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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世昌的命运起落
我是山西运城市临猗县人，那年，我从村里考进县城上中学，在校吃住。有活动了，老师通知“通学生带工具”，我才知道了“通学生”，就是家在县城的走读生。
冯世昌是“通学生”，他家在县城崇相西的西边。他皮肤黄，干巴瘦，可筋骨强壮，从小干农活练就的。班里要是有农活，冯世昌割麦子、收秋都是一把好手，不弱成年人。
学习上课，很平静，但冯世昌闹出了一件不平常的事。
中学的周围有几个烧瓦窑。县城盖房子，已经开始用那种铺在房顶一展平的长方红瓦。砖瓦都要和泥脱坯，脱好坯晒干装窑烧成。下了学我们就去看烧瓦窑。冯世昌跑在前面，一脚就踩到了红瓦坯子。泥坯，一踩就破。我们过去只见过硬硬的瓦，哪里见过能踩破的泥瓦？冯世昌觉得很新鲜，索性踩着泥坯往前走，边走边舞，扭秧歌一般，接连踩破了十来块红瓦。
冯世昌闯了大祸。烧瓦窑找到学校，说是学生捣乱破坏。烧窑的是工人阶级，学校不敢怠慢。后来让冯世昌写检查，最后以“破坏公共财物”为由，记了一大过。冯世昌一下子成了全校有名的坏学生，走到哪儿都有人悄悄议论——事后才看出，也就是从这时起，冯世昌制定了自己的人生翻盘计划，他要努力改造思想，重新做人。
冯世昌开始表现。每天放学回家，他飞快吃了饭就跑回学校，把教室打扫一遍。除了来去，他抠死的吃饭时间不超过15分钟。有时来得稍晚，他也打扫，上课了尘土还在飞舞，同学们都抡起书本拍打课桌，冯世昌惊恐地看着前后，知道自己今天又不得人心了。上物理化学课，冯世昌抢着帮老师拿教具。有位同学的脚伤了，我们几个要好的轮流背他去操场，冯世昌也抢过来背。我看那位同学不太愿意，伏在冯世昌背上，那目光却是冷冷的。我们上大灶，吃菜少，冯世昌从家里拿来炒熟的辣椒面，把南瓜籽焙干捣碎了搀和匀，看着你吃，一边问：好吃吧？同学若表示欣赏，就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学校要开运动会，这当然是考验冯世昌的时候。1500米跑，冯世昌连年都是冠军，这次当然也志在必得。偏偏这年调来了一位同样能跑的大个子。学校操场一圈400米，前两年，跑过两圈冯世昌就遥遥领先，提前锁定了冠军。这一回，大个子却是死死咬住冯世昌。眼看剩下了100米，50米，冯世昌开始加速冲刺。他加速，大个子也拼了，终点撞线，冯世昌也就领先一个身位。过了终点，我接着扶住他。冯世昌脸色寡白，面无人色。过些年，我每每想那一刻常常后怕，要再跑，冯世昌心脏可能会爆了。
冯世昌的辛苦表现终于获得回报。一个半学期后，学校宣布，由于冯世昌努力学习，追求进步，决定撤销冯世昌的处分，团支部批准冯世昌入团。“踩瓦—记过—去过—入团”，从谷底到顶峰，冯世昌终于实现了精彩的转变。学校大力宣传“冯世昌模式”，作为改造思想成功的样板。全校大会上，冯世昌开口没有几句，就哭得说不下去。我想，此时此刻，他肯定想到了这一年的辛苦遭逢。
考进高中后，我和冯世昌还在一个班。那已经是“文革”前夕，风雨欲来。政治思想工作强调得可怕，学校开始四处出击，寻找斗争对象。没有想到，冯世昌又成了明星。
我们学校有两个保留节目，舞蹈《快乐的青年》和《快乐的啰嗦》，都是表现青年男女的友好交谊和爱情生活的，每逢联欢，学校都拿出来上演。这会儿四处搜查反动文艺，扫荡靡靡之音，报纸上每天都揪出大毒草，人们注视爱情舞蹈的目光渐渐地就有了警惕。终于有一天，学校的大黑板手抄了冯世昌的大批判稿：《快乐的青年、快乐的啰嗦宣扬了什么？》，文章批判这两个舞蹈“面前展现了一片爱情的海洋”，指责以剥削阶级人生观腐化青少年的革命斗志，表示这是两个阶级争夺青少年的斗争。
冯世昌的文章无疑是重磅炸弹。虽然到处批判毒草，毕竟都远在天边。这下子，我们身边也发现了不健康的节目，阶级敌人无孔不入啊！教习舞蹈的老师吓得连忙去黑板报前照抄学习。以后再开会联欢，校方拿下了两个舞，省得多事。冯世昌却是在这一轮批判中成为全校学习的榜样。
冯世昌以革命大批判走红，却不知道这个玩意太危险。他很快就栽倒在革命大批判的利刃之下，自己尝到了个中滋味。
“文革”开始，每天批判黑帮教员，台上声嘶力竭，台下也有思想开小差的。冯世昌边听边在纸上乱记。批判说，林副主席号召我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校党委却怎么怎么，这难道不是地地道道的反党黑事吗？冯世昌的笔记当然赶不上讲话速度，竟把后面有关校党委的一句漏下了。他也没在意，把字纸揉成一团，往地上一扔了事。抄者无意，观者有心。他身后的同学偏偏是阶级斗争弦儿绷得紧而又紧的激进分子，这同学拾起纸团一看，非同小可，立刻向团支部汇报。
