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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的进程可分为起步建设、深入发展、全面融合三个阶段。在该进程中，政策演变始终与信息技术变迁相适应，由“强基础”转向“重应用”，表现出连续性和适应性。先进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农村发展，在变革和普及中持续释放红利，表现出前沿性和广泛性。从政策体系建设、数字环境营造、产业链细分、公共服务供给和社会治理手段等方面的趋势来看，农业农村信息化前景可期。
关键词：农业农村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数字乡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F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0）06-0125-11
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改造农业，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拓展市场经营空间，有助于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信息化带来的技术变革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上，而且涉及农村社会、文化、治理等诸多方面，是促进农民就业创业、便利城乡生活、推广普惠服务、强化基层治理的重要手段。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农业信息化水平、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优化公共服务信息化建设，成为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迫切需求，这为推动信息化提供了内在动能。同时，农业农村信息化也面临良好的机遇，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兴起，农村网络设施日益健全，城乡信息服务加快普及，成为信息技术在农村加快渗透的有力支撑。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针对不同历史时期农业农村实际需求，大力推动信息技术的应用，农业农村信息化得到持续的政策保障。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农业农村信息化的历史进程进行阶段性总结，系统梳理不同时期的政策脉络，发掘信息技术在不同阶段的应用重点，这对于整体把握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逻辑，洞察未来发展趋向，探索运用信息化手段解决农业农村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相关文献综述
农业农村信息化概念较为宽泛，包括农业信息化和农村信息化两个层面的内涵。农业信息化的概念提出较早，内容从关注农业产业链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调控性[1]，拓展至农民生活消费信息化、农业基础设施信息化、農业科学技术信息化、农业经营管理信息化、农业资源环境信息化等[2]。农村信息化概念具有更广的内涵，是指采用先进信息技术，开发利用涉农信息资源，推动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应用，从而实现农业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农村社会进步的现代化过程[3-6]。学者们对农村信息化的概念基本形成共识，即涉及整个农业农村系统的信息技术应用和经济社会变迁过程。《中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报告（2009）》首次提出农业农村信息化的概念，将其界定为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政务管理及农村信息服务中实现应用普及的程度和过程。《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十二五”规划》《“十三五”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均采用农业农村信息化的说法，内容包括生产信息化、经营信息化、管理信息化、服务信息化和信息化基础设施等方面。
本文沿用农业农村信息化这一说法，在综合文献研究和学界共识基础上，将农业农村信息化的概念界定为：在信息设施可达性基础上，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产业和农村系统的各个领域，通过有效获取、整合、利用和传播各类涉农信息资源，关联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生态诸要素，推动信息技术在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的全产业链渗透，形成多主体互联互通、信息数据交互和共享的技术应用场景，从而借助信息化手段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创新“三农”服务手段，最终实现农业生产经营效率提升和农村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它既涵盖农业产业环节，如生产、加工、流通、管理等过程中的信息化，又涉及农村发展领域，如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公共治理等方面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过程。
现阶段，学术界对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越来越多国内学者开始转向该领域的研究，近十年相关成果主要聚焦于农业农村信息化的发展水平、影响因素、作用方式等方面，研究方法包括案例分析、量化测度。通过文献分析可得到如下结论：一是整体发展水平方面，随着时间的推进，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水平总体提高，但受到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条件的约束。虽然信息化发展潜力巨大，但区域不平衡现象较为突出。二是信息化的影响作用方面，信息化为农业农村发展带来持续性红利，在促进经济增长、生产率提升、绿色发展、农民增收等方面，其显著作用均得到了证实。三是新的发展模式方面，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农村的模式不断创新，有助于多渠道发掘农业农村增长潜力。如电子商务的出现，为促进农户市场参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区域发展等提供了新途径。
总体上，国内鲜有学者从历史进程角度，对农业农村信息化进程进行阶段性考察。现有研究局限于某阶段、某地区、某类技术或应用领域的总结概括，全面系统性的梳理较为少见。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已构建起较完备的政策框架，体现为持续性技术变迁过程。为深化本领域的理论研究，本文从全局视角对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过程进行把握，突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变化和技术特征，尝试将典型政策、重要技术应用、阶段性成效等内容纳入分析体系中，力求全面展现农业农村信息化的阶段进程、特征与趋势。
二、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的阶段划分及其特征
从广义的数据搜集和信息使用角度来看，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农业已引入农业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主要通过信息获取实现作物生产估计和资源利用调查等，这可认为是农业信息化的雏形。从信息系统构成角度来看，以现代计算机和互联网应用为依据，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的早期政策与实践探索始于20世纪90年代。由于农业农村信息化内涵较为丰富，理论界对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阶段的划分尚无统一标准。从关键时点来看，依据主导政策措施，王芳等认为20世纪90年代起农村信息化政策与国家五年计（规）划相适应，其中1994年中期“金农工程”的提出是农业信息化正式起步和快速发展的重要标志[7-8];基于农村信息化设施建设，苗圩、郭永田等指出，2004年“村村通工程”的实施意义重大，开辟了农村信息化新时代[9-10];从农业信息技术发展角度，赵春江等认为，自2011年开始，我国进入农业信息技术4.0时代[11]。 综合上述研究成果，参照国家层面的宏观推动策略，结合不同时期农业信息技术的应用特点，本文认为，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进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见表1），分别为起步建设阶段（1994—2003年）、深入发展阶段（2004—2010年）、全面融合阶段（2011年至今）。这里对各阶段主要政策和技术应用的成效进行梳理，并提炼农业农村信息化进程中政策演变和技术应用的特点。
