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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王頠，1966年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1988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地层学及古生物学（含古人类学）专业，2005年获得中国地质大学理学博士学位，2005年获得研究馆员职称。多年来一直在广西从事古人类学及旧石器考古学研究，历任广西自然博物馆馆长、广西民族博物馆党总支书记、馆长;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古人类与旧石器专业委员会理事。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届、十一届政协委员。
他先后主持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6项国家文物局科研项目，参加多项国际合作项目。发表科研论文50余篇、专著3部，其中SCI收录论文20余篇。与国际国内多个大学和科研机构有良好的合作关系。王頠及研究团队参加的“百色盆地旧石器研究”国际合作项目（美国史密森研究院资助项目），其合作研究成果在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证实产自百色盆地的旧石器，是东亚迄今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最具西方传统和技术风格的石器工业，从而摘掉压在亚洲人头上长达半个世纪的“早期亚洲人愚昧落后”的帽子;他对广西柳江人洞穴的地层及其时代研究，将柳江人年代提早5万年;他在田东布兵盆地洞穴发现的大批早期人类化石、哺乳动物化石和旧石器，将广西古人类活动的时间大大向前推移，在国际学术界引起高度关注。
多年来，王頠先后获得一系列荣誉称号，包括“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新闻”“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提名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文物系统先进个人”“文化部优秀专家”及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广西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自治区优秀专家”“自治区特聘专家”“广西青年科技奖”“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直属机关十佳杰出青年”“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
从长江边的小城，到邕江畔的绿城;从立志探究地球奥秘的鄂西少年，到挑战国际权威的中国考古学家——王頠，用25年时光打磨梦想、打磨前行的每一个脚步，让岁月熠熠生辉。
发现百色手斧，打破“莫维斯”理论
鄂西巴东，是湖北最西边的一座小城，滚滚长江破开城外高山向东奔流，两岸岩层色彩斑斓，不时引来地质队员测量、采样，少年王頠想，地质工作一定非常有趣。
1984年春天，鄂西高中收到国防科技大学和武汉地质学院提前录取的2个名额，平素成绩出众的王頠出人意料地要求填报又冷门、又艰苦的武汉地质学院（后更名为中国地质大学）地层古生物学专业。如愿进入大学，王頠才明白，地层学是人类探究地球历史的钥匙，古生物学是解决生物演化奥秘的基础，给他授课的老师中有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中就包括他后来的博士生导师——殷鸿福院士。
1988年大学毕业，王頠被分配到广西自然博物馆从事古生物学工作，他花了几年时间潜心钻研，基本熟悉了广西的地质构造、地层分布和生物演化框架。1991年，他参加广西百色盆地古人类旧石器的调查、研究和发掘工作。这个研究课题由中国科学院和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发起，多家中美研究机构联合参与。加入这个课题，确定了他一生的研究目标。
百色盆地是一个中新生代的断陷盆地，长约80公里、平均宽10公里、面积约800平方公里，地质学上称之为第四级河流阶地。科学工作者曾在这些红色土层中采集到年代约5万年左右的13件旧石器。然而，王頠参加的考察组发现，整个百色盆地的旧石器遗址超过50个，发现的石器超过6000件，最有科学价值的是一种两面加工的石器——手斧。