冯世昌扔了纸团，立刻感到有些不妙。看到身后同学捡起纸团急忙离开，他顿感天塌地陷，只能嗫嚅：“我不是有意的。”团支书的目光比刀子还冷：“白纸黑字，这可都是你寫的。”冯世昌把目光转向全班同学，大家都沉默——这个家伙屡出风头，同学已经很厌恶，巴不得看笑话。
所幸，冯世昌的贫农成分救了他，没有当“反标”处理。不过从此有了政治污点。成立群众组织都不要他，外出串联没人约他，他没有同伴，和所有集体活动绝了缘。两派群众组织，谁都不愿意沾上冯世昌。冯世昌一个人孤零零来去。他多么需要再次加入组织呀，无奈这组织对他没兴趣。
山西以后的“文革”斗争就是“翻烙饼”，两派轮流上台。我们高中毕业后，面临着参加工作的问题。谁上台，都抢先安排自己人，提干，招工。几轮下来，我们两派同学都分别安排了工作。县城虽没什么好单位，但好歹走出了农村，人生有了新起点。
没有人想到冯世昌。他就这样当了一辈子农民。一干40年，40年来农民的所有艰辛、被歧视、低贱、无助，这些滋味，他都要和这个群体一道嚼碎了咽下去。
“文革”前的老高二，转眼都60多岁了。我们都老了，冯世昌当然也老了。去年回县城，几个同学聚会，席间，看到是崇相西的地面，我就说到了冯世昌。一位老同学立马说，你想见？我带你去，天天在广场跳舞。 嗨，见不见吧，他有心思跳舞就好。
姚培建：“良言一句三冬暖”
姚培建是我们班的明星同学，他的姐姐是县剧团名演。填登记表，姚培建的家庭成分一栏却填了“地改”。“地改”是我们这里地主家庭出身的同学淡化地主污名的一种办法。入社了，地主让当社员了，说明改造好了，就成了“地改”——和右派改正成了“摘帽右派”一样。可在人们看来，“摘帽右派”还是右派，地改还是地主。
我们班主任又左又糊涂，果然就盯上了姚培建，和他过不去。学校党支部徐书记走路踩了一棵青菜，姚培建写日记批评说：身为支部书记，竟然不爱护学校菜苗。班主任那时正在努力入党，得罪书记还了得。全班大会，班主任加码批判：徐书记不小心踏了菜苗，要友好地、善意地指出嘛！“身为”——什么语气？什么感情！姚培建就有点紧张，地主最怕人提起“阶级感情”。
遇上这样的老师，入团是没有指望了。高二上学期有一天，姚培建上课下课，突然戴上了红领巾。大家奇怪地问，培建回答得倒轻松，我又没有退队，为啥不能戴红领巾？高二有个戴领巾的！外班同学都跑过来看稀罕。远远地站定，瞄着胸前那一朵红。姚培建也知道有人看他，他自顾自的，根本不管别人说啥。
“文革”开始，破四旧立四新，我们几个激进分子先是敲锣打鼓，把学校的大礼堂改名为“战斗厅”，破除封建礼义，高标无产阶级战斗风格。在班里，我们发动了废除姓氏行动，和我关系好的几位一律改名向东辉，向阳辉什么的，林林总总。姚培建积极投入了我们的革命行动，一天他找到我，表示从此以后只写培建，不写姚培建，要和封建家族划清界限。平宜姚家，在我们那里可是望族。姚培建不姓姚了，是否和家庭成分也有点关系？我们那时一股傻气加一股杀气，哪里掂得出轻重。
姚培建成分不好，“文革”中不太积极。两派打得你死我活，培建不怎么掺乎。终于一场大型武斗定了输赢，我们兵团被击垮，三三掌了权。各群众组织纷纷投诚，一霎时天下都改了衣冠，培建也就随了大流，成为新王朝集团的一员。对方当然不放过我们这几个兵团的核心成员。其实一个班里，一派也就头二十个人，叫个司令又怎样。不过对方既然得了天下，那是要行使统治的。讨论我们几个的处理意见，有主张作政治结论的，有主张大会批判的，最严厉的是我们的团支部书记，他说，其他问题都好说，反对解放军是反革命行为——指的是我贴过一张批判县武装部的大字报。
全班面面相觑，没人敢辩驳。看来这是要送我们进监狱了？如何处理，有人家掌刀把的，轮不上我们说话。只有姚培建扑哧一声笑起来：“都是同学么，哪里有什么反革命？”这一笑，顿时让全班睁大了惊讶的眼睛。阶级斗争，剑拔弩张，两军对垒，你死我活，人民正在审判，怎能嬉皮笑脸。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若是放过这条冻僵的毒蛇，就要上演农夫和蛇的悲剧。这时候心慈手软，不是内奸，就是糊涂虫。我都知道該怎么批评姚培建。
这个扑哧一笑，笑出了姚培建的天真。这是潜藏在心底的人性善。我感谢，两派杀得红了眼，只有姚培建心里还保留着大慈大悲。
权力争夺告一段落后，我们自然沦落底层。姚培建也没有得好，这种和革命离心离德的人，无产阶级革命派当然不会收容。分配工作了，姚培建只有回家当农民。我也回了乡。零零星星听到培建的一些消息，他在村里竟然遭到批斗，游街转巷。终归还是地主成分害了他。听到这些，我只有叹息。
