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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是以批判的逻辑建构的以实现“两个和解”为价值目标的完备生态理论体系。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基础上，以建设的逻辑形成与发展的以构建“生命共同体”为价值目标的科学的生态世界观。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时代化与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解决当前我国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指导与行动指南。
关键词：习近平；生命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继承与发展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6.006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6-0028-06
2013年11月，习近平在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说明时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1]。2017年10月，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2]。2018年5月，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讲话中继续强调：“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3]。2018年5月，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讲话中再次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要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4]。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丰富、发展了“生命共同体”思想，这一思想是习近平生态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一、价值目标——从“两个和解”到“生命共同体”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获得迅速的发展，社会财富持续增加，但是，与此同时，资本主义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日渐凸显，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成为迫在眉睫的难题。马克思恩格斯就是立足于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基础上提出的“两个和解”的命题与思想，即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解。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生活生产活动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生存资料的生产，其二是生命的生产。在这两种生产中产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他十分注重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两组关系的和谐。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人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5]。恩格斯同样重视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并将处理好这对关系的命题提升到整个人类的高度。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我们这个世纪所面临的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6]。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一方面，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恩格斯说：“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一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7]。恩格斯认为，从人类的起源来看，人是具有自然属性的高等动物，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因此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直接的就是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8]。马克思认为，人首先在肉体上是依赖于自然界的，他将自然界当做自己直接的生存与生活资料。其次，人将自然界视为自己实践的对象与工具。最后，人的精神生活同样依赖于自然界。没有自然界，人就不复存在，人的精神世界也就不复存在。为了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人与自身关系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要实现“两个和解”的重要思想，其中，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和解的首要前提是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解。
第6期吴星儒等：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8年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我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斷增强。然而，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是“取之有尽”的。有限的自然资源难以满足无尽的开发欲望，由此导致近年来我国的自然环境严重破坏，自然资源呈现出日渐枯竭之势，人与自然之间出现了各种难以调和的矛盾，产生了大量的环境问题。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进而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尖锐化。面对如此难题，中共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党章，构建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把建设“美丽中国”作为我们党近年来的重要任务。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
一方面，“生命共同体”思想提供了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山水林田湖治理水。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我们提出了‘五个统筹’，治水也要统筹自然生态的各要素，不能就水论水。要用系统的思想方法看问题，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应该统筹治水和治山、治水和治林、治水和治田、治山和治林等”[9]。在环境治理问题上坚持系统的思维方法，要立足全局，统筹全局，将生态系统真正视为有机生命躯体进行综合治理；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要坚持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方法。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要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命运相连，休戚与共。因此，在资源使用、管理以及生态修复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循自然规律，坚持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方式与方法。
另一方面，“生命共同体”思想超越了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对立思想。“生命共同体”思想是科学的生态世界观，赋予了人与自然平等的地位与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它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也超越了将人与自然视为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坚持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一个重要观点”[10]。习近平总书记认为，生态是具整体性与有序性的自然系统，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关系，而人与自然之间也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生命共同体”思想深刻地揭示了人与自然相互依赖的密切联系，揭示了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依存关系。 二、重要程度——从“自然报复”到“文明兴衰”
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的重要命题。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从“自然报复”的层面对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进行了重要性的论述。
