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在4月25日通过了世界银行(IBRD)新一阶段投票权改革方案,该方案被世行行长佐利克称为“反映了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改革后,发达国家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总计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47.19%。
　　经过此消彼长的投票权转移,一眼望去,大国之中,日本略失意,中国较得意,但就世界格局而言,实际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日本所以失意,在于该国经历了十多年衰退后,近期财政恶化速度反呈加快态势——年内公共债务据预测将达国内生产总值的200%,标普、惠誉都声称要降低日本国家信用等级。压力之下,日本此番被迫削减了约十分之一投票权。但即便如此,日本现仍持有6.8%的投票权,在美国之后稳列第二。
　　相形之下,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投票权则上升六成,达4.4%。投票权位次由从前第六位跃居第三。显然,中日差距仍明显,短期内几无赶超可能,更遑论超美。尽管如此,我国的话语权量级毕竟已较往日放大许多。又何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据说也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类似投票权改革。
　　这之外,中国人早已开始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继2008年佐利克任命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后,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最近也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命为总裁特别顾问。其中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林、朱两人本身资历、才能的体现,另一方面,则主要是背后母国——中国的影响力在提升。
　　由此可见,中国正稳扎稳打地提升着自身的国际地位,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形象已然成形。但在内外部众口一词的热闹叫好声中,我们也要看到,大国的头衔是一回事,需要担当、履行的责任又是一回事。以目前中国崛起的速度,已不乏不满甚或妒忌,如果将来在体认自身角色方面有所失当,可能还会招来更多的猜忌、攻击。
　　那么,何谓“大国责任”呢?笔者以为,在如今世界体系从“单极”到“多极”的演变过程中,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需要重视的,至少三点,一是以身垂范、内外兼修,其次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三则是己所欲,也要慎施于人。
　　作为后起力量,中国应更重视自身的榜样作用,以“管好分内事”为要旨。核心原因在于,国际事务中,中国较美国的话语权差距尚不可以道里计。仅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两组织通过投票的比率均是85%,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拥有了15%以上的投票权,就拥有了否决权,而美国是目前仅有的在两个组织都拥有否决权的国家。就现状看,无论发展中国家再怎么扩容,无论中国投票权比例再如何增长,应都不会实际撼动美国的控制力。
　　因此,在当今国际秩序安排下,中国无法后来居上,那就不妨从长远计,做个好榜样。在通过文化宣传、外交工作、军事展示等渠道建构大国外部形象的同时,尤须脚踏实地解构大国责任——以对内、对外一视同仁态度,以分享“成长红利”方式善待国民,善待他国,树立简单、清新、异于传统强权的崭新大国形象。
　　这意味着,所谓“榜样”不是和强权、警察看齐,要有样学样地去充作“协管”或“城管”,而是以“分享”为特质。首先,这是资源的合理分配,有别于此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旧秩序,在国内是调节收入分配,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让公平和正义和太阳一样光辉;在国际则是发挥自身影响力,推动国际组织向穷国输出更多资源,缓和南北差异。其次,这是文化的合理共赢,既要在国内允许百家争鸣、百花争艳,又要有勇气打开藩篱、敞开国门,放行各国优秀的文化成果。最后,这是体制的交互沟通,既包括审视自身不足,勇于变革,又要看到差异形成原因,有所为有所不为。
　　当然,分享之中,内外兼修之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保持大国品格所必需的,这是古训,不难做到。特别地,还要注意即便己所欲,也要慎施于人,以免重蹈昔日倾心于向世界输出意识形态的覆辙,这方面教训甚多,不赘述。(作者为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