多年了，依然惦念着姚培建当年在关键时刻出面说情。耿耿在心，每每想起，感念不已。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终于按不住感恩之情，给姚培建去了一封信。主要是诉说这些年的牢记，感慨“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感谢他当年仗义执言，哪怕是无望的努力。不久姚培建回了信，仿佛没有看到我的信一般，来信开宗明义要我帮忙联系楼房封顶工程：
今年我家盖了两面新房，欠了两万多元账。儿子快到结婚年龄了，也要花一笔钱。我心里有了压力。中年人，一月300块哪能养了家。我和学校订了一年停教合同，想出去打闹打闹。你和房管部门有没有关系？直接的间接的都行。质量一定能保证，我在镇上封过许多楼顶，效果都不错。给你挂电话你不在家，一定帮忙。
我这才叫离谱，迂腐得可以。培建人到中年，被生活问题逼得焦头烂额，四处乱撞，哪里还有闲心怀旧抒情。我帮不了人家的忙就算了，偏偏还要在人家拼力支撑时，邀请人家一起怀古抒情，我这个同学太离谱了。
我实在帮不了培建，不好回信，从此与他又断了联系。
董永立：赌错了人生的局
初中到高中，我和董永立都在一个班。
最早注意到这位同学是因为一篇作文。初三时老师出了个作文题《中秋夜话》，我们照例是一通瞎编：中秋节之夜，月光皎洁，月下老贫农给我们忆苦思甜；当年中秋节吃不上喝不上，今年中秋节西瓜月饼还是社会主义好。
我的作文一直好，老师评讲表扬是常事。这一次，老师却是高调推荐董永立的《中秋夜话》。永立没有按我们的套子写今昔对比，他写的是人定胜天。作文说，今年大旱，多亏了公社集体大干，战胜旱灾，迎来丰收。月光浮动，树影轻摇，一群娃娃守候在小饭桌前，等待月亮爷爷高升起来吃月饼。这时队长从月光里下地回来，问明了孩子们是在等候月亮爷爷，队长于是很不满，什么太阳月亮，今年夏秋庄稼正需要浇水，可是它们干的好事！老天就是不下雨！眼下庄稼丰收了，却要感谢它们？永立的作文，虽然不脱“政治正确”的高调，但显然比我们的套数要新颖。
永立的写作能力很强，以后我当兵，永立的来信，都是好文章。我从此和永立走近了。这才发现，永立也有他的毛病。他好走极端，左右摇摆，这号性格，人生关键处不知摇到哪一边，往往难以作出正确选择。
永立家庭出身好，入团比我早。我那一阵也是努力表现，无奈中学教育大势已变，“突出政治”的四周总看我不顺眼，高中初中都没能入团。永立大概觉察到了什么，过不了几天，他偷偷递给我一个纸条：
星星同学：以前我们之间，我总觉得有层隔膜，把我们隔离开了，其主要原因是初中印象。现在我认识到，那不怨你，也不怨我，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做坏。它对我各方面都影响很大，不过我们也得了教训，非提高思想不行。现在，我虽入了团，但仍然缺点很多，首先是完成不了党交给自己的任务。你说，你对未来是信心十足的，很好！希你不断提高思想，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热心帮助同学，时刻警惕骄傲萌芽，不断进步！ 老同学 永立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是一个什么样的岁月呀，青春朝气在我们全身鼓胀，可惜社会没有珍惜我们的青春向往，万里国土整个服下了政治迷药，一代孩子的迷失就是必然的。永立和我，那时都多么虔诚地“追求进步”，按照“兴无灭资”的方向刻苦修行。
当一代人陷入革命狂想，“文革”的发动就是顺理成章。“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我们中学生当然是运动主体。我和永立等人联名写信给国务院，要求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其实我们的依据，也不外乎传抄的毛主席和毛远新的谈话，什么改学制，废文科，农业大学搬到农村去等话。不久，国务院文教办竟然回了信。虽然只是一个打印的制式文本，也足以让我们激动十天半月。