资本主义社会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创造了以往历史所难以企及的物质财富，这主要得益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兴起与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虽然为社会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物质财富，推动了人类文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它对环境的破坏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蒸汽机等新兴事物的出现，促使了煤炭、石油、交通运输等行业的兴起与发展。由于工业化领域的扩大，全球的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与此同时，人口迅速增加，资源日渐匮乏，环境污染加重，生态问题日益从区域性问题发展为全球性问题，成为阻碍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难题。人类的工业化的肆虐发展给自然环境带来了“灭顶之灾”，矿产枯竭、空气污染、木材缺乏、河流污染等。然而，灾难不止如此，人类对自然的伤害又反过来伤害了人类自己。马克思曾举例论述过此观点，他说：“因为要大力发展农业，人类肆意破坏植被，从而导致木炭资源日益减少，其价格也随之不断攀升”[11]。面对高昂的木炭的价格，普通家庭只能在寒冷的冬天受苦受冻，工人的生活、劳动的空间受到了自然的报复。由于资本家的压迫以及自然的报复，工人不得不生活在阴暗、潮湿、肮脏的自然环境中。然而，资本家们为了追求利润，不顾一切地对自然进行掠夺，全然无视对自然的破坏，也无视自然对人类的报复。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生活生产下，一方面，人类将对自然界的征服视为其力量的彰显，以自豪、神气的心态加重对自然的掠夺，完全无视自然界运行的规律。正是在这样心态的怂恿下，人类不断加快、加深对自然的开发与掠夺，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其生存、生活资料，致使自然逐渐丧失其生机与活力，丧失了其自我修复、自我更新的能力，逐渐走向毁灭。另一方面，人类无视对自然的保护与呵护，随意将其生活、生产中的垃圾等丢弃到自然界，加重对自然界的污染与破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活生产方式是违反自然本性的，同时又会对人自身带来伤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12]。
基于此，恩格斯对人类发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沉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3]。他认为，人类对于自然界的征服只是短暂的征服，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它拥有着人类难以企及的巨大威力。自然界虽然在一定时间内会因为人类活动的破坏而显示出一定的“无力感”，但是，终究而言，作为先于人类而存在的自然界蕴含着巨大的自我修复的力量，它终究会将人类对其的破坏反噬给人类，让人类尝尽自造的苦果。恩格斯还警告人类，自然界是孕育人类的“母体”，我们终究属于自然界。人类所显示出来的对自然界的统治力量全部来自于其对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与运用，
习近平总书记的“生命共同体”思想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从“自然报复”提升到了关乎“文明兴衰”的重要地位。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4]的重要论断。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15]。習近平总书记在阐释生态衰则文明衰时，援引了恩格斯的原话，“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16]。生态环境的破坏葬送了历史上的许多优秀的文明。破坏自然环境的严重后果不止在眼前，更在将来；不止在生态，更在文明。历史以鲜活的事例不断警醒着人类，对于人类给与自然的破坏，自然不仅加倍地还给了破坏者，更是加倍地还给了整个文明。一个文明的覆灭虽然不至顷刻而至，但若是人类不进行反思与补救，因生态破坏而导致的文明衰落是迟早的事情。为了实现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17]的重要论断，并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18]。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的讲话中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9]，深刻阐释了生态问题在中华文明兴衰中的重要地位，深情唤醒了民众对于中华文明兴衰的责任感。
三、阐述方式——从批判视域到建设视域
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思想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主要是以批判逻辑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前人人与自然关系哲学的批判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的批判形成并发展了科学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
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是从对前人生态哲学思想的批判而发展来的。黑格尔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绝对精神”。“绝对精神”的理念加深了主体对客体的控制，加固了人的“中心”地位，因此也加剧了人对自然的剥削。费尔巴哈把自然从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控制中拯救了出来，宣布了自然界的客观存在性，承认了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费尔巴哈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人与自然交换互动的契合点。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分析并批判继承了前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不仅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创立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的思想，还探索出劳动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契合点，创立了科学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与私有制，从根源上揭露了人与自然关系对立矛盾的深层原因，即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与矛盾。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整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20]。财富的私人占有必然导致私欲的膨胀，最终加剧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与此同时，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认为异化劳动导致了人的异化以及自然的异化。正如马克思所说：“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21]，导致了“从人那里把自然界异化出去，并最终造成了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22]。而导致这种异化劳动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 与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批判逻辑不同，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主要从建设逻辑进行理论的阐释。“生命共同体”思想是立足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基础上，解决我国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主要社会矛盾的重要思想，是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切实的指导作用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一方面，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是在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互动共生的思想是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根源。改革开放以后，党不断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江泽民指出：“环境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23]。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更加重视生态文明的建设，不断继承和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最终形成和发展了“生命共同体”思想。
另一方面，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是在坚持与改革当前我国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此外，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发展有着深厚的土壤条件。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内涵着对美好生态、美好环境的向往，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为我们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基本遵循。
