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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3-0015-07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知识论;同一中的差异性;决定中的主体性;抽象中的具体性
摘要: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传统知识论,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必然性和确定性特点,表现为中心化、线性体系与宏大的叙事方式。历史唯物主义变革并超越了传统知识论:一是用劳动消解了主客之间的对立;二是从生产劳动出发反对纯粹的抽象;三是反对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两种错误解读方式:一种是单纯从宏观去解读的方式,另一种是单纯从微观去解读的方式。单纯从宏观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会造成见物不见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会变成抽象的概念运动;单纯从微观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会造成对个人的抽象理解,使以个人活动为基础的具体性被夸大、普遍性遭到拒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蕴就是从历史活动的发展来阐释个人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力量,强调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统一,具体包括同一中的差异性、决定中的主体性和抽象中的具体性。
作为马克思一生中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摆脱了西方传统知识论的束缚,实现了对其的变革与超越。对于这一超越的实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直至今日争论都没有停息。这些争论基于社会政治现实,在不同的语境下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不同解读。然而这些解读的误区是普遍将微观方式与宏观方式割裂开来,从而陷入了理论困境。鉴于此,本文拟从微观方式与宏观方式相结合的视角,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对传统知识论的超越,以进一步凸显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意蕴。
一、传统知识论的困境和特点
1.传统知识论的困境
西方知识论的传统源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们主要研究的是世界的本源问题,虽在探讨自然的同时也涉及社会和人,但人与自然从未真正分离。
“是苏格拉底第一个将哲学从天空召唤下来,使它立足于城邦,并将它引入家庭之中,促使它研究生活、伦理、善和恶。”[1]364换句话说,是苏格拉底改变了以往哲学的研究方向,将人从自然中剥离出来,引导人们关注人自身,确立了知识是哲学研究的核心。苏格拉底用“认识你自己”来表达研究人的重要意义,同时将“德性即知识”确立为哲学的原则,认为“智慧的人总是做美好的事情,愚昧的人则不可能做美好的事情,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1]117。在苏格拉底看来,拥有德性就是要拥有知识和智慧,知识不是易变的和相对的,而是确定的和绝对的。苏格拉底追求的知识是自然和社会运行所遵循的普遍的一般的原则,它们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认知,而理性是和本质、普遍、必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苏格拉底明确地将普遍的一般原则与合目的性的“善”关联起来。由此,苏格拉底将形而上学本体论、知识论、伦理学连为一体。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路向。柏拉图将世界划分为可感世界与可知世界,并认为可感世界永远处在变化之中,只有可知世界即事物的一般原则才是知识。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将哲学看作人的“求知”活动,并通过形式逻辑来研究形而上学,从而形成了哲学统一的研究对象,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亚里士多德由此而成为古希腊知识论的集大成者。之后无论是古罗马哲学还是近代哲学,其研究都没有超越传统知识论的范围。
近代哲学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对知识的确定性根据虽作出了不同的回答,但两者有着相同的路径:无论是经验主义诉诸感觉经验,还是理性主义诉诸天赋观念,都夸大了主客之间的差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康德为理性划定了界限,将知识限定在现象界,认为知性只能认识现象界而不能认识物自体,从而将主客问题的解决诉诸“哥白尼式的革命”。但康德对现象界与物自体的先验二分导致了新的困境,主客体之间的鸿沟仍无法消除。黑格尔则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将知识论推向了巅峰。黑格尔把客观精神即绝对观念作为自己理论的起点和终点,以辩证的否定观贯穿自然、历史和认识,一切都被归结为自我意识的自我否定,即绝对观念从开始到终点的自我展现、自我实现。
2.传统知识论的特点
传统知识论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传统知识论将人与自然分离、主体与客体二分。从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人得以从自然的语境中走出来,西方古典哲学进一步将问题归结为主体同客体的分离与统一。这一做法更多的是对苏格拉底的追随,即从本体论的角度对主客二分进行统一,但是它们把本体要么归结为主体要么归结为客体,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主客体的统一问题。
其二,传统知识论从现象到一般的抽象思辨演译,带有先验还原主义倾向。苏格拉底及其弟子反对智者学派囿于感觉经验的做法,极力将事物发展的普遍性、必然性原则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他们普遍认为:所谓的知识绝不是那种变化的现象,而是抽象的一般原则。柏拉图将知识归结为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则将知识归结为是者。近代哲学认为,认识事物的一般原则就是要通过精确的量化而达到确定性,知识应当是精确的。这些主张本质上是而把世界变成还原性的、构成性的和机械性的。