天下大乱。全国各地的造反风潮愈演愈烈。不断有各地的大学中学代表来校串联，鼓动革命。和外边相比，我们明显觉得领导学校的“文革”工作组太右倾了，学生太温良了。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和永立约了另外两个同学，决定组织一个精悍的红卫兵组织。取法报纸强调的“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四敢精神，把自己的组织叫做“四敢小组”。四周寂寥无人，我们在一个放置农具的仓库里悄悄拟定章程，商量造反大计，大有南湖航船革命党人的豪迈。
我们闹过串联，闹过校“文革”工作组。但其实，我们的立场还是近于保守派。后来学校的革命造反兵团成立，主张打倒校党委，打倒校“文革”，我们立刻成了保字号。关键时刻起作用的，还是心灵深处的良知。我们不觉得领导都是坏人。
学校由此分裂成为两大派。一年后发展到夺权，斗争更加激烈。再后来，山西全省自上而下形成了“造反”、“保守”两大派别，从省城到县里遥相呼应。两派都有革命干部和武装部队支持，武斗越来越激烈。街头辩论时不时就打起来。在县城大街，我曾经看到一个小圈子的辩论，那是围住了一个对立面的同学。永立挤在圈外，进不去。人群朝里挤一下，永立就伸手探进去挥打一下。那个可怜的家伙逃不出天罗地网，脸上全是惊恐。大家都在动手，我感到，血腥杀戮临近了。
临猗县两派的大决斗定在1967年11月。双方都在临晋镇聚集兵力。大刀长矛，枪支火药炸弹都用上了。我胆小，借口去了成都。就在11月29日，一场大规模的争斗，终于通过武力彻底解决了。一夜枪声爆炸，我们兵团被打垮，头头全部被俘，除少数逃走，其余都做了俘虏。事后看到一个受伤的同学，他实在命大，一颗子弹穿过脖子，竟然没有伤着食道气管。见到他，谈话间，人们眼神闪烁，不住往他脖子两边瞟一眼，那两边一边一个红疤，位置严格对称。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这是“文革”中常常高诵的语录。对方既然掌了权，我们就成了向隅而泣的可怜虫。我和永立都回了村，躲在了乡下。一直到当了兵，我还背着“站错队”的沉重思想包袱。当兵不久，我就给永立写了信，除了同学情分，也想打听打听晋南的“文革”局势。很快永立给我回了信：
最亲密的战友星星：
你从部队的来信收到。没有及时回信请原谅。不是忙，是思想太混乱，太烦躁的缘故，不知该说些啥。
……
星星同学，我现在的处境是非常不好的。家里人多劳力少，历年欠款，加上嫂嫂住院，经济情况就更紧张。而我在目前情况下又不可能出去工作。所以思想是痛苦的，烦躁的，觉得实在没意思，只是一天一天混日子。
队里曾让我担任会计，保管，我没干。因为队干得罪人，又解决不了家里的什么问题。目下，我在大队学电工，我想学点实际本领总是有用的。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我们几个永远是最好最好的。什么时候我们几人能坐在一起畅谈数日？
祝你进步！ 紧紧握手
战友 永立
永立的来信可以看出时代的风尚，动辄战斗，互称战友，穷困不堪却还在响应号召关心国家大事，坚信自己捍卫的真理必然胜利，等等。不过在永立，还多了一点“技术至上”的意味。正是迷信技术，当数月以后形势大变，出掌局面的老师同学动员永立去县城工作，他竟然拒绝了。就是这一次放弃，让他终身成了农民——永立赌错了人生最大的局。
永立苦熬到80年代，终于等来了中国农村的希望。分田分地，多种经营。永立的村子北坡一带，是我们县里最大的经济林区。家家栽种优种苹果。永立学会了苹果栽培技术，引进优种，嫁接换代等，成了这一带知名的土专家，年收入数万，令人羡慕。
可惜依仗苹果支撑的乡村优越感并不长久。十几年后，当我们这一代人渐入老境，医保和养老问题摆在眼前，永立终于发现，当年自己一头扎进的这个人群，是中国最大最著名的弱势群体。永立这样的农民没有过几天好日子，城乡差别、干部农民身份差别，终于和他算了总账。
后来，永立得了一种怪病。浑身无力，只想躺着。除了坐一坐，多半卧床。附近的县市医院诊断不清，怀疑不是肌无力就是美尼氏综合症。同学们都劝他到大医院去，到北京去看病，先诊断清楚再说治疗。永立终于听了我们的，一家人集体去了西安，又去北京，决心查个清楚。这家人出去才发现，20多年的隔绝，他们根本走不进城市，更加走不进大城市，愈加走不进大城市的大医院。他们两眼一抹黑，毫无人脉，在陌生的生活圈子里误打误撞，钉子加钉子，那苹果树结下的钱根本不敷使用。终于，在听到一笔检查费需要两万元时，永立和家人决定放弃治疗。一家人轰轰烈烈出动，很快灰心失望地退回了乡村。
永立老婆说：我们就在近处医院看。反正这两样病，药吃来吃去，总会撞对一样。
这号大病，得不到及时诊治，那他只有等死。果然，数月之后，我就得到了永立去世的消息。我悲哀地想，永立的死，应该就是所谓的“命中注定”了。
