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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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是人类基于群居本能、最有生命力和凝聚力的社会组合形式.资产阶级看到了这一点,自始至终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运用非常自如,而全部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将包括民族主义在内的民族规律借助其中的:借助民族运动和民族自决,马克思主义创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构建起了覆盖半个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同样借助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仅用了28年时间便取得“天下”,建立了新中国.然而,资产阶级可以固守民族,无产阶级则必须超越民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内外相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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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是人类基于群居本能、最有生命力和凝聚力的社会组合形式.资产阶级看到了这一点,自始至终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运用非常自如,而全部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将包括民族主义在内的民族规律借助其中的:借助民族运动和民族自决,马克思主义创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构建起了覆盖半个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同样借助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仅用了28年时间便取得“天下”,建立了新中国.然而,资产阶级可以固守民族,无产阶级则必须超越民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内外相济、相得益彰,完美地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借助民族和超越民族的时代性发展.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继续彰显借助民族的伟力和超越民族的前景:未来的马克思主义也必将在对民族的借助和超越中不断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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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选取民族构成复杂、文化多元、土司历史遗迹较多的云南红河地区为观察点,考察整理了典型的土司家具.调查发现,现存土司家具均为清末与民国时期的遗存,其除了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还有普遍的汉文化特点,同时还受到西方文化和近现代工业文明的影响.这种多元交融艺术表象的形成,是由于长期以来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互嵌、汉族人口的迁入、中央政府与地方精英的密切交流,以及近代以来西方势力的渗透所造成的.
文化可以成为语言接触影响的中介,对语言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的青海汉话就是语言接触后产生的结果.青海汉话形成的过程,也是汉语方言文化和民族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吸收、相互认同和融合的过程,有了这个过程,才极大地推动了青海汉话的发展.
“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一种国家安全战略,不仅对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目标、内容及其路径进行了高度提炼,而且也为我国边疆治理事业的整体推进提供了理论指导和价值遵循.本文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研究视角出发,在细致把握其内涵逻辑的基础上,对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边疆治理实践进行了全景式追溯,并基于当前我国边疆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与安全挑战,对各类安全问题的宏观背景与形成机制展开具体论述,进而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在要求与整体部署,提出既具有鲜明针对性、又相互依托为一体的政策实践体系,从而将边疆治理的各个具
我国各涉藏地区遗存有丰富的藏族生态伦理文化遗产,从生态治理的视角开展档案化整理发掘工作,有利于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这些珍贵文化遗产.论文阐述藏族生态伦理文化遗产档案化整理发掘背景,分析整理发掘的意义与滞后问题,提出档案化建设思路策略.借助隐性知识显性化理论模型,嵌入发掘主体、依据、对象、过程和服务对象,融合宏观和微观层面保障策略推动藏族生态伦理文化遗产档案化工作,对完整构建传承藏族生态记忆,全面发掘藏族生态文化遗产为涉藏地区生态治理服务有现实意义.
传统节日蕴含了地方核心文化和价值观念,是认同表达的符号系统.南岭人围绕流传竹篙火龙节中包含的历史事件、文化记忆,形成了现代竹篙火龙节不同层次的记忆和认同.南岭竹篙火龙节呈现出家族、地域和中华民族认同层次的表达内容与表达方式的演进逻辑,并将区域性家族生活、地方社会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的共同记忆凝聚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进而形成南岭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本文是基于对《水德配天:一个晋中水利社会的历史与道德》的民族志经验的反思性总结,在中国与印欧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理解晋水流域田野材料的学理意义.在重新思考与魏特夫的对话时,力图指出:首先,人类学无法通过小型水利工程的研究构成与魏特夫理论的有效对话,魏特夫的真正目的 在于指出官僚制度的过早发育导致的权力早熟问题是后来的任何变革都无法克服的;其次,在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的基础上,认为文人官僚取代家族主义成为中国政治的担纲者是在宋以后,儒家并非抵抗专制主义的力量;第三,当前的田野材料呈现的是上述重大变革的后果,
本文以大尺度、大数据来复兴恩格斯“女性地位的变化与阶级和国家的崛起相联系”的理论,时间跨距从原始公社到殖民时代,重点是当代世界的民族,空间囊括五大洲(南北美洲、澳洲、大洋洲、非洲)十几个民族,围绕女性地位的主轴,纵横交错,有理有据,给人信息冲击与观点震撼.全文用大理论(如历史唯物论、唯物辩证法)架构小理论(如生产方式、专业分工、异化劳动、殖民前后、妇女角色区分等),讲究概念的准确性与灵活性,做到以方法论驾驭方法,提出不能用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来考察民族(虽然马恩提到这个观点,但是当时还未出现帝国主义),
2015年《立法法》的修改赋予自治州地方立法权,自治州由此兼具自治立法权和一般地方立法权.《立法法》赋权六年来,自治州的地方立法活动显现出越权立法、重复立法、立法权限不清、整体立法进度滞后等诸多问题.可通过由上级立法机关提供上位法依据,厘清自治州一般地方立法权和自治立法权的权限划分,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权限划分,加强对自治州地方立法的合法性审查等方面规范自治州立法活动,促进自治州立法实践良性发展.
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贵族实施统治.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对土司地区改土归流,土司区日渐缩减.清末,土司制度已名存实亡.1911年3月,民政部发布《各省土司一律改设流官》,是土司制度终结的标志.中华民国成立后,颁布《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从法理意义上不再承认根植于专制制度的土司制度.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从未承认土司制度.但在土司制度终结后,还有许多土司个体继续存在,在处理地方民族事务时,他们仍发挥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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