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卡琳·博耶（Karin Boye）是个让我为难的书写对象，我不是她的粉丝，甚至可以说对她的作品有些排斥，这或许因为已有太多人给她贴上女权主义的标签。但博耶在瑞典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算得上最著名的瑞典籍女诗人。（另一位更著名的瑞典语女诗人伊迪特·索德格朗Edith S？觟dergran，却是芬兰籍。）博耶在二十二岁的大学生时代就以诗集登上文坛，后来，她办过杂志，作过教师，三十一岁就成为常和瑞典学院并称的、著名终身制文学团体“九人社团”的一员，塞尔玛·拉格洛夫等著名作家都曾是其成员。照世俗眼光看，博耶完全可以有一个开心、满足的人生。然而，她十四岁时，母亲就觉得女儿会自杀。
卡琳·博耶1900年10月生于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父系有德国血统。博耶的祖父起先做一家英国服装公司在汉堡的经理人，后移居哥德堡，开始自己的纺织品进口生意；其长子弗雷兹·博耶（Fritz Boye）成为一家保险公司的负责人，和公司雇员、小他十八岁的西格奈·利里耶斯特朗德（Signe Liljestrand）结婚，卡琳·博野是他们的长女。颇通文学的母亲给了孩子们启蒙教育，父亲和孩子们亲近不多，他情绪不稳，容易紧张。而在小学老师的记忆里，博耶是个圆脸的、温柔的小姑娘，有些忧郁，能回答所有问题，还总是用带韵律的、创造性的、精心挑选的字眼。
1909年，博耶的父亲因神经衰弱提前退休，举家迁居斯德哥尔摩。作为长女的博耶看来遗传了父亲的神经，也因母亲的酗酒问题过早处于担忧之中，试图以她幼小的胳膊维护家的平稳。这外表平静的少女内心波澜壮阔，青春期以来的博耶有深刻的宗教危机，宣称自己是佛教徒，又回归基督教，基督教也不能消除她内在的困惑。她的心灵显然害怕真空，向往接触。情感肆意冲撞，往往是新的感情目标把她从和旧的爱恋对象分离的剧痛中解救，不待喘息，她感情的小船即扑向了前面的浪头，扑向新痛苦，她迷恋过女同学、男教师。女同学会订婚，男教师可能是众多女生倾慕的对象，这些都是难题——而最大的问题还是，她的感情对象主要是女性。
1920年博耶中学毕业，想学教育或心理学，而老师建议她学神学。听从老师的，是“自我牺牲”，不听，是“自说自话”。在给友人阿格奈斯（Agnes Fellenius）的信中，博耶写道：“几天来，我哭得就像哥德堡的雨天。我跪着祷告，但得不到任何启示。一个声音说，‘牺牲你自己！’你，什么是你，一只蚂蚁。什么是你的可能性？他们得在需要他们的地方侍奉，而不是在他们完全得到发展的地方。你得弯下腰，放弃你的欲望！你不明白吗，这是在上帝的侍奉中。你的位置是在哪里你能顶用，而不是在哪里你觉得开心。自私的，自私的生物！可是，自我的主张以高过很多的声音哭喊：我不愿意。”
后人以为，冲突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博耶对自己性倾向的发现。选择神学，她就得全面否定自己。
在信中，博野继续写道：我在放弃我的意愿和膜拜我的意愿间徘徊。……也许可以说，有两个上帝，一个是我们从我们的观念中创造出的，一个是我们不了解的上帝，却是创造了我们的，在我们内部，它的意志在我们的和所有这世界的意志里。这是不是泛神论？也许。这两个选择间最重大的结果是，第一种情形下，有特定道德和固定法规……在第二种情形里，人得跟随自己，做自己的法规。
在这重大的危机下，1921年2月，博耶开始写第一本诗集。同年，博耶进入乌普莎拉大学。1922年，博耶借诗集《云》的出版登上文坛。博耶在乌普莎拉学习希腊语、文学史、北欧语言等课程，她将很多精力投入社团活动，也经历了恋爱。在乌普莎拉大学的最后一年，博耶参加了左翼、反宗教组织Clarté？ 因为这一组织，博耶了解到中国的童工问题，后来在博耶的第一本小说、1931年出版的《阿斯塔特》里就有一段写中国的童工。1926年，博耶从乌普莎拉毕业，回到斯德哥尔摩，在那里的大学学习历史。
