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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缘起、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在我国的历程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三个方面来确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意蕴，从而说明人类社会的主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要内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仍然是当代中国不可超越的历史境遇。
【关键词】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主体；客体
【中图号】 B03 【文献标示码】 A 【文章编号】 1005-1074(2008)12-0012-02
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再一次明确回答了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执政党的特质、科学发展的性质等重大理论问题，再一次清楚解决了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做什么事”等重大现实问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内容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时期面对新问题而进行积极探索的理论成果，分别从生产力发展观、文化先进观和人民群众价值观三个维度阐述了在我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党”的重大理论问题，这是我党在八十多年的成长历程中通过主观努力和客观条件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既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在必然性所决定的，也是世界当代发展的外在联系性所要求的，更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在我国的丰富和发展的具体体现。
1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缘起
自从意大利哲学家维科创立了历史哲学以来，“人类历史发展有无规律”的问题就一直是历史哲学的中心问题，围绕这个问题所形成的人类社会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则成为历史辩证法的主要内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认为，人类历史是在一定客观规律支配下的人类自身活动的结果，规律的客观性是整个人类在不断追求和达到自己意图和理想的主观性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人类历史正是在能动的人类主体和客观的历史规律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中不断发展和前进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形成之后，曾出现了两种较为突出的倾向：一种可称之为客体向度逻辑的倾向，即仅仅侧重于历史的规律性表述，力求把历史规律当作一种能够以严整的科学方法加以规定和把握的永恒不变的客观规律，这种倾向看不到历史发展规律能且只能在人们有意识的活动中产生并得以体现出来的特征，忽视了历史规律中人的地位，从而带有浓厚的机械决定论的色彩；另一种可称之为主体向度逻辑的倾向，即夸大历史活动中人的自由意志的作用，力图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来解除经济必然性对人的束缚从而实现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自由性，这种倾向看不到历史活动的规律性以及规律的客观性，无视主体活动客观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最终滑向唯心主义。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理论研究应该是在实践基础上来实现主体向度逻辑和客体向度逻辑的高度统一，并且这两个向度的辩证统一本来就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应有之义。国际共运史已经证明并还将继续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将它们结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什么时候我们就会处于高歌猛进的时代，什么时候我们将它们截然分开，什么时候我们就会处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因此，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能否在社会活动中不断地进行实践，在根本上决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和命运。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真正成为了“自己领导自己、自己决定自己”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历史使命，并且这一历史使命的特征与其所在的时代主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历史辩证法的发展历程
根据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客体向度相统一的逻辑，审视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可知，我国依次经历了“阶级斗争”和“经济增长”为特征的两个阶段，目前正处在“和谐发展”的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代表了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待历史主体、历史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三种态度，从而在各自特定的历史阶段凸现为时代的特征。新中国建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然而由于国内形势和国际局势双重影响，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忽视了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客观规律的遵从之间的辩证关系，使这一历史阶段主要表现为“阶级斗争”的特征。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指引下，过分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着重对思想领域的改造而忽视了对物质领域的改造，在保护革命成果巩固政权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与此同时却使经济建设出现了极大的波折，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充分认识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乐观地认为靠人的能动性的发挥就可以实现经济的腾飞。殊不知，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建立只是提供了经济发展的一定空间和某种可能性，但其实现还必须遵循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存在扩大化的倾向，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存在盲目的主观性，对历史主客体的对立统一关系的理解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而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于“斗争学说”的理论支持，即“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随着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加深，我们懂得了“阶级斗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激化的可能”的道理，也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开始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毕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两个凡是”的终结，我们进入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的春天，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春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早在毛泽东那里就已经形成，如在1956年，为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毛泽东提出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观点，初步探索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在党的八大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只不过后来的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急速发展，毛泽东的这个精神没有很好地得以落实。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了过去20多年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然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由于认识论和价值观上的各种原因，我们在发展观上的偏差和误区导致我们走上了一条主要以“经济增长”为特征的发展之路。认为“高速度就是发展”，把“发展是硬道理”简单地理解为“增长就是硬道理”，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视为“以速度为中心”，从而导致了“GDP上去了就是发展”即GDP拜物教的产生，结果导致了不惜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而追求产值增加的片面发展观，这种片面的发展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日渐显现，并且成为制约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以“经济增长”为特征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为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出了应有的努力，然而“经济增长”也不是万能的，社会的进步是一种全面的进步，仅仅侧重一个方面而忽视其它相关方面不是马克思主义应有的态度。“阶级斗争”阶段是以“矛盾学说”作为哲学基础的。本阶段所处的国内局势和国际形势双重环境使然，巩固新生政权就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并且这在一定时期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人民群众对新生政权的拥护便是明证。“经济增长”是以“量变学说”作为哲学基础的，为了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在一定时期确也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便是说明。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回顾证明，在历史的某个阶段在主观上强调一个方面而导致在客观上对另一个方面的忽视，虽说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在一些领域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从总体上来说还会产生并继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得到合理的解决，必将从根本上制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我们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了对客观规律的重视，希望以“大跃进”的发展态势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我们高度重视经济规律的客观作用而忽视了对人民群众的主观世界的建设，希望通过“大增长”的经济形态快速进入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实践证明，我们单单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或经济的客观规律性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不够的，必须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经济的客观规律性有机地结合进来并在实践过程中适时地使两者能达到高度的统一，即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中实现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中的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