（一）起步建设阶段（1994—2003年）：国家层面的涉农信息资源开发管理和应用决策系统逐步搭建，以精准农业为代表的信息化生产作业方式得到示范
20世纪90年代初，计算机和网络在国内开始普及，计算机应用成为信息技术进步的重要体现。顺应信息化发展趋势，1994年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上提出实施“金农”工程，建立农业综合管理和服务信息系统，这表明我国开始从信息技术和服务系统角度寻求“三农”问题的解决途径，标志着我国步入农业农村信息化的新历史初期。“金农”工程总计投资12亿元，主要任务包括建立和维护国家级农业数据库群及其应用系统，建成依托国家传送基干网和电信业务网、广播电视网、计算机信息网，建立统一的信息采集、发布的标准规范等。1999年科技部发布《国家863计划智能化农业信息技术应用示范工程实施办法》，旨在推动信息技术与传统农业的融合，找出适应不同农村地区的信息化发展模式。这是当时得到政府持续支持时间最长、参与人员最多、实施区域最广的农业项目。
在“金农”工程和863计划等国家级项目支持下，信息技术装备和基础设施等软硬件条件不断完善，农业信息系统开始搭建，成为信息化战略的有效载体。生产作业环节方面，精准农业概念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国外引入，主要以3S技术①为基础，基于信息技术和集成管理，实现对作物生产技术、要素、资源等投入产出的精细化控制。对此，原国家科委启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技术应用研究项目，推动3S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精准农业在我国黑龙江、新疆等垦区和规模化农场率先开展示范，并逐步在大中城市郊区推广。基础设施连通方面，1998年初“村村通广播电视”在广电部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同年中共中央、國务院开始启动“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加快改善无线、有线、卫星等技术的设备条件，提高农村地区的广播电视覆盖水平，为电话、移动通信、网络宽带的进村入户奠定了信息化基础。农村信息服务方面，21世纪初期，在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得到广泛应用的同时，“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依托互联网的文教工程开始实施，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交互，在线服务和离线服务相互补充，面向“三农”公共服务的信息资源供给能力大大提高。
在起步建设阶段，农业农村信息化的突出表现是，基于国家级农业信息管理系统的构建，就农业信息资源的采集、开发、应用、决策服务等方面，我国已形成初步设计方案。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管理服务等方面的作用初显。截至2003年，科技部累计投入资金近亿元，各级地方政府和农业企业投入资金近8亿元，建立起5个863品牌农业开发平台，200多个本地化农业专家系统，以及23个应用示范区。这为下一阶段各部门开展农业农村信息化工作、进一步加快农业信息技术应用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深入发展阶段（2004—2010年）：乡村信息化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和社会服务等领域的作用日趋明显
21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支农惠农力度明显加大，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也倍受关注。继“广播电视村村通”之后，原国家信息产业部于2004年启动农村通信“村村通”工程，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服务推广方面发展通信业务，这为网络宽带和信息平台在农村的推广提供了现实条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2005年，我国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农业农村信息化问题，指出“加快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的研究”，要“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十一五”期间，历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了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的相关内容，这些文件明确了当时农业农村信息化工作的原则、目标和任务。各类细则和实施方案密集出台，从宏观政策到项目具体落实，农业农村信息化的发展思路越来越清晰。
在一系列政策的强力推动下，农业农村信息化取得明显成效。就生产领域而言，3S和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提高了农田信息采集、墒情监测、作物估产等的效率，在新疆、黑龙江、河南等地的规模化农场中得到广泛应用，为大型农场管理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手段。物联网技术在畜禽、水产养殖过程管理中的作用愈发突出，精准饲养、疫病防疫、质量追溯等技术在畜禽养殖业中得到推广，水产养殖业信息数据库逐步健全，软件产品和信息系统的应用方式多种多样。就经营领域而言，基于电子商务的线上交易模式成为发掘城乡消费潜力的重要手段。在此背景下，各类涉农交易网站纷纷建立，传统批发市场加快线上转型和开展期货业务，农产品线上交易规模稳步提升。截至2010年底，全国农村电子商务网站已超过3万家，其中涉农网站6000家以上。就基础设施方面而言，互联网理念的普及，使农村信息化发展潜力被激活。2008年我国农村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94.7%和91.6%，农村卫星电视用户约2000万户。2010年，我国实现行政村100%“村村通电话、乡乡能上网”，农村互联网普及率首次突破20%。
在深入发展阶段，我国在宏观政策上延续了对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环境的重视，特别是在信息化连通性、服务性等方面的投入大大增加，使信息技术在农村中的渗透日益加深。国家部委、企业和社会资源积极加入信息设施、网络开发、社会服务、技术指导、远程教育、文化共享等公共项目中。同时，政策设计和落实方案逐渐细化，从生产经营到管理服务，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服务供给，针对多环节的集成应用技术开始涌现，信息化发展以农村发展现实需求和实践应用为导向。
（三）全面融合阶段（2011年至今）：新一轮信息技术全面渗透至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生产数字化、经营网络化、管理精准化、服务个性化的特征逐渐显现 2011年原农业部编制发布了第一个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五年规划——《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十二五”规划》，规划首次从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方面明确了农业信息化建设目标和方案，提出部、省、地市和县四级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体系建设和管理规范。“十二五”末期，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导，为农业农村信息化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此背景下，我国农业发展战略及时跟进，顶层设计超前谋划，“互联网+”现代农业、智慧农业、数字乡村等概念相继被提出。“互联网+”现代农业的概念首次出现在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同年，原农业部印发《“十三五”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明确了2020年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全面深度融合的总体目标和四项具体指标。结合信息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应用需求，2018年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要深化大数据创新应用，推动政务、教育、医疗、金融等资源向农村地区覆盖。与信息技术变革方向相符，此阶段农业农村信息化的目标任务进一步明确，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进程提供了广阔空间。