一直以来，博耶有过倾慕她或她倾慕的男子，更有过多个女友。这样一个看来开放的私人生活，并没让她真正超脱于社会秩序。她本人更将自己和女性的关系看作耻辱。博耶的诗中常出现“羞辱”、“审判”这样的字眼。比如她的后期诗作《供认》中有这样的话：没想过要做一个叛逆者，可这还是强加于我。为何我的命运如此非私人性？为何我没法随便它去？或者，假如现在我必须战斗，为何那里有折磨？……我血中的血，严酷地审判我的，把我扔进羞辱的……
虽然感受到命运的翻弄，博耶没有选择沉默，第三本诗集《炉灶》于1927年出版。博耶也因此被欧森（Hagar Olsson）誉为给瑞典诗坛带来生气的燕子：燕子也许不如苍鹰那么有力，翼动没那么宽，也不那么勇猛，但燕子飞得高，飞得美，风在它震颤的羽翼间低语。欧森对博耶诗歌的出现大喜过望，认为它是新颖的，唤醒、点燃和推动着什么，是真的诗歌。人们在她的诗歌里面对的不是对简单日常生活的唯美的伪善，……而是面对着一个诚实的带着毫无幻觉的眼睛注视的灵魂，看着那无法避免的折磨，幸福的虚幻，并未试图从中找到避风港，而是把这用作更进一步的战斗。欧森认为：人们面对的是勇敢的精神，它走过了自我的毁灭，却未停留于此，没有抱怨和自怜，在更高的现实里寻找力量。…这精神中有一种特别的纯粹，是无畏的，也远不是感伤。它时刻准备好了要出发……
欧森关于燕子的譬喻，我看还是来自博耶本人。《炉灶》这本诗集中就有一首题为《燕子》的诗，描写匆促的、箭一样的燕子，在啸叫的风中嘲笑地面上的缺乏生气，堪称博耶的自画像。我同意欧森的见解：博耶对人生的犀利注视，没有幻象和伪善，有的是斗争和出发。这本诗集出版在博耶二十七岁上，满篇能看到“坚强”、“向前”的字眼。比如《我想面对》里出现的是一个以柔克刚的和平的女英雄形象：
武装着，直立，裹在盔甲里
我来了——
可因为恐惧我扔掉了铠甲
也因为羞耻
我想扔掉我的武器，
剑和盾 所有坚硬的敌视
让我冰冷。
我见过干燥的种子
终于发芽。
我见过明亮的绿
快速展开
比铁更强大的
是生命的温柔
从地心给驱动
没有防御
春在冬的地域破晓
那我挨冻的地方
我想面对生命中的强权
不带武器
而此前1924年出版的第二本诗集《隐藏的大地》中，博耶还没显得这么坚定，还有掩饰不住的一丝自怜。比如这首已十分克制的小诗《星星的安慰》：
我在夜里问一颗星星
遥远的没人住的地方那一点光亮：
“奇怪的星星，你为谁闪光
你走着那么大，那么亮”
带着星星的目光她注视着，
叫我的怜悯失声：
“我点亮一个永恒的夜，
我点亮一个无生命的空间。
我的光亮是朵枯萎的花，
在天空的晚秋。
这光亮是我全部的安慰
这光亮是足够的慰安。
《炉灶》之前的博耶不能说没有过抱怨、自怜、感伤甚至畏惧。不如说，在遭到自怜、感伤和畏惧的情绪侵袭后，博耶选择了在《炉灶》中把自己如同铁一般给以锻造，但勇敢向前的姿态并不保证她从此可以在生活里坚强如钢，刀枪不入。在《炉灶》以后的诗集中，感伤和畏惧的情绪以苍凉了的色彩重现。作为当时社会的另类——女性诗人、同性恋者和激进派，感伤和畏惧怕是博耶命运的胎记，那印记可以一时浅，一时深，但一直存在。
正是在1927年，博耶的父亲去世。博耶在斯德哥尔摩开始瞒着母亲，接受心理治疗。博耶也写小说，这几乎成了她自我分析的一部分，她觉得写小说比写诗歌有趣多了。她写了当时有争议的主题，比如《危机》就以她本人青春期的信仰危机和对同性恋的发现为蓝本。1933年该小说发表时，正值瑞典掀起对同性恋给予更宽松法规的大讨论。
自上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开始，博耶就多次因接受心理治疗等原因滞留柏林一带，1932年她曾写信给友人说，柏林是个可怕的地方，是垂死之地，或者说是垂死的世界的中心。1938年，博耶在维也纳看见到处飘着纳粹的旗帜，无比震惊。她说自己得到了一个闪电般的印象，这里有一个斗争，是一类人和另一类人、一种生活风格和另一种生活风格间的清晰斗争。“我被一种感受攫住，那感受一个狂热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一定会有——当他突然发现，自己是百分之百的犹太人”。
