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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可谓是展现民国故都南京遗产景观及风情的集大成之作。其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但却不乏对历史的意识与叙述。叶兆言笔下的历史以片段（而非全景）的方式，充斥在民国南京的日常生活及遗产景观之中。
关键词：景观 叙述 想象 历史
古都南京，留存着诸多景观遗产，并以此吸引着来自各地对她有兴趣的探索者。其中在时间上距离我们最近的民国是引发南京想象的重要时代，其民国建筑景观遗址则是用以展开想象的重要媒介，也因而这些景观遗产被视作南京古都的根基、特性与魅力所在。在一些热衷于南京书写的作家那里，遗产景观也成为承续历史文脉的重要载体。本文以叶兆言为例进行分析。
一 遗产景观视域下的民国想象
对于叶兆言来讲，南京是一座激发强烈情感的城市，他不断创作以这座城市以及它所蕴含的文化旨趣为题材的作品，还写了数十篇关于它的文章。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可谓是展现民国故都南京遗产景观及风情的集大成之作。它最初发表在1996年第4期的《收获》杂志上，1996年10月这篇小说的单行本出版，在单行本“写在前面”的说明文字里，叶兆言娓娓道来，表达自己对古老南京城的特别关注：
我的目光凝视着故都南京的一九三七年，已经有许多年头。故都南京像一艘装饰华丽的破船，早就淹没在历史的故纸堆里。事过境迁，斗转星移，作为故都的南京，仿佛一个年老色衰女人，已不可能再引起人们的青睐。这座古老城市在民国年间的瞬息繁华，轰轰烈烈的大起大落，注定只能放在落满尘埃的历史中，让人感叹让人回味。南京是逝去的中华民国的一块活化石，人们留念的，只能是那些已经成为往事的标本。南京的魅力只是那些孕蓄着巨大历史能量的古旧地理名称，譬如“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中的台城，譬如“王谢堂前双飞燕，飞落寻常百姓家”的“乌衣巷”。
这段告白意欲为小说定下基调，其中隐约有透视感应民国兴亡的企图，更多的是对于故都南京瞬息繁华的叹惋。与叶兆言以前的秦淮故事不同，小说主人公丁问渔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不是中国传统家族中的少爷，也非风流倜傥的古代才子，而是和钱钟书笔下方鸿渐有类似性的留学归国学生，与方鸿渐比起来，这个人物更滑稽也更具喜感。归国后的丁问渔没有依父亲嘱托进入军界，而是选择在大学外文系任教授。《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就是他执著甚而有些疯狂地追求少妇任雨媛的略带感伤的故事。叶兆言在《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中不时中断言情故事，回到“历史现场”，即那一时期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京城情状的叙写。无论从城市景观、人情风俗，还是轶闻掌故、政治情势、文化史料，叶兆言都展现出对故都南京的热爱和熟稔。在阅读过程中，我们甚至能感觉到作者有卖弄所掌握的南京史料之嫌。叶兆言似乎在借助这么一个故事，把他多年孕蓄下的关于民国南京的轶闻野史、遗产景观一股脑儿兜售出去。
小说中，主人公丁问渔作为社会名流，经常出入上流社会，在各种公众场合抛头露面。这类公众场合就常被作为城市景观引来作者周至的介绍和描绘，我们略举两例。
一次是在中山陵的音乐台，丁问渔很快有了充分露脸的机会，在一次党政要人云集的音乐会上，他向众人展示了自己卓越的外语才华。音乐会在中山陵脚下的音乐台举行，由十二块扇形的小草坪组成的可容三千观众的音乐台，是中山陵风景区最吸引人的地方。它由著名的建筑设计家关颂声和杨廷宝共同设计，巧妙地利用了原有地低洼地形，整个会场看上去好像一把打开了一半的绿颜色的大折扇，有着非常良好的回音效果。音乐台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演奏音乐会，关键还在于它给了党国要人们一个雅聚的地点。
