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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现代伟大的思想文化巨匠，鲁迅一生的不同阶段已被众多研究者所关注、阐释并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研究者对鲁迅少年时期家庭发生的两件大事即“科场案”和“父亲的病”均给于极大的重视，并一致认定这两件事对鲁迅先生的人格长成、性格气质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它们使得鲁迅先生过早品味了世态炎凉，令他成年后在看取世界时取一种偏激的视角，对人性持一种怀疑的价值判断。这种结论置于一般大众的人生历程或许能得以成立，但以此为衡准去量度鲁迅先生却失之于简单。笔者认为应超越现有的思考判断层面，从一个更为积极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这段不幸的遭遇之于鲁迅所具有的意义。
1893年春，因为鲁迅的曾祖母去世，作为孝男，鲁迅祖父周介孚从京城回绍兴老家奔丧守孝。丧事办完后，他却因为几位亲戚的事而陷到贿赂乡试主考官的“科场案”中。由于受到“科场案”的牵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被褫夺了秀才的“功名”，并永久性地被剥夺了再求“功名”的权利和资格。这种带有羞辱性的株连处罚对伯宜公的精神打击是十分沉重的，第二年的冬末，他就抑郁成疾突然吐血，终于在两年后身亡。从“科场案”的发生到父亲的病殁，周家曾经显赫过的家道彻底败落了，少年鲁迅的命运也从“读书人家子弟”一步一步地沦落为“破落户子弟”。这其间，鲁迅深深体会了世态炎凉给予他难以道尽的苦楚和心酸。但也意外地培养了鲁迅开始具有一种自作主宰、自行决断的自由意志，使他能在一种别样的可能中做出自己的人生抉择，进而产生新的机运。
对于家道中落给青年鲁迅带来的“伤害-转机”这双重意味，鲁迅在他成名以后有过多次的道说，其中下述两次最具代表性：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 ①
“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出身，明白底细，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子弟之自鸣风雅，给我一解剖，他们便弄得一败涂地，我好像一个‘战士’了。使我自己说，我大约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也时常想到别人和将来，因此也比较的不十分自私而已。”②
同是提及自己少年时代那段不幸的人生经历，以上两段话语却给人以强烈的反差感，前者似乎包含着无尽的悲哀与怨艾的情绪，而后者却显然是出乎一种庆幸和感念的心态。这种反差当然是由于话语言说的语境和言说者投射于话语的“在场”之心境的不同所构成的。然而，只要细加品味，我们不难发现，这两段话语性质的区别是明显的——即前者是单纯的回忆性话语，是对过往的事实做确然的描述，尽管这描述带有沉痛的缅怀情绪，但话语的性质是事实的陈述；而后者则是反观性话语，是从言说者“此在”的立场出发对过往的事实作一种价值的观照，所以话语的性质是价值的判断。鲁迅既以回忆的方式向我们述说了他当年的不幸及悲苦；同时，他也以反观的方式向世人道说了少年时代的际遇之于他生命所具有的一种超越性的意义。这超越性意义即在于：家道衰落的人生际遇既使他因早年失怙而悲哀，也使他在世态炎凉中比一般的人更早地知会了世道人心；既使他真切地体验到生计无着的痛苦，也为他提供了一种“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的运会。而正是这种新的生命运会，使他能在新的人生路上作出新的抉择和期许，并终于将自己成全为一个新“思想”的“战士”。
笔者对“家道中落”的不幸之于鲁迅生命的意义取如此积极的理解，并没有以此否认它之于鲁迅在心理和精神方面的消极影响，也没有将此当作直接成全鲁迅生命的决定因素；而是想从这种意外的事件中去读取其中对鲁迅所具有的一种特殊意义，即为鲁迅的人生路径提供了某种有别于以往的“契机”。从鲁迅“决意往南京去”的那一刻起，鲁迅才有了一种堪以“自由”言及的初始的生命气象；因为，从此以后，鲁迅真正获得了对自己的人生趋赴“自作主宰”的自觉，即拥有了在人生的道路上依着自己的期望自行作出选择和决断的权利。这种新的生命气象的获得对于鲁迅的意义是深远的，如果说鲁迅的生命是伟大的，那么其伟大并不是受惠于他人的恩赐，而是心有存主的鲁迅在生命途中不断地依靠自我选择和自我决断将自己成全起来；而“决意往南京去”虽然未必是鲁迅一生许多抉择中最为重要的一次，但它却是甚为关键的第一次。
1898年初春，选择“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人生决断，标志着鲁迅的生命跨入青年时代。