在某种程度上，博耶多少是感觉自己和另类站在同一侧，她从来都不是随波逐流，选择轻松生活内容的人；没想过要做一个叛逆者，可这还是强加于她，她更像是个天生的、没贴标签的精神上的犹太人。另外，希特勒政权排斥同性恋。同性恋者在多种社会形态里，历来属少数、另类和弱势的阵营。可也正是在柏林，博耶成了个女卡萨诺瓦，正是在柏林的同性恋酒吧，她结识了柏林人、十九岁的玛果特（Margot Hannel），从此开始了同居关系。这段关系因博耶在1932年拐走瑞典著名诗人贡奈尔·埃凯洛夫的新婚妻子约半年，而一度中断。柏林匿名的大都市环境及女同性恋者出没的酒吧、舞场的存在，让博耶过上了她一直希望的生活，一直以来博耶挥之不去的束缚和解放，自律和自由的冲突或许也因此格外强烈。
1935年，博耶出版诗集《为了树的缘故》，她的不少最脍炙人口的诗篇都出于此，这也是博耶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诗集。这本集子里，和树相关的意象反复出现。比如《矮松》描摹在永恒的狂风中、在海边岩石上坚强攀升的松树；《在地下的树》，她看见一棵树在地面之下，这都是渺小而卓绝的生长。而最家喻户晓的博耶的诗是这首《是的，这当然生疼》：
是的，这当然生疼，当芽儿迸发
不然，春天怎会迟疑？
所有我们热切的向往怎会
连着那冰冻了的苦涩苍白？
所有的芽儿在冬天可都是给封着的
这消耗着爆裂着的新东西究竟是什么？
是的，这当然生疼，当芽儿迸发，
疼痛，因生长的，
因阻碍的。
是的，这很难，当水珠坠落。
带着惊恐颤抖，它们沉重悬挂
附着在枝上，增大和滑动
重量把它们往下拽，不管如何紧贴。
处于不确定、担心和分裂，可真难。
体会深处的吸引和召唤真难，
还停在那里，只是颤抖
真难，想要停留，
也想要掉落。
然后，当事情到了最糟，什么也帮不上
芽儿迸发像在欢喜里
那时，再无恐惧拉拽，
闪光的水珠在枝上跳跃
忘了它们担心过新的，
忘了它们惧怕过旅程
感受那一刻它们最伟大的安全
息在那创造世界的信任里
这些诗句能让人联想起T·S·艾略特的长诗《荒原》中的几句：“四月最残忍，从死了的/土地滋生丁香，混杂着/回忆和欲望，让春雨/挑动着呆钝的根。/冬天保我们温暖，把大地/埋在忘怀的雪里，使干了的/球茎得一点点生命。”我怀疑博耶的句子受了艾略特的启发。不仅因为她是《荒原》瑞典文译者之一，也不仅因为她和艾略特是同代人。还因为，正是在这本诗集中，博耶开始冲破欧洲和瑞典的诗歌传统转向更自由的现代派诗歌创作，并因这自由，当年在瑞典诗坛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论。博耶的这首诗里充满对立：温暖葱绿的春和冰冻苍白的冬，芽的迸发和春的迟疑，生长和阻碍，水珠的附着和坠落，最糟的和最欢喜的，担心的和信任的。博耶将春芽萌生、水珠在枝上，这充满对立和冲突的瞬间放大，真难，想要停留，也想要落下。若没有对世界、对生活的信任，最意味深长的一切恐怕都不会发生，而这信任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爱。 我最喜欢的博耶诗作是这首《告别》：
我想弄醒你到裸露，像一个早春裸露的夜，
那时星星涌出
大地在融化的雪下燃烧。
我真想有那么一次见过你
沉于创造的混沌黑暗，
想见过你的眼如大开的空间，准备好给填充，
想见过你的手如开放的花，
空，新，在盼望中。
你离去，没什么我给你的。
我从未抵达那里，你灵魂裸露之地。
你离去，不带任何我的随你——
留我于挫败。
我记得另一个告别：
我们从坩埚里，像一个人一样被扔出来，
当我们给分开，不再明白，
什么是我，什么是你……
可你——像只玻璃碗你离开我的手，那么彻底，
好像不过是个死了的东西、那么不可逆转，