3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时期面对新问题探索新道路的新成果，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正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鲜明的时代性、实践性和民族性的特点，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作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建设步入“和谐发展”的新历史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集中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充分地显示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当代意蕴，从而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成果作了必要的理论和实践的准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阐述的生产力发展观、文化先进观和人民群众价值观实现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中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和谐发展”的新阶段。生产力发展观强调了生产力先进性的本质要求，体现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中客体性，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物质性因素的规定。生产力是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在自然氛围里确证自己存在的能力，是解决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众多矛盾的最终力量。生产力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外化，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具体描述，其发展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具体的生产工具表现为一种客观的现实的动态形态，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客观过程。“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努力承担起“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使命，在“立足国内、放眼全球”的发展中不断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文化先进观规定了先进文化的标准，体现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中主体性的要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非物质性因素的规定。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人的生存方式，具有相对稳定的特性，是人自觉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在多个层面中自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生存活动，而先进文化则使人的各种自发的生存活动达到一种自觉，体现了文化发展与人的发展的高度一致性的趋势。“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和改革中充分认识到“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从而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吸收现代精华文化”的过程中不断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早日实现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人民群众价值观规定了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标准，体现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中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物质因素与非物质因素的有机结合。人民群众既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物质性因素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历史发展中非物质性因素的承受者，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与客体高度统一的最终体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和发展中更加明确“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从而在“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继续探索寻找到了最广大的群众基础，“世间的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过人的生存和发展过程的客观性导致的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性，强调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客观规律的重要性，通过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的主观性导致的文化发展的自觉性，强调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主观能动性的不可忽视性，通过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最终价值指向即“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价值取向，强调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尊重人民群众的主观创造的一致性，从而肯定人民群众是一切价值的主体和评价的主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了以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和满足为最高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的价值观，以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的“先进”为显性标准，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隐性标准，内化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涉及到的一切领域，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一个有机的辩证统一体，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成果，同时也充分地说明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仍然是我们在新时期不过逾越的历史境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深深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意蕴。
【关键词】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主体；客体
【中图号】 B03 【文献标示码】 A 【文章编号】 1005-1074(2008)12-0012-02
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再一次明确回答了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执政党的特质、科学发展的性质等重大理论问题，再一次清楚解决了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做什么事”等重大现实问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内容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时期面对新问题而进行积极探索的理论成果，分别从生产力发展观、文化先进观和人民群众价值观三个维度阐述了在我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党”的重大理论问题，这是我党在八十多年的成长历程中通过主观努力和客观条件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既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在必然性所决定的，也是世界当代发展的外在联系性所要求的，更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在我国的丰富和发展的具体体现。
1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缘起
自从意大利哲学家维科创立了历史哲学以来，“人类历史发展有无规律”的问题就一直是历史哲学的中心问题，围绕这个问题所形成的人类社会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则成为历史辩证法的主要内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认为，人类历史是在一定客观规律支配下的人类自身活动的结果，规律的客观性是整个人类在不断追求和达到自己意图和理想的主观性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人类历史正是在能动的人类主体和客观的历史规律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中不断发展和前进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形成之后，曾出现了两种较为突出的倾向：一种可称之为客体向度逻辑的倾向，即仅仅侧重于历史的规律性表述，力求把历史规律当作一种能够以严整的科学方法加以规定和把握的永恒不变的客观规律，这种倾向看不到历史发展规律能且只能在人们有意识的活动中产生并得以体现出来的特征，忽视了历史规律中人的地位，从而带有浓厚的机械决定论的色彩；另一种可称之为主体向度逻辑的倾向，即夸大历史活动中人的自由意志的作用，力图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来解除经济必然性对人的束缚从而实现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自由性，这种倾向看不到历史活动的规律性以及规律的客观性，无视主体活动客观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最终滑向唯心主义。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理论研究应该是在实践基础上来实现主体向度逻辑和客体向度逻辑的高度统一，并且这两个向度的辩证统一本来就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应有之义。国际共运史已经证明并还将继续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将它们结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什么时候我们就会处于高歌猛进的时代，什么时候我们将它们截然分开，什么时候我们就会处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因此，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能否在社会活动中不断地进行实践，在根本上决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和命运。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真正成为了“自己领导自己、自己决定自己”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历史使命，并且这一历史使命的特征与其所在的时代主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历史辩证法的发展历程