手斧，是一种对称性工具，最早在非洲出现，延续的时间从距今160—20万年;在欧洲和西亚最早出现距今70万年，也一直延续到距今20万年左右。上个世纪30—40年代，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士教授考察中国的周口店、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旧石器遗址之后，发现在西方旧石器时代广为流行的手斧，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非常罕见，于是人为地在非洲、欧洲、西亚地区和东亚、东南亚之间画了一条界线，这就是著名的在国际学术界影响深远的“莫氏线”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界线西边的人们，由于生存环境的不断变化，刺激早期的人类制造出以手斧为代表的两面对称的工具，反映出西方的早期人类先进的智力水平。而界线东边的东亚和东南亚的早期人类并没有生产手斧这类技术复杂的工具，他们过着不思进取的生活。这个理论自上世纪40年代产生以来，一直为绝大多数学者奉为经典，虽然有一些亚洲学者对这个理论产生质疑，但由于一直拿不出可靠的证据，因此无法从根本上挑战“莫氏线”理论。
百色手斧的发现，必将改变有关人类早期文明中，对亚洲带有歧视性理论的历史。然而，这些石器的年代，已经成为解决这一重大科学问题的瓶颈。1993年的春天，王頠在与广西自然博物馆研究员黄志涛交流时得知，他正从事广西玻璃陨石的研究。玻璃陨石是一种彗星或小行星撞击地球之后，巨大的能量将地壳物质溶化成气体上升到大气层后，因迅速冷却产生并降落到地面的玻璃质物质，可以精确测定其年代。而王頠在百色盆地调查发现，与旧石器保存在一起的，就有大量的玻璃陨石，如果在考古发现中能够证实百色手斧与这些陨石保存在同一地层层位，就可以通过测定玻璃陨石的年龄来确定手斧的年代。1993年夏天，研究团队在百色市百谷遗址，第一次从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与旧石器处于同一水平层位的4件玻璃陨石，并很快将2件陨石样品送到中国原子能科学院进行“裂变径迹”年代测定，年龄为73.3万年。1995年，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学术刊物，美国《科学》杂志辟出版面，以“灵巧的东亚直立人”为题，报道了考察队在百色的发现。
随后的五年，王頠及研究团队顶风冒雨，跋山涉水，进一步在百色盆地加大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力度，并采用“氩氩法”——一种精确的测年手段，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地质年代中心对百色玻璃陨石进行年代测定，年龄为80.3万年。2000年，美国《科学》杂志以彩色封面的形式，发表了王頠研究团队的研究报告，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认为这一研究成果挑战了统治学术界长达半个世纪、对早期亚洲文明带有偏见的“莫氏线”理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和国内媒体也纷纷报道这一科学发现。2001年，“百色旧石器挑战‘莫氏线’理论”与“纳米技术”“人类基因组”等一起，获评科技部“2000年度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新闻”（排名第五）。 然而，就在2000年，美国《科学》杂志报道国际学者对百色旧石器年代的质疑，国内学者对手斧地层层位的质疑也成为焦点。自2003年起，王頠带领研究团队继续在百色盆地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并在2005年冬天，在百色澄碧河库区的枫树岛遗址，首次从地层中发掘出土6件手斧和9件玻璃陨石，使上述科学问题得到很好解决。2014年年初，研究成果在古人类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美国《人类进化》杂志发表。
有意思的是，2014年6月，一位荷兰地质学家Langbroek再次对百色旧石器的年代学问题提出质疑，对这位从未亲历现场却充满想象力的欧洲学者的评论，王頠和研究团队逐一进行有理有据的反驳，研究文章同样刊发在《人类进化》杂志。
发现2枚早期直立人牙齿化石，为研究东亚人类起源提供难得线索
百色盆地的旧石器研究，在国际古人类学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一系列科学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首先，制作百色手斧的人类究竟长什么样子或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背景之下？其次，80万年前广泛分布在百色盆地的早期人类从何而来又去了何方？为了解决类似的科学问题，王頠研究团队从2002年至今，除了继续在百色盆地解决旧石器的相关问题之外，将目标锁定在百色盆地的南部边缘洞穴群。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美国国家基金、国家文物局专项、广西自然科学基金和广西“十百千人才专项”等支持下，王頠带领研究团队转向田东县南部山区广袤的喀斯特地区，在洞穴堆积物中寻找与百色盆地早期人类相关的科学证据，并取得一系列科研成果。