那么没记忆，除淡淡的指印在水中给洗去。
我想弄醒你到无形，像无形的
跳跃的火焰，
终于找到它生命的形状，它自己的……
挫败，呵，挫败！
“裸露”、“燃烧”、“形状”是诗中突显的字眼。裸露的夜，为的是有一个裸露的“你”、“你”裸露的灵魂。那“黑”的也是“亮”的，因为燃烧。那“空”的，为的是实，已准备好给“填充”。无形和有形是辩证对立，是同一个事物的两面。火焰，似乎无形，可在那无形里分明有它自己的形状。形的从有到无，可能是为摆脱外在世界的干扰，更自由地保全和接近内核，没了外在的干扰、外形的拘束，终于能让内在的火焰闪现，终于火焰的形状主导了生命的形式。
这首诗可能确实是写情侣关系，写对另一方灵魂接近的向往而不能。但我总是不能完全推开另一种我的“误读”，这里的你和我，或许也可以是“我”的两种形式。这不同的“我”，是博耶两难的境地：放弃我的意愿，或膜拜我的意愿，一个是社会人的“我”，一个是赤子的“我”。严酷的“坩埚”何尝不是生活的熔炉，生活把赤子和社会人融成一体。此后，两者间再难划清。即便如此，依然是两个人，两种心，貌合神离，不得不分道扬镳。对一个固执地守着赤子之心的人来说，这是不得不接受的“挫败”。许多人在人生中都可能经历挫败，博耶的问题不止于挫败，她断言，她无药可救——“我因中毒而病了。我因干渴而病了，对这样的渴，自然还没造出可喝的”。
既然无药可救，不带任何武器，只大步向前的博耶面对的就只有死亡了。很少有诗歌描写死亡以博耶那样热爱的口吻，死亡在多人笔下，即便宁静，也难免带着些凄苦和恐怖。在题为《那些我身后静静的脚步》的诗里，博耶写道：“假如我倾听，我能听见生命飞逝/现在飞得更加快了/那些我身后的静静脚步/死亡，那是你。”在博耶看来，“亲爱的死亡，在你的存在里/有那么种平复争斗的东西”，于是，她虔诚地匍匐在死亡的脚下，说“是的，我愿意！”
自1940年，博耶越来越多地去一个叫Alingsas的地方。她的终身好友阿尼塔在那里（Anita Nathorst），因癌症不久于世。博耶想陪女友走完最好的日子，她干脆在那里住下，还创作了一部批判极权统治的作品，这成了她最后一部小说。1941年4月的一天，博耶带着瓶安眠药离开住处。几天后，她的尸体被发现。5月，和她同居过七年、留守斯德哥尔摩的玛果特开煤气自杀。阿尼塔8月病逝。10月，博耶的诗集《七宗罪》出版。
人们对博耶的死有过种种诠释。或说博耶意识到阿尼塔才是一生最爱，阿尼塔不是同性恋者，只把博耶看作好友，不同意博耶陪她到最后，完全不能对博耶的爱作出呼应，这让博耶情绪低落。或说1941年是希特勒势力猖獗之时，这是让博耶绝望的大环境。博耶此前多次尝试自杀多次获救，她的兄弟和母亲对她的自杀本身并不觉得意外，意外的是自杀的时间和方式。何况博耶对玛果特保证过绝不会死。她和玛果特的关系像许多不幸的伴侣关系一样复杂，彼此牵扯、伤害，却未能分开。博耶一面对伴侣表示忠诚，一面走向另一个她更挂念的人。这人的身体垂死，却在精神上和博耶越发紧密，似乎成就了一段博耶向往的精神融合。相反，她的同居女友被认为在精神上很难企及博耶抵达的位置。
不管怎么说，死亡这事，博耶终于是做成了，像她说过的：去死很简单。人们常说的是再也活不下去了，博耶死前的心境之真相只有上天知道。我们大致了解的只是，博耶不快乐、不平静，她说过，“没什么快乐和不快。只有活着和死去”，她还觉得，若掌握了这一点，人就不再因飓风而恐惧。或许可以说，博耶若放弃她不同寻常的意愿，就能得到世俗的生；膜拜她的意愿，就会坠入世俗的死。而没了自己意愿的“我”，对博耶这样注重灵魂的人来说，恐怕虽生犹死。博耶向往一个更自由、公平的新社会，她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或许出发于私人的切肤之痛。
在一个4月的早晨，她走向死亡。像是一直在她感知中、等待里的一条小径，终于在一片雾霭中唯独对她呈现出来，唯独她听得见这小径的召唤。世人以为是苦，是冰冷的一切，在她或许是另一种体会。否则，有谁甘愿躺在北欧冬春冰冻的林地里死去呢。