（作者系《山西文学》副主编）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我是山西运城市临猗县人，那年，我从村里考进县城上中学，在校吃住。有活动了，老师通知“通学生带工具”，我才知道了“通学生”，就是家在县城的走读生。
冯世昌是“通学生”，他家在县城崇相西的西边。他皮肤黄，干巴瘦，可筋骨强壮，从小干农活练就的。班里要是有农活，冯世昌割麦子、收秋都是一把好手，不弱成年人。
学习上课，很平静，但冯世昌闹出了一件不平常的事。
中学的周围有几个烧瓦窑。县城盖房子，已经开始用那种铺在房顶一展平的长方红瓦。砖瓦都要和泥脱坯，脱好坯晒干装窑烧成。下了学我们就去看烧瓦窑。冯世昌跑在前面，一脚就踩到了红瓦坯子。泥坯，一踩就破。我们过去只见过硬硬的瓦，哪里见过能踩破的泥瓦？冯世昌觉得很新鲜，索性踩着泥坯往前走，边走边舞，扭秧歌一般，接连踩破了十来块红瓦。
冯世昌闯了大祸。烧瓦窑找到学校，说是学生捣乱破坏。烧窑的是工人阶级，学校不敢怠慢。后来让冯世昌写检查，最后以“破坏公共财物”为由，记了一大过。冯世昌一下子成了全校有名的坏学生，走到哪儿都有人悄悄议论——事后才看出，也就是从这时起，冯世昌制定了自己的人生翻盘计划，他要努力改造思想，重新做人。
冯世昌开始表现。每天放学回家，他飞快吃了饭就跑回学校，把教室打扫一遍。除了来去，他抠死的吃饭时间不超过15分钟。有时来得稍晚，他也打扫，上课了尘土还在飞舞，同学们都抡起书本拍打课桌，冯世昌惊恐地看着前后，知道自己今天又不得人心了。上物理化学课，冯世昌抢着帮老师拿教具。有位同学的脚伤了，我们几个要好的轮流背他去操场，冯世昌也抢过来背。我看那位同学不太愿意，伏在冯世昌背上，那目光却是冷冷的。我们上大灶，吃菜少，冯世昌从家里拿来炒熟的辣椒面，把南瓜籽焙干捣碎了搀和匀，看着你吃，一边问：好吃吧？同学若表示欣赏，就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学校要开运动会，这当然是考验冯世昌的时候。1500米跑，冯世昌连年都是冠军，这次当然也志在必得。偏偏这年调来了一位同样能跑的大个子。学校操场一圈400米，前两年，跑过两圈冯世昌就遥遥领先，提前锁定了冠军。这一回，大个子却是死死咬住冯世昌。眼看剩下了100米，50米，冯世昌开始加速冲刺。他加速，大个子也拼了，终点撞线，冯世昌也就领先一个身位。过了终点，我接着扶住他。冯世昌脸色寡白，面无人色。过些年，我每每想那一刻常常后怕，要再跑，冯世昌心脏可能会爆了。
冯世昌的辛苦表现终于获得回报。一个半学期后，学校宣布，由于冯世昌努力学习，追求进步，决定撤销冯世昌的处分，团支部批准冯世昌入团。“踩瓦—记过—去过—入团”，从谷底到顶峰，冯世昌终于实现了精彩的转变。学校大力宣传“冯世昌模式”，作为改造思想成功的样板。全校大会上，冯世昌开口没有几句，就哭得说不下去。我想，此时此刻，他肯定想到了这一年的辛苦遭逢。
考进高中后，我和冯世昌还在一个班。那已经是“文革”前夕，风雨欲来。政治思想工作强调得可怕，学校开始四处出击，寻找斗争对象。没有想到，冯世昌又成了明星。
我们学校有两个保留节目，舞蹈《快乐的青年》和《快乐的啰嗦》，都是表现青年男女的友好交谊和爱情生活的，每逢联欢，学校都拿出来上演。这会儿四处搜查反动文艺，扫荡靡靡之音，报纸上每天都揪出大毒草，人们注视爱情舞蹈的目光渐渐地就有了警惕。终于有一天，学校的大黑板手抄了冯世昌的大批判稿：《快乐的青年、快乐的啰嗦宣扬了什么？》，文章批判这两个舞蹈“面前展现了一片爱情的海洋”，指责以剥削阶级人生观腐化青少年的革命斗志，表示这是两个阶级争夺青少年的斗争。
冯世昌的文章无疑是重磅炸弹。虽然到处批判毒草，毕竟都远在天边。这下子，我们身边也发现了不健康的节目，阶级敌人无孔不入啊！教习舞蹈的老师吓得连忙去黑板报前照抄学习。以后再开会联欢，校方拿下了两个舞，省得多事。冯世昌却是在这一轮批判中成为全校学习的榜样。
冯世昌以革命大批判走红，却不知道这个玩意太危险。他很快就栽倒在革命大批判的利刃之下，自己尝到了个中滋味。
“文革”开始，每天批判黑帮教员，台上声嘶力竭，台下也有思想开小差的。冯世昌边听边在纸上乱记。批判说，林副主席号召我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校党委却怎么怎么，这难道不是地地道道的反党黑事吗？冯世昌的笔记当然赶不上讲话速度，竟把后面有关校党委的一句漏下了。他也没在意，把字纸揉成一团，往地上一扔了事。抄者无意，观者有心。他身后的同学偏偏是阶级斗争弦儿绷得紧而又紧的激进分子，这同学拾起纸团一看，非同小可，立刻向团支部汇报。