有一次，王頠和考查小组到百色盆地南部边缘田东布兵盆地的洞穴进行调查。该区为喀斯特发育的岩溶地区，山岭险峻陡峭，洞穴险象环生。王頠在攀登距地面60多米高的一个洞穴时，突然踩到一块溶蚀松动的石灰岩，摇晃滑落，幸好抓住一块突出的岩石，几经努力，他才爬到较安全的地带。往回走？继续爬？望着头顶崖边的洞口，王頠毅然选择重新攀登，最终到达洞穴——“么会洞”。
就在“么会洞”，王頠和考查小组发现2枚早期直立人的牙齿化石，年代测定距今180万年，与亚洲如云南的元谋、印度尼西亚的桑吉兰、格鲁吉亚的德米尼等地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时代相近，为研究早期人类何时走出非洲来到东亚、东亚人类起源于何时等问题，提供了难得的线索。
王頠及研究团队还在一些早期的洞穴堆积物中发现一种巨大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巨猿”。巨猿是一种体型远大于人类和猩猩的物种，曾经被认为是人类的祖先，但后来被证实是人类演化树上的一个旁支。另一重要发现，是“禄丰古猿”的后裔。禄丰古猿是距今1000万年到400万年生活在云南和泰国的一种古猿，中国学者认为他可能是东亚早期人类的直接祖先，在400万年之前绝灭于云南中部。王頠及研究团队在布兵盆地发现的古猿化石，显著区别于人类、猩猩和巨猿，但与“禄丰古猿”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在与全球迄今发现的所有高等灵长类化石进行对比后，王頠发现这是一种迄今没有被认识的古猿。2008年，英国的《自然》杂志报道了此项研究进展。目前，研究工作正在进行之中，这个发现有希望再次冲击世界顶级的学术刊物。
在布兵盆地，王頠及研究团队还发现一些很有价值的旧石器时代后期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如距今7万年的人类化石，对现代人起源于本地、还是起源于非洲，提供了可靠证据。他们发现距今1.4万年的人类头骨化石，显著区别于今天华南的人群，而与北京山顶洞人的形态特征非常相近，暗示在最后一次冰期，中国北方的人群可能南迁，生活在1—2万年前广西地区的人群，既拥有现代人的主要特征又保留着一些古老的形状，这个地区早期人类的基因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和多样。他们发现距今7000年的树皮布石拍，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证据，说明早期广西右江地区的人群与南岛语族的人群可能存在密切关系。
古人类学的研究，是一项探索性很强的科学工作，需要充满激情，还需要突破各种艰难险阻的坚韧不拔的毅力。
1996年1月王頠女儿出生，孩子不满4个月，他作为研究团队广西方面负责人，不得不搁下妻女到百色盆地考察，只有到晚上才能和妻子通个电话，问问母女俩的情况。回忆这段往事，王頠动情地说：“在妻子和女儿最需要的时候，我却在野外，我觉得这是一生对她们的亏欠。”
对百色盆地的野外考察常常安排在夏天，上世纪90年代的十年间，王頠带着研究团队几乎用双脚走遍了右江两岸高高低低的台地。在野外调查的时候，午餐就是装在背包里的两个馒头和一点咸菜，偶尔到群众家吃一点稀粥，晚上回来在招待所食堂吃上一顿热饭菜就是很好的享受。饭后大家聚集起来，讨论一天的工作和计划第二天的行程，王頠回忆道：“工作的确艰辛，但对科学的兴趣让人执著，甚至可以说让人着迷和兴奋！”
组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广西民族博物馆
2005年，王頠博士毕业，导师——中国地质大学校长殷鸿福院士希望他留在中国地质大学，建立一个研究团队，专门从事古人类学研究工作，学校承诺免费给一套住房、提供20万的科研启动经费、解决家属的工作安排。然而，王頠最后还是决定回广西。
王頠说：“我一是觉得，母校可以给我良好的科研条件，但广西百色盆地大量的科学研究还没有深入做下去，大量洞穴中保存数百万年以来的人类起源和演化的秘密有待揭开;二是广西的文化有极大的包容性，我深爱这里智慧而朴实的人们。我想，只要为科学、为国家做出成绩，老师不会怪我的。”
2009年，组织上安排王頠担任广西民族博物馆馆长。在科研环境上，他面对的是一个新的学科领域;在行政业务上，他面对的是一个刚刚建成开馆，各项业务机制和运营工作尚未完全开展起来的博物馆。
“我愿意踏踏实实做出一番成绩。”王頠言出必行。他转而把精力投入到博物馆建设中去，带领民博团队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圆满完成一项又一项工作任务，博物馆事业稳步向前发展。通过5年的努力，王頠带领民博团队把广西民族博物馆建成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民族博物馆，成功创建“国家4A级景区”，并获得“自治区文明单位”“自治区和谐单位”“自治区巾帼文明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等多项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每年接待观众近80万，先后接待江泽民、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和国内外诸多政要。
