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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13日，澳大利亚新任总理陆克文在国会重开之际。兑现竞选时的承诺。向澳洲原住民正式道歉。
那一天，国会大厅挤满了前来旁听的原住民和具有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成千上万的市民驻足马路旁与公共场所，屏着呼吸倾听新总理的讲演。“对不起”这样简简单单三个字宛如万钧雷霆，在成千上万听众的头顶滚过。骤然间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鼓掌声，许多人扼腕长叹。许多人热泪长流。
文明史背后的一幕悲剧
这是人类文明史背后的一幕悲剧，是19世纪60年代初到20世纪60年代末。前后长达100多年的一段历史!自从1788年1月19日第一批英国殖民者踏上植物湾。开始开拓澳大利亚，并且对原住民实行种族灭绝政策以来。澳大利亚原住民一直生活在血雨腥风之中。到了1860年，面对这个虽经“灭绝”。却依然顽强生存的民族，维多利亚州政府最早立法。动用警察，将澳洲原住民的孩子从父母身边强行夺走，交由政府、教会机构、白人家庭抚养。试图以这样一种有悖人伦的方式，彻底改变在这块土地上已经生存四万年的原住民。1950年。澳大利亚其他州纷纷效仿。骨肉离散的人间悲剧愈演愈烈，直到1970年，大幕才缓缓落下，但是已经造就了陆克文总理所说的“被偷走的一代”。
100多年来，对于“被偷走的一代”，尽管也有反对的声音，但是由于“白澳政策”在澳大利亚始终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这个声音被完全淹没。最近20多年来。随着“多元文化”在澳大利亚深入人心，原住民的民族意识日益觉醒。反映“被偷走的一代”的文学作品在澳大利亚越来越多，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深远，其中最受欢迎的当属原住民作家多莉丝·皮金顿创作的《漫漫回家路》(又译《防兔篱笆》)。该书于2002年在澳大利亚出版，随即被拍成电影，在西方世界引起广泛关注。2005年作品被介绍到中国。2006年夏，多莉丝作为澳大利亚作家团的成员到中国访问。澳驻华使馆为此举行了包括放映电影在内的一系列活动。笔者有幸应邀参加了这些活动，和多莉丝小有接触，她的作品和电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多莉丝本人就是“被偷走的一代”的一员。小时候，她被迫与家人分离。被政府强行送到“土著人居留地”，在那里度过童年时代。18岁时，她参加了首批原住民医护培训班。后来又学习了新闻专业，并从事影视工作。她的母亲和姨妈则是《漫漫回家路》的主人公——1931年三个被警察从母亲怀抱里抢走的女孩。这三个孩子不堪忍受居留地恶劣的生存环境，更无法忍受与家人分离的痛苦。冒着生命危险，逃离了西澳大利亚首府珀斯北部的穆尔河土著居留地。“漫漫回家路”，天上盘旋着追踪巡逻的飞机。地上奔走着围追堵截的警察。三个最大才14岁的女孩没有任何生活必需品。更没有地图、罗盘。她们穿着破烂的衣衫，打着赤脚，艰难跋涉了1600公里。穿越茫茫无际的西澳大陆。终于回到家乡吉嘎伦。
三个女孩表现出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意志集中反映了原住民赖以延续、发展的民族精神。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才使得这个古老的民族200多年来在种族灭绝的野火中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拜访老加布
事实上，反映“被偷走的一代”和“白澳政策”对原住民迫害的文学作品绝非《漫漫回家路》一部。仅笔者之所见就可以列出许多。早在1988年，我有幸访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原住民聚居地的部落酋长加布。那年他85岁。长髯飘飘，穿一件印着“万岁”两个汉字的白T恤衫。后来，他亲口告诉我，他母亲是中国广东人。果然，我从许多澳大利亚朋友那里得知，澳北部有相当一部分原住民是华人后裔，有的人至今仍保留着华人的姓氏。生于1903年的老加布是历史的见证。他不但是部落酋长，还是诗人。他给我讲述了许多关于“被偷走的一代”的故事。还敲击着两根长不到一尺的细木棒。为我唱了一首古老的民歌。那悲怆凄惋的歌声至今在我耳边回荡：