可能因为博耶的激进倾向，博耶死后，瑞典诗人雅尔马尔·古尔贝里对她大加赞美，比之为女英雄，可自杀也许不过基于简单的原因。假如博耶像母亲担心的那样在十四岁时自杀和她最后在四十一岁上自杀，也许那原因在本质上并无不同——这关乎她的意愿。岁月的车轮向前滚动，滚到四十一岁，到这里，博耶留下了对风景、人物和世事的感叹，这些成了如今人们还在阅读的她的文字。
卡琳·博耶1900年10月生于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父系有德国血统。博耶的祖父起先做一家英国服装公司在汉堡的经理人，后移居哥德堡，开始自己的纺织品进口生意；其长子弗雷兹·博耶（Fritz Boye）成为一家保险公司的负责人，和公司雇员、小他十八岁的西格奈·利里耶斯特朗德（Signe Liljestrand）结婚，卡琳·博野是他们的长女。颇通文学的母亲给了孩子们启蒙教育，父亲和孩子们亲近不多，他情绪不稳，容易紧张。而在小学老师的记忆里，博耶是个圆脸的、温柔的小姑娘，有些忧郁，能回答所有问题，还总是用带韵律的、创造性的、精心挑选的字眼。
1909年，博耶的父亲因神经衰弱提前退休，举家迁居斯德哥尔摩。作为长女的博耶看来遗传了父亲的神经，也因母亲的酗酒问题过早处于担忧之中，试图以她幼小的胳膊维护家的平稳。这外表平静的少女内心波澜壮阔，青春期以来的博耶有深刻的宗教危机，宣称自己是佛教徒，又回归基督教，基督教也不能消除她内在的困惑。她的心灵显然害怕真空，向往接触。情感肆意冲撞，往往是新的感情目标把她从和旧的爱恋对象分离的剧痛中解救，不待喘息，她感情的小船即扑向了前面的浪头，扑向新痛苦，她迷恋过女同学、男教师。女同学会订婚，男教师可能是众多女生倾慕的对象，这些都是难题——而最大的问题还是，她的感情对象主要是女性。
1920年博耶中学毕业，想学教育或心理学，而老师建议她学神学。听从老师的，是“自我牺牲”，不听，是“自说自话”。在给友人阿格奈斯（Agnes Fellenius）的信中，博耶写道：“几天来，我哭得就像哥德堡的雨天。我跪着祷告，但得不到任何启示。一个声音说，‘牺牲你自己！’你，什么是你，一只蚂蚁。什么是你的可能性？他们得在需要他们的地方侍奉，而不是在他们完全得到发展的地方。你得弯下腰，放弃你的欲望！你不明白吗，这是在上帝的侍奉中。你的位置是在哪里你能顶用，而不是在哪里你觉得开心。自私的，自私的生物！可是，自我的主张以高过很多的声音哭喊：我不愿意。”
后人以为，冲突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博耶对自己性倾向的发现。选择神学，她就得全面否定自己。
在信中，博野继续写道：我在放弃我的意愿和膜拜我的意愿间徘徊。……也许可以说，有两个上帝，一个是我们从我们的观念中创造出的，一个是我们不了解的上帝，却是创造了我们的，在我们内部，它的意志在我们的和所有这世界的意志里。这是不是泛神论？也许。这两个选择间最重大的结果是，第一种情形下，有特定道德和固定法规……在第二种情形里，人得跟随自己，做自己的法规。
在这重大的危机下，1921年2月，博耶开始写第一本诗集。同年，博耶进入乌普莎拉大学。1922年，博耶借诗集《云》的出版登上文坛。博耶在乌普莎拉学习希腊语、文学史、北欧语言等课程，她将很多精力投入社团活动，也经历了恋爱。在乌普莎拉大学的最后一年，博耶参加了左翼、反宗教组织Clarté？ 因为这一组织，博耶了解到中国的童工问题，后来在博耶的第一本小说、1931年出版的《阿斯塔特》里就有一段写中国的童工。1926年，博耶从乌普莎拉毕业，回到斯德哥尔摩，在那里的大学学习历史。
一直以来，博耶有过倾慕她或她倾慕的男子，更有过多个女友。这样一个看来开放的私人生活，并没让她真正超脱于社会秩序。她本人更将自己和女性的关系看作耻辱。博耶的诗中常出现“羞辱”、“审判”这样的字眼。比如她的后期诗作《供认》中有这样的话：没想过要做一个叛逆者，可这还是强加于我。为何我的命运如此非私人性？为何我没法随便它去？或者，假如现在我必须战斗，为何那里有折磨？……我血中的血，严酷地审判我的，把我扔进羞辱的……