一次是在丁问渔初识任雨媛的励志社，励志社在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是个神秘兮兮的地方。它位于中山东路上，在中央医院的东面，过了逸仙桥再往前走不远就可以到达。常常都是些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才能在这里出没。励志社是中西建筑糅合的典范，由几幢彼此呼应的宫殿似的建筑组成，外表是国粹式的大屋檐，内部结构却全盘西化。对于一九三七年的南京人来说，能否进入励志社的大门，决定了一个人是否是个人物。
对于音乐台的结构、设计者、功用，和励志社座落何处、内外设计风格的详细备至的介绍，很难说在实质上对小说的进展有什么意义，但作者却不惜笔墨一一道来，小说中类似的写法还有很多，在这些对南京遗产景观的描述中，叶兆言往往是信马由缰，倾向于诉诸直觉的铺写。如若把它们集中摘录，或可结集成1937年故都南京的旅游指导手册。建筑作为城市的空间载体，是一个城市不可缺少的，一些优秀杰出的建筑可以成为这座城市的代名词，成为城市的象征。这些依街而建的民国建筑不仅是当时南京繁华的一个标志，还成为城市景观的视觉焦点，为南京的景观增添了立体美感。
对于这个城市的建筑景观，叶兆言经常是在和过往年代的南京的比较中来看的：
南京城在这一年得到了惊人的拓展。市政当局鼓励人们在偏僻的城北地区，建筑风格迥异的新房子，在几年前，鼓楼仿佛已经是南京的北郊。无论是往北还是往西北，到处都是乱坟岗。如今……大兴土木使得南京第一次有了真正的都市气概。南京开始真正地变得繁华起来。一座座新颖别致的小洋楼拔地而起，这些美丽的小洋楼中西合璧，基本上都是那些留洋的归国工程师设计的，风格多样，有欧美式，也有东洋式的。一座座小洋楼使得南京山西路颐和路一带道路纵横，以极不规则的方式交叉拐弯，结果使得这一带变得和迷宫一样复杂混乱。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的十年内，一个破旧的古南京城完全改变了模样。新的林荫大道，无情地切开了破烂不堪地旧城区。
这样的叙写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传统”的南京正从1937年的南京城体内一点一点消失。一个崭新的、繁华自由的南京正在升起。叶兆言甚至还兴致勃勃地拿它讥讽下我们生活在其间的当下的南京城：“事过境迁，南京现在能添几树垂杨的地方，已经不多，武定桥边，又都是高楼，那条臭烘烘的秦淮河，实在难让人发思古之幽情。现代化的城市里，发展谁也阻挡不住，感伤从来就是奢侈品。难忘的一九三七年早就过去。” 二 遗产景观视域下的历史叙述
小说对于历史过往中南京人的日常生活和热衷的娱乐活动也多有涉及，诸如三十年代南京的一种时髦风气是捧歌女。诸如1937年南京人的时髦话题，是没完没了地谈论党国要人的小道消息，蒋委员长的明星气质、某某病足、某某小恙的街边小道消息，竟常常被展示在南京报纸的头版头条上。人们对于党国政要们的轶事大谈特谈，兴趣不减，这种爱好强势地持续到沦陷以后的南京。诸如1937年的正月里，梅兰芳的《霸王别姬》在南京舞台上获得巨大成功，一时间，爱凑热闹的南京人，满街争说梅兰芳。还有1937年的首都南京，篮球赛事是一场最热门的体育运动。一场重要的比赛开始前后，南京的大街小巷都在谈论。诸如1937年的南京，最恶毒的骂人，就是说人是汉奸和间谍。诸如抗日救亡歌曲也成为这个特定时期最最流行的娱乐形式，诸如国难当头，芦沟桥那边国军正浴血奋战，在城南夫子庙的秦淮河里，大红画舫却不受任何影响。虽然国民政府明令禁娼，但是作为首都特别市的南京的娼妓问题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令行不止是1937年南京的共同特点，南京的市民陶醉在和平的假象中。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叶兆言的上述叙述，是因为作者如此铺张地写南京的日常生活和娱乐，是意识到了历史宏大叙述的压力，这与张爱玲强调的写些与历史不相干的话，因为，“生活的魅力在那些不相干的琐事中”一脉相承、观点一致：