在全面融合阶段，从生产、经营、服务和基础设施等方向的信息化发展成效来看，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质量明显增强。就生产领域而言，农业农村部在9个省份持续推进农业物联网区域试验示范，总结推广426项节本增效农业物联网软硬件产品、技术和模式，在大田种植、园艺作物、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等领域陆续开展数字农业建设试点。就经营环节而言，2018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1.37万亿元，同比增长30.4%，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2305亿元，同比增长33.8%。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信息需求与获取均呈多元化特征[12]。在信息化服务中，依托农业农村部信息进村入户试点工作，截至2018年底我国建成益农信息社26.83万个，行政村覆盖率达49.7%。益农信息社为农户提供农业、公益、便民、培训、指导和购销等各方面服务。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言，截至2018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22亿人，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38.4%，全国行政村通光纤比例达到96%以上。
在全面融合阶段，农业农村信息化分为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方面的具体内容得到明确。伴随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全面持续渗透，数字化、智能化等理念开始导入。2018年全国77.7%的县（市、区）设立了农业农村信息化管理服务机构，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总体水平为33%，农业生产数字化水平接近20%①，数字乡村发展雏形已经显现。以数字化、智能化为特征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正在构建，互联网小镇、共享农庄、智慧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公益机构等各类社会主体的参与力度加大，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新动能。
三、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的经验启示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历程来看，各阶段在政策导向和技术应用上侧重点有所差异，在前后发展逻辑上紧密联系。遵循阶段划分，政策演进轨迹体现从“强基础”到“重应用”的变化，信息技术的应用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展。
（一）政策连续性成为信息化项目推进的重要保障
我国信息技术服务“三农”的困难最主要表现在涉农信息资源利用不足、先进信息技术应用不足、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落后等方面[13]。因此，信息管理系统开发、关键技术研发示范和基础设施建設，成为我国政策持续关注的焦点（见表2，下页）。“金农”工程项目历时近20年，旨在促进农业信息管理系统的健全，推动部省、行业之间的业务协同和共享，有效提高农业行政管理效率。在关键技术领域，科技部通过实施863计划，完成了农业专家系统平台开发和各个省份的应用示范区建设，实现了农业科技推广方式的信息网络化。在基础设施方面，从1998年“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到2004年“村村通电话工程”，再到2016年“村村通宽带工程”，每项工程都有明确的时间节点和目标。“十一五”期末，广播电视和电话“村村通”的目标基本达成，预计到2020年将实现“村村通宽带”。2016年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业农村信息化予以高度关注，“互联网+”现代农业、智慧农业、数字农业、数字乡村等概念相继被提出。宏观政策在探索中不失连贯性，方能找准信息技术与传统农业的结合点，把握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的着力点。
基础设施的改善是信息化的前提，从长远和潜在收益角度来看，对基础设施的大范围投入保障了短期内见效，使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在农村地区实现持续性可触及，如随后农村电子商务等的发展，均受益于村级公路、通信等条件的改善。撇开短期运行效率的争议，从公平性和长远视角来看，我国在农业农村信息化上的政策指引是颇具前瞻性的，且通过各方投入对于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短板的优先安排，保障了长期社会福利的优化。
（二）信息技术在应用中体现科技的时代变化
随着时代的进步，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等领域的内涵不断丰富：从生产经营环节的精准化作业，到电子商务模式下经营流通方式的变革;从农业全产业链的数字化改造，到互联网环境下农民生活中的技术与服务普惠;从针对农民群体的信息推广，到多媒体融合背景下交互式传播的形成;从基于网站的涉农信息获取和利用，到开放网络下运用算法对大数据的深入开发。信息技术应用表现为同时代前沿科技对接，不断满足农村发展的现实需求。
近年来，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国际前沿科技，各行业更替进程加快。信息化提供了开放式的技术发展路径，不同的技术应用手段、推广模式等相继出现，不同农业产业环节、不同品种的技术产品日益多样化。例如，农业生产经营不再局限于某类技术锁定，而是可以找到低成本的适宜替代技术。处理多种应用情形的系统，以及关联市场需求的智能化、智慧化技术，成为驱动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新动力。一批农业IT企业已经涌现，将“AI”“IOT”“SaaS”作为系统解决方案的尝试，基于大数据采集和标准化算法模型，通过加载视觉、感知、计算、监测等各个模块实现集成应用，能够针对作物生长阶段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使得农事分析智能化。与技术前沿保持一致，在智能研发、软硬件设计、系统优化、信息管理等领域，信息化建设越来越强调不同技术主体间的互补合作。 （三）政策演进与信息技术应用的趋势紧密结合
农业农村信息化相关政策，适应了农业发展阶段性需求，与信息技术环境密切相关（见表3，下页）。20世纪90年代初期，计算机刚刚开始普及，此时政策导向以支持信息化基础设施为主，尤其关注广播电视、电话、宽带等的连通性。随后精准农业概念引入，3S等先进信息技术得到支持，这为后期设施农业和智能装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互联网在农村地区普及率的逐年提升，政策法规、服务咨询、科技成果等方面的对农信息传播加快，出现以电话网络、计算机网络、电视网络为依托的“三网融合”信息服务体系，这时我国开始支持信息化手段在社会事业领域的业务拓展。21世纪初，信息化網络技术步入成熟期，此时，政策鼓励运用信息化手段，推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向农村地区延伸，提供更多便民服务，如缴费、保险、金融等通过在线服务形式开展业务，信息化对于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撑能力逐渐增强。2014年以来，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信息技术对于农业生产经营、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撑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信息化政策更加强调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主体的共同参与，形成多层级、多元化的农村网络服务体系，与生产生活紧密融合。
农业农村信息化政策的演进，与宏观背景和技术应用方向相一致。起步建设阶段强调单方推进的设施供给和信息系统搭建，随着信息化基础条件的改善，企业、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参与局面逐渐形成，信息化在行业应用的广度深度提高[14]，避免了行政资源浪费[15]。如果说信息化促进产业发展体现的是经济效率，在农村公共服务方面，信息技术的应用则更多体现了社会公平。在农村互联网环境变化中，公共政策不仅聚焦农业生产经营，而且考虑与生产生活广泛关联的技术需求，充分调动信息技术资源进入生活服务和社会管理领域。通过保持在信息推广、生活服务、基层治理等方面的持续关注，实现政策与技术在农业农村应用导向上的目标契合[16]，从“强基础”向“重应用”转变。农业农村信息化的顶层设计并不盲目，而是在紧密联系农村现实需求中，针对信息技术的具体实践予以引导和扶持，以保障效率和公平。
（四）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农村的深度和广度持续拓展