同时，王頠狠抓馆里科研和人才队伍建设，团队科研水平大幅提高，目前送出去培养博士8人、硕士20人，成功创建“广西文化及自然遗产保护与利用”自治区级人才小高地和特聘专家设岗单位。他引导全馆重视藏品征集工作，馆藏文物得到质与量的提升，藏品数量由建馆初期数千件增加到现今近4万件（套），征集速度居国内同类博物馆前列。（5年新增藏品20000多件）。广西民族博物馆还建立民族纺织品研究保护实验室，属于全国首创，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特别是“畅享民歌”和“广西国际民族志影展”等大型活动，影响深远。
2009年到广西民族博物馆工作后，行政工作占据了王頠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但他从不敢荒废自己的科研工作，除了延续20多年从未公休的习惯之外，王頠下班后和节假日时间大部分用在科研上，他说：“学问不能停下来，一旦停下，思维就跟不上国际步伐，就会落后，往后就难以追赶。”
由此，王頠每年要求自己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1—2篇研究文章，迄今为止，他已出版专著3部，发表的文章50多篇，其中包括刊发在《科学》、《人类进化》和《科学通报》等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论文23篇。
除了独具学术分量的科研成果，20多年在田野考察中一路“走”的王頠，也赢得了各级赞誉——他先后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及“文化部优秀专家”“自治区优秀专家”“自治区特聘专家”和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提名奖”等各项荣誉。
近期，王頠喜获“第五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对此，他语调朴实：“这是我人生最高的奖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我们专业技术人员的关心和爱护，我将在自己的专业技术领域继续钻研和奋斗，以更优秀的成绩为国家、为科学文化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王頠，1966年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1988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地层学及古生物学（含古人类学）专业，2005年获得中国地质大学理学博士学位，2005年获得研究馆员职称。多年来一直在广西从事古人类学及旧石器考古学研究，历任广西自然博物馆馆长、广西民族博物馆党总支书记、馆长;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古人类与旧石器专业委员会理事。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届、十一届政协委员。
他先后主持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6项国家文物局科研项目，参加多项国际合作项目。发表科研论文50余篇、专著3部，其中SCI收录论文20余篇。与国际国内多个大学和科研机构有良好的合作关系。王頠及研究团队参加的“百色盆地旧石器研究”国际合作项目（美国史密森研究院资助项目），其合作研究成果在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证实产自百色盆地的旧石器，是东亚迄今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最具西方传统和技术风格的石器工业，从而摘掉压在亚洲人头上长达半个世纪的“早期亚洲人愚昧落后”的帽子;他对广西柳江人洞穴的地层及其时代研究，将柳江人年代提早5万年;他在田东布兵盆地洞穴发现的大批早期人类化石、哺乳动物化石和旧石器，将广西古人类活动的时间大大向前推移，在国际学术界引起高度关注。
多年来，王頠先后获得一系列荣誉称号，包括“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新闻”“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提名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文物系统先进个人”“文化部优秀专家”及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广西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自治区优秀专家”“自治区特聘专家”“广西青年科技奖”“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直属机关十佳杰出青年”“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