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历史学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些不相干的话。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又被重重的黑暗上拥来，淹没了那点了解。画家、文人、作曲家将零星的、凑巧发现的和谐联系起来，造成艺术上的完整性。
张爱玲拒绝参加社会政治洪流，全身心地投入到日常琐碎的、日复一日的都市景致和个体生计中去。而恰恰是叶兆言的这些关乎南京市民的日常琐细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1937年南京人的生活。虽然战争迫在眉捷，叶兆言笔下呈现的却依然是一个醉生梦死的南京：
三十年代的南京繁华似锦，到了一九三七年，国破家亡已到最后关头，到处都在喊着抗日救亡的口号，但是悠闲的南京人依然不紧不慢，继续吃喝玩乐醉生梦死。今日有酒今日醉的名士派头，仿佛已经渗透在南京的民风中。
作者以小说家之笔把古老南京城的繁华颓败推向了极致——南京城的名士作风逍遥旷达到连生死、家国都全然不顾了。在1949年建国后国内的官方记载和纪事年鉴里，1937年的南京历史都被记载为处在国民党的黑色统治中，人民过着无奈无助的生活。作者试图找寻南京叙述的另一向度，所以他依据拉杂的野史轶闻勾勒了一个自由、繁华的南京。“浪荡子”丁问渔生活在这样的一座城市里，自然如鱼得水，乐不思蜀。认识雨媛之前，他出入南京的风月场所，夫子庙的花街柳巷。追求雨媛时，他们的恋爱足迹遍布南京各处，桃红柳绿的玄武湖公园，游人蜂拥的秦淮河边，去梅花山上赏含苞待放的早梅，沿着浓密的法国梧桐树荫和细细流淌着的青溪散步，在校园里看桂花树、还有唱经楼、珠江路——军事基地、旅店、学校、公寓、街道，以至整个城市都是他们的恋爱空间，南京城标志性建筑景观是他们漫游以及约会的地方，并且像在日常现实生活中一样为他们指示方向。很多饭店商店也真实地出现在小说中。革命、战争、国家和死亡在浪漫的爱情之中，显得无足轻重。同时丁问渔活动的场所，也是开放的南京文化人常常光顾的景观场所，也从侧面折射出民国知识分子悠然的生活方式。
曾一果在解读《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时有这样的评论：“实际上，通过丁问渔和任雨媛的浪漫故事，叶兆言表达了对于历史本身，对于一切宏大话语的怀疑，在叶兆言看来，历史叙述本身就充满了破绽，所以尽管叶兆言运用了大量历史文献，但作者实际上完全是按照‘自我想象’重新编排历史，构建一个新的‘南京形象’，至于这个南京城市形象是否符合历史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作者心中的‘南京’。这个‘南京’虽然危机重重，但是它自由、浪漫和繁华，其自由化空气足以让现实生活中的读者向往和怀旧。”是的，在叶兆言的笔下，1937年的南京繁华、自由，让人向往、引人怀旧。依据罗玲的《近代南京城市建设研究》一书，可以了解到近代南京城的确有西化的现象——南京国都的特殊地位，使得南京崇洋风气很盛。当时，西化程度较高的有两种人，一是政界人士，二是工商界人士。这种西化尽管符合当时的现实，但是作者心中明了这样的南京，终究依托于想象以及虚构出来的文本，繁华终会败亡。对这个城市的怀旧，和它的繁华一样虚妄。事实上在小说的开头，作者叶兆言就已然点明：“一九三七年的南京，仿佛一艘在风雨中飘荡的已经漏水的战舰，它尝试着驶向繁荣富强的现代化，然而充其量只能是在历史的大海中颠簸起伏，最后可悲地葬身海底。”古老南京城的繁荣与自由是短暂的，它最终归于虚无。