比较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是在批判的逻辑中建立与完善的。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是在建设的逻辑中形成与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前人生态哲学的批判，确立了人与自然的互动共生的思想；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找到了实现“两个和解”的共产主义制度。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发展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与坚持，以及对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入分析，深化了“生命共同体”思想的社会土壤，彰显了“生命共同体”思想的现实价值。
四、道路构建——从理论建构到现实路径
马克思恩格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建构了科学的生态理论体系，他们提出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主要是劳动以及变革社会制度。
一方面，劳动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唯一中介。恩格斯曾说过：“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并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它动物的最后的本质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24]。正是在劳动中，人才将自己从动物中解放出来，人才成为人。劳动首先就是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人通过劳动，不断地从自然界中获取其生活生产资料。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劳动中不仅结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结成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25]。人在劳动中创造了“作为人的人”，也在劳动中生产了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劳动将人与自然、人與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经过人类劳动改造过的自然已经不是纯粹的自然，而成为人化的自然。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显示部分”[26]。人类历史就是“自然界成为人”的一个显示部分。正是在劳动中，人与自然之间得以交换，关系得以调节；正是在劳动中，人与人之间得以互动，关系得以调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必然促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步，因为在劳动中，个体才能意识到协作的好处。
另一方面，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根本途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首先要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解。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难以有计划地进行有序的资源调节，这必然导致生产力与产品的浪费，导致自然资源的浪费。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劳动成为异己的存在，人在劳动中不是获得自由，而是获得枷锁；不是感受到快乐，而是感受到痛苦。劳动不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彰显，而仅仅成为人生存的手段。因此，人在劳动中不择手段地追逐利益，这不仅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也造成了人与人的对立。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27]。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废除私有制，让资本主义生存方式退出历史舞台，建立“一个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28]，即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解，从根本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29]。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向人自身、向社会的人复归，人与自身实现和解。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生产资料，劳动复归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内在要求。在劳动中，生产者通过共同协作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良性循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构建了科学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供了有力的、科学的理论指导。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则不仅从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思想，还提出了具体的实践措施。
一方面，在理论上创新发展了生态的发展观与生态的民生观。其一，构建了生态的发展观。“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习近平提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还提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制，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的保障”[30]。由此可见，习近平强调在构建和保障“生命共同体”中不仅要正确处理自然与发展的关系，还提出了具体的保障措施，即用最严格的制度与法制为“生命共同体”的构建保驾护航。其二，构建了生态的民生观。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1]。生态环境事关每一个民众的利益，不仅与民众的当前利益息息相关，还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密不可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在维护民生的切身利益也是在维护民众的长久利益，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宏伟大计。习近平的“生命共同体”思想充分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充分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以及对人的关注。 另一方面，在实践上用顶层设计与法律制度保障了“生命共同体”思想的落实与发展。其一，加强顶层设计。中共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建设的总体布局中。其后，习近平总书记又明确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着力树立生态观念、完善生态制度、维护生态安全、优化生态环境，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32]。只有不断加强与完善顶层设计，让生态文明建设有章可循，才能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性发展。另一方面，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33]。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要有严格的制度与法治保驾护航，因此要不断“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等。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到，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要“加强组织领导”“调动各方力量”“强化体制机制”以及“激发内生动力”[34]。只有不断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才能够实现“生命共同体”的和谐共生与发展。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是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与理论支撑。只有深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内涵，才能真正让“生命共同体”思想体现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征、体现现实要求；才能真正让“生命共同体”思想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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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学玲]