从长江边的小城，到邕江畔的绿城;从立志探究地球奥秘的鄂西少年，到挑战国际权威的中国考古学家——王頠，用25年时光打磨梦想、打磨前行的每一个脚步，让岁月熠熠生辉。
发现百色手斧，打破“莫维斯”理论
鄂西巴东，是湖北最西边的一座小城，滚滚长江破开城外高山向东奔流，两岸岩层色彩斑斓，不时引来地质队员测量、采样，少年王頠想，地质工作一定非常有趣。
1984年春天，鄂西高中收到国防科技大学和武汉地质学院提前录取的2个名额，平素成绩出众的王頠出人意料地要求填报又冷门、又艰苦的武汉地质学院（后更名为中国地质大学）地层古生物学专业。如愿进入大学，王頠才明白，地层学是人类探究地球历史的钥匙，古生物学是解决生物演化奥秘的基础，给他授课的老师中有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中就包括他后来的博士生导师——殷鸿福院士。
1988年大学毕业，王頠被分配到广西自然博物馆从事古生物学工作，他花了几年时间潜心钻研，基本熟悉了广西的地质构造、地层分布和生物演化框架。1991年，他参加广西百色盆地古人类旧石器的调查、研究和发掘工作。这个研究课题由中国科学院和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发起，多家中美研究机构联合参与。加入这个课题，确定了他一生的研究目标。
百色盆地是一个中新生代的断陷盆地，长约80公里、平均宽10公里、面积约800平方公里，地质学上称之为第四级河流阶地。科学工作者曾在这些红色土层中采集到年代约5万年左右的13件旧石器。然而，王頠参加的考察组发现，整个百色盆地的旧石器遗址超过50个，发现的石器超过6000件，最有科学价值的是一种两面加工的石器——手斧。
手斧，是一种对称性工具，最早在非洲出现，延续的时间从距今160—20万年;在欧洲和西亚最早出现距今70万年，也一直延续到距今20万年左右。上个世纪30—40年代，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士教授考察中国的周口店、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旧石器遗址之后，发现在西方旧石器时代广为流行的手斧，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非常罕见，于是人为地在非洲、欧洲、西亚地区和东亚、东南亚之间画了一条界线，这就是著名的在国际学术界影响深远的“莫氏线”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界线西边的人们，由于生存环境的不断变化，刺激早期的人类制造出以手斧为代表的两面对称的工具，反映出西方的早期人类先进的智力水平。而界线东边的东亚和东南亚的早期人类并没有生产手斧这类技术复杂的工具，他们过着不思进取的生活。这个理论自上世纪40年代产生以来，一直为绝大多数学者奉为经典，虽然有一些亚洲学者对这个理论产生质疑，但由于一直拿不出可靠的证据，因此无法从根本上挑战“莫氏线”理论。
百色手斧的发现，必将改变有关人类早期文明中，对亚洲带有歧视性理论的历史。然而，这些石器的年代，已经成为解决这一重大科学问题的瓶颈。1993年的春天，王頠在与广西自然博物馆研究员黄志涛交流时得知，他正从事广西玻璃陨石的研究。玻璃陨石是一种彗星或小行星撞击地球之后，巨大的能量将地壳物质溶化成气体上升到大气层后，因迅速冷却产生并降落到地面的玻璃质物质，可以精确测定其年代。而王頠在百色盆地调查发现，与旧石器保存在一起的，就有大量的玻璃陨石，如果在考古发现中能够证实百色手斧与这些陨石保存在同一地层层位，就可以通过测定玻璃陨石的年龄来确定手斧的年代。1993年夏天，研究团队在百色市百谷遗址，第一次从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与旧石器处于同一水平层位的4件玻璃陨石，并很快将2件陨石样品送到中国原子能科学院进行“裂变径迹”年代测定，年龄为73.3万年。1995年，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学术刊物，美国《科学》杂志辟出版面，以“灵巧的东亚直立人”为题，报道了考察队在百色的发现。