我们美丽的家园被白人侵占了，
我们美丽的山林被白人侵占了。
我们四处漂泊。妻离子散。
我们翘首期盼，团聚在尤卡贝尼湖畔……
“拒绝接受这种现状”
1988年，我还在“澳大利亚文学第十届年会”结识了一位名叫科林·约翰逊的原住民作家。他和多莉丝一样，也出生在西澳大利亚。到1988年。他已经创作了四部反映原住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和多种戏剧与诗歌，被称为第二代原住民作家的领军人物。文艺评论家维罗妮卡·布拉德利在为他的一本诗集写的后记里说：“他提醒我们。原住民的土地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记忆。有神圣的场所，有悠久的历史。而这一切我们非原住民澳大利亚人知之甚少……结果，原住民甚至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变成了陌生人。”
事实上。不仅是科林、多莉丝这样一大批原住民作家“拒绝接受这种现状”。许许多多欧裔澳大利亚人也如此。我认识的澳大利亚作家和我翻译的一些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的朋友、著名作家尼古拉斯·周思的作品对“被偷走的一代”多有描述。《守望者》的主人公克莱夫就是在教会和白人家里长大的一个“被偷走的一代”。克莱夫勤奋好学、才华出众，大学毕业后。到主管原住民事务的政府部门任职，为原住民的土地和利益不懈奔走。尼古拉斯对这个人物赞美有加，充分表明了他在这个澳大利亚人无法回避的问题上的立场和看法。
我的另一个朋友、澳大利亚著名作家亚历克斯·米勒的作品也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原住民问题。长篇小说《石乡行》的男主人公博也是一个家世复杂的原住民。博与儿时的伙伴，白人女大学教师伊莎贝拉相恋的故事。从另外一个角度演绎了澳大利亚近百年来这一段被扭曲的历史。2007年夏天我应澳中理事会之邀访问澳大利亚，在墨尔本期间，亚历克斯特意把一位更年轻、可以称之为第三代原住民作家的阿尼塔·黑斯请到家里与我共进晚餐。阿尼塔虽然年轻，但著述颇丰，是第一个原住民文学专业的博士。阿尼塔把自己新近出版的获奖小说《我是谁》送给我。希望我能把它介绍到中国。
文学作品引起的反思
凡此种种都说明，陆克文总理的道歉绝非心血来潮。而是有着深厚而广泛的社会基础。文学艺术作为政治的晴雨表。从来就以“先声夺人”之势。引导社会舆论、激荡革命潮流。几十年来，在抨击“白澳政策”的斗争中。澳大利亚有良知的作家、艺术家也始终以自己的作品影响着国内政策的走向。反映“被偷走的一代”的作品出版后，无论欧洲裔澳大利亚人还是华裔澳大利亚人，或者澳大利亚原住民。都对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开始深刻的反思。人们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不从根本上解决原住民，包括“被偷走的一代”的问题。澳大利亚就不会有真正的和谐发展。
人们不会忘记。1988年，当英国女王在悉尼港观看为庆祝澳大利亚建国200周年而绽放的美丽焰火时。成千上万的原住民走上街头。抗议游行。他们不承认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古老的澳洲大陆只有短短200年的历史。人们也不会忘记，旧国会大厦前广场上矗立着的那座原住民为表示抗争而搭建的“帐篷大使馆”。它像一根无法拔掉的刺，扎在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的心上，让人寝食不安。
需要指出的是，为了消除种族隔阂，澳大利亚历届政府也做出过程度不同的努力。上述文学作品的创作、出版和翻译。都是政府有关部门积极支持的结果。“白澳政策”造就了“被偷走的一代”。而“被偷走的一代”又最终成了它的掘墓人。这就是历史。
