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尽管国外传媒就中国飞机坠毁于蒙古境内及中国净空禁飞等事议论纷纷，进行了种种猜测，但我国的报刊、广播等传媒，在党中央“要把事件保密得尽可能长些，要尽可能赢得时间处理‘善后事宜’，以防不测”的方针指导下，未对此事作任何反应。关于“九一三”事件情况的传达，中央采取了“内外有别、有步骤”的逐级传达方式：先党内后党外；先高干后一般干部；先干部后群众。
　　“小道消息”仍很快扩散到全国
　　尽管如此，当时还没有得知事件消息的有心人，仍然能够发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首先是中央取消了每年国庆节必有的游行检阅（尽管以“节约闹革命”为借口通知说此后国庆不再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国庆节当天的报纸没有刊载毛泽东、林彪合影的图片；林彪、叶群及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在国庆节期间以及此后的国事活动报道中，全部销声匿迹；在所有报刊、广播的报道中，包括赞颂毛泽东与批判刘少奇的报道中，都不再出现“林副主席”及“亲密战友”等词句。
　　在中央文件层层传达过程中，尽管消息封锁严密，但这个惊人的信息，仍然飞快地以各种方式向尚未听到传达的、自己信任的“最可靠的人”泄露出去。
　　陈毅应该是在9月13日当天知道的——那天，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奉命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关于“九一三”事件的议事。会议完毕，他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立即赶到三O一医院，将这个绝密信息，向陈毅报告。但他却不敢明说：“老总，你不是讲‘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吗？我今天特意来告诉你，报应到了！到了！因为有纪律，我还不能说明。先让你高兴高兴。”
　　9月16日，北京市委书记刘仁的妻子甘英独自一人在单位从事劳动时，忽然听见有人在她的背后喊了一声：“林彪摔死了！”当她回头看时，却不见了人影。这位在林彪死去4天就知道消息并敢于向她通风报信的人，当然是属于能从高层获知重要信息的非一般百姓。
　　首都摘下了“林副主席”的画像
　　9月20日，奉命回国向中央报告温都尔汗坠机事件的驻蒙使馆二秘孙一光，10月3日参加了外交部传达中央文件的大会。他这才知道自己带回国内向周恩来汇报用的那些照片上的死人和飞机残骸，竟是林彪等人的遗体和座机。他甚是诧异：“我的脑袋轰的一下胀得老大老大。竟然是他！怎么会是他呢？”
　　首都的重要单位以“突出毛主席”为由，摘下了“林副主席”的画像，这当然使不知情的人感到震惊。北京电视台播音员吕大渝回忆：“1971年9月下旬，一群领导突然成群结队地到各处‘检查卫生’。这是前所未有的举动，而且以‘为了突出毛主席，以后一律不再悬挂其他领导人的画像’为由，要求大家取下林彪的画像，气氛神秘兮兮。当时，有的办公室并排悬挂着毛泽东和林彪的画像……我预感出了大事，但却没有一句质疑。‘文革’已经使我得到了‘言多必失’的惨痛教训。”当晚，吕大渝赶到自己的中学好友孙文冬家打探消息，从孙文冬丈夫李观承那里，得知是林彪出了事。
　　知青从各种渠道得到消息
　　在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知青们，在中央文件到达前，不少人已从各种渠道得知了这个消息。
　　在北大荒劳动的北京知青祝祁是从一位路过的齐齐哈尔知青那里，得知了“九一三”事件。这位知青在讲了以后又嘱咐祝祁：“可不能传给别人，这事非同小可。”祝祁回答：“你放心，向毛主席保证，一定不告诉别人。”次日，祝祁却告诉了他最要好的同学，同时还叮嘱同学：“千万不能外传。”这位知青同样信誓旦旦：“你放心，向毛主席保证，不外传。”但是没过多久，大伙都知道了。
　　听到过“小道消息”的许多知青，在中央文件正式传达的时候，对林彪叛逃摔死一事仍然非常震惊。曾在崇明岛插队的知青赵丽宏记述：“会场里静得出奇，只有传达这消息的公社干部的声音，在寂静中回荡。”
　　1971年9月13日凌晨1时55分，庞大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带着震耳的轰鸣声，在漆黑的夜空，以500米的低空高度从中蒙边境414号界桩上空由南向北掠过，飞进蒙古境内。这给当地正在举行露天晚会的知青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后来才知道，他们目睹的是“九一三”事件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瞬间！
　　“九一三”事件在百姓中的流传，越来越广，也越来越变形。据说，有些地方以讹传讹，将事件传为：“林彪和另一个（林立果——谐音，下同）老婆都摔死了，摔的地方温度热得出汗（温都尔汗），林彪的三角裤衩（三叉戟）都摔破了，后面跟着一群（叶群），死了好多人……”以及：“林秃子想害毛主席，没得手，开上飞机往苏联跑，临走时还把马克思的大衣给偷走了，又带着老婆一大群（叶群）结果没跑掉，把三叉骨（三叉戟）给跌断了。”
　　由于中央文件分层次与分类传达产生的“时间差”，在有些单位还一度出现这样的现象：在“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一些不知情的革委会非党员干部或非党员“造反派”头头还继续虔诚地高声领呼：“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一些地方“九一三”事件的泄密者，其散布“谣言”的行为受到尚不知情的地方公安机关的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