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观察经济兴衰有一些特别的指标，比如裙摆指数、口红指数，同样，观察一个国家是否腐败，也有一些奇特的指标，比如“联合国违停指数”。
　　
　　2002年以前，驻联合国的外交官们都享受在美期间因违章停车被开罚单的外交豁免权。他们的车想停哪里就停哪里，有时甚至停在消防栓前。从1997年到2002年，外交官拖欠的停车罚单总计15万张，金额达到1800万美元，当时的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为此拍了桌子，扬言不管谁的车，只要违章他都要拖走。
　　哥伦比亚大学的雷蒙德·菲斯曼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爱德华·米盖尔两位经济学家发现，外交官所获罚单数量和其所在国家的腐败程度密切相关。例如在上述5年中，科威特外交官人均累计收到246张违停罚单，埃及人均累计139张，乍得人均累计为124张。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5年时间里，来自德国的外交官人均累计为一張罚单，瑞士、荷兰的外交官人均累计不到一张。两位经济学家由此得出结论：外交官的腐败倾向和他们自己国家的腐败程度密切相关，罚单最多的前十个国家在腐败程度上位居全球前列，而那些比较廉政的国家很少有外交官滥用特权。
　　想想国内的一些游客在国外那些夸张的不文明行为，外交官其实跟普通人也没什么两样。两位经济学家说，外交官即使住在离自己国家十万八千里的地方，他们的行为方式也会和在老家时一模一样。腐败的态度在他们心中可是根深蒂固的。
　　纽约大学的两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布鲁诺·梅斯奎塔和阿拉斯泰尔·史密斯则提出了“机场公路直线指数”，以此来研究一个国家的腐败和专制程度。
　　研究者将158个国家的首都从市区到机场的驾驶距离除以直线距离，得出的比值越小，说明道路越直，反之则说明道路较弯。那么比值最小的国家，也就是机场公路最笔直的国家有哪些呢？它们分别是几内亚、古巴、多米尼加、哥伦比亚、阿富汗、巴基斯坦、也门、厄瓜多尔、埃塞俄比亚和赤道几内亚。
　　这其中一个原因是修建机场公路时，必然会穿过很多村庄民宅，而政府征用这些土地时，人们必须得到补偿，透明度高的国家会进行协商，如果征用成本较高，或者受到居民的反对，公路通常会绕行，而在透明度低的政权下，这些都不是问题。
　　另一个原因是，腐败程度高的国家的当权者更需要一条通往机场的距离近的公路，他们更倾向于靠强权征收人民的土地，把路修得尽可能直，跑得尽可能快。至于透明度高的国家的领导人，随意动用征地权，可能会在政治上付出代价。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国家的国情，上谷歌地图去看看机场公路，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