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是以批判的逻辑建构的以实现“两个和解”为价值目标的完备生态理论体系。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基础上，以建设的逻辑形成与发展的以构建“生命共同体”为价值目标的科学的生态世界观。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时代化与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解决当前我国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指导与行动指南。
关键词：习近平；生命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继承与发展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6.006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6-0028-06
2013年11月，习近平在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说明时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1]。2017年10月，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2]。2018年5月，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讲话中继续强调：“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3]。2018年5月，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讲话中再次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要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4]。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丰富、发展了“生命共同体”思想，这一思想是习近平生态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一、价值目标——从“两个和解”到“生命共同体”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获得迅速的发展，社会财富持续增加，但是，与此同时，资本主义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日渐凸显，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成为迫在眉睫的难题。马克思恩格斯就是立足于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基础上提出的“两个和解”的命题与思想，即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解。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生活生产活动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生存资料的生产，其二是生命的生产。在这两种生产中产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他十分注重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两组关系的和谐。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人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5]。恩格斯同样重视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并将处理好这对关系的命题提升到整个人类的高度。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我们这个世纪所面临的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6]。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一方面，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恩格斯说：“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一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7]。恩格斯认为，从人类的起源来看，人是具有自然属性的高等动物，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因此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直接的就是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8]。马克思认为，人首先在肉体上是依赖于自然界的，他将自然界当做自己直接的生存与生活资料。其次，人将自然界视为自己实践的对象与工具。最后，人的精神生活同样依赖于自然界。没有自然界，人就不复存在，人的精神世界也就不复存在。为了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人与自身关系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要实现“两个和解”的重要思想，其中，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和解的首要前提是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解。
第6期吴星儒等：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8年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我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斷增强。然而，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是“取之有尽”的。有限的自然资源难以满足无尽的开发欲望，由此导致近年来我国的自然环境严重破坏，自然资源呈现出日渐枯竭之势，人与自然之间出现了各种难以调和的矛盾，产生了大量的环境问题。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进而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尖锐化。面对如此难题，中共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党章，构建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把建设“美丽中国”作为我们党近年来的重要任务。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
一方面，“生命共同体”思想提供了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山水林田湖治理水。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我们提出了‘五个统筹’，治水也要统筹自然生态的各要素，不能就水论水。要用系统的思想方法看问题，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应该统筹治水和治山、治水和治林、治水和治田、治山和治林等”[9]。在环境治理问题上坚持系统的思维方法，要立足全局，统筹全局，将生态系统真正视为有机生命躯体进行综合治理；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要坚持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方法。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要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命运相连，休戚与共。因此，在资源使用、管理以及生态修复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循自然规律，坚持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方式与方法。
另一方面，“生命共同体”思想超越了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对立思想。“生命共同体”思想是科学的生态世界观，赋予了人与自然平等的地位与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它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也超越了将人与自然视为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坚持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一个重要观点”[10]。习近平总书记认为，生态是具整体性与有序性的自然系统，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关系，而人与自然之间也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生命共同体”思想深刻地揭示了人与自然相互依赖的密切联系，揭示了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依存关系。 二、重要程度——从“自然报复”到“文明兴衰”
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的重要命题。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从“自然报复”的层面对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进行了重要性的论述。