从农业产业链角度来看，在农业农村信息化起步建设阶段，信息技术率先应用于精准农业的生产作业环节，以3S技术、计算机控制为主，随后于深入发展阶段过渡到物联网、智能装备等数字化技术的示范应用（见表4）。21世纪初，信息技术对经营方式变革的推动作用日益，表现为一些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建立网站等方式开展业务。随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二维码等信息技术在流通销售环节得到推广，基于电子商务的平台交易模式成为农村产品上行的有效手段。随着各级农业信息资源管理系统的健全，信息化开始推动传统生产经营方式和服务模式的变革。围绕经营主体对于数据处理和个性服务的需求，产后渠道管理和价值链配套等方面的增值服务，成为强化产业上下游质量溯源与对接的必要环节。总之，在生产管理环节的技术改造、经营流通模式的数字化变革等方面，信息技术围绕农业产业链需求不断升级，实现了从生产经营到管理服务的全面覆盖。
从涉农信息管理和对农服务的角度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主要通过涉农数据库、决策服务系统和软件系统等开发建设，对涉农信息资源进行采集、利用和管理。进入21世纪，各级农业主管部门开始建立局域网和农业信息网站，信息技术在村级政务管理、“三资”管理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时，农村信息服务模式顺应技术应用变化，由“三网融合”向“三微一端”①转变，农村技术推广和文化传播更加便捷，持续推动教育、医疗、保险等资源下乡。近年来，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智慧医疗、移动社交、云服务等项目出现，加快了社会服务和治理手段的网络化。这说明信息化在加快城乡公共资源共享、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同样展现出广泛适用性。
四、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的趋势研判
理论、政策和实践的探索推动了信息技术与农业农村全面融合，农业农村信息化取得明显进展，有力引领和驱动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然而，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仍落后于农业现代化进程。在农业精确作业、智能装备、自动化控制、生物传感器等关键技术研发上，我国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信息技术的应用尚处于政策性试点示范阶段，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供需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12]。同时，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水平低，数字鸿沟成为城乡发展差距的重要表现①。因此，如何强化信息技术对于乡村振兴的支撑作用，使农村地区共享信息化发展红利，是农业农村信息化的重要方向和目标。针对这些现实问题，基于上述分析，从政策、技术、产业、服务、治理等方面，就农业农村信息化未来趋势进行研判。
（一）政策体系和落地方案渐趋成熟
我国在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过程中，政策方案渐趋清晰，信息资源的整合、利用规划性强，信息化示范带动效果愈加明显。随着自上而下各级信息管理层级架构的建立，以及国家数字农业农村系统、农业物联网、农业单品种全产业链大数据等体系的构建完善，顶层设计的支撑作用将进一步强化，信息化建设实施方案、推进规则和标准制定等将日益完善和细化。农业园区、示范区等作为信息化发展的有效载体，将在条件适宜地区推广运行，依托政策优惠措施和基层信息管理体系，推动数据中心、智能装备、电商平台等项目开展。现实中，各级部门的服务体系与信息化发展实践相结合，针对产业链不同环节、生活服务不同领域、社会管理不同模式等方面，有望在不同地区形成差异化的管理模式和手段。如部分地区探索“云中心一大数据系统一信息服务商一基层服务站（益农社）”的运营架构，已经在实际运行中渐趋规范化。
（二）信息技术助力乡村数字环境营造
2030年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有望超过50%，数字经济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的发布，为本土化、乡村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宏观指导。未来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智能算法可以综合人工智能、机器视觉、动态监测、平台运营等技术模块，为生产标准化作业提供方案。越来越多的村民将能够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开展生产和商业活动。通过信息资源连接塑造出的数字化、智能化环境，村民可以与传统熟人网络更好地融合，搭建有利于信息技术传播和共享的良性社会网络，极大丰富生产生活的空间形态。此时的乡村不仅承载着信息技术的应用示范，而且成为数字化整合资源要素的实体表达，有助于形成一种非排他性的数字利用环境。农民可以利用各类开放资源进行社会化学习，加快信息资源共享和强化基层联系，实现数字价值创造的本地化积累。 （三）信息化推动行业转型与产业链细分
按照当前的趋势，信息技术将继续在标准化程度高、附加值高的行业率先运用示范，如畜牧水产养殖、设施农业等，表现出技术密集型的特点。农业机器人、生物传感器、无人机、自动控制等智能装备的示范应用，将在易于标准化、规模化的农业作业流程中出现，有效节约人力成本。信息资源与生产、加工、流通、管理、服务和消费各环节的技术融合，通过资源整合与发挥要素集聚效应，实现精准化作业流程，催生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服务形态。随着信息技术由工业、制造业向农业部门加快转移，信息技术还将促进专业分工和领域细分，推动产业链向服务端延伸，在采购、仓储、包装、物流、运输、配送、客服等领域实现专业化服务。
（四）信息化促进农村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給
信息化在农村生活和社会事业领域中将得到广泛应用，如在生活领域，以大数据资源利用为基础，通过机器学习和算法优化，能够针对农村居民就业、医疗、教育等生活需求，提供匹配的个性化定制项目，成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有效方案。进一步地，信息化不仅是扩大公共品普及的重要手段，而且是拓展新业务的有效方式。鉴于未来农村社会发展对于公共服务的要求将更加多元化、专业化和配套化，通过信息化引领农民生活方式转变，同时也为市场主体提供了获取服务业附加值的机遇。特别是在农村生活、文化、娱乐、养老等领域，预计将会有各类运营主体参与开发，投入农村业务的推广中。因此，信息环境下农村公共服务的多渠道供给，有助于多主体共同参与格局的形成，优化农村公共物品配置，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五）信息化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新思路
以互联网、大数据、电子政务等为代表的信息化手段，大大拓展了乡村治理的手段和形式，有助于提升社会治理效率。村民通过互联网实现交流，基层干部和村民间更容易形成互动，农民群众的自主话语权得到提高，在村级事务管理当中的参与度和认同感不断增强。当前，大数据背景下电子政务、移动政务相继出现在农村治理模式中，一些东部地区已经尝试通过建立党建平台，通过数字化网络叠加政务工作和社会管理等业务，来进行村务管理、应急管理、生产指导等，引导治理流程的智慧化。遵循乡村振兴战略，未来信息化手段有望与乡村传统社会治理经验相结合，现代信息技术与农村传统社会结构的互动将推动监管式、科层式治理向数据驱动的网络化治理转变，形成差异化善治乡村发展路径，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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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informatization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at’s start-up construction stage， deeper application stage and overall integration stage. In this process that policy evolution was matching technological changein its transition from“strengthen foundation” to “recommend application”， showing characteristic of consistency and adaptati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ed i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showed the leading edge and universality. Seen from policy system building， digit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industry chain subdivision， public service supply and social governance measure， the prospect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informatization is bright.