值得注意的是，叶兆言对南京轶闻掌故的浓烈兴趣，小说一开始，叶兆言的历史叙述就带着几分滑稽、揶揄的色彩。他戏谑地讲说南京如何成为民国政府的都城，推溯到孙中山打猎紫金山时骤然产生的在此葬身的意念。这些原不可当真。但整个小说的叙述基调却定下了，在随后的历史书写中，其笔下的历史事件虽都可考可查，但叶兆言的目光流连于琐屑的历史片段，作者把此次写作比喻成从史料海洋里的一次突围。有时还直接用上当时报纸上的材料——报纸几乎逐日记载身边琐事，为考察当时市井风情提供了持久稳定的凭借。作为历史的当事人，报刊记者经验着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变革，并将这种经验描述、表达和记录出来。叶兆言是如此细心地谛听这些遥远而微弱的声音。来自图书馆和新闻传播媒介（报纸）的信息，构成叶兆言小说的相当重要的背景或潜背景，它们为现实体验作着注释，甚至成为《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这部小说的基本背景。
三 结语 由此我们发现，叶兆言的历史叙述甚至就是由这些野史的东西拉杂而成，可以说，作者以此基本上使1937年故都南京的历史野史化了。在小说的“写在后面”作者有过这样一段文字叙述：
一九三七年的南京不堪回首。对于南京人来说，这一年最残酷的历史，莫过于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历史材料记载，在这场噩梦一般的浩劫中，遇难同胞超过三十五万人，发生了二万左右的强奸事件。这篇小说结束的时候，正是大屠杀开始之际，正是许多妇女遭难之时。
写小说的人，难免本末倒置，计划写一部关于战争的小说，写到临了，却说了一个非驴非马的爱情故事。说起来真让人感到惭愧。
“正史”却夹带着大量浸透着个体想象意味的逸闻及故事，一如鲁迅《故事新编》前的序，叶兆言也特意声明，原本意在正史，一不小心却写得细碎油滑了。很显然，叶兆言对于历史史料基本避重就轻，有某种趣味主义倾向存在。然其间野史对于小说却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叶兆言的野史有景观性、带人情味、含风俗元素，与此相对，政治化、军事化的“正史”空有一副正大严肃的姿态。虽然叶兆言颇为自嘲地说自己写了一个“非驴非马的爱情故事”，但倘若读者单纯把这篇小说当作感伤故事来读，叶兆言又会极为失落。正如余斌所指出的，“他（叶兆言）对零碎的、并不完整的‘历史’演绎仍然有所期待，如果将此仅仅视为给其故事以壮声势式的外在的举措，未免过于简单，演绎历史毕竟是他的初衷，我以为在‘历史’与爱情的缝隙间，有着叶兆言的直觉竭力捕捉的某种东西，不妨说，他对‘历史’的感应、理解、困惑以某种他始料未及的方式渗透到了他的写作中，并且在他的‘言情’之际也顽强地浮现出来。”
与真正的历史小说相比，叶兆言的这篇小说虽然算不上严肃正大，但通篇却充盈着历史意识。叶兆言的“历史”有点像幽灵，以片段琐屑（非全景）的样式，浸入我们的视域——这不是历史学者意识中富有逻辑的知识体系，而是弥漫在民国南京日常生活及遗产景观之中的历史碎片。因而可以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借助民国的遗产景观讲活故事和历史;从另一向度，小说也在无声息地激发读者对故都南京城遗产景观及历史真实持续探究的热情。这也恰恰是笔者从遗产景观角度解析这篇小说的意义所在。
注：本文系南京旅游职业学院遗产旅游科研创新团队（项目编号：2015YTD0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叶兆言：《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2] 张爱玲：《流言》，台北皇冠，1984年版。
[3] 曾一果：《叶兆言的南京想象》，《上海文化》，2009年第2期。
[4] 罗玲：《近代南京城市建设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 余斌：《一种读法〈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2期。
