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来,无论是在正式的研究中,还是在新闻媒体的公共话语中,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民企和国企的两分。然而,这种两极思维可能正在遮蔽我们的视野,扭曲我们对当下中国真实问题的理解。
　　通常的理解,所谓民企,即所有权在私人手上的企业,而国企则是所有权属于全民共有的企业。但比照中国的经济现实,我们就会发现,企业的真实属性可能远比作为“理想型”的民企和国企两分要晦涩得多。可以查知的历史事实是,在长达30年的中国改革中,一些传统的国企倒闭了,消失了,而另外一些则不断扩张壮大。同样可以确证的是,在今天,一些国企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甚至风光到了国外,而另外一些则惨淡经营,衣食难周。同为国企,命运为何有如此霄壤之别？
　　实际上,这些国企不同命运的背后原因,既不是其经营者的努力不同,也不是它们的行业性质不同,更不是它们的运气不同,而主要是它们离权力的远近不同,它们在政治体系中的权重不同。如果将中石化、中国建设银行这样的国企与一个嗷嗷待哺的地方性国企相提并论,将它们归类为同一种属性的企业,并在这样的基础上信口开河说“国企如何如何”,我们恐怕就会雾失楼台,犯“错置具体性的谬误”。因为他们的企业性质实际上大相径庭。如果我们将后者称之为国企的话,那么中石化之流的企业更加准确的称谓应该是——官企。其典型代表,就是近几年在中国经济中呼风唤雨,并作为中国国企改革标志性成果的央企。
　　所谓官企,其第一位的属性就是其权力属性,就是其在权力差序格局中所享有的优势和支配性地位。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官企的企业领导大多是有某种政治级别的。在央企,企业领导大都有部级、副部级、司局级的政治身份;而在地方,则可能带有厅级、副厅级之类的头衔。这些带有明显政治任命色彩的企业领导,其行为动机究竟是服从他们的经济理性,还是服从他们的政治理性,殊为可议。一位曾在某国银行主持过股改的朋友,被问及为何要转到一家小型股份制银行服务的时候,曾经告诉我:那边都是“中管干部”,而这里的人事就要单纯多了。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通过职业经理人市场来寻找的。这虽然是老生常谈,却也透露出中国官企与标准意义上的国企的关键差别。回溯历史,20世纪90年代“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战略,本身就是出于一种控制的考量,而不是一种经济和利润计算。在这种战略下成长起来的央企以及其他类似企业集团,在基因上开始就被烙上了某种政治印记。2005年,中国三家在海外上市电信巨头的企业负责人,像当年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一样突然被换防,这种荒谬的人事决定在政治上或许是理性的,而在资本市场上则一定会让人匪夷所思。果然,它引起市场的一片哗然。但愿,央企正在推广的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制度改革,多少能够消解一点他们的官企色彩。
　　不过,政治属性并非中国官企的惟一特点。在中国,官企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产权名曰国有,实际上属于特殊利益集团。正如我们在本期封面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像央视这样依托于垄断权力的企业,其所获得的巨额垄断利润竟然成了国家广电总局的“自留地”;然而,这种坐地分肥的情况又何止于央视？资料显示:多年以来,这些靠垄断、权力甚至国家财政和金融救助积累起巨大利润的央企,竟然从来没有向它的所有者——人民,分过红。而这些本来应该属于全体国民的红利,通过各种方式被名正言顺地划归为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禁脔。官企这种属于特殊利益集团的产权性质,从电力、石化、银行等部门员工奇高的收入水平上清晰可见。利之所在,难怪许多人要削尖脑袋,成为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一员。如此企业,哪里还有半点国有企业的公共性可言。
　　作为硬币的另外一面,官企在追求小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是它们将成本最大限度的外部化或者公共化的特性。容易看到,诸多官企的巨额利润多半都是通过将成本转嫁给公众而实现的。更加通俗的说法则是:利润归（利益）集团,成本公众摊。石油、石化、医疗、教育等公共事业自不必说,而饕餮如国有银行者,则更是以金融风险为要挟,一举掏空公众福利数万亿之巨。加上官企们每年轻松核销的巨额资产损失,官企最近几年看上去宛如奇迹的利润增长就显得异常苍白了。官企,很可能是公共福利的帕雷托倒退。有鉴于官企的这种特殊属性及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我们非常有必要将官企从传统国企中鉴别出来。
　　大致可以确认,当今中国官企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在于官权,在于其超越经济优势之上的权力优势。让人担心的是,这些官企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越来越活跃,其实力也越来越令人侧目。在最近一系列的并购中,中国官企跑马圈地,几乎无役不与,而那些地方政府的“小央企”以及“小小央企”们,也是有样学样,在地方上的“重组并购”中干得同样顺手、出色。真可谓一路狂欢。然而,在这狂欢的背后,公众将付出怎样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