Key word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informatizati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
关键词：农业农村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数字乡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F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0）06-0125-11
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改造农业，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拓展市场经营空间，有助于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信息化带来的技术变革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上，而且涉及农村社会、文化、治理等诸多方面，是促进农民就业创业、便利城乡生活、推广普惠服务、强化基层治理的重要手段。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农业信息化水平、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优化公共服务信息化建设，成为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迫切需求，这为推动信息化提供了内在动能。同时，农业农村信息化也面临良好的机遇，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兴起，农村网络设施日益健全，城乡信息服务加快普及，成为信息技术在农村加快渗透的有力支撑。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针对不同历史时期农业农村实际需求，大力推动信息技术的应用，农业农村信息化得到持续的政策保障。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农业农村信息化的历史进程进行阶段性总结，系统梳理不同时期的政策脉络，发掘信息技术在不同阶段的应用重点，这对于整体把握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逻辑，洞察未来发展趋向，探索运用信息化手段解决农业农村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相关文献综述
农业农村信息化概念较为宽泛，包括农业信息化和农村信息化两个层面的内涵。农业信息化的概念提出较早，内容从关注农业产业链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调控性[1]，拓展至农民生活消费信息化、农业基础设施信息化、農业科学技术信息化、农业经营管理信息化、农业资源环境信息化等[2]。农村信息化概念具有更广的内涵，是指采用先进信息技术，开发利用涉农信息资源，推动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应用，从而实现农业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农村社会进步的现代化过程[3-6]。学者们对农村信息化的概念基本形成共识，即涉及整个农业农村系统的信息技术应用和经济社会变迁过程。《中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报告（2009）》首次提出农业农村信息化的概念，将其界定为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政务管理及农村信息服务中实现应用普及的程度和过程。《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十二五”规划》《“十三五”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均采用农业农村信息化的说法，内容包括生产信息化、经营信息化、管理信息化、服务信息化和信息化基础设施等方面。
本文沿用农业农村信息化这一说法，在综合文献研究和学界共识基础上，将农业农村信息化的概念界定为：在信息设施可达性基础上，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产业和农村系统的各个领域，通过有效获取、整合、利用和传播各类涉农信息资源，关联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生态诸要素，推动信息技术在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的全产业链渗透，形成多主体互联互通、信息数据交互和共享的技术应用场景，从而借助信息化手段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创新“三农”服务手段，最终实现农业生产经营效率提升和农村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它既涵盖农业产业环节，如生产、加工、流通、管理等过程中的信息化，又涉及农村发展领域，如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公共治理等方面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过程。
现阶段，学术界对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越来越多国内学者开始转向该领域的研究，近十年相关成果主要聚焦于农业农村信息化的发展水平、影响因素、作用方式等方面，研究方法包括案例分析、量化测度。通过文献分析可得到如下结论：一是整体发展水平方面，随着时间的推进，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水平总体提高，但受到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条件的约束。虽然信息化发展潜力巨大，但区域不平衡现象较为突出。二是信息化的影响作用方面，信息化为农业农村发展带来持续性红利，在促进经济增长、生产率提升、绿色发展、农民增收等方面，其显著作用均得到了证实。三是新的发展模式方面，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农村的模式不断创新，有助于多渠道发掘农业农村增长潜力。如电子商务的出现，为促进农户市场参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区域发展等提供了新途径。
总体上，国内鲜有学者从历史进程角度，对农业农村信息化进程进行阶段性考察。现有研究局限于某阶段、某地区、某类技术或应用领域的总结概括，全面系统性的梳理较为少见。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已构建起较完备的政策框架，体现为持续性技术变迁过程。为深化本领域的理论研究，本文从全局视角对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过程进行把握，突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变化和技术特征，尝试将典型政策、重要技术应用、阶段性成效等内容纳入分析体系中，力求全面展现农业农村信息化的阶段进程、特征与趋势。
二、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的阶段划分及其特征
从广义的数据搜集和信息使用角度来看，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农业已引入农业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主要通过信息获取实现作物生产估计和资源利用调查等，这可认为是农业信息化的雏形。从信息系统构成角度来看，以现代计算机和互联网应用为依据，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的早期政策与实践探索始于20世纪90年代。由于农业农村信息化内涵较为丰富，理论界对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阶段的划分尚无统一标准。从关键时点来看，依据主导政策措施，王芳等认为20世纪90年代起农村信息化政策与国家五年计（规）划相适应，其中1994年中期“金农工程”的提出是农业信息化正式起步和快速发展的重要标志[7-8];基于农村信息化设施建设，苗圩、郭永田等指出，2004年“村村通工程”的实施意义重大，开辟了农村信息化新时代[9-10];从农业信息技术发展角度，赵春江等认为，自2011年开始，我国进入农业信息技术4.0时代[11]。 综合上述研究成果，参照国家层面的宏观推动策略，结合不同时期农业信息技术的应用特点，本文认为，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进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见表1），分别为起步建设阶段（1994—2003年）、深入发展阶段（2004—2010年）、全面融合阶段（2011年至今）。这里对各阶段主要政策和技术应用的成效进行梳理，并提炼农业农村信息化进程中政策演变和技术应用的特点。
（一）起步建设阶段（1994—2003年）：国家层面的涉农信息资源开发管理和应用决策系统逐步搭建，以精准农业为代表的信息化生产作业方式得到示范