（朱丽，南京旅游职业学院讲师;邸平伟，南京旅游职业学院教授）
关键词：景观 叙述 想象 历史
古都南京，留存着诸多景观遗产，并以此吸引着来自各地对她有兴趣的探索者。其中在时间上距离我们最近的民国是引发南京想象的重要时代，其民国建筑景观遗址则是用以展开想象的重要媒介，也因而这些景观遗产被视作南京古都的根基、特性与魅力所在。在一些热衷于南京书写的作家那里，遗产景观也成为承续历史文脉的重要载体。本文以叶兆言为例进行分析。
一 遗产景观视域下的民国想象
对于叶兆言来讲，南京是一座激发强烈情感的城市，他不断创作以这座城市以及它所蕴含的文化旨趣为题材的作品，还写了数十篇关于它的文章。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可谓是展现民国故都南京遗产景观及风情的集大成之作。它最初发表在1996年第4期的《收获》杂志上，1996年10月这篇小说的单行本出版，在单行本“写在前面”的说明文字里，叶兆言娓娓道来，表达自己对古老南京城的特别关注：
我的目光凝视着故都南京的一九三七年，已经有许多年头。故都南京像一艘装饰华丽的破船，早就淹没在历史的故纸堆里。事过境迁，斗转星移，作为故都的南京，仿佛一个年老色衰女人，已不可能再引起人们的青睐。这座古老城市在民国年间的瞬息繁华，轰轰烈烈的大起大落，注定只能放在落满尘埃的历史中，让人感叹让人回味。南京是逝去的中华民国的一块活化石，人们留念的，只能是那些已经成为往事的标本。南京的魅力只是那些孕蓄着巨大历史能量的古旧地理名称，譬如“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中的台城，譬如“王谢堂前双飞燕，飞落寻常百姓家”的“乌衣巷”。
这段告白意欲为小说定下基调，其中隐约有透视感应民国兴亡的企图，更多的是对于故都南京瞬息繁华的叹惋。与叶兆言以前的秦淮故事不同，小说主人公丁问渔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不是中国传统家族中的少爷，也非风流倜傥的古代才子，而是和钱钟书笔下方鸿渐有类似性的留学归国学生，与方鸿渐比起来，这个人物更滑稽也更具喜感。归国后的丁问渔没有依父亲嘱托进入军界，而是选择在大学外文系任教授。《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就是他执著甚而有些疯狂地追求少妇任雨媛的略带感伤的故事。叶兆言在《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中不时中断言情故事，回到“历史现场”，即那一时期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京城情状的叙写。无论从城市景观、人情风俗，还是轶闻掌故、政治情势、文化史料，叶兆言都展现出对故都南京的热爱和熟稔。在阅读过程中，我们甚至能感觉到作者有卖弄所掌握的南京史料之嫌。叶兆言似乎在借助这么一个故事，把他多年孕蓄下的关于民国南京的轶闻野史、遗产景观一股脑儿兜售出去。
小说中，主人公丁问渔作为社会名流，经常出入上流社会，在各种公众场合抛头露面。这类公众场合就常被作为城市景观引来作者周至的介绍和描绘，我们略举两例。
一次是在中山陵的音乐台，丁问渔很快有了充分露脸的机会，在一次党政要人云集的音乐会上，他向众人展示了自己卓越的外语才华。音乐会在中山陵脚下的音乐台举行，由十二块扇形的小草坪组成的可容三千观众的音乐台，是中山陵风景区最吸引人的地方。它由著名的建筑设计家关颂声和杨廷宝共同设计，巧妙地利用了原有地低洼地形，整个会场看上去好像一把打开了一半的绿颜色的大折扇，有着非常良好的回音效果。音乐台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演奏音乐会，关键还在于它给了党国要人们一个雅聚的地点。