那一天，国会大厅挤满了前来旁听的原住民和具有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成千上万的市民驻足马路旁与公共场所，屏着呼吸倾听新总理的讲演。“对不起”这样简简单单三个字宛如万钧雷霆，在成千上万听众的头顶滚过。骤然间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鼓掌声，许多人扼腕长叹。许多人热泪长流。
文明史背后的一幕悲剧
这是人类文明史背后的一幕悲剧，是19世纪60年代初到20世纪60年代末。前后长达100多年的一段历史!自从1788年1月19日第一批英国殖民者踏上植物湾。开始开拓澳大利亚，并且对原住民实行种族灭绝政策以来。澳大利亚原住民一直生活在血雨腥风之中。到了1860年，面对这个虽经“灭绝”。却依然顽强生存的民族，维多利亚州政府最早立法。动用警察，将澳洲原住民的孩子从父母身边强行夺走，交由政府、教会机构、白人家庭抚养。试图以这样一种有悖人伦的方式，彻底改变在这块土地上已经生存四万年的原住民。1950年。澳大利亚其他州纷纷效仿。骨肉离散的人间悲剧愈演愈烈，直到1970年，大幕才缓缓落下，但是已经造就了陆克文总理所说的“被偷走的一代”。
100多年来，对于“被偷走的一代”，尽管也有反对的声音，但是由于“白澳政策”在澳大利亚始终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这个声音被完全淹没。最近20多年来。随着“多元文化”在澳大利亚深入人心，原住民的民族意识日益觉醒。反映“被偷走的一代”的文学作品在澳大利亚越来越多，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深远，其中最受欢迎的当属原住民作家多莉丝·皮金顿创作的《漫漫回家路》(又译《防兔篱笆》)。该书于2002年在澳大利亚出版，随即被拍成电影，在西方世界引起广泛关注。2005年作品被介绍到中国。2006年夏，多莉丝作为澳大利亚作家团的成员到中国访问。澳驻华使馆为此举行了包括放映电影在内的一系列活动。笔者有幸应邀参加了这些活动，和多莉丝小有接触，她的作品和电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多莉丝本人就是“被偷走的一代”的一员。小时候，她被迫与家人分离。被政府强行送到“土著人居留地”，在那里度过童年时代。18岁时，她参加了首批原住民医护培训班。后来又学习了新闻专业，并从事影视工作。她的母亲和姨妈则是《漫漫回家路》的主人公——1931年三个被警察从母亲怀抱里抢走的女孩。这三个孩子不堪忍受居留地恶劣的生存环境，更无法忍受与家人分离的痛苦。冒着生命危险，逃离了西澳大利亚首府珀斯北部的穆尔河土著居留地。“漫漫回家路”，天上盘旋着追踪巡逻的飞机。地上奔走着围追堵截的警察。三个最大才14岁的女孩没有任何生活必需品。更没有地图、罗盘。她们穿着破烂的衣衫，打着赤脚，艰难跋涉了1600公里。穿越茫茫无际的西澳大陆。终于回到家乡吉嘎伦。
三个女孩表现出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意志集中反映了原住民赖以延续、发展的民族精神。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才使得这个古老的民族200多年来在种族灭绝的野火中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拜访老加布
事实上，反映“被偷走的一代”和“白澳政策”对原住民迫害的文学作品绝非《漫漫回家路》一部。仅笔者之所见就可以列出许多。早在1988年，我有幸访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原住民聚居地的部落酋长加布。那年他85岁。长髯飘飘，穿一件印着“万岁”两个汉字的白T恤衫。后来，他亲口告诉我，他母亲是中国广东人。果然，我从许多澳大利亚朋友那里得知，澳北部有相当一部分原住民是华人后裔，有的人至今仍保留着华人的姓氏。生于1903年的老加布是历史的见证。他不但是部落酋长，还是诗人。他给我讲述了许多关于“被偷走的一代”的故事。还敲击着两根长不到一尺的细木棒。为我唱了一首古老的民歌。那悲怆凄惋的歌声至今在我耳边回荡：