20世纪90年代初，计算机和网络在国内开始普及，计算机应用成为信息技术进步的重要体现。顺应信息化发展趋势，1994年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上提出实施“金农”工程，建立农业综合管理和服务信息系统，这表明我国开始从信息技术和服务系统角度寻求“三农”问题的解决途径，标志着我国步入农业农村信息化的新历史初期。“金农”工程总计投资12亿元，主要任务包括建立和维护国家级农业数据库群及其应用系统，建成依托国家传送基干网和电信业务网、广播电视网、计算机信息网，建立统一的信息采集、发布的标准规范等。1999年科技部发布《国家863计划智能化农业信息技术应用示范工程实施办法》，旨在推动信息技术与传统农业的融合，找出适应不同农村地区的信息化发展模式。这是当时得到政府持续支持时间最长、参与人员最多、实施区域最广的农业项目。
在“金农”工程和863计划等国家级项目支持下，信息技术装备和基础设施等软硬件条件不断完善，农业信息系统开始搭建，成为信息化战略的有效载体。生产作业环节方面，精准农业概念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国外引入，主要以3S技术①为基础，基于信息技术和集成管理，实现对作物生产技术、要素、资源等投入产出的精细化控制。对此，原国家科委启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技术应用研究项目，推动3S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精准农业在我国黑龙江、新疆等垦区和规模化农场率先开展示范，并逐步在大中城市郊区推广。基础设施连通方面，1998年初“村村通广播电视”在广电部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同年中共中央、國务院开始启动“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加快改善无线、有线、卫星等技术的设备条件，提高农村地区的广播电视覆盖水平，为电话、移动通信、网络宽带的进村入户奠定了信息化基础。农村信息服务方面，21世纪初期，在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得到广泛应用的同时，“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依托互联网的文教工程开始实施，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交互，在线服务和离线服务相互补充，面向“三农”公共服务的信息资源供给能力大大提高。
在起步建设阶段，农业农村信息化的突出表现是，基于国家级农业信息管理系统的构建，就农业信息资源的采集、开发、应用、决策服务等方面，我国已形成初步设计方案。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管理服务等方面的作用初显。截至2003年，科技部累计投入资金近亿元，各级地方政府和农业企业投入资金近8亿元，建立起5个863品牌农业开发平台，200多个本地化农业专家系统，以及23个应用示范区。这为下一阶段各部门开展农业农村信息化工作、进一步加快农业信息技术应用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深入发展阶段（2004—2010年）：乡村信息化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和社会服务等领域的作用日趋明显
21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支农惠农力度明显加大，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也倍受关注。继“广播电视村村通”之后，原国家信息产业部于2004年启动农村通信“村村通”工程，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服务推广方面发展通信业务，这为网络宽带和信息平台在农村的推广提供了现实条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2005年，我国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农业农村信息化问题，指出“加快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的研究”，要“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十一五”期间，历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了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的相关内容，这些文件明确了当时农业农村信息化工作的原则、目标和任务。各类细则和实施方案密集出台，从宏观政策到项目具体落实，农业农村信息化的发展思路越来越清晰。
在一系列政策的强力推动下，农业农村信息化取得明显成效。就生产领域而言，3S和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提高了农田信息采集、墒情监测、作物估产等的效率，在新疆、黑龙江、河南等地的规模化农场中得到广泛应用，为大型农场管理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手段。物联网技术在畜禽、水产养殖过程管理中的作用愈发突出，精准饲养、疫病防疫、质量追溯等技术在畜禽养殖业中得到推广，水产养殖业信息数据库逐步健全，软件产品和信息系统的应用方式多种多样。就经营领域而言，基于电子商务的线上交易模式成为发掘城乡消费潜力的重要手段。在此背景下，各类涉农交易网站纷纷建立，传统批发市场加快线上转型和开展期货业务，农产品线上交易规模稳步提升。截至2010年底，全国农村电子商务网站已超过3万家，其中涉农网站6000家以上。就基础设施方面而言，互联网理念的普及，使农村信息化发展潜力被激活。2008年我国农村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94.7%和91.6%，农村卫星电视用户约2000万户。2010年，我国实现行政村100%“村村通电话、乡乡能上网”，农村互联网普及率首次突破20%。
在深入发展阶段，我国在宏观政策上延续了对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环境的重视，特别是在信息化连通性、服务性等方面的投入大大增加，使信息技术在农村中的渗透日益加深。国家部委、企业和社会资源积极加入信息设施、网络开发、社会服务、技术指导、远程教育、文化共享等公共项目中。同时，政策设计和落实方案逐渐细化，从生产经营到管理服务，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服务供给，针对多环节的集成应用技术开始涌现，信息化发展以农村发展现实需求和实践应用为导向。
（三）全面融合阶段（2011年至今）：新一轮信息技术全面渗透至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生产数字化、经营网络化、管理精准化、服务个性化的特征逐渐显现 2011年原农业部编制发布了第一个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五年规划——《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十二五”规划》，规划首次从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方面明确了农业信息化建设目标和方案，提出部、省、地市和县四级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体系建设和管理规范。“十二五”末期，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导，为农业农村信息化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此背景下，我国农业发展战略及时跟进，顶层设计超前谋划，“互联网+”现代农业、智慧农业、数字乡村等概念相继被提出。“互联网+”现代农业的概念首次出现在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同年，原农业部印发《“十三五”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明确了2020年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全面深度融合的总体目标和四项具体指标。结合信息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应用需求，2018年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要深化大数据创新应用，推动政务、教育、医疗、金融等资源向农村地区覆盖。与信息技术变革方向相符，此阶段农业农村信息化的目标任务进一步明确，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进程提供了广阔空间。