虽然感受到命运的翻弄，博耶没有选择沉默，第三本诗集《炉灶》于1927年出版。博耶也因此被欧森（Hagar Olsson）誉为给瑞典诗坛带来生气的燕子：燕子也许不如苍鹰那么有力，翼动没那么宽，也不那么勇猛，但燕子飞得高，飞得美，风在它震颤的羽翼间低语。欧森对博耶诗歌的出现大喜过望，认为它是新颖的，唤醒、点燃和推动着什么，是真的诗歌。人们在她的诗歌里面对的不是对简单日常生活的唯美的伪善，……而是面对着一个诚实的带着毫无幻觉的眼睛注视的灵魂，看着那无法避免的折磨，幸福的虚幻，并未试图从中找到避风港，而是把这用作更进一步的战斗。欧森认为：人们面对的是勇敢的精神，它走过了自我的毁灭，却未停留于此，没有抱怨和自怜，在更高的现实里寻找力量。…这精神中有一种特别的纯粹，是无畏的，也远不是感伤。它时刻准备好了要出发……
欧森关于燕子的譬喻，我看还是来自博耶本人。《炉灶》这本诗集中就有一首题为《燕子》的诗，描写匆促的、箭一样的燕子，在啸叫的风中嘲笑地面上的缺乏生气，堪称博耶的自画像。我同意欧森的见解：博耶对人生的犀利注视，没有幻象和伪善，有的是斗争和出发。这本诗集出版在博耶二十七岁上，满篇能看到“坚强”、“向前”的字眼。比如《我想面对》里出现的是一个以柔克刚的和平的女英雄形象：
武装着，直立，裹在盔甲里
我来了——
可因为恐惧我扔掉了铠甲
也因为羞耻
我想扔掉我的武器，
剑和盾 所有坚硬的敌视
让我冰冷。
我见过干燥的种子
终于发芽。
我见过明亮的绿
快速展开
比铁更强大的
是生命的温柔
从地心给驱动
没有防御
春在冬的地域破晓
那我挨冻的地方
我想面对生命中的强权
不带武器
而此前1924年出版的第二本诗集《隐藏的大地》中，博耶还没显得这么坚定，还有掩饰不住的一丝自怜。比如这首已十分克制的小诗《星星的安慰》：
我在夜里问一颗星星
遥远的没人住的地方那一点光亮：
“奇怪的星星，你为谁闪光
你走着那么大，那么亮”
带着星星的目光她注视着，
叫我的怜悯失声：
“我点亮一个永恒的夜，
我点亮一个无生命的空间。
我的光亮是朵枯萎的花，
在天空的晚秋。
这光亮是我全部的安慰
这光亮是足够的慰安。
《炉灶》之前的博耶不能说没有过抱怨、自怜、感伤甚至畏惧。不如说，在遭到自怜、感伤和畏惧的情绪侵袭后，博耶选择了在《炉灶》中把自己如同铁一般给以锻造，但勇敢向前的姿态并不保证她从此可以在生活里坚强如钢，刀枪不入。在《炉灶》以后的诗集中，感伤和畏惧的情绪以苍凉了的色彩重现。作为当时社会的另类——女性诗人、同性恋者和激进派，感伤和畏惧怕是博耶命运的胎记，那印记可以一时浅，一时深，但一直存在。
正是在1927年，博耶的父亲去世。博耶在斯德哥尔摩开始瞒着母亲，接受心理治疗。博耶也写小说，这几乎成了她自我分析的一部分，她觉得写小说比写诗歌有趣多了。她写了当时有争议的主题，比如《危机》就以她本人青春期的信仰危机和对同性恋的发现为蓝本。1933年该小说发表时，正值瑞典掀起对同性恋给予更宽松法规的大讨论。
自上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开始，博耶就多次因接受心理治疗等原因滞留柏林一带，1932年她曾写信给友人说，柏林是个可怕的地方，是垂死之地，或者说是垂死的世界的中心。1938年，博耶在维也纳看见到处飘着纳粹的旗帜，无比震惊。她说自己得到了一个闪电般的印象，这里有一个斗争，是一类人和另一类人、一种生活风格和另一种生活风格间的清晰斗争。“我被一种感受攫住，那感受一个狂热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一定会有——当他突然发现，自己是百分之百的犹太人”。