冯世昌扔了纸团，立刻感到有些不妙。看到身后同学捡起纸团急忙离开，他顿感天塌地陷，只能嗫嚅：“我不是有意的。”团支书的目光比刀子还冷：“白纸黑字，这可都是你寫的。”冯世昌把目光转向全班同学，大家都沉默——这个家伙屡出风头，同学已经很厌恶，巴不得看笑话。
所幸，冯世昌的贫农成分救了他，没有当“反标”处理。不过从此有了政治污点。成立群众组织都不要他，外出串联没人约他，他没有同伴，和所有集体活动绝了缘。两派群众组织，谁都不愿意沾上冯世昌。冯世昌一个人孤零零来去。他多么需要再次加入组织呀，无奈这组织对他没兴趣。
山西以后的“文革”斗争就是“翻烙饼”，两派轮流上台。我们高中毕业后，面临着参加工作的问题。谁上台，都抢先安排自己人，提干，招工。几轮下来，我们两派同学都分别安排了工作。县城虽没什么好单位，但好歹走出了农村，人生有了新起点。
没有人想到冯世昌。他就这样当了一辈子农民。一干40年，40年来农民的所有艰辛、被歧视、低贱、无助，这些滋味，他都要和这个群体一道嚼碎了咽下去。
“文革”前的老高二，转眼都60多岁了。我们都老了，冯世昌当然也老了。去年回县城，几个同学聚会，席间，看到是崇相西的地面，我就说到了冯世昌。一位老同学立马说，你想见？我带你去，天天在广场跳舞。 嗨，见不见吧，他有心思跳舞就好。
姚培建：“良言一句三冬暖”
姚培建是我们班的明星同学，他的姐姐是县剧团名演。填登记表，姚培建的家庭成分一栏却填了“地改”。“地改”是我们这里地主家庭出身的同学淡化地主污名的一种办法。入社了，地主让当社员了，说明改造好了，就成了“地改”——和右派改正成了“摘帽右派”一样。可在人们看来，“摘帽右派”还是右派，地改还是地主。
我们班主任又左又糊涂，果然就盯上了姚培建，和他过不去。学校党支部徐书记走路踩了一棵青菜，姚培建写日记批评说：身为支部书记，竟然不爱护学校菜苗。班主任那时正在努力入党，得罪书记还了得。全班大会，班主任加码批判：徐书记不小心踏了菜苗，要友好地、善意地指出嘛！“身为”——什么语气？什么感情！姚培建就有点紧张，地主最怕人提起“阶级感情”。
遇上这样的老师，入团是没有指望了。高二上学期有一天，姚培建上课下课，突然戴上了红领巾。大家奇怪地问，培建回答得倒轻松，我又没有退队，为啥不能戴红领巾？高二有个戴领巾的！外班同学都跑过来看稀罕。远远地站定，瞄着胸前那一朵红。姚培建也知道有人看他，他自顾自的，根本不管别人说啥。
“文革”开始，破四旧立四新，我们几个激进分子先是敲锣打鼓，把学校的大礼堂改名为“战斗厅”，破除封建礼义，高标无产阶级战斗风格。在班里，我们发动了废除姓氏行动，和我关系好的几位一律改名向东辉，向阳辉什么的，林林总总。姚培建积极投入了我们的革命行动，一天他找到我，表示从此以后只写培建，不写姚培建，要和封建家族划清界限。平宜姚家，在我们那里可是望族。姚培建不姓姚了，是否和家庭成分也有点关系？我们那时一股傻气加一股杀气，哪里掂得出轻重。
姚培建成分不好，“文革”中不太积极。两派打得你死我活，培建不怎么掺乎。终于一场大型武斗定了输赢，我们兵团被击垮，三三掌了权。各群众组织纷纷投诚，一霎时天下都改了衣冠，培建也就随了大流，成为新王朝集团的一员。对方当然不放过我们这几个兵团的核心成员。其实一个班里，一派也就头二十个人，叫个司令又怎样。不过对方既然得了天下，那是要行使统治的。讨论我们几个的处理意见，有主张作政治结论的，有主张大会批判的，最严厉的是我们的团支部书记，他说，其他问题都好说，反对解放军是反革命行为——指的是我贴过一张批判县武装部的大字报。
全班面面相觑，没人敢辩驳。看来这是要送我们进监狱了？如何处理，有人家掌刀把的，轮不上我们说话。只有姚培建扑哧一声笑起来：“都是同学么，哪里有什么反革命？”这一笑，顿时让全班睁大了惊讶的眼睛。阶级斗争，剑拔弩张，两军对垒，你死我活，人民正在审判，怎能嬉皮笑脸。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若是放过这条冻僵的毒蛇，就要上演农夫和蛇的悲剧。这时候心慈手软，不是内奸，就是糊涂虫。我都知道該怎么批评姚培建。
这个扑哧一笑，笑出了姚培建的天真。这是潜藏在心底的人性善。我感谢，两派杀得红了眼，只有姚培建心里还保留着大慈大悲。
权力争夺告一段落后，我们自然沦落底层。姚培建也没有得好，这种和革命离心离德的人，无产阶级革命派当然不会收容。分配工作了，姚培建只有回家当农民。我也回了乡。零零星星听到培建的一些消息，他在村里竟然遭到批斗，游街转巷。终归还是地主成分害了他。听到这些，我只有叹息。