第三,传统知识论试图构建一个包罗万象的、用本体统摄一切的理论体系。苏格拉底力图用一般原则来解释世界,其“認识你自己”和“德性即知识”等论点都说明了在苏格拉底那里理性的合目的性,这种目的就是追寻一般,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善”。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无论是本体论、认识论还是伦理学,都是统一的知识论。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追寻一般的知识论的做法,力图建立庞大的知识论体系,用理念论来统摄一切。亚里士多德成为这种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体系的集大成者。近代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也将哲学看作科学,并希望通过对理性的认识解剖予以传承,以建立起统摄一切的哲学体系。
二、历史唯物主义对传统知识论的超越
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传统知识论哲学,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必然性和确定性特点,表现为中心化、线性体系与宏大的叙事方式。这种特质与历史唯物主义截然对立。历史唯物主义变革并超越了传统知识论的先验体系构造,不是追求存在是什么,而是将人的现实存在即生活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用劳动消解了主客之间的对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将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不是站在历史之外来看历史生成,而是将历史与自然统一于人的活动本身,即劳动。人在劳动中通过客体的主体化和主体的客体化的双向互动达到合二为一,使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在人的劳动中实现了统一。这样一来,自然的历史就是人活动的历史,人活动的历史就是自然的生成、发展史。也就是说,人的活动既是造成主客二分的根源,也是主客统一的基础。“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163这就从前提上消解了传统知识论对主客二分的先验设定。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从生产劳动出发反对纯粹的抽象。黑格尔曾严厉地批评过纯粹的抽象,讽刺谢林的直观哲学“就像人们通常所说的一切牛在黑夜里都是黑的那个黑夜一样”[3]10。黑格尔认为绝对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立面的统一,“真理是全体,但是全体只是通过自身发展而达于完满的那种本质”[3]12,他虽区分了“抽象的”和“具体的”两种同一性,但是认为这种认识最终还是复归为绝对观念的圆圈运动。马克思通过生产劳动将抽象与具体统一起来,把人的生产劳动过程看作是历史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一切历史因而都是人的劳动的产物和结果,即劳动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一切抽象的规定都是历史关系的展现,只有从历史关系出发也只有在历史关系中才能真正理解这些关系。[4]29纯粹的抽象抹煞了具体规定的意义,因而就必然会曲解历史的本质。事实上,历史不是僵死的感性具体的堆积,也不是唯心主义想象的抽象活动,而是个人现实的活动过程。[2]525
最后,历史唯物主义反对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反对哲学形而上学,而是反对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因为这种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完全是自我意识的一种思辨活动。马克思认为,一切历史都是人的现实活动的历史,而不是脱离现实活动的抽象思辨表达。[2]229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总是脱离历史去失验地寻求历史的起源,然而历史并不是外在于人的现实生活的历史,人的历史与自然的历史是统一的,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活动中的人[2]545。马克思反对把历史与自然割裂开来,认为只有以现实的实践活动为出发点,才能摆脱抽象的思辨性。而现实的人绝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事现实生产劳动的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2]526
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还是立足于劳动实践而超越了传统知识论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地汲取了传统知识论的合理性,将对事物本质的研究牢牢地置于现实世界和历史的地基之上。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错误解读
歷史唯物主义对传统知识论的超越集中表现在对其思辨性和抽象性的祛除,这一超越以劳动的二重性为基础。一方面,劳动是现实的个人的活动,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2]519,这些现实的个人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他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确证自己和实现自我;另一方面,现实的个人在生产中结成了社会共同体,“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 ‘生产力’”[2]532。而人类社会就是在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对这一运动过程的本质和规律的揭示,即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科学[5]。
然而,由于人们没有弄清这一点,由此就陷入两种错误的解读路向:一种是只从宏观上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另一种是只从微观上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鉴于此,二者都走进了认识历史唯物主义的盲区。
宏观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是将历史的发展和冲突归结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在这里,劳动被理解为生产活动,并把生产活动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将物质生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并通过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交往形式来解释整个历史。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我们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们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的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了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意识。”[6]这一表述一直被视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论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宏观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有其合理性。然而这种理解范式有其局限性,不仅曲解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要义,而且也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丧失了应有的理论批判维度。
