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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初，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审议“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这无疑是今年两会的最大看点。随着两会的临近，关于中国经济下一个五年的讨论也日益热烈。
2月19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的主题便是：为“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几个重大问题。
“十一五”时期，大规模投资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仍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已经公布的各省市“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多个省市的投资计划都呈现上升之势。比如，陕西省今年将安排固定资产投资1.06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25%；四川省预计今后5年对固定资产投资将超过8万亿元，比“十一五”期间的4.4万亿元增长了81%。
不断加大、加快投资的同时，有关投资是真正刺激了消费还是造成了产能过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对“十二五”的投资计划“还需要做一个全面的审查”才能达到稳定宏观经济的目的。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据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对2011年27个省市经济发展目标的统计显示：10%以下的只有4个地方，12%以上14个地方，13%以上3个地方。追求增速而不是转变仍是各地的重点。“转变，总得增长稍微慢点。”张曙光说。
“十二五”投资计划是否合理？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将如何发展？如何解决城镇化率低于工业化率？诸多问题的讨论背后，是对“十二五”更大的期待。
“‘十二五’规划，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有两点：一个是主线的规定非常正确，就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另外一个是动力，就是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改革。这两个是最精华的、非常正确的。根据过去的经验，制定一个好的规划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怎么执行好更重要。”吴敬琏说。
嘉宾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哈继铭 高盛香港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
王建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王晓鲁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蔡昉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樊纲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任志强 华远地产董事长
投资计划需要调整
吴敬琏：“十二五”投资计划需要调整，一方面铁路的3.5万亿投资非常大，是否可以收回成本？另一方面是七大战略新兴产业，现在各地都在搞LED，如果这些在建的LED都建成投产，市场在什么地方？产能是不是过剩？另外，电动汽车、太阳能、风能等也面临相同的问题，要重新做一个审核。各地正在兴起的按照七大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势头比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上世纪70年代末的“洋跃进”还要猛，这会影响整个“十二五”宏观经济稳定。
“十二五”期间，国家投资主要在“铁路、公路、机场”，其他战略新兴产业都是地方政府在投资。我认为地方政府不要在营利行业里投资，政府财政是公共财政，它提供的是公共产品，是公益性的产品，这种竞争性的行业，政府应该退出，市场经济不允许政府去与民争利。
王建：许多地方政府都在追求高增长，很多人把投资推动高增长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模式。“不要管国外怎么讲，我们都坚持高投资”。“十二五”要由投资带动增长，这种观点目前很有市场，很多人支持这种观点，但我觉得这非常危险。好像是过剩问题在中国不存在。比如汽车产量2015年预计达到4000万台，未来5年要增加2000万台，有没有市场？我觉得这些问题真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王晓鲁：投资快速增长会带来产能迅速增长，产能迅速增长的同时，如果消费没有相应增长，会不断产生过剩。产能过剩的问题越突出，就越感觉到需要拉内需，拉内需上不来，就需要拉动下一个产能过剩，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用行政手段压缩落后产能，小的企业被淘汰了，其中很多是民营的，大企业保留下来了，不是国企就是外资，由此又带来体制和结构方面的一系列问题。
“未富先老”怎么办？
蔡昉：“十二五”最重要的挑战将是中国的人口变化，我们叫它“未富先老”。我们人口的老龄化比例在2000年的时候是6.8%，65岁以上的老人比重和世界平均水平完全一样，但是去年我们的老龄化比例是8.3%，显著赶超了世界平均水平7.5%。我们没有办法让老龄化停下来或者退回去，关键是如何关闭“未富先老”的缺口。