一次是在丁问渔初识任雨媛的励志社，励志社在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是个神秘兮兮的地方。它位于中山东路上，在中央医院的东面，过了逸仙桥再往前走不远就可以到达。常常都是些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才能在这里出没。励志社是中西建筑糅合的典范，由几幢彼此呼应的宫殿似的建筑组成，外表是国粹式的大屋檐，内部结构却全盘西化。对于一九三七年的南京人来说，能否进入励志社的大门，决定了一个人是否是个人物。
对于音乐台的结构、设计者、功用，和励志社座落何处、内外设计风格的详细备至的介绍，很难说在实质上对小说的进展有什么意义，但作者却不惜笔墨一一道来，小说中类似的写法还有很多，在这些对南京遗产景观的描述中，叶兆言往往是信马由缰，倾向于诉诸直觉的铺写。如若把它们集中摘录，或可结集成1937年故都南京的旅游指导手册。建筑作为城市的空间载体，是一个城市不可缺少的，一些优秀杰出的建筑可以成为这座城市的代名词，成为城市的象征。这些依街而建的民国建筑不仅是当时南京繁华的一个标志，还成为城市景观的视觉焦点，为南京的景观增添了立体美感。
对于这个城市的建筑景观，叶兆言经常是在和过往年代的南京的比较中来看的：
南京城在这一年得到了惊人的拓展。市政当局鼓励人们在偏僻的城北地区，建筑风格迥异的新房子，在几年前，鼓楼仿佛已经是南京的北郊。无论是往北还是往西北，到处都是乱坟岗。如今……大兴土木使得南京第一次有了真正的都市气概。南京开始真正地变得繁华起来。一座座新颖别致的小洋楼拔地而起，这些美丽的小洋楼中西合璧，基本上都是那些留洋的归国工程师设计的，风格多样，有欧美式，也有东洋式的。一座座小洋楼使得南京山西路颐和路一带道路纵横，以极不规则的方式交叉拐弯，结果使得这一带变得和迷宫一样复杂混乱。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的十年内，一个破旧的古南京城完全改变了模样。新的林荫大道，无情地切开了破烂不堪地旧城区。
这样的叙写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传统”的南京正从1937年的南京城体内一点一点消失。一个崭新的、繁华自由的南京正在升起。叶兆言甚至还兴致勃勃地拿它讥讽下我们生活在其间的当下的南京城：“事过境迁，南京现在能添几树垂杨的地方，已经不多，武定桥边，又都是高楼，那条臭烘烘的秦淮河，实在难让人发思古之幽情。现代化的城市里，发展谁也阻挡不住，感伤从来就是奢侈品。难忘的一九三七年早就过去。” 二 遗产景观视域下的历史叙述
小说对于历史过往中南京人的日常生活和热衷的娱乐活动也多有涉及，诸如三十年代南京的一种时髦风气是捧歌女。诸如1937年南京人的时髦话题，是没完没了地谈论党国要人的小道消息，蒋委员长的明星气质、某某病足、某某小恙的街边小道消息，竟常常被展示在南京报纸的头版头条上。人们对于党国政要们的轶事大谈特谈，兴趣不减，这种爱好强势地持续到沦陷以后的南京。诸如1937年的正月里，梅兰芳的《霸王别姬》在南京舞台上获得巨大成功，一时间，爱凑热闹的南京人，满街争说梅兰芳。还有1937年的首都南京，篮球赛事是一场最热门的体育运动。一场重要的比赛开始前后，南京的大街小巷都在谈论。诸如1937年的南京，最恶毒的骂人，就是说人是汉奸和间谍。诸如抗日救亡歌曲也成为这个特定时期最最流行的娱乐形式，诸如国难当头，芦沟桥那边国军正浴血奋战，在城南夫子庙的秦淮河里，大红画舫却不受任何影响。虽然国民政府明令禁娼，但是作为首都特别市的南京的娼妓问题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令行不止是1937年南京的共同特点，南京的市民陶醉在和平的假象中。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叶兆言的上述叙述，是因为作者如此铺张地写南京的日常生活和娱乐，是意识到了历史宏大叙述的压力，这与张爱玲强调的写些与历史不相干的话，因为，“生活的魅力在那些不相干的琐事中”一脉相承、观点一致：