其一,导致抽象的实证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一个事实:有生命的个人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2]549。个人的存在是现实的活动的存在,现实的活动就是个人的生活。问题在于我们怎么理解现实活动的个人?如果我们仅从生产力的角度去考察,那么现实活动的个人就会被归结为从事生产活动的主体,交往关系就会被归结为人的类本质。这种做法貌似超越了传统知识论的抽象的人,但是,事实上并没有抓住现实的个人的本质规定。个人活动的现实的差异性、丰富性和多样性被抽象的生产力取而代之,甚至将生产力仅仅看作是生产的能力和效率,于是,现实的人就成了抽象的个体,这种生产力只是经验的实证主义的代名词而已,这种单纯从宏观上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抽象的实证主义。 其二,导致线性的经济决定论。在马克思那里,个人是现实的个人,是置身于一定的交往关系中的个人。作为生产劳动主体的个人总是处于相互联系之中,因此马克思认为要想理解现实个人的本质,必须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普遍的交往关系虽是个人发展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虽是以促进个人的发展为落脚点,但是单向的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方式来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解读,很容易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目的论,这样一来,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内在的自我否定张力就被埋没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就被消解了。
其三,导致僵化的教条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对现实条件的阐明和发挥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教条主义的表现就是对理论的片面的、抽象的理解。正确的理论必须摆脱抽象性和机械性,否则就会陷入到对理论的盲目崇拜,造成对理论的片面理解。抽象性往往会形成普遍性、必然性的观点,使理论变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机械性往往会导致宿命论和目的论。因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为了批判德国哲学的抽象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活动角度去理解个人,认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跟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跟他们怎样生产一致。正是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去理解个人、去分析历史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才摆脱了对个人和历史的抽象理解,从而避免了自己的理论走向教条。
与之相反,从微观上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是把劳动看作个人的自我确证和自我实现。在这里生产活动被纳入实践的范围,社会实践成为由个人的劳动所组成的社会性生产。个人的共同活动结成社会力量从事生产,每一个人在生产中都以一定的形式形成社会结构,个人在社会结构中获得自我确证。“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着的。”[2]524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一表述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结构与个人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个人活动构成一定的社会结构,个人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进行着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单纯地去剖析社会生产的结构,而是从社会历史活动的角度去理解生产方式的变迁,因为离开了个人,社会结构就无法存在。因此,从微观上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从个人生产所结成的社会结构层面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解读。这种解读的局限性在于,它很容易抽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沦为一种道德悬设和虚无主义。单纯从微观上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会带来以下问题。
其一,使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一种抽象的理论直观。单纯从个人活动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虽会看到个人活动所结成的社会结构对社会历史发展起到的作用,却难以看到形成社会结构的生产,以及个人共同活动形成的社会力量对社会结构的制约,因而会堕入带有经验主义色彩的理论直观。事物只有在自己的对立面中才能规定自身。个人的自我确证也只有在对象性的生产中才能确證。离开了现实和历史的个人的活动,任何思想充其量只能是一种理论直观。而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经验描述的总结只不过是抽象的一般结果概括,这种抽象的结果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充其量不过是历史材料的堆积而已。[2]526
其二,遮蔽历史唯物主义表面差异化背后的同一性。经济社会结构本身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但是它反过来又成为制约人活动的力量。因此,如果仅仅强调微观的现实的个人,就只看到了表面的差异化,而没有看到差异化背后的同一性。正如黑格尔所言,“将—个表象分解为它的原始因素”,亦即“把它还原为它的环节”,这样的结果是,只能得到一些简单的、固定的规定性,这样分析出来的东西是些“非现实的东西”[3]20,这会使得原来是现实的、具体的东西变成僵死的东西。而要想“扬弃那些固定的思想从而使普遍的东西成为现实的有生气的东西”,必须把分析所得到的思想规定或普遍的东西加以扬弃,使之成为活生生的东西。因此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7]