我们美丽的家园被白人侵占了，
我们美丽的山林被白人侵占了。
我们四处漂泊。妻离子散。
我们翘首期盼，团聚在尤卡贝尼湖畔……
“拒绝接受这种现状”
1988年，我还在“澳大利亚文学第十届年会”结识了一位名叫科林·约翰逊的原住民作家。他和多莉丝一样，也出生在西澳大利亚。到1988年。他已经创作了四部反映原住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和多种戏剧与诗歌，被称为第二代原住民作家的领军人物。文艺评论家维罗妮卡·布拉德利在为他的一本诗集写的后记里说：“他提醒我们。原住民的土地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记忆。有神圣的场所，有悠久的历史。而这一切我们非原住民澳大利亚人知之甚少……结果，原住民甚至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变成了陌生人。”
事实上。不仅是科林、多莉丝这样一大批原住民作家“拒绝接受这种现状”。许许多多欧裔澳大利亚人也如此。我认识的澳大利亚作家和我翻译的一些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的朋友、著名作家尼古拉斯·周思的作品对“被偷走的一代”多有描述。《守望者》的主人公克莱夫就是在教会和白人家里长大的一个“被偷走的一代”。克莱夫勤奋好学、才华出众，大学毕业后。到主管原住民事务的政府部门任职，为原住民的土地和利益不懈奔走。尼古拉斯对这个人物赞美有加，充分表明了他在这个澳大利亚人无法回避的问题上的立场和看法。
我的另一个朋友、澳大利亚著名作家亚历克斯·米勒的作品也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原住民问题。长篇小说《石乡行》的男主人公博也是一个家世复杂的原住民。博与儿时的伙伴，白人女大学教师伊莎贝拉相恋的故事。从另外一个角度演绎了澳大利亚近百年来这一段被扭曲的历史。2007年夏天我应澳中理事会之邀访问澳大利亚，在墨尔本期间，亚历克斯特意把一位更年轻、可以称之为第三代原住民作家的阿尼塔·黑斯请到家里与我共进晚餐。阿尼塔虽然年轻，但著述颇丰，是第一个原住民文学专业的博士。阿尼塔把自己新近出版的获奖小说《我是谁》送给我。希望我能把它介绍到中国。
文学作品引起的反思
凡此种种都说明，陆克文总理的道歉绝非心血来潮。而是有着深厚而广泛的社会基础。文学艺术作为政治的晴雨表。从来就以“先声夺人”之势。引导社会舆论、激荡革命潮流。几十年来，在抨击“白澳政策”的斗争中。澳大利亚有良知的作家、艺术家也始终以自己的作品影响着国内政策的走向。反映“被偷走的一代”的作品出版后，无论欧洲裔澳大利亚人还是华裔澳大利亚人，或者澳大利亚原住民。都对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开始深刻的反思。人们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不从根本上解决原住民，包括“被偷走的一代”的问题。澳大利亚就不会有真正的和谐发展。
人们不会忘记。1988年，当英国女王在悉尼港观看为庆祝澳大利亚建国200周年而绽放的美丽焰火时。成千上万的原住民走上街头。抗议游行。他们不承认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古老的澳洲大陆只有短短200年的历史。人们也不会忘记，旧国会大厦前广场上矗立着的那座原住民为表示抗争而搭建的“帐篷大使馆”。它像一根无法拔掉的刺，扎在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的心上，让人寝食不安。
需要指出的是，为了消除种族隔阂，澳大利亚历届政府也做出过程度不同的努力。上述文学作品的创作、出版和翻译。都是政府有关部门积极支持的结果。“白澳政策”造就了“被偷走的一代”。而“被偷走的一代”又最终成了它的掘墓人。这就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