“先老”意味着劳动力贵了，资本相对便宜了，意味着我们丧失了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十二五”期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数量、劳动年龄人口转型数量不足以补偿城市需求，与之相应的是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加速上涨，无论是一般的行业，还是单独农民工工资、农业的雇工工资都会涨得很快。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趋同也许是好事，但会导致农民工群体的教育回报率下降，很可能在一定时间内发生不读书或者辍学的现象。
再加上“未富”，我们不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能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得到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我们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比较优势真空”。而比我们收入水平低的印度、越南等国，还有若干年人口红利可以收获。
哈继铭：人口红利消失之后，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发达之后，社会保障才能有更充分的发展，个人的养老保险才能有更大发展。另外，我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既不能光为富人造房子，也不能光为穷人造，而要考虑为老人造。中国有必要建立一条龙养老服务，包括建筑物本身，还有医疗、保健服务、文化娱乐等等，这方面我们还很缺乏。30年前我们谁也不知道全球最好的酒店是谁，后来我们引进了希尔顿、喜来登等，但全球最好的养老服务机构是谁，很少人知道。
关键是让农民在城里待下去
樊纲：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工业化进程的根本核心是劳动力转移。我们至少有30％～35%的劳动力是农民劳动力，他们的收入尽管在增长，但也只是农民工的一半。这种情况下，按说不会出现民工荒和工资上涨，但事实是我们出现了劳动工资上涨，特别是低熟练工的价格上涨。
这个悖论反映出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业化率。工业化率在前，我们的劳动力进城了，老人孩子则在农村。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失地农民进城，没有工作也待着，形成贫民窟，长期失业率居高不下，但在劳动力供给上，四五十岁的人仍然是城市劳动供给组成部分。而我们的情况是，农民工家里有地，加上户籍制度成为制度障碍，使农民不能长期在城里留下，20多岁的女工回去生孩子，40岁左右的男工则竞争力下降，导致城里没有老打工者，没有熟练工，半大孩子在街上跑，我们转移的农民过早退出城市劳动力。
怎样让农民在城里待下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现在应该抓紧做的事情。做好这件事，也许能够缓解部分民工荒和工资成本上升问题。在我们没有高能力、高质量禀赋的时候，比较长时间保持低能力禀赋，有一个长期竞争力，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非常重要。
任志强：每次说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大家提到了投资、出口和消费转化，我个人觉得，中国未来经济转型只有一个就是城镇化。如果我们90%以上的人自给自足，消费怎么增长？目前中国是60个人种粮食，40个人吃粮食，消费当然上不去，经济转型可能转不了。
2月19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的主题便是：为“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几个重大问题。
“十一五”时期，大规模投资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仍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已经公布的各省市“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多个省市的投资计划都呈现上升之势。比如，陕西省今年将安排固定资产投资1.06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25%；四川省预计今后5年对固定资产投资将超过8万亿元，比“十一五”期间的4.4万亿元增长了81%。
不断加大、加快投资的同时，有关投资是真正刺激了消费还是造成了产能过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对“十二五”的投资计划“还需要做一个全面的审查”才能达到稳定宏观经济的目的。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据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对2011年27个省市经济发展目标的统计显示：10%以下的只有4个地方，12%以上14个地方，13%以上3个地方。追求增速而不是转变仍是各地的重点。“转变，总得增长稍微慢点。”张曙光说。
“十二五”投资计划是否合理？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将如何发展？如何解决城镇化率低于工业化率？诸多问题的讨论背后，是对“十二五”更大的期待。
“‘十二五’规划，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有两点：一个是主线的规定非常正确，就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另外一个是动力，就是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改革。这两个是最精华的、非常正确的。根据过去的经验，制定一个好的规划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怎么执行好更重要。”吴敬琏说。
嘉宾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哈继铭 高盛香港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