其三,使历史唯物主义过分强调偶然性。个人活动的发展会带来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个体的生产必然会以一定的生产形式组织起来,只有个人的共同活动才能形成社会性的力量即生产力。但如果过度强调个体生产的作用,那么就会抹煞生产组织结构的客观性。因此,仅从个体出发对个体生产进行认识,只会夸大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多样性、差异性,而看不到个体在生产交互过程中的普遍性和同一性。
总之,无论单纯从宏观还是单纯从微观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都会造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理解。单纯从宏观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会造成见物不见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会变成抽象的概念运动;单纯从微观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会造成对个人的抽象理解,使以个人活动为基础的具体性被夸大、普遍性遭到拒斥。这两种做法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的背离。
四、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蕴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现实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这里的“现实”,一方面是指事物存在的根据即内在规定;另一方面是指事物的表现形式即外在特征。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包含了两层逻辑:一是生产对于历史的建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规定;二是由个人活动所结成的社会结构对个人的历史建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外在特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蕴就是从历史活动的发展来阐释个人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力量,强调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统一,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同一中的差异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和交往关系是生产不可分离的两个部分,因此一方面须从宏观角度将人融入到经济生产的历史架构中,另一方面又须从微观角度将个人之间的交往作为经济生产的前提。这两者在生产中相互作用、不可分割。只有基于这一视野,历史唯物主义才能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性,从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的直观性中超脱出来。 其二,决定中的主体性。历史唯物主义通过生产实践的中介把主客体连接起来,历史的发展因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了历史活动的变化。但是生产方式又必然带有主体的选择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决定了交往关系,交往关系是生产的前提。人类的第一需要是生存需要,由此决定了生产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结成一定的交往关系,交往关系中的个人不管是寓于共同体的个人,还是资本主义的抽象个体,交往关系都会使得一定的个人具有一定的语言与意识,所以交往关系是在生产决定作用中人的主体性的表现。这样,通过生产的中介就把主客体连接起来,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分。
其三,抽象中的具体性。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性是有机联系的整体性,是一种综合的统一性。马克思曾将自己的方法表述为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仅仅从具体到抽象是知性科学的方法,仅仅从抽象到具体是哲学的方法。黑格尔曾批判以前的哲學总是直观地看待事物,没有看到事物本身的内在联系,抽象并不是指事物本身,而是指概念自我运动展现的过程,是自己树立对立面、自我否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一个过程。马克思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的这一观点,认为以往的旧唯物主义并没有把人看作从事劳动的个人,而是将人仅仅归结为抽象的类,这种人本学意义上的人与唯心主义所理解的抽象的人没有差别。人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从事劳动的个人,是通过劳动不断地完善自己、发展自己的个人,并不是抽象的个体。具体性在马克思那里是生产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统一。“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象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4]9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知识论的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的批判针对的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先验性、抽象性和体系性,其目的是要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性,这里的“现实性”既包括生产的现实性又包括个人的现实性。基于这二重现实性,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以上两种研究范式。事实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内在的生产性和外在交往性互相制约、共时共存。生产是现实个人结成交往关系中的生产,现实的个人是结成交往关系形成社会力量而从事生产的个人。单纯地从宏观生产或微观现实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都是错误的。
参考文献:
[1] 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4.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2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3-0015-07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知识论;同一中的差异性;决定中的主体性;抽象中的具体性