随后的五年，王頠及研究团队顶风冒雨，跋山涉水，进一步在百色盆地加大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力度，并采用“氩氩法”——一种精确的测年手段，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地质年代中心对百色玻璃陨石进行年代测定，年龄为80.3万年。2000年，美国《科学》杂志以彩色封面的形式，发表了王頠研究团队的研究报告，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认为这一研究成果挑战了统治学术界长达半个世纪、对早期亚洲文明带有偏见的“莫氏线”理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和国内媒体也纷纷报道这一科学发现。2001年，“百色旧石器挑战‘莫氏线’理论”与“纳米技术”“人类基因组”等一起，获评科技部“2000年度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新闻”（排名第五）。 然而，就在2000年，美国《科学》杂志报道国际学者对百色旧石器年代的质疑，国内学者对手斧地层层位的质疑也成为焦点。自2003年起，王頠带领研究团队继续在百色盆地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并在2005年冬天，在百色澄碧河库区的枫树岛遗址，首次从地层中发掘出土6件手斧和9件玻璃陨石，使上述科学问题得到很好解决。2014年年初，研究成果在古人类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美国《人类进化》杂志发表。
有意思的是，2014年6月，一位荷兰地质学家Langbroek再次对百色旧石器的年代学问题提出质疑，对这位从未亲历现场却充满想象力的欧洲学者的评论，王頠和研究团队逐一进行有理有据的反驳，研究文章同样刊发在《人类进化》杂志。
发现2枚早期直立人牙齿化石，为研究东亚人类起源提供难得线索
百色盆地的旧石器研究，在国际古人类学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一系列科学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首先，制作百色手斧的人类究竟长什么样子或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背景之下？其次，80万年前广泛分布在百色盆地的早期人类从何而来又去了何方？为了解决类似的科学问题，王頠研究团队从2002年至今，除了继续在百色盆地解决旧石器的相关问题之外，将目标锁定在百色盆地的南部边缘洞穴群。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美国国家基金、国家文物局专项、广西自然科学基金和广西“十百千人才专项”等支持下，王頠带领研究团队转向田东县南部山区广袤的喀斯特地区，在洞穴堆积物中寻找与百色盆地早期人类相关的科学证据，并取得一系列科研成果。
有一次，王頠和考查小组到百色盆地南部边缘田东布兵盆地的洞穴进行调查。该区为喀斯特发育的岩溶地区，山岭险峻陡峭，洞穴险象环生。王頠在攀登距地面60多米高的一个洞穴时，突然踩到一块溶蚀松动的石灰岩，摇晃滑落，幸好抓住一块突出的岩石，几经努力，他才爬到较安全的地带。往回走？继续爬？望着头顶崖边的洞口，王頠毅然选择重新攀登，最终到达洞穴——“么会洞”。
就在“么会洞”，王頠和考查小组发现2枚早期直立人的牙齿化石，年代测定距今180万年，与亚洲如云南的元谋、印度尼西亚的桑吉兰、格鲁吉亚的德米尼等地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时代相近，为研究早期人类何时走出非洲来到东亚、东亚人类起源于何时等问题，提供了难得的线索。
王頠及研究团队还在一些早期的洞穴堆积物中发现一种巨大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巨猿”。巨猿是一种体型远大于人类和猩猩的物种，曾经被认为是人类的祖先，但后来被证实是人类演化树上的一个旁支。另一重要发现，是“禄丰古猿”的后裔。禄丰古猿是距今1000万年到400万年生活在云南和泰国的一种古猿，中国学者认为他可能是东亚早期人类的直接祖先，在400万年之前绝灭于云南中部。王頠及研究团队在布兵盆地发现的古猿化石，显著区别于人类、猩猩和巨猿，但与“禄丰古猿”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在与全球迄今发现的所有高等灵长类化石进行对比后，王頠发现这是一种迄今没有被认识的古猿。2008年，英国的《自然》杂志报道了此项研究进展。目前，研究工作正在进行之中，这个发现有希望再次冲击世界顶级的学术刊物。
在布兵盆地，王頠及研究团队还发现一些很有价值的旧石器时代后期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如距今7万年的人类化石，对现代人起源于本地、还是起源于非洲，提供了可靠证据。他们发现距今1.4万年的人类头骨化石，显著区别于今天华南的人群，而与北京山顶洞人的形态特征非常相近，暗示在最后一次冰期，中国北方的人群可能南迁，生活在1—2万年前广西地区的人群，既拥有现代人的主要特征又保留着一些古老的形状，这个地区早期人类的基因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和多样。他们发现距今7000年的树皮布石拍，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证据，说明早期广西右江地区的人群与南岛语族的人群可能存在密切关系。