在某种程度上，博耶多少是感觉自己和另类站在同一侧，她从来都不是随波逐流，选择轻松生活内容的人；没想过要做一个叛逆者，可这还是强加于她，她更像是个天生的、没贴标签的精神上的犹太人。另外，希特勒政权排斥同性恋。同性恋者在多种社会形态里，历来属少数、另类和弱势的阵营。可也正是在柏林，博耶成了个女卡萨诺瓦，正是在柏林的同性恋酒吧，她结识了柏林人、十九岁的玛果特（Margot Hannel），从此开始了同居关系。这段关系因博耶在1932年拐走瑞典著名诗人贡奈尔·埃凯洛夫的新婚妻子约半年，而一度中断。柏林匿名的大都市环境及女同性恋者出没的酒吧、舞场的存在，让博耶过上了她一直希望的生活，一直以来博耶挥之不去的束缚和解放，自律和自由的冲突或许也因此格外强烈。
1935年，博耶出版诗集《为了树的缘故》，她的不少最脍炙人口的诗篇都出于此，这也是博耶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诗集。这本集子里，和树相关的意象反复出现。比如《矮松》描摹在永恒的狂风中、在海边岩石上坚强攀升的松树；《在地下的树》，她看见一棵树在地面之下，这都是渺小而卓绝的生长。而最家喻户晓的博耶的诗是这首《是的，这当然生疼》：
是的，这当然生疼，当芽儿迸发
不然，春天怎会迟疑？
所有我们热切的向往怎会
连着那冰冻了的苦涩苍白？
所有的芽儿在冬天可都是给封着的
这消耗着爆裂着的新东西究竟是什么？
是的，这当然生疼，当芽儿迸发，
疼痛，因生长的，
因阻碍的。
是的，这很难，当水珠坠落。
带着惊恐颤抖，它们沉重悬挂
附着在枝上，增大和滑动
重量把它们往下拽，不管如何紧贴。
处于不确定、担心和分裂，可真难。
体会深处的吸引和召唤真难，
还停在那里，只是颤抖
真难，想要停留，
也想要掉落。
然后，当事情到了最糟，什么也帮不上
芽儿迸发像在欢喜里
那时，再无恐惧拉拽，
闪光的水珠在枝上跳跃
忘了它们担心过新的，
忘了它们惧怕过旅程
感受那一刻它们最伟大的安全
息在那创造世界的信任里
这些诗句能让人联想起T·S·艾略特的长诗《荒原》中的几句：“四月最残忍，从死了的/土地滋生丁香，混杂着/回忆和欲望，让春雨/挑动着呆钝的根。/冬天保我们温暖，把大地/埋在忘怀的雪里，使干了的/球茎得一点点生命。”我怀疑博耶的句子受了艾略特的启发。不仅因为她是《荒原》瑞典文译者之一，也不仅因为她和艾略特是同代人。还因为，正是在这本诗集中，博耶开始冲破欧洲和瑞典的诗歌传统转向更自由的现代派诗歌创作，并因这自由，当年在瑞典诗坛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论。博耶的这首诗里充满对立：温暖葱绿的春和冰冻苍白的冬，芽的迸发和春的迟疑，生长和阻碍，水珠的附着和坠落，最糟的和最欢喜的，担心的和信任的。博耶将春芽萌生、水珠在枝上，这充满对立和冲突的瞬间放大，真难，想要停留，也想要落下。若没有对世界、对生活的信任，最意味深长的一切恐怕都不会发生，而这信任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爱。 我最喜欢的博耶诗作是这首《告别》：
我想弄醒你到裸露，像一个早春裸露的夜，
那时星星涌出
大地在融化的雪下燃烧。
我真想有那么一次见过你
沉于创造的混沌黑暗，
想见过你的眼如大开的空间，准备好给填充，
想见过你的手如开放的花，
空，新，在盼望中。
你离去，没什么我给你的。
我从未抵达那里，你灵魂裸露之地。
你离去，不带任何我的随你——
留我于挫败。
我记得另一个告别：
我们从坩埚里，像一个人一样被扔出来，
当我们给分开，不再明白，
什么是我，什么是你……
可你——像只玻璃碗你离开我的手，那么彻底，
好像不过是个死了的东西、那么不可逆转，
那么没记忆，除淡淡的指印在水中给洗去。
我想弄醒你到无形，像无形的
跳跃的火焰，
终于找到它生命的形状，它自己的……
挫败，呵，挫败！
“裸露”、“燃烧”、“形状”是诗中突显的字眼。裸露的夜，为的是有一个裸露的“你”、“你”裸露的灵魂。那“黑”的也是“亮”的，因为燃烧。那“空”的，为的是实，已准备好给“填充”。无形和有形是辩证对立，是同一个事物的两面。火焰，似乎无形，可在那无形里分明有它自己的形状。形的从有到无，可能是为摆脱外在世界的干扰，更自由地保全和接近内核，没了外在的干扰、外形的拘束，终于能让内在的火焰闪现，终于火焰的形状主导了生命的形式。