根据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客体向度相统一的逻辑，审视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可知，我国依次经历了“阶级斗争”和“经济增长”为特征的两个阶段，目前正处在“和谐发展”的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代表了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待历史主体、历史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三种态度，从而在各自特定的历史阶段凸现为时代的特征。新中国建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然而由于国内形势和国际局势双重影响，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忽视了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客观规律的遵从之间的辩证关系，使这一历史阶段主要表现为“阶级斗争”的特征。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指引下，过分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着重对思想领域的改造而忽视了对物质领域的改造，在保护革命成果巩固政权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与此同时却使经济建设出现了极大的波折，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充分认识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乐观地认为靠人的能动性的发挥就可以实现经济的腾飞。殊不知，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建立只是提供了经济发展的一定空间和某种可能性，但其实现还必须遵循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存在扩大化的倾向，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存在盲目的主观性，对历史主客体的对立统一关系的理解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而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于“斗争学说”的理论支持，即“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随着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加深，我们懂得了“阶级斗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激化的可能”的道理，也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开始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毕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两个凡是”的终结，我们进入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的春天，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春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早在毛泽东那里就已经形成，如在1956年，为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毛泽东提出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观点，初步探索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在党的八大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只不过后来的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急速发展，毛泽东的这个精神没有很好地得以落实。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了过去20多年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然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由于认识论和价值观上的各种原因，我们在发展观上的偏差和误区导致我们走上了一条主要以“经济增长”为特征的发展之路。认为“高速度就是发展”，把“发展是硬道理”简单地理解为“增长就是硬道理”，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视为“以速度为中心”，从而导致了“GDP上去了就是发展”即GDP拜物教的产生，结果导致了不惜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而追求产值增加的片面发展观，这种片面的发展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日渐显现，并且成为制约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以“经济增长”为特征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为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出了应有的努力，然而“经济增长”也不是万能的，社会的进步是一种全面的进步，仅仅侧重一个方面而忽视其它相关方面不是马克思主义应有的态度。“阶级斗争”阶段是以“矛盾学说”作为哲学基础的。本阶段所处的国内局势和国际形势双重环境使然，巩固新生政权就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并且这在一定时期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人民群众对新生政权的拥护便是明证。“经济增长”是以“量变学说”作为哲学基础的，为了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在一定时期确也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便是说明。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回顾证明，在历史的某个阶段在主观上强调一个方面而导致在客观上对另一个方面的忽视，虽说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在一些领域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从总体上来说还会产生并继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得到合理的解决，必将从根本上制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我们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了对客观规律的重视，希望以“大跃进”的发展态势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我们高度重视经济规律的客观作用而忽视了对人民群众的主观世界的建设，希望通过“大增长”的经济形态快速进入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实践证明，我们单单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或经济的客观规律性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不够的，必须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经济的客观规律性有机地结合进来并在实践过程中适时地使两者能达到高度的统一，即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中实现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中的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
3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时期面对新问题探索新道路的新成果，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正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鲜明的时代性、实践性和民族性的特点，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作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建设步入“和谐发展”的新历史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集中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充分地显示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当代意蕴，从而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成果作了必要的理论和实践的准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阐述的生产力发展观、文化先进观和人民群众价值观实现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中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和谐发展”的新阶段。生产力发展观强调了生产力先进性的本质要求，体现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中客体性，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物质性因素的规定。生产力是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在自然氛围里确证自己存在的能力，是解决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众多矛盾的最终力量。生产力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外化，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具体描述，其发展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具体的生产工具表现为一种客观的现实的动态形态，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客观过程。“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努力承担起“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使命，在“立足国内、放眼全球”的发展中不断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文化先进观规定了先进文化的标准，体现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中主体性的要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非物质性因素的规定。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人的生存方式，具有相对稳定的特性，是人自觉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在多个层面中自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生存活动，而先进文化则使人的各种自发的生存活动达到一种自觉，体现了文化发展与人的发展的高度一致性的趋势。“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和改革中充分认识到“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从而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吸收现代精华文化”的过程中不断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早日实现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人民群众价值观规定了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标准，体现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中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物质因素与非物质因素的有机结合。人民群众既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物质性因素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历史发展中非物质性因素的承受者，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与客体高度统一的最终体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和发展中更加明确“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从而在“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继续探索寻找到了最广大的群众基础，“世间的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过人的生存和发展过程的客观性导致的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性，强调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客观规律的重要性，通过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的主观性导致的文化发展的自觉性，强调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主观能动性的不可忽视性，通过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最终价值指向即“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价值取向，强调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尊重人民群众的主观创造的一致性，从而肯定人民群众是一切价值的主体和评价的主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了以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和满足为最高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的价值观，以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的“先进”为显性标准，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隐性标准，内化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涉及到的一切领域，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一个有机的辩证统一体，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成果，同时也充分地说明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仍然是我们在新时期不过逾越的历史境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深深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