古人类学的研究，是一项探索性很强的科学工作，需要充满激情，还需要突破各种艰难险阻的坚韧不拔的毅力。
1996年1月王頠女儿出生，孩子不满4个月，他作为研究团队广西方面负责人，不得不搁下妻女到百色盆地考察，只有到晚上才能和妻子通个电话，问问母女俩的情况。回忆这段往事，王頠动情地说：“在妻子和女儿最需要的时候，我却在野外，我觉得这是一生对她们的亏欠。”
对百色盆地的野外考察常常安排在夏天，上世纪90年代的十年间，王頠带着研究团队几乎用双脚走遍了右江两岸高高低低的台地。在野外调查的时候，午餐就是装在背包里的两个馒头和一点咸菜，偶尔到群众家吃一点稀粥，晚上回来在招待所食堂吃上一顿热饭菜就是很好的享受。饭后大家聚集起来，讨论一天的工作和计划第二天的行程，王頠回忆道：“工作的确艰辛，但对科学的兴趣让人执著，甚至可以说让人着迷和兴奋！”
组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广西民族博物馆
2005年，王頠博士毕业，导师——中国地质大学校长殷鸿福院士希望他留在中国地质大学，建立一个研究团队，专门从事古人类学研究工作，学校承诺免费给一套住房、提供20万的科研启动经费、解决家属的工作安排。然而，王頠最后还是决定回广西。
王頠说：“我一是觉得，母校可以给我良好的科研条件，但广西百色盆地大量的科学研究还没有深入做下去，大量洞穴中保存数百万年以来的人类起源和演化的秘密有待揭开;二是广西的文化有极大的包容性，我深爱这里智慧而朴实的人们。我想，只要为科学、为国家做出成绩，老师不会怪我的。”
2009年，组织上安排王頠担任广西民族博物馆馆长。在科研环境上，他面对的是一个新的学科领域;在行政业务上，他面对的是一个刚刚建成开馆，各项业务机制和运营工作尚未完全开展起来的博物馆。
“我愿意踏踏实实做出一番成绩。”王頠言出必行。他转而把精力投入到博物馆建设中去，带领民博团队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圆满完成一项又一项工作任务，博物馆事业稳步向前发展。通过5年的努力，王頠带领民博团队把广西民族博物馆建成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民族博物馆，成功创建“国家4A级景区”，并获得“自治区文明单位”“自治区和谐单位”“自治区巾帼文明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等多项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每年接待观众近80万，先后接待江泽民、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和国内外诸多政要。
同时，王頠狠抓馆里科研和人才队伍建设，团队科研水平大幅提高，目前送出去培养博士8人、硕士20人，成功创建“广西文化及自然遗产保护与利用”自治区级人才小高地和特聘专家设岗单位。他引导全馆重视藏品征集工作，馆藏文物得到质与量的提升，藏品数量由建馆初期数千件增加到现今近4万件（套），征集速度居国内同类博物馆前列。（5年新增藏品20000多件）。广西民族博物馆还建立民族纺织品研究保护实验室，属于全国首创，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特别是“畅享民歌”和“广西国际民族志影展”等大型活动，影响深远。
2009年到广西民族博物馆工作后，行政工作占据了王頠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但他从不敢荒废自己的科研工作，除了延续20多年从未公休的习惯之外，王頠下班后和节假日时间大部分用在科研上，他说：“学问不能停下来，一旦停下，思维就跟不上国际步伐，就会落后，往后就难以追赶。”
由此，王頠每年要求自己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1—2篇研究文章，迄今为止，他已出版专著3部，发表的文章50多篇，其中包括刊发在《科学》、《人类进化》和《科学通报》等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论文23篇。
除了独具学术分量的科研成果，20多年在田野考察中一路“走”的王頠，也赢得了各级赞誉——他先后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及“文化部优秀专家”“自治区优秀专家”“自治区特聘专家”和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提名奖”等各项荣誉。
近期，王頠喜获“第五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对此，他语调朴实：“这是我人生最高的奖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我们专业技术人员的关心和爱护，我将在自己的专业技术领域继续钻研和奋斗，以更优秀的成绩为国家、为科学文化事业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