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和动力问题成为讨论热点。从世界银行卸任归来的林毅夫先生认为，在全球经济疲软，中国出口乏力的情况下，中国可以考虑再来一轮新的经济刺激，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为下一轮高增长奠定基础。而复旦大学的张军也发文对此表示支持，认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应有之理，所谓从投资驱动到内需驱动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众所周知，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经济必须从依靠投资、出口转向依靠内需，摆脱对高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提高消费在总产出中的比重。此后无论是政策层面，还是学界，都将之视为经济转型的一项重要内容。那么，认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唯一要素是投资，甚至认为“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纯属一个骗局，这种完全异于常识的看法，究竟是真知灼见，还是文字游戏？
　　纠偏“资本决定论”
　　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变迁看，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完全归结于资本投入的多少。这不仅违背事实，也违背经济学的基本逻辑。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资本投入相同的国家，增长率不尽相同。同时，若单纯依靠增加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必然引起投资报酬递减和投资效率下降。
　　基于此，索洛提出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增长的源泉除了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还有技术进步。在1909年到1949年的40年间，美国每人每小时的产出增长了1倍，其中87.5%来自技术变化，只有12.5%来自资本投入。索洛最先证明了在不存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依靠资本投入可以实现短期增长，但不可能实现长期增长，从而纠正了在经济学界流行多年的“资本决定论”。
　　从现代经济增长的事实看，无论是前苏联在1960年代所遇到的经济增长停滞，还是二战后欧洲推行的马歇尔计划在1970年代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以及为人津津乐道的东亚奇迹终结，事实上都早已证明了，完全依靠资本投入，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虽然会有一段稳定的快速增长期，但若不转型，经济增长最终会出现明显的减速。
　　靠高投资再增长20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之路基本是在复制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发展模式，一是依靠高投资，一是依靠高出口。应该说，这种模式复制得相当成功，中国经济依靠投资和出口维持了30多年的高增长。
　　然而，从2004年开始，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了40%，2003年到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量年均54%来自投资的贡献。而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在人均GDP处于如此低位时维持像中国这样高的投资率。我们不能再抱有幻想，认为可以依靠这种高投资的模式再维持20年的增长。投资率高，意味着储蓄率高，因而必然会拉低消费。不可否认，中国的家庭消费过去20年的增长率绝对值不低，但家庭消费的增长率远远落后于经济的潜在增长率。1980年代，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高于50%，到2010年则下降为33.8%，远低于61%的世界平均水平。
　　经济学基本常识告诉我们，在任何经济体中，产出增长变现为GDP三个基本要素变动的总量，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没有消费，产出就没有变现的通道，资本循环就无法完成。
　　中央提出的从外需转型内需的战略没有任何错误，应该坚持而非懈怠。当前中国经济出现的困难，恰恰是没有贯彻该战略，恰恰是对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心存侥幸，而不是相反。
　　责任编辑：孙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