摘要: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传统知识论,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必然性和确定性特点,表现为中心化、线性体系与宏大的叙事方式。历史唯物主义变革并超越了传统知识论:一是用劳动消解了主客之间的对立;二是从生产劳动出发反对纯粹的抽象;三是反对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两种错误解读方式:一种是单纯从宏观去解读的方式,另一种是单纯从微观去解读的方式。单纯从宏观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会造成见物不见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会变成抽象的概念运动;单纯从微观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会造成对个人的抽象理解,使以个人活动为基础的具体性被夸大、普遍性遭到拒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蕴就是从历史活动的发展来阐释个人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力量,强调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统一,具体包括同一中的差异性、决定中的主体性和抽象中的具体性。
作为马克思一生中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摆脱了西方传统知识论的束缚,实现了对其的变革与超越。对于这一超越的实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直至今日争论都没有停息。这些争论基于社会政治现实,在不同的语境下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不同解读。然而这些解读的误区是普遍将微观方式与宏观方式割裂开来,从而陷入了理论困境。鉴于此,本文拟从微观方式与宏观方式相结合的视角,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对传统知识论的超越,以进一步凸显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意蕴。
一、传统知识论的困境和特点
1.传统知识论的困境
西方知识论的传统源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们主要研究的是世界的本源问题,虽在探讨自然的同时也涉及社会和人,但人与自然从未真正分离。
“是苏格拉底第一个将哲学从天空召唤下来,使它立足于城邦,并将它引入家庭之中,促使它研究生活、伦理、善和恶。”[1]364换句话说,是苏格拉底改变了以往哲学的研究方向,将人从自然中剥离出来,引导人们关注人自身,确立了知识是哲学研究的核心。苏格拉底用“认识你自己”来表达研究人的重要意义,同时将“德性即知识”确立为哲学的原则,认为“智慧的人总是做美好的事情,愚昧的人则不可能做美好的事情,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1]117。在苏格拉底看来,拥有德性就是要拥有知识和智慧,知识不是易变的和相对的,而是确定的和绝对的。苏格拉底追求的知识是自然和社会运行所遵循的普遍的一般的原则,它们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认知,而理性是和本质、普遍、必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苏格拉底明确地将普遍的一般原则与合目的性的“善”关联起来。由此,苏格拉底将形而上学本体论、知识论、伦理学连为一体。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路向。柏拉图将世界划分为可感世界与可知世界,并认为可感世界永远处在变化之中,只有可知世界即事物的一般原则才是知识。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将哲学看作人的“求知”活动,并通过形式逻辑来研究形而上学,从而形成了哲学统一的研究对象,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亚里士多德由此而成为古希腊知识论的集大成者。之后无论是古罗马哲学还是近代哲学,其研究都没有超越传统知识论的范围。
近代哲学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对知识的确定性根据虽作出了不同的回答,但两者有着相同的路径:无论是经验主义诉诸感觉经验,还是理性主义诉诸天赋观念,都夸大了主客之间的差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康德为理性划定了界限,将知识限定在现象界,认为知性只能认识现象界而不能认识物自体,从而将主客问题的解决诉诸“哥白尼式的革命”。但康德对现象界与物自体的先验二分导致了新的困境,主客体之间的鸿沟仍无法消除。黑格尔则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将知识论推向了巅峰。黑格尔把客观精神即绝对观念作为自己理论的起点和终点,以辩证的否定观贯穿自然、历史和认识,一切都被归结为自我意识的自我否定,即绝对观念从开始到终点的自我展现、自我实现。
2.传统知识论的特点
传统知识论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传统知识论将人与自然分离、主体与客体二分。从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人得以从自然的语境中走出来,西方古典哲学进一步将问题归结为主体同客体的分离与统一。这一做法更多的是对苏格拉底的追随,即从本体论的角度对主客二分进行统一,但是它们把本体要么归结为主体要么归结为客体,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主客体的统一问题。
其二,传统知识论从现象到一般的抽象思辨演译,带有先验还原主义倾向。苏格拉底及其弟子反对智者学派囿于感觉经验的做法,极力将事物发展的普遍性、必然性原则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他们普遍认为:所谓的知识绝不是那种变化的现象,而是抽象的一般原则。柏拉图将知识归结为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则将知识归结为是者。近代哲学认为,认识事物的一般原则就是要通过精确的量化而达到确定性,知识应当是精确的。这些主张本质上是而把世界变成还原性的、构成性的和机械性的。
第三,传统知识论试图构建一个包罗万象的、用本体统摄一切的理论体系。苏格拉底力图用一般原则来解释世界,其“認识你自己”和“德性即知识”等论点都说明了在苏格拉底那里理性的合目的性,这种目的就是追寻一般,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善”。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无论是本体论、认识论还是伦理学,都是统一的知识论。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追寻一般的知识论的做法,力图建立庞大的知识论体系,用理念论来统摄一切。亚里士多德成为这种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体系的集大成者。近代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也将哲学看作科学,并希望通过对理性的认识解剖予以传承,以建立起统摄一切的哲学体系。