多年了，依然惦念着姚培建当年在关键时刻出面说情。耿耿在心，每每想起，感念不已。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终于按不住感恩之情，给姚培建去了一封信。主要是诉说这些年的牢记，感慨“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感谢他当年仗义执言，哪怕是无望的努力。不久姚培建回了信，仿佛没有看到我的信一般，来信开宗明义要我帮忙联系楼房封顶工程：
今年我家盖了两面新房，欠了两万多元账。儿子快到结婚年龄了，也要花一笔钱。我心里有了压力。中年人，一月300块哪能养了家。我和学校订了一年停教合同，想出去打闹打闹。你和房管部门有没有关系？直接的间接的都行。质量一定能保证，我在镇上封过许多楼顶，效果都不错。给你挂电话你不在家，一定帮忙。
我这才叫离谱，迂腐得可以。培建人到中年，被生活问题逼得焦头烂额，四处乱撞，哪里还有闲心怀旧抒情。我帮不了人家的忙就算了，偏偏还要在人家拼力支撑时，邀请人家一起怀古抒情，我这个同学太离谱了。
我实在帮不了培建，不好回信，从此与他又断了联系。
董永立：赌错了人生的局
初中到高中，我和董永立都在一个班。
最早注意到这位同学是因为一篇作文。初三时老师出了个作文题《中秋夜话》，我们照例是一通瞎编：中秋节之夜，月光皎洁，月下老贫农给我们忆苦思甜；当年中秋节吃不上喝不上，今年中秋节西瓜月饼还是社会主义好。
我的作文一直好，老师评讲表扬是常事。这一次，老师却是高调推荐董永立的《中秋夜话》。永立没有按我们的套子写今昔对比，他写的是人定胜天。作文说，今年大旱，多亏了公社集体大干，战胜旱灾，迎来丰收。月光浮动，树影轻摇，一群娃娃守候在小饭桌前，等待月亮爷爷高升起来吃月饼。这时队长从月光里下地回来，问明了孩子们是在等候月亮爷爷，队长于是很不满，什么太阳月亮，今年夏秋庄稼正需要浇水，可是它们干的好事！老天就是不下雨！眼下庄稼丰收了，却要感谢它们？永立的作文，虽然不脱“政治正确”的高调，但显然比我们的套数要新颖。
永立的写作能力很强，以后我当兵，永立的来信，都是好文章。我从此和永立走近了。这才发现，永立也有他的毛病。他好走极端，左右摇摆，这号性格，人生关键处不知摇到哪一边，往往难以作出正确选择。
永立家庭出身好，入团比我早。我那一阵也是努力表现，无奈中学教育大势已变，“突出政治”的四周总看我不顺眼，高中初中都没能入团。永立大概觉察到了什么，过不了几天，他偷偷递给我一个纸条：
星星同学：以前我们之间，我总觉得有层隔膜，把我们隔离开了，其主要原因是初中印象。现在我认识到，那不怨你，也不怨我，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做坏。它对我各方面都影响很大，不过我们也得了教训，非提高思想不行。现在，我虽入了团，但仍然缺点很多，首先是完成不了党交给自己的任务。你说，你对未来是信心十足的，很好！希你不断提高思想，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热心帮助同学，时刻警惕骄傲萌芽，不断进步！ 老同学 永立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是一个什么样的岁月呀，青春朝气在我们全身鼓胀，可惜社会没有珍惜我们的青春向往，万里国土整个服下了政治迷药，一代孩子的迷失就是必然的。永立和我，那时都多么虔诚地“追求进步”，按照“兴无灭资”的方向刻苦修行。
当一代人陷入革命狂想，“文革”的发动就是顺理成章。“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我们中学生当然是运动主体。我和永立等人联名写信给国务院，要求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其实我们的依据，也不外乎传抄的毛主席和毛远新的谈话，什么改学制，废文科，农业大学搬到农村去等话。不久，国务院文教办竟然回了信。虽然只是一个打印的制式文本，也足以让我们激动十天半月。
天下大乱。全国各地的造反风潮愈演愈烈。不断有各地的大学中学代表来校串联，鼓动革命。和外边相比，我们明显觉得领导学校的“文革”工作组太右倾了，学生太温良了。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和永立约了另外两个同学，决定组织一个精悍的红卫兵组织。取法报纸强调的“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四敢精神，把自己的组织叫做“四敢小组”。四周寂寥无人，我们在一个放置农具的仓库里悄悄拟定章程，商量造反大计，大有南湖航船革命党人的豪迈。
