中间宿主的情况下如何跳到人类身上。不过，“病毒潜伏论”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也意味着条件消失时病毒也会消失。但目前来看，尚看不出病毒毒性在减退的迹象，被感染的人数还在快速上升。在巴西，疫情已经扩散到亚马逊雨林的原住民中。他们究竟是外部输入感染的，还是被“潜伏于身边”的病毒感染的，都仍需进一步研究。

总统管不了州政府？

　　暴发疫情以来，外界可能有这样的印象：巴西似乎一开始就没有认真防控过，如巴西的卫生部长几易其人之后已经空缺多日。在疫情肆虐之际如此关键职位无人在岗，似乎是不可接受的。
　　这让人们自然而然从政府结构等专业政治角度来认知政府在疫情防控期间的领导力与协调力，从而试图发现国家与疫情之间的联系。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表上可以看出，单一制的国家的整体表现，要优于联邦制的国家，而议会联邦制的国家的表现，要优于总统共和联邦制的国家。如作为议会联邦制的德国，抗疫表现远优于总统共和联邦制的美国。拿美国一个传染病防控专家的话说，“美国正以百万英里的时速朝错误方向奔跑”。
　　巴西是典型的总统共和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并无统一指挥各州的垂直权力，具体如何防控疫情，还是各州自己说了算。所以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不论对疫情如何轻描淡写，别人也无可奈何，因为这的确不是联邦政府关注的首要任务。
　　联邦政府是要保证放开经济，保持政治正确，它关注的是在大选中获得胜利。所以总统共和联邦制国家，往往面临国家动员方面的难题，往往陷入了政府、议会、州政府三个权力与利益博弈。而民众生命健康利益与国家利益，往往被忽视。
　　换句话说，在这样的政府结构中，即便换上一个更具进取心、更有作为的政治家领导联邦政府，他不但不会取得好的抗疫效果，反而会把自己送上更麻烦的处境，一系列越权、渎职等指控会从天而降。
　　这几年巴西幾任总统都被送上了被告席，民望卓著的前总统卢拉现在还在监狱服刑，继任人罗塞夫则被弹劾。上一任总统特梅尔则在任时被起诉，卸任后被捕入狱。人们只知道韩国总统不好当，殊不知巴西总统也是个高危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