注释：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4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② 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第1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作者简介：严 冰（1965-）福建工程学院文化传播系副教授。）
1893年春，因为鲁迅的曾祖母去世，作为孝男，鲁迅祖父周介孚从京城回绍兴老家奔丧守孝。丧事办完后，他却因为几位亲戚的事而陷到贿赂乡试主考官的“科场案”中。由于受到“科场案”的牵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被褫夺了秀才的“功名”，并永久性地被剥夺了再求“功名”的权利和资格。这种带有羞辱性的株连处罚对伯宜公的精神打击是十分沉重的，第二年的冬末，他就抑郁成疾突然吐血，终于在两年后身亡。从“科场案”的发生到父亲的病殁，周家曾经显赫过的家道彻底败落了，少年鲁迅的命运也从“读书人家子弟”一步一步地沦落为“破落户子弟”。这其间，鲁迅深深体会了世态炎凉给予他难以道尽的苦楚和心酸。但也意外地培养了鲁迅开始具有一种自作主宰、自行决断的自由意志，使他能在一种别样的可能中做出自己的人生抉择，进而产生新的机运。
对于家道中落给青年鲁迅带来的“伤害-转机”这双重意味，鲁迅在他成名以后有过多次的道说，其中下述两次最具代表性：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 ①
“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出身，明白底细，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子弟之自鸣风雅，给我一解剖，他们便弄得一败涂地，我好像一个‘战士’了。使我自己说，我大约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也时常想到别人和将来，因此也比较的不十分自私而已。”②
同是提及自己少年时代那段不幸的人生经历，以上两段话语却给人以强烈的反差感，前者似乎包含着无尽的悲哀与怨艾的情绪，而后者却显然是出乎一种庆幸和感念的心态。这种反差当然是由于话语言说的语境和言说者投射于话语的“在场”之心境的不同所构成的。然而，只要细加品味，我们不难发现，这两段话语性质的区别是明显的——即前者是单纯的回忆性话语，是对过往的事实做确然的描述，尽管这描述带有沉痛的缅怀情绪，但话语的性质是事实的陈述；而后者则是反观性话语，是从言说者“此在”的立场出发对过往的事实作一种价值的观照，所以话语的性质是价值的判断。鲁迅既以回忆的方式向我们述说了他当年的不幸及悲苦；同时，他也以反观的方式向世人道说了少年时代的际遇之于他生命所具有的一种超越性的意义。这超越性意义即在于：家道衰落的人生际遇既使他因早年失怙而悲哀，也使他在世态炎凉中比一般的人更早地知会了世道人心；既使他真切地体验到生计无着的痛苦，也为他提供了一种“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的运会。而正是这种新的生命运会，使他能在新的人生路上作出新的抉择和期许，并终于将自己成全为一个新“思想”的“战士”。
笔者对“家道中落”的不幸之于鲁迅生命的意义取如此积极的理解，并没有以此否认它之于鲁迅在心理和精神方面的消极影响，也没有将此当作直接成全鲁迅生命的决定因素；而是想从这种意外的事件中去读取其中对鲁迅所具有的一种特殊意义，即为鲁迅的人生路径提供了某种有别于以往的“契机”。从鲁迅“决意往南京去”的那一刻起，鲁迅才有了一种堪以“自由”言及的初始的生命气象；因为，从此以后，鲁迅真正获得了对自己的人生趋赴“自作主宰”的自觉，即拥有了在人生的道路上依着自己的期望自行作出选择和决断的权利。这种新的生命气象的获得对于鲁迅的意义是深远的，如果说鲁迅的生命是伟大的，那么其伟大并不是受惠于他人的恩赐，而是心有存主的鲁迅在生命途中不断地依靠自我选择和自我决断将自己成全起来；而“决意往南京去”虽然未必是鲁迅一生许多抉择中最为重要的一次，但它却是甚为关键的第一次。
1898年初春，选择“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人生决断，标志着鲁迅的生命跨入青年时代。
注释：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4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② 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第1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作者简介：严 冰（1965-）福建工程学院文化传播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