在全面融合阶段，从生产、经营、服务和基础设施等方向的信息化发展成效来看，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质量明显增强。就生产领域而言，农业农村部在9个省份持续推进农业物联网区域试验示范，总结推广426项节本增效农业物联网软硬件产品、技术和模式，在大田种植、园艺作物、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等领域陆续开展数字农业建设试点。就经营环节而言，2018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1.37万亿元，同比增长30.4%，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2305亿元，同比增长33.8%。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信息需求与获取均呈多元化特征[12]。在信息化服务中，依托农业农村部信息进村入户试点工作，截至2018年底我国建成益农信息社26.83万个，行政村覆盖率达49.7%。益农信息社为农户提供农业、公益、便民、培训、指导和购销等各方面服务。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言，截至2018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22亿人，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38.4%，全国行政村通光纤比例达到96%以上。
在全面融合阶段，农业农村信息化分为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方面的具体内容得到明确。伴随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全面持续渗透，数字化、智能化等理念开始导入。2018年全国77.7%的县（市、区）设立了农业农村信息化管理服务机构，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总体水平为33%，农业生产数字化水平接近20%①，数字乡村发展雏形已经显现。以数字化、智能化为特征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正在构建，互联网小镇、共享农庄、智慧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公益机构等各类社会主体的参与力度加大，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新动能。
三、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的经验启示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历程来看，各阶段在政策导向和技术应用上侧重点有所差异，在前后发展逻辑上紧密联系。遵循阶段划分，政策演进轨迹体现从“强基础”到“重应用”的变化，信息技术的应用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展。
（一）政策连续性成为信息化项目推进的重要保障
我国信息技术服务“三农”的困难最主要表现在涉农信息资源利用不足、先进信息技术应用不足、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落后等方面[13]。因此，信息管理系统开发、关键技术研发示范和基础设施建設，成为我国政策持续关注的焦点（见表2，下页）。“金农”工程项目历时近20年，旨在促进农业信息管理系统的健全，推动部省、行业之间的业务协同和共享，有效提高农业行政管理效率。在关键技术领域，科技部通过实施863计划，完成了农业专家系统平台开发和各个省份的应用示范区建设，实现了农业科技推广方式的信息网络化。在基础设施方面，从1998年“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到2004年“村村通电话工程”，再到2016年“村村通宽带工程”，每项工程都有明确的时间节点和目标。“十一五”期末，广播电视和电话“村村通”的目标基本达成，预计到2020年将实现“村村通宽带”。2016年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业农村信息化予以高度关注，“互联网+”现代农业、智慧农业、数字农业、数字乡村等概念相继被提出。宏观政策在探索中不失连贯性，方能找准信息技术与传统农业的结合点，把握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的着力点。
基础设施的改善是信息化的前提，从长远和潜在收益角度来看，对基础设施的大范围投入保障了短期内见效，使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在农村地区实现持续性可触及，如随后农村电子商务等的发展，均受益于村级公路、通信等条件的改善。撇开短期运行效率的争议，从公平性和长远视角来看，我国在农业农村信息化上的政策指引是颇具前瞻性的，且通过各方投入对于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短板的优先安排，保障了长期社会福利的优化。
（二）信息技术在应用中体现科技的时代变化
随着时代的进步，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等领域的内涵不断丰富：从生产经营环节的精准化作业，到电子商务模式下经营流通方式的变革;从农业全产业链的数字化改造，到互联网环境下农民生活中的技术与服务普惠;从针对农民群体的信息推广，到多媒体融合背景下交互式传播的形成;从基于网站的涉农信息获取和利用，到开放网络下运用算法对大数据的深入开发。信息技术应用表现为同时代前沿科技对接，不断满足农村发展的现实需求。
近年来，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国际前沿科技，各行业更替进程加快。信息化提供了开放式的技术发展路径，不同的技术应用手段、推广模式等相继出现，不同农业产业环节、不同品种的技术产品日益多样化。例如，农业生产经营不再局限于某类技术锁定，而是可以找到低成本的适宜替代技术。处理多种应用情形的系统，以及关联市场需求的智能化、智慧化技术，成为驱动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新动力。一批农业IT企业已经涌现，将“AI”“IOT”“SaaS”作为系统解决方案的尝试，基于大数据采集和标准化算法模型，通过加载视觉、感知、计算、监测等各个模块实现集成应用，能够针对作物生长阶段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使得农事分析智能化。与技术前沿保持一致，在智能研发、软硬件设计、系统优化、信息管理等领域，信息化建设越来越强调不同技术主体间的互补合作。 （三）政策演进与信息技术应用的趋势紧密结合
农业农村信息化相关政策，适应了农业发展阶段性需求，与信息技术环境密切相关（见表3，下页）。20世纪90年代初期，计算机刚刚开始普及，此时政策导向以支持信息化基础设施为主，尤其关注广播电视、电话、宽带等的连通性。随后精准农业概念引入，3S等先进信息技术得到支持，这为后期设施农业和智能装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互联网在农村地区普及率的逐年提升，政策法规、服务咨询、科技成果等方面的对农信息传播加快，出现以电话网络、计算机网络、电视网络为依托的“三网融合”信息服务体系，这时我国开始支持信息化手段在社会事业领域的业务拓展。21世纪初，信息化網络技术步入成熟期，此时，政策鼓励运用信息化手段，推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向农村地区延伸，提供更多便民服务，如缴费、保险、金融等通过在线服务形式开展业务，信息化对于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撑能力逐渐增强。2014年以来，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信息技术对于农业生产经营、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撑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信息化政策更加强调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主体的共同参与，形成多层级、多元化的农村网络服务体系，与生产生活紧密融合。
农业农村信息化政策的演进，与宏观背景和技术应用方向相一致。起步建设阶段强调单方推进的设施供给和信息系统搭建，随着信息化基础条件的改善，企业、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参与局面逐渐形成，信息化在行业应用的广度深度提高[14]，避免了行政资源浪费[15]。如果说信息化促进产业发展体现的是经济效率，在农村公共服务方面，信息技术的应用则更多体现了社会公平。在农村互联网环境变化中，公共政策不仅聚焦农业生产经营，而且考虑与生产生活广泛关联的技术需求，充分调动信息技术资源进入生活服务和社会管理领域。通过保持在信息推广、生活服务、基层治理等方面的持续关注，实现政策与技术在农业农村应用导向上的目标契合[16]，从“强基础”向“重应用”转变。农业农村信息化的顶层设计并不盲目，而是在紧密联系农村现实需求中，针对信息技术的具体实践予以引导和扶持，以保障效率和公平。
（四）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农村的深度和广度持续拓展
从农业产业链角度来看，在农业农村信息化起步建设阶段，信息技术率先应用于精准农业的生产作业环节，以3S技术、计算机控制为主，随后于深入发展阶段过渡到物联网、智能装备等数字化技术的示范应用（见表4）。21世纪初，信息技术对经营方式变革的推动作用日益，表现为一些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建立网站等方式开展业务。随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二维码等信息技术在流通销售环节得到推广，基于电子商务的平台交易模式成为农村产品上行的有效手段。随着各级农业信息资源管理系统的健全，信息化开始推动传统生产经营方式和服务模式的变革。围绕经营主体对于数据处理和个性服务的需求，产后渠道管理和价值链配套等方面的增值服务，成为强化产业上下游质量溯源与对接的必要环节。总之，在生产管理环节的技术改造、经营流通模式的数字化变革等方面，信息技术围绕农业产业链需求不断升级，实现了从生产经营到管理服务的全面覆盖。