王建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王晓鲁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蔡昉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樊纲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任志强 华远地产董事长
投资计划需要调整
吴敬琏：“十二五”投资计划需要调整，一方面铁路的3.5万亿投资非常大，是否可以收回成本？另一方面是七大战略新兴产业，现在各地都在搞LED，如果这些在建的LED都建成投产，市场在什么地方？产能是不是过剩？另外，电动汽车、太阳能、风能等也面临相同的问题，要重新做一个审核。各地正在兴起的按照七大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势头比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上世纪70年代末的“洋跃进”还要猛，这会影响整个“十二五”宏观经济稳定。
“十二五”期间，国家投资主要在“铁路、公路、机场”，其他战略新兴产业都是地方政府在投资。我认为地方政府不要在营利行业里投资，政府财政是公共财政，它提供的是公共产品，是公益性的产品，这种竞争性的行业，政府应该退出，市场经济不允许政府去与民争利。
王建：许多地方政府都在追求高增长，很多人把投资推动高增长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模式。“不要管国外怎么讲，我们都坚持高投资”。“十二五”要由投资带动增长，这种观点目前很有市场，很多人支持这种观点，但我觉得这非常危险。好像是过剩问题在中国不存在。比如汽车产量2015年预计达到4000万台，未来5年要增加2000万台，有没有市场？我觉得这些问题真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王晓鲁：投资快速增长会带来产能迅速增长，产能迅速增长的同时，如果消费没有相应增长，会不断产生过剩。产能过剩的问题越突出，就越感觉到需要拉内需，拉内需上不来，就需要拉动下一个产能过剩，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用行政手段压缩落后产能，小的企业被淘汰了，其中很多是民营的，大企业保留下来了，不是国企就是外资，由此又带来体制和结构方面的一系列问题。
“未富先老”怎么办？
蔡昉：“十二五”最重要的挑战将是中国的人口变化，我们叫它“未富先老”。我们人口的老龄化比例在2000年的时候是6.8%，65岁以上的老人比重和世界平均水平完全一样，但是去年我们的老龄化比例是8.3%，显著赶超了世界平均水平7.5%。我们没有办法让老龄化停下来或者退回去，关键是如何关闭“未富先老”的缺口。
“先老”意味着劳动力贵了，资本相对便宜了，意味着我们丧失了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十二五”期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数量、劳动年龄人口转型数量不足以补偿城市需求，与之相应的是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加速上涨，无论是一般的行业，还是单独农民工工资、农业的雇工工资都会涨得很快。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趋同也许是好事，但会导致农民工群体的教育回报率下降，很可能在一定时间内发生不读书或者辍学的现象。
再加上“未富”，我们不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能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得到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我们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比较优势真空”。而比我们收入水平低的印度、越南等国，还有若干年人口红利可以收获。
哈继铭：人口红利消失之后，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发达之后，社会保障才能有更充分的发展，个人的养老保险才能有更大发展。另外，我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既不能光为富人造房子，也不能光为穷人造，而要考虑为老人造。中国有必要建立一条龙养老服务，包括建筑物本身，还有医疗、保健服务、文化娱乐等等，这方面我们还很缺乏。30年前我们谁也不知道全球最好的酒店是谁，后来我们引进了希尔顿、喜来登等，但全球最好的养老服务机构是谁，很少人知道。
关键是让农民在城里待下去
樊纲：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工业化进程的根本核心是劳动力转移。我们至少有30％～35%的劳动力是农民劳动力，他们的收入尽管在增长，但也只是农民工的一半。这种情况下，按说不会出现民工荒和工资上涨，但事实是我们出现了劳动工资上涨，特别是低熟练工的价格上涨。
这个悖论反映出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业化率。工业化率在前，我们的劳动力进城了，老人孩子则在农村。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失地农民进城，没有工作也待着，形成贫民窟，长期失业率居高不下，但在劳动力供给上，四五十岁的人仍然是城市劳动供给组成部分。而我们的情况是，农民工家里有地，加上户籍制度成为制度障碍，使农民不能长期在城里留下，20多岁的女工回去生孩子，40岁左右的男工则竞争力下降，导致城里没有老打工者，没有熟练工，半大孩子在街上跑，我们转移的农民过早退出城市劳动力。
怎样让农民在城里待下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现在应该抓紧做的事情。做好这件事，也许能够缓解部分民工荒和工资成本上升问题。在我们没有高能力、高质量禀赋的时候，比较长时间保持低能力禀赋，有一个长期竞争力，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非常重要。
任志强：每次说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大家提到了投资、出口和消费转化，我个人觉得，中国未来经济转型只有一个就是城镇化。如果我们90%以上的人自给自足，消费怎么增长？目前中国是60个人种粮食，40个人吃粮食，消费当然上不去，经济转型可能转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