资本主义社会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创造了以往历史所难以企及的物质财富，这主要得益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兴起与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虽然为社会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物质财富，推动了人类文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它对环境的破坏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蒸汽机等新兴事物的出现，促使了煤炭、石油、交通运输等行业的兴起与发展。由于工业化领域的扩大，全球的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与此同时，人口迅速增加，资源日渐匮乏，环境污染加重，生态问题日益从区域性问题发展为全球性问题，成为阻碍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难题。人类的工业化的肆虐发展给自然环境带来了“灭顶之灾”，矿产枯竭、空气污染、木材缺乏、河流污染等。然而，灾难不止如此，人类对自然的伤害又反过来伤害了人类自己。马克思曾举例论述过此观点，他说：“因为要大力发展农业，人类肆意破坏植被，从而导致木炭资源日益减少，其价格也随之不断攀升”[11]。面对高昂的木炭的价格，普通家庭只能在寒冷的冬天受苦受冻，工人的生活、劳动的空间受到了自然的报复。由于资本家的压迫以及自然的报复，工人不得不生活在阴暗、潮湿、肮脏的自然环境中。然而，资本家们为了追求利润，不顾一切地对自然进行掠夺，全然无视对自然的破坏，也无视自然对人类的报复。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生活生产下，一方面，人类将对自然界的征服视为其力量的彰显，以自豪、神气的心态加重对自然的掠夺，完全无视自然界运行的规律。正是在这样心态的怂恿下，人类不断加快、加深对自然的开发与掠夺，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其生存、生活资料，致使自然逐渐丧失其生机与活力，丧失了其自我修复、自我更新的能力，逐渐走向毁灭。另一方面，人类无视对自然的保护与呵护，随意将其生活、生产中的垃圾等丢弃到自然界，加重对自然界的污染与破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活生产方式是违反自然本性的，同时又会对人自身带来伤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12]。
基于此，恩格斯对人类发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沉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3]。他认为，人类对于自然界的征服只是短暂的征服，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它拥有着人类难以企及的巨大威力。自然界虽然在一定时间内会因为人类活动的破坏而显示出一定的“无力感”，但是，终究而言，作为先于人类而存在的自然界蕴含着巨大的自我修复的力量，它终究会将人类对其的破坏反噬给人类，让人类尝尽自造的苦果。恩格斯还警告人类，自然界是孕育人类的“母体”，我们终究属于自然界。人类所显示出来的对自然界的统治力量全部来自于其对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与运用，
习近平总书记的“生命共同体”思想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从“自然报复”提升到了关乎“文明兴衰”的重要地位。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4]的重要论断。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15]。習近平总书记在阐释生态衰则文明衰时，援引了恩格斯的原话，“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16]。生态环境的破坏葬送了历史上的许多优秀的文明。破坏自然环境的严重后果不止在眼前，更在将来；不止在生态，更在文明。历史以鲜活的事例不断警醒着人类，对于人类给与自然的破坏，自然不仅加倍地还给了破坏者，更是加倍地还给了整个文明。一个文明的覆灭虽然不至顷刻而至，但若是人类不进行反思与补救，因生态破坏而导致的文明衰落是迟早的事情。为了实现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17]的重要论断，并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18]。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的讲话中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9]，深刻阐释了生态问题在中华文明兴衰中的重要地位，深情唤醒了民众对于中华文明兴衰的责任感。
三、阐述方式——从批判视域到建设视域
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思想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主要是以批判逻辑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前人人与自然关系哲学的批判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的批判形成并发展了科学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
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是从对前人生态哲学思想的批判而发展来的。黑格尔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绝对精神”。“绝对精神”的理念加深了主体对客体的控制，加固了人的“中心”地位，因此也加剧了人对自然的剥削。费尔巴哈把自然从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控制中拯救了出来，宣布了自然界的客观存在性，承认了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费尔巴哈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人与自然交换互动的契合点。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分析并批判继承了前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不仅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创立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的思想，还探索出劳动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契合点，创立了科学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与私有制，从根源上揭露了人与自然关系对立矛盾的深层原因，即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与矛盾。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整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20]。财富的私人占有必然导致私欲的膨胀，最终加剧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与此同时，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认为异化劳动导致了人的异化以及自然的异化。正如马克思所说：“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21]，导致了“从人那里把自然界异化出去，并最终造成了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22]。而导致这种异化劳动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 与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批判逻辑不同，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主要从建设逻辑进行理论的阐释。“生命共同体”思想是立足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基础上，解决我国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主要社会矛盾的重要思想，是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切实的指导作用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一方面，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是在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互动共生的思想是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根源。改革开放以后，党不断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江泽民指出：“环境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23]。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更加重视生态文明的建设，不断继承和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最终形成和发展了“生命共同体”思想。
另一方面，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是在坚持与改革当前我国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此外，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发展有着深厚的土壤条件。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内涵着对美好生态、美好环境的向往，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为我们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基本遵循。