二、历史唯物主义对传统知识论的超越
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传统知识论哲学,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必然性和确定性特点,表现为中心化、线性体系与宏大的叙事方式。这种特质与历史唯物主义截然对立。历史唯物主义变革并超越了传统知识论的先验体系构造,不是追求存在是什么,而是将人的现实存在即生活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用劳动消解了主客之间的对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将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不是站在历史之外来看历史生成,而是将历史与自然统一于人的活动本身,即劳动。人在劳动中通过客体的主体化和主体的客体化的双向互动达到合二为一,使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在人的劳动中实现了统一。这样一来,自然的历史就是人活动的历史,人活动的历史就是自然的生成、发展史。也就是说,人的活动既是造成主客二分的根源,也是主客统一的基础。“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163这就从前提上消解了传统知识论对主客二分的先验设定。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从生产劳动出发反对纯粹的抽象。黑格尔曾严厉地批评过纯粹的抽象,讽刺谢林的直观哲学“就像人们通常所说的一切牛在黑夜里都是黑的那个黑夜一样”[3]10。黑格尔认为绝对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立面的统一,“真理是全体,但是全体只是通过自身发展而达于完满的那种本质”[3]12,他虽区分了“抽象的”和“具体的”两种同一性,但是认为这种认识最终还是复归为绝对观念的圆圈运动。马克思通过生产劳动将抽象与具体统一起来,把人的生产劳动过程看作是历史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一切历史因而都是人的劳动的产物和结果,即劳动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一切抽象的规定都是历史关系的展现,只有从历史关系出发也只有在历史关系中才能真正理解这些关系。[4]29纯粹的抽象抹煞了具体规定的意义,因而就必然会曲解历史的本质。事实上,历史不是僵死的感性具体的堆积,也不是唯心主义想象的抽象活动,而是个人现实的活动过程。[2]525
最后,历史唯物主义反对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反对哲学形而上学,而是反对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因为这种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完全是自我意识的一种思辨活动。马克思认为,一切历史都是人的现实活动的历史,而不是脱离现实活动的抽象思辨表达。[2]229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总是脱离历史去失验地寻求历史的起源,然而历史并不是外在于人的现实生活的历史,人的历史与自然的历史是统一的,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活动中的人[2]545。马克思反对把历史与自然割裂开来,认为只有以现实的实践活动为出发点,才能摆脱抽象的思辨性。而现实的人绝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事现实生产劳动的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2]526
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还是立足于劳动实践而超越了传统知识论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地汲取了传统知识论的合理性,将对事物本质的研究牢牢地置于现实世界和历史的地基之上。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错误解读
歷史唯物主义对传统知识论的超越集中表现在对其思辨性和抽象性的祛除,这一超越以劳动的二重性为基础。一方面,劳动是现实的个人的活动,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2]519,这些现实的个人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他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确证自己和实现自我;另一方面,现实的个人在生产中结成了社会共同体,“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 ‘生产力’”[2]532。而人类社会就是在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对这一运动过程的本质和规律的揭示,即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科学[5]。
然而,由于人们没有弄清这一点,由此就陷入两种错误的解读路向:一种是只从宏观上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另一种是只从微观上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鉴于此,二者都走进了认识历史唯物主义的盲区。
宏观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是将历史的发展和冲突归结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在这里,劳动被理解为生产活动,并把生产活动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将物质生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并通过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交往形式来解释整个历史。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我们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们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的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了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意识。”[6]这一表述一直被视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论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宏观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有其合理性。然而这种理解范式有其局限性,不仅曲解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要义,而且也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丧失了应有的理论批判维度。