我们闹过串联，闹过校“文革”工作组。但其实，我们的立场还是近于保守派。后来学校的革命造反兵团成立，主张打倒校党委，打倒校“文革”，我们立刻成了保字号。关键时刻起作用的，还是心灵深处的良知。我们不觉得领导都是坏人。
学校由此分裂成为两大派。一年后发展到夺权，斗争更加激烈。再后来，山西全省自上而下形成了“造反”、“保守”两大派别，从省城到县里遥相呼应。两派都有革命干部和武装部队支持，武斗越来越激烈。街头辩论时不时就打起来。在县城大街，我曾经看到一个小圈子的辩论，那是围住了一个对立面的同学。永立挤在圈外，进不去。人群朝里挤一下，永立就伸手探进去挥打一下。那个可怜的家伙逃不出天罗地网，脸上全是惊恐。大家都在动手，我感到，血腥杀戮临近了。
临猗县两派的大决斗定在1967年11月。双方都在临晋镇聚集兵力。大刀长矛，枪支火药炸弹都用上了。我胆小，借口去了成都。就在11月29日，一场大规模的争斗，终于通过武力彻底解决了。一夜枪声爆炸，我们兵团被打垮，头头全部被俘，除少数逃走，其余都做了俘虏。事后看到一个受伤的同学，他实在命大，一颗子弹穿过脖子，竟然没有伤着食道气管。见到他，谈话间，人们眼神闪烁，不住往他脖子两边瞟一眼，那两边一边一个红疤，位置严格对称。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这是“文革”中常常高诵的语录。对方既然掌了权，我们就成了向隅而泣的可怜虫。我和永立都回了村，躲在了乡下。一直到当了兵，我还背着“站错队”的沉重思想包袱。当兵不久，我就给永立写了信，除了同学情分，也想打听打听晋南的“文革”局势。很快永立给我回了信：
最亲密的战友星星：
你从部队的来信收到。没有及时回信请原谅。不是忙，是思想太混乱，太烦躁的缘故，不知该说些啥。
……
星星同学，我现在的处境是非常不好的。家里人多劳力少，历年欠款，加上嫂嫂住院，经济情况就更紧张。而我在目前情况下又不可能出去工作。所以思想是痛苦的，烦躁的，觉得实在没意思，只是一天一天混日子。
队里曾让我担任会计，保管，我没干。因为队干得罪人，又解决不了家里的什么问题。目下，我在大队学电工，我想学点实际本领总是有用的。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我们几个永远是最好最好的。什么时候我们几人能坐在一起畅谈数日？
祝你进步！ 紧紧握手
战友 永立
永立的来信可以看出时代的风尚，动辄战斗，互称战友，穷困不堪却还在响应号召关心国家大事，坚信自己捍卫的真理必然胜利，等等。不过在永立，还多了一点“技术至上”的意味。正是迷信技术，当数月以后形势大变，出掌局面的老师同学动员永立去县城工作，他竟然拒绝了。就是这一次放弃，让他终身成了农民——永立赌错了人生最大的局。
永立苦熬到80年代，终于等来了中国农村的希望。分田分地，多种经营。永立的村子北坡一带，是我们县里最大的经济林区。家家栽种优种苹果。永立学会了苹果栽培技术，引进优种，嫁接换代等，成了这一带知名的土专家，年收入数万，令人羡慕。
可惜依仗苹果支撑的乡村优越感并不长久。十几年后，当我们这一代人渐入老境，医保和养老问题摆在眼前，永立终于发现，当年自己一头扎进的这个人群，是中国最大最著名的弱势群体。永立这样的农民没有过几天好日子，城乡差别、干部农民身份差别，终于和他算了总账。
后来，永立得了一种怪病。浑身无力，只想躺着。除了坐一坐，多半卧床。附近的县市医院诊断不清，怀疑不是肌无力就是美尼氏综合症。同学们都劝他到大医院去，到北京去看病，先诊断清楚再说治疗。永立终于听了我们的，一家人集体去了西安，又去北京，决心查个清楚。这家人出去才发现，20多年的隔绝，他们根本走不进城市，更加走不进大城市，愈加走不进大城市的大医院。他们两眼一抹黑，毫无人脉，在陌生的生活圈子里误打误撞，钉子加钉子，那苹果树结下的钱根本不敷使用。终于，在听到一笔检查费需要两万元时，永立和家人决定放弃治疗。一家人轰轰烈烈出动，很快灰心失望地退回了乡村。
永立老婆说：我们就在近处医院看。反正这两样病，药吃来吃去，总会撞对一样。
这号大病，得不到及时诊治，那他只有等死。果然，数月之后，我就得到了永立去世的消息。我悲哀地想，永立的死，应该就是所谓的“命中注定”了。
（作者系《山西文学》副主编）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