从涉农信息管理和对农服务的角度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主要通过涉农数据库、决策服务系统和软件系统等开发建设，对涉农信息资源进行采集、利用和管理。进入21世纪，各级农业主管部门开始建立局域网和农业信息网站，信息技术在村级政务管理、“三资”管理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时，农村信息服务模式顺应技术应用变化，由“三网融合”向“三微一端”①转变，农村技术推广和文化传播更加便捷，持续推动教育、医疗、保险等资源下乡。近年来，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智慧医疗、移动社交、云服务等项目出现，加快了社会服务和治理手段的网络化。这说明信息化在加快城乡公共资源共享、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同样展现出广泛适用性。
四、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的趋势研判
理论、政策和实践的探索推动了信息技术与农业农村全面融合，农业农村信息化取得明显进展，有力引领和驱动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然而，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仍落后于农业现代化进程。在农业精确作业、智能装备、自动化控制、生物传感器等关键技术研发上，我国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信息技术的应用尚处于政策性试点示范阶段，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供需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12]。同时，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水平低，数字鸿沟成为城乡发展差距的重要表现①。因此，如何强化信息技术对于乡村振兴的支撑作用，使农村地区共享信息化发展红利，是农业农村信息化的重要方向和目标。针对这些现实问题，基于上述分析，从政策、技术、产业、服务、治理等方面，就农业农村信息化未来趋势进行研判。
（一）政策体系和落地方案渐趋成熟
我国在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过程中，政策方案渐趋清晰，信息资源的整合、利用规划性强，信息化示范带动效果愈加明显。随着自上而下各级信息管理层级架构的建立，以及国家数字农业农村系统、农业物联网、农业单品种全产业链大数据等体系的构建完善，顶层设计的支撑作用将进一步强化，信息化建设实施方案、推进规则和标准制定等将日益完善和细化。农业园区、示范区等作为信息化发展的有效载体，将在条件适宜地区推广运行，依托政策优惠措施和基层信息管理体系，推动数据中心、智能装备、电商平台等项目开展。现实中，各级部门的服务体系与信息化发展实践相结合，针对产业链不同环节、生活服务不同领域、社会管理不同模式等方面，有望在不同地区形成差异化的管理模式和手段。如部分地区探索“云中心一大数据系统一信息服务商一基层服务站（益农社）”的运营架构，已经在实际运行中渐趋规范化。
（二）信息技术助力乡村数字环境营造
2030年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有望超过50%，数字经济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的发布，为本土化、乡村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宏观指导。未来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智能算法可以综合人工智能、机器视觉、动态监测、平台运营等技术模块，为生产标准化作业提供方案。越来越多的村民将能够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开展生产和商业活动。通过信息资源连接塑造出的数字化、智能化环境，村民可以与传统熟人网络更好地融合，搭建有利于信息技术传播和共享的良性社会网络，极大丰富生产生活的空间形态。此时的乡村不仅承载着信息技术的应用示范，而且成为数字化整合资源要素的实体表达，有助于形成一种非排他性的数字利用环境。农民可以利用各类开放资源进行社会化学习，加快信息资源共享和强化基层联系，实现数字价值创造的本地化积累。 （三）信息化推动行业转型与产业链细分
按照当前的趋势，信息技术将继续在标准化程度高、附加值高的行业率先运用示范，如畜牧水产养殖、设施农业等，表现出技术密集型的特点。农业机器人、生物传感器、无人机、自动控制等智能装备的示范应用，将在易于标准化、规模化的农业作业流程中出现，有效节约人力成本。信息资源与生产、加工、流通、管理、服务和消费各环节的技术融合，通过资源整合与发挥要素集聚效应，实现精准化作业流程，催生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服务形态。随着信息技术由工业、制造业向农业部门加快转移，信息技术还将促进专业分工和领域细分，推动产业链向服务端延伸，在采购、仓储、包装、物流、运输、配送、客服等领域实现专业化服务。
（四）信息化促进农村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給
信息化在农村生活和社会事业领域中将得到广泛应用，如在生活领域，以大数据资源利用为基础，通过机器学习和算法优化，能够针对农村居民就业、医疗、教育等生活需求，提供匹配的个性化定制项目，成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有效方案。进一步地，信息化不仅是扩大公共品普及的重要手段，而且是拓展新业务的有效方式。鉴于未来农村社会发展对于公共服务的要求将更加多元化、专业化和配套化，通过信息化引领农民生活方式转变，同时也为市场主体提供了获取服务业附加值的机遇。特别是在农村生活、文化、娱乐、养老等领域，预计将会有各类运营主体参与开发，投入农村业务的推广中。因此，信息环境下农村公共服务的多渠道供给，有助于多主体共同参与格局的形成，优化农村公共物品配置，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五）信息化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新思路
以互联网、大数据、电子政务等为代表的信息化手段，大大拓展了乡村治理的手段和形式，有助于提升社会治理效率。村民通过互联网实现交流，基层干部和村民间更容易形成互动，农民群众的自主话语权得到提高，在村级事务管理当中的参与度和认同感不断增强。当前，大数据背景下电子政务、移动政务相继出现在农村治理模式中，一些东部地区已经尝试通过建立党建平台，通过数字化网络叠加政务工作和社会管理等业务，来进行村务管理、应急管理、生产指导等，引导治理流程的智慧化。遵循乡村振兴战略，未来信息化手段有望与乡村传统社会治理经验相结合，现代信息技术与农村传统社会结构的互动将推动监管式、科层式治理向数据驱动的网络化治理转变，形成差异化善治乡村发展路径，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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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informatization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at’s start-up construction stage， deeper application stage and overall integration stage. In this process that policy evolution was matching technological changein its transition from“strengthen foundation” to “recommend application”， showing characteristic of consistency and adaptati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ed i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showed the leading edge and universality. Seen from policy system building， digit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industry chain subdivision， public service supply and social governance measure， the prospect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informatization is bright.
Key word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informatizati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