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历史学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些不相干的话。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又被重重的黑暗上拥来，淹没了那点了解。画家、文人、作曲家将零星的、凑巧发现的和谐联系起来，造成艺术上的完整性。
张爱玲拒绝参加社会政治洪流，全身心地投入到日常琐碎的、日复一日的都市景致和个体生计中去。而恰恰是叶兆言的这些关乎南京市民的日常琐细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1937年南京人的生活。虽然战争迫在眉捷，叶兆言笔下呈现的却依然是一个醉生梦死的南京：
三十年代的南京繁华似锦，到了一九三七年，国破家亡已到最后关头，到处都在喊着抗日救亡的口号，但是悠闲的南京人依然不紧不慢，继续吃喝玩乐醉生梦死。今日有酒今日醉的名士派头，仿佛已经渗透在南京的民风中。
作者以小说家之笔把古老南京城的繁华颓败推向了极致——南京城的名士作风逍遥旷达到连生死、家国都全然不顾了。在1949年建国后国内的官方记载和纪事年鉴里，1937年的南京历史都被记载为处在国民党的黑色统治中，人民过着无奈无助的生活。作者试图找寻南京叙述的另一向度，所以他依据拉杂的野史轶闻勾勒了一个自由、繁华的南京。“浪荡子”丁问渔生活在这样的一座城市里，自然如鱼得水，乐不思蜀。认识雨媛之前，他出入南京的风月场所，夫子庙的花街柳巷。追求雨媛时，他们的恋爱足迹遍布南京各处，桃红柳绿的玄武湖公园，游人蜂拥的秦淮河边，去梅花山上赏含苞待放的早梅，沿着浓密的法国梧桐树荫和细细流淌着的青溪散步，在校园里看桂花树、还有唱经楼、珠江路——军事基地、旅店、学校、公寓、街道，以至整个城市都是他们的恋爱空间，南京城标志性建筑景观是他们漫游以及约会的地方，并且像在日常现实生活中一样为他们指示方向。很多饭店商店也真实地出现在小说中。革命、战争、国家和死亡在浪漫的爱情之中，显得无足轻重。同时丁问渔活动的场所，也是开放的南京文化人常常光顾的景观场所，也从侧面折射出民国知识分子悠然的生活方式。
曾一果在解读《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时有这样的评论：“实际上，通过丁问渔和任雨媛的浪漫故事，叶兆言表达了对于历史本身，对于一切宏大话语的怀疑，在叶兆言看来，历史叙述本身就充满了破绽，所以尽管叶兆言运用了大量历史文献，但作者实际上完全是按照‘自我想象’重新编排历史，构建一个新的‘南京形象’，至于这个南京城市形象是否符合历史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作者心中的‘南京’。这个‘南京’虽然危机重重，但是它自由、浪漫和繁华，其自由化空气足以让现实生活中的读者向往和怀旧。”是的，在叶兆言的笔下，1937年的南京繁华、自由，让人向往、引人怀旧。依据罗玲的《近代南京城市建设研究》一书，可以了解到近代南京城的确有西化的现象——南京国都的特殊地位，使得南京崇洋风气很盛。当时，西化程度较高的有两种人，一是政界人士，二是工商界人士。这种西化尽管符合当时的现实，但是作者心中明了这样的南京，终究依托于想象以及虚构出来的文本，繁华终会败亡。对这个城市的怀旧，和它的繁华一样虚妄。事实上在小说的开头，作者叶兆言就已然点明：“一九三七年的南京，仿佛一艘在风雨中飘荡的已经漏水的战舰，它尝试着驶向繁荣富强的现代化，然而充其量只能是在历史的大海中颠簸起伏，最后可悲地葬身海底。”古老南京城的繁荣与自由是短暂的，它最终归于虚无。
