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的一天，我因事到上海，想起了下放我们大队的返城上海知青。当年我也许是因为回乡和下放知青境遇相似，我和小虞等几个上海知青成了好朋友。
　　这些年来，小虞来新干县较多，其他的人都失去了联系，于是我拨通了小虞的电话。第二天清早，他来到了我入住的宾馆。早餐过后，没等我开口，他就接连拨打了几个电话，告诉我，另外几位知青都很高兴，要来见我。我为他们的重情义而感动。
　　上午，小虞去退休单位办事，我一个人坐在宾馆大厅等候。不久，一个戴墨镜的妇女径直朝我走来，她摘下墨镜，看了看我，我们都不敢相认，她只好走向服务员问我的名字。服务员扫视一下大厅，看到我后说：“可能就是那个人。”她又向我走来，我忽地站起。她叫了我的名字，我才认出她是孙晓明，两双手40多年后又握在一起。我们都很激动，话音都有些颤抖。眼前对视的两个人，都觉得陌生而又不是滋味，感觉都不是自己心里藏了几十年的小伙子和小姑娘，以至于都不敢相认。
　　我们来到房间等候其他知青朋友。不久，当年的小章和小马两人来了。同样是彼此惊喜，我们握着手互相注视。我说：“小章、小马都已变成老章、老马了。”她们两人都说：“你也瘦了，当年圆润光滑的脸蛋不见了！”我感叹地说：“40多年了，还有什么不会变呢？尤其是青春难留，但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让年轻的心留住，让我们的友情不老！”她们两人大笑着说：“振扬，你说得对，太有诗意了！”
　　请她们坐下后，我询问她们离开新干农村后的经历。她们两人和我都是恢复高考后考入大学的，大学毕业后相继回到上海工作，如今，都已经退休在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了。过了一会儿，余金锁和汪明孚两人也来了。他们两人变化不算大，但说话有点不利索。交谈中得知，他们都患过轻度中风，但生活如常。前几年，汪明孚还开车和小虞到过新干。我为他们感到庆幸，劝他们戒烟戒酒，多运动多保重。范佳鹏来时，我人都认不出来，但知道他是孫晓明的丈夫。我问孙晓明：“我们大队那些知青就你们成了一对吗？”孙晓明说：“还有一对。”我说：“你们怎么不多结几对呢？”一句话说得大家都不好意思地大笑起来，房间里充满了笑声。
　　临近中午，小虞办事后回来了，我们就近找了个餐馆就餐。在餐桌上，我们对饮细聊，叙旧情，话家常。他们最牵挂的是那些在农村时给予他们关照、帮助、教导的好心人和师傅。每每问起这些人，我都向他们一一介绍。言谈间，他们频频向我敬酒、为我夹菜。我则举起酒杯，对他们的受邀必至和热情款待表示感谢，祝我们的友谊与日俱增，望大家保重身体，多到第二故乡走走。他们虽说同在上海，但平日里各自忙着，彼此也很少相聚，今天为我这个远道而来的故乡人，时间从容，细品慢饮，彼此有说不尽的话，热情的言语里尽是我还有些熟稔的上海话，热闹的气氛一浪高过一浪。不知不觉到了下午四点钟，我们这才依依不舍地握手道别。
　　这次难得的相聚，我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不叹息过往，不忧心前路，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幸福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