其一,导致抽象的实证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一个事实:有生命的个人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2]549。个人的存在是现实的活动的存在,现实的活动就是个人的生活。问题在于我们怎么理解现实活动的个人?如果我们仅从生产力的角度去考察,那么现实活动的个人就会被归结为从事生产活动的主体,交往关系就会被归结为人的类本质。这种做法貌似超越了传统知识论的抽象的人,但是,事实上并没有抓住现实的个人的本质规定。个人活动的现实的差异性、丰富性和多样性被抽象的生产力取而代之,甚至将生产力仅仅看作是生产的能力和效率,于是,现实的人就成了抽象的个体,这种生产力只是经验的实证主义的代名词而已,这种单纯从宏观上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抽象的实证主义。 其二,导致线性的经济决定论。在马克思那里,个人是现实的个人,是置身于一定的交往关系中的个人。作为生产劳动主体的个人总是处于相互联系之中,因此马克思认为要想理解现实个人的本质,必须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普遍的交往关系虽是个人发展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虽是以促进个人的发展为落脚点,但是单向的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方式来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解读,很容易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目的论,这样一来,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内在的自我否定张力就被埋没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就被消解了。
其三,导致僵化的教条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对现实条件的阐明和发挥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教条主义的表现就是对理论的片面的、抽象的理解。正确的理论必须摆脱抽象性和机械性,否则就会陷入到对理论的盲目崇拜,造成对理论的片面理解。抽象性往往会形成普遍性、必然性的观点,使理论变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机械性往往会导致宿命论和目的论。因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为了批判德国哲学的抽象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活动角度去理解个人,认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跟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跟他们怎样生产一致。正是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去理解个人、去分析历史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才摆脱了对个人和历史的抽象理解,从而避免了自己的理论走向教条。
与之相反,从微观上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是把劳动看作个人的自我确证和自我实现。在这里生产活动被纳入实践的范围,社会实践成为由个人的劳动所组成的社会性生产。个人的共同活动结成社会力量从事生产,每一个人在生产中都以一定的形式形成社会结构,个人在社会结构中获得自我确证。“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着的。”[2]524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一表述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结构与个人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个人活动构成一定的社会结构,个人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进行着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单纯地去剖析社会生产的结构,而是从社会历史活动的角度去理解生产方式的变迁,因为离开了个人,社会结构就无法存在。因此,从微观上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从个人生产所结成的社会结构层面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解读。这种解读的局限性在于,它很容易抽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沦为一种道德悬设和虚无主义。单纯从微观上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会带来以下问题。
其一,使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一种抽象的理论直观。单纯从个人活动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虽会看到个人活动所结成的社会结构对社会历史发展起到的作用,却难以看到形成社会结构的生产,以及个人共同活动形成的社会力量对社会结构的制约,因而会堕入带有经验主义色彩的理论直观。事物只有在自己的对立面中才能规定自身。个人的自我确证也只有在对象性的生产中才能确證。离开了现实和历史的个人的活动,任何思想充其量只能是一种理论直观。而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经验描述的总结只不过是抽象的一般结果概括,这种抽象的结果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充其量不过是历史材料的堆积而已。[2]526
其二,遮蔽历史唯物主义表面差异化背后的同一性。经济社会结构本身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但是它反过来又成为制约人活动的力量。因此,如果仅仅强调微观的现实的个人,就只看到了表面的差异化,而没有看到差异化背后的同一性。正如黑格尔所言,“将—个表象分解为它的原始因素”,亦即“把它还原为它的环节”,这样的结果是,只能得到一些简单的、固定的规定性,这样分析出来的东西是些“非现实的东西”[3]20,这会使得原来是现实的、具体的东西变成僵死的东西。而要想“扬弃那些固定的思想从而使普遍的东西成为现实的有生气的东西”,必须把分析所得到的思想规定或普遍的东西加以扬弃,使之成为活生生的东西。因此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7]