这首诗可能确实是写情侣关系，写对另一方灵魂接近的向往而不能。但我总是不能完全推开另一种我的“误读”，这里的你和我，或许也可以是“我”的两种形式。这不同的“我”，是博耶两难的境地：放弃我的意愿，或膜拜我的意愿，一个是社会人的“我”，一个是赤子的“我”。严酷的“坩埚”何尝不是生活的熔炉，生活把赤子和社会人融成一体。此后，两者间再难划清。即便如此，依然是两个人，两种心，貌合神离，不得不分道扬镳。对一个固执地守着赤子之心的人来说，这是不得不接受的“挫败”。许多人在人生中都可能经历挫败，博耶的问题不止于挫败，她断言，她无药可救——“我因中毒而病了。我因干渴而病了，对这样的渴，自然还没造出可喝的”。
既然无药可救，不带任何武器，只大步向前的博耶面对的就只有死亡了。很少有诗歌描写死亡以博耶那样热爱的口吻，死亡在多人笔下，即便宁静，也难免带着些凄苦和恐怖。在题为《那些我身后静静的脚步》的诗里，博耶写道：“假如我倾听，我能听见生命飞逝/现在飞得更加快了/那些我身后的静静脚步/死亡，那是你。”在博耶看来，“亲爱的死亡，在你的存在里/有那么种平复争斗的东西”，于是，她虔诚地匍匐在死亡的脚下，说“是的，我愿意！”
自1940年，博耶越来越多地去一个叫Alingsas的地方。她的终身好友阿尼塔在那里（Anita Nathorst），因癌症不久于世。博耶想陪女友走完最好的日子，她干脆在那里住下，还创作了一部批判极权统治的作品，这成了她最后一部小说。1941年4月的一天，博耶带着瓶安眠药离开住处。几天后，她的尸体被发现。5月，和她同居过七年、留守斯德哥尔摩的玛果特开煤气自杀。阿尼塔8月病逝。10月，博耶的诗集《七宗罪》出版。
人们对博耶的死有过种种诠释。或说博耶意识到阿尼塔才是一生最爱，阿尼塔不是同性恋者，只把博耶看作好友，不同意博耶陪她到最后，完全不能对博耶的爱作出呼应，这让博耶情绪低落。或说1941年是希特勒势力猖獗之时，这是让博耶绝望的大环境。博耶此前多次尝试自杀多次获救，她的兄弟和母亲对她的自杀本身并不觉得意外，意外的是自杀的时间和方式。何况博耶对玛果特保证过绝不会死。她和玛果特的关系像许多不幸的伴侣关系一样复杂，彼此牵扯、伤害，却未能分开。博耶一面对伴侣表示忠诚，一面走向另一个她更挂念的人。这人的身体垂死，却在精神上和博耶越发紧密，似乎成就了一段博耶向往的精神融合。相反，她的同居女友被认为在精神上很难企及博耶抵达的位置。
不管怎么说，死亡这事，博耶终于是做成了，像她说过的：去死很简单。人们常说的是再也活不下去了，博耶死前的心境之真相只有上天知道。我们大致了解的只是，博耶不快乐、不平静，她说过，“没什么快乐和不快。只有活着和死去”，她还觉得，若掌握了这一点，人就不再因飓风而恐惧。或许可以说，博耶若放弃她不同寻常的意愿，就能得到世俗的生；膜拜她的意愿，就会坠入世俗的死。而没了自己意愿的“我”，对博耶这样注重灵魂的人来说，恐怕虽生犹死。博耶向往一个更自由、公平的新社会，她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或许出发于私人的切肤之痛。
在一个4月的早晨，她走向死亡。像是一直在她感知中、等待里的一条小径，终于在一片雾霭中唯独对她呈现出来，唯独她听得见这小径的召唤。世人以为是苦，是冰冷的一切，在她或许是另一种体会。否则，有谁甘愿躺在北欧冬春冰冻的林地里死去呢。
可能因为博耶的激进倾向，博耶死后，瑞典诗人雅尔马尔·古尔贝里对她大加赞美，比之为女英雄，可自杀也许不过基于简单的原因。假如博耶像母亲担心的那样在十四岁时自杀和她最后在四十一岁上自杀，也许那原因在本质上并无不同——这关乎她的意愿。岁月的车轮向前滚动，滚到四十一岁，到这里，博耶留下了对风景、人物和世事的感叹，这些成了如今人们还在阅读的她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