比较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是在批判的逻辑中建立与完善的。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是在建设的逻辑中形成与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前人生态哲学的批判，确立了人与自然的互动共生的思想；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找到了实现“两个和解”的共产主义制度。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发展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与坚持，以及对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入分析，深化了“生命共同体”思想的社会土壤，彰显了“生命共同体”思想的现实价值。
四、道路构建——从理论建构到现实路径
马克思恩格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建构了科学的生态理论体系，他们提出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主要是劳动以及变革社会制度。
一方面，劳动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唯一中介。恩格斯曾说过：“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并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它动物的最后的本质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24]。正是在劳动中，人才将自己从动物中解放出来，人才成为人。劳动首先就是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人通过劳动，不断地从自然界中获取其生活生产资料。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劳动中不仅结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结成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25]。人在劳动中创造了“作为人的人”，也在劳动中生产了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劳动将人与自然、人與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经过人类劳动改造过的自然已经不是纯粹的自然，而成为人化的自然。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显示部分”[26]。人类历史就是“自然界成为人”的一个显示部分。正是在劳动中，人与自然之间得以交换，关系得以调节；正是在劳动中，人与人之间得以互动，关系得以调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必然促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步，因为在劳动中，个体才能意识到协作的好处。
另一方面，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根本途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首先要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解。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难以有计划地进行有序的资源调节，这必然导致生产力与产品的浪费，导致自然资源的浪费。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劳动成为异己的存在，人在劳动中不是获得自由，而是获得枷锁；不是感受到快乐，而是感受到痛苦。劳动不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彰显，而仅仅成为人生存的手段。因此，人在劳动中不择手段地追逐利益，这不仅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也造成了人与人的对立。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27]。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废除私有制，让资本主义生存方式退出历史舞台，建立“一个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28]，即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解，从根本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29]。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向人自身、向社会的人复归，人与自身实现和解。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生产资料，劳动复归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内在要求。在劳动中，生产者通过共同协作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良性循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构建了科学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供了有力的、科学的理论指导。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则不仅从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思想，还提出了具体的实践措施。
一方面，在理论上创新发展了生态的发展观与生态的民生观。其一，构建了生态的发展观。“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习近平提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还提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制，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的保障”[30]。由此可见，习近平强调在构建和保障“生命共同体”中不仅要正确处理自然与发展的关系，还提出了具体的保障措施，即用最严格的制度与法制为“生命共同体”的构建保驾护航。其二，构建了生态的民生观。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1]。生态环境事关每一个民众的利益，不仅与民众的当前利益息息相关，还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密不可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在维护民生的切身利益也是在维护民众的长久利益，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宏伟大计。习近平的“生命共同体”思想充分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充分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以及对人的关注。 另一方面，在实践上用顶层设计与法律制度保障了“生命共同体”思想的落实与发展。其一，加强顶层设计。中共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建设的总体布局中。其后，习近平总书记又明确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着力树立生态观念、完善生态制度、维护生态安全、优化生态环境，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32]。只有不断加强与完善顶层设计，让生态文明建设有章可循，才能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性发展。另一方面，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33]。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要有严格的制度与法治保驾护航，因此要不断“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等。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到，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要“加强组织领导”“调动各方力量”“强化体制机制”以及“激发内生动力”[34]。只有不断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才能够实现“生命共同体”的和谐共生与发展。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是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与理论支撑。只有深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内涵，才能真正让“生命共同体”思想体现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征、体现现实要求；才能真正让“生命共同体”思想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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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学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