其三,使历史唯物主义过分强调偶然性。个人活动的发展会带来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个体的生产必然会以一定的生产形式组织起来,只有个人的共同活动才能形成社会性的力量即生产力。但如果过度强调个体生产的作用,那么就会抹煞生产组织结构的客观性。因此,仅从个体出发对个体生产进行认识,只会夸大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多样性、差异性,而看不到个体在生产交互过程中的普遍性和同一性。
总之,无论单纯从宏观还是单纯从微观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都会造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理解。单纯从宏观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会造成见物不见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会变成抽象的概念运动;单纯从微观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会造成对个人的抽象理解,使以个人活动为基础的具体性被夸大、普遍性遭到拒斥。这两种做法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的背离。
四、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蕴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现实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这里的“现实”,一方面是指事物存在的根据即内在规定;另一方面是指事物的表现形式即外在特征。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包含了两层逻辑:一是生产对于历史的建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规定;二是由个人活动所结成的社会结构对个人的历史建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外在特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蕴就是从历史活动的发展来阐释个人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力量,强调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统一,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同一中的差异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和交往关系是生产不可分离的两个部分,因此一方面须从宏观角度将人融入到经济生产的历史架构中,另一方面又须从微观角度将个人之间的交往作为经济生产的前提。这两者在生产中相互作用、不可分割。只有基于这一视野,历史唯物主义才能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性,从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的直观性中超脱出来。 其二,决定中的主体性。历史唯物主义通过生产实践的中介把主客体连接起来,历史的发展因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了历史活动的变化。但是生产方式又必然带有主体的选择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决定了交往关系,交往关系是生产的前提。人类的第一需要是生存需要,由此决定了生产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结成一定的交往关系,交往关系中的个人不管是寓于共同体的个人,还是资本主义的抽象个体,交往关系都会使得一定的个人具有一定的语言与意识,所以交往关系是在生产决定作用中人的主体性的表现。这样,通过生产的中介就把主客体连接起来,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分。
其三,抽象中的具体性。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性是有机联系的整体性,是一种综合的统一性。马克思曾将自己的方法表述为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仅仅从具体到抽象是知性科学的方法,仅仅从抽象到具体是哲学的方法。黑格尔曾批判以前的哲學总是直观地看待事物,没有看到事物本身的内在联系,抽象并不是指事物本身,而是指概念自我运动展现的过程,是自己树立对立面、自我否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一个过程。马克思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的这一观点,认为以往的旧唯物主义并没有把人看作从事劳动的个人,而是将人仅仅归结为抽象的类,这种人本学意义上的人与唯心主义所理解的抽象的人没有差别。人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从事劳动的个人,是通过劳动不断地完善自己、发展自己的个人,并不是抽象的个体。具体性在马克思那里是生产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统一。“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象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4]9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知识论的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的批判针对的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先验性、抽象性和体系性,其目的是要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性,这里的“现实性”既包括生产的现实性又包括个人的现实性。基于这二重现实性,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以上两种研究范式。事实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内在的生产性和外在交往性互相制约、共时共存。生产是现实个人结成交往关系中的生产,现实的个人是结成交往关系形成社会力量而从事生产的个人。单纯地从宏观生产或微观现实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都是错误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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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4.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22.