值得注意的是，叶兆言对南京轶闻掌故的浓烈兴趣，小说一开始，叶兆言的历史叙述就带着几分滑稽、揶揄的色彩。他戏谑地讲说南京如何成为民国政府的都城，推溯到孙中山打猎紫金山时骤然产生的在此葬身的意念。这些原不可当真。但整个小说的叙述基调却定下了，在随后的历史书写中，其笔下的历史事件虽都可考可查，但叶兆言的目光流连于琐屑的历史片段，作者把此次写作比喻成从史料海洋里的一次突围。有时还直接用上当时报纸上的材料——报纸几乎逐日记载身边琐事，为考察当时市井风情提供了持久稳定的凭借。作为历史的当事人，报刊记者经验着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变革，并将这种经验描述、表达和记录出来。叶兆言是如此细心地谛听这些遥远而微弱的声音。来自图书馆和新闻传播媒介（报纸）的信息，构成叶兆言小说的相当重要的背景或潜背景，它们为现实体验作着注释，甚至成为《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这部小说的基本背景。
三 结语 由此我们发现，叶兆言的历史叙述甚至就是由这些野史的东西拉杂而成，可以说，作者以此基本上使1937年故都南京的历史野史化了。在小说的“写在后面”作者有过这样一段文字叙述：
一九三七年的南京不堪回首。对于南京人来说，这一年最残酷的历史，莫过于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历史材料记载，在这场噩梦一般的浩劫中，遇难同胞超过三十五万人，发生了二万左右的强奸事件。这篇小说结束的时候，正是大屠杀开始之际，正是许多妇女遭难之时。
写小说的人，难免本末倒置，计划写一部关于战争的小说，写到临了，却说了一个非驴非马的爱情故事。说起来真让人感到惭愧。
“正史”却夹带着大量浸透着个体想象意味的逸闻及故事，一如鲁迅《故事新编》前的序，叶兆言也特意声明，原本意在正史，一不小心却写得细碎油滑了。很显然，叶兆言对于历史史料基本避重就轻，有某种趣味主义倾向存在。然其间野史对于小说却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叶兆言的野史有景观性、带人情味、含风俗元素，与此相对，政治化、军事化的“正史”空有一副正大严肃的姿态。虽然叶兆言颇为自嘲地说自己写了一个“非驴非马的爱情故事”，但倘若读者单纯把这篇小说当作感伤故事来读，叶兆言又会极为失落。正如余斌所指出的，“他（叶兆言）对零碎的、并不完整的‘历史’演绎仍然有所期待，如果将此仅仅视为给其故事以壮声势式的外在的举措，未免过于简单，演绎历史毕竟是他的初衷，我以为在‘历史’与爱情的缝隙间，有着叶兆言的直觉竭力捕捉的某种东西，不妨说，他对‘历史’的感应、理解、困惑以某种他始料未及的方式渗透到了他的写作中，并且在他的‘言情’之际也顽强地浮现出来。”
与真正的历史小说相比，叶兆言的这篇小说虽然算不上严肃正大，但通篇却充盈着历史意识。叶兆言的“历史”有点像幽灵，以片段琐屑（非全景）的样式，浸入我们的视域——这不是历史学者意识中富有逻辑的知识体系，而是弥漫在民国南京日常生活及遗产景观之中的历史碎片。因而可以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借助民国的遗产景观讲活故事和历史;从另一向度，小说也在无声息地激发读者对故都南京城遗产景观及历史真实持续探究的热情。这也恰恰是笔者从遗产景观角度解析这篇小说的意义所在。
注：本文系南京旅游职业学院遗产旅游科研创新团队（项目编号：2015YTD0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叶兆言：《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2] 张爱玲：《流言》，台北皇冠，1984年版。
[3] 曾一果：《叶兆言的南京想象》，《上海文化》，2009年第2期。
[4] 罗玲：《近代南京城市建设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 余斌：《一种读法〈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2期。
（朱丽，南京旅游职业学院讲